在辛亥革命运动史上，广大华侨为推进革命，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无不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过去研究这段革命历史，对孙中山与华侨的关系研究很多。而当时与孙中山齐名的黄兴与华侨的关系，则几乎无人问津。其实，1906年至1911年间，黄兴在策动和领导粤、桂、滇6次武装反清斗争中，华侨，特别是南洋各地的华侨，都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黄兴与华侨的关系，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为了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本文拟对黄兴与南洋华侨的关系作一初步评述，敬请指正。

　　一、黄兴为革命四下南洋

自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起，黄兴即把策动武装起义作为主要任务。无论是发展革命组织、培育军事骨干、开展革命宣传，还是筹集军事经费、发动群众投入反清斗争，几乎都是围绕这一主要任务进行的。在辛亥革命前的6年间，南洋是革命党人武装反清的策源地与根据地。黄兴为了发动和领导武装反清斗争，曾经四下南洋，为推进革命，奔波于南洋各地。

第一次：1906年5月至9月，赴越南、新加坡、马来亚，协助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南洋各埠分会。1905年冬，黄兴由日本南下，自香港潜入广西桂林郭人漳营，拟策动郭人漳所部举兵起义。恰好碰上郭人漳与蔡锷意见不合，经黄兴多方调解，毫无结果。黄兴只得改从联络下级将弁入手，发展同盟会组织。先后主盟吸收蔡锷、赵声、郭人漳、林虎等9人加入同盟会，建立起同盟会桂林分会，为革命播下了种子。随后，黄兴由桂林抵梧州访刘思复，又由梧州至龙州，访广西将弁学堂钮永建、边防法政学堂监督秦毓鎏，密商秋间在桂林起事。1906年5月11日(农历四月十八日)，黄兴出镇南关(今改友谊关)抵达越南河内，然后由越南抵香港，旋于6月间赴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协助孙中山建立南洋各地的同盟会分会，并与孙中山会商有关革命事宜。后于9月初返回香港，与由鄂来港已在《中国日报》守候两月的吴昆会商鄂省军事。黄兴告诉他：“南洋之款未能遽集，遂遣吴回鄂，嘱转告暂为忍耐，须候华侨方面筹得巨饷乃可发动。”

第二次：1907年10月至1908年夏，以河内为根据地，策动粤、桂、滇边境4次起义。1907年，广东的钦州、廉州(今属广西)民众举行抗捐起义。郭人漳、赵声所率清军被调往钦廉两地弹压。黄兴认为有机可乘，乃于6月13日离开日本赴香港，希图利用群众反清斗争，联络郭、赵举兵反正。因而有是年9月的防城之役。失败后，黄兴于同年10月29日再抵河内，与孙中山、胡汉民等协商下一步进行事宜。12月初镇南关之役爆发后，黄兴与孙中山等曾登上镇南关炮台，亲临前线指挥。镇南关之役失败后，黄兴与孙中山等又聚会河内，再商进取之策。又于1908年3月至5月，以越南为策源地，连续发动了钦廉上思之役与云南河口之役。两役失利之后，黄兴被法兵误为日人，先是在老街被捕，后又按照国际法，被解送出境。黄兴因被遣再次到达新加坡，于是年夏天才去日本东京。这次在河内、新加坡等地居留达半年之久，乃黄兴在南洋停留最久的一次。

第三次：1910年3月28日至4月下旬，赴新加坡筹款接济广州新军起义后亡命香港的同志。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素为革命党人、潜入新军运动之干部大多亡命香港、南洋，急需接济。这时，南方支部经费特别困难。为了救急，黄兴与胡汉民、赵声于3月28日一同赴新加坡“欲运动小款，以接济港中目前之危困”，并准备再度在广州起义。恰好孙中山自美洲来信，提出与咸马李商议的新军事计划。胡毅生在香港收悉后电告黄兴等人，敦促即日返港。黄兴与赵声乃于4月下旬相继返港。此次在新加坡停留约近一个月。

第四次：1910年秋至1911年1月，赴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策划武装反清和筹款。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之后，黄兴和孙中山相约，于1910年6月同赴日本，密商下一步革命计划。孙中山在日本仅停留半个月，因受日本压迫，不得不离日赴东南亚。临行时约黄兴、赵声赴南洋，细议再举大计。黄兴鉴于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之后，元气大伤，在广州一时难于再举，想从缅甸进入云南，联络云南军队举义，乃于秋天和赵声同赴仰光，与云南籍同盟会员吕志伊等商议进行办法，并筹划起义经费。经过审察滇边形势，黄兴感到缅滇边地交通困难，“经营十云南，不如一广东”，因此决计再在广东谋大举。1910年11月，黄兴、赵声应孙中山之邀到槟榔屿参加秘密会议，商议在广州再谋大举计划。与会者还有胡汉民以及马来亚各地代表。赵声在会上提出，欲求广州再举成功，非筹款十万元不可。大家均表示赞成。鉴于以前运动军队或民军，难于择一发难，又决定挑选忠于革命的500人充“选锋”，担任首先发难之责。槟榔屿会议后，黄兴按照“举义于粤东，而滇为响应”的计划，返回仰光，将滇省响应之责委托吕志伊独立筹划，然后由仰光至新加坡转马来亚，奔走于坝罗、芙蓉、吉隆坡、怡保、霹雳、文明阁、金宝等地，舌敝唇焦，苦劝华侨踊跃捐款。经过半个多月的奔走，在各地华侨的支持下，终在英属各地筹得预期之款，并征得一些华侨愿充“选锋”，参加起义，才于1911年1月12日自新加坡启程，乘日本邮船返港，策划“三•二九”黄花岗起义。这是黄兴最后一次南洋之行，也是行程最远的一次。

　　二、南洋华侨对武装反清的贡献

南洋华侨长期寓居海外，受尽了殖民者的压迫与歧视。切身的体验使他们深知，华人在国外抬不起头，与祖国在清朝统治下贫弱不能自存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对清朝的卖国媚外，不能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深怀怨恨，从而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殷切期望通过革命，推翻清朝的卖国统治，使祖国早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因此，对于孙中山、黄兴在同盟会成立后策划的历次武装反清斗争，广大爱国华侨无不予以全力支持，为辛亥革命前武装反清斗争作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贡献。

首先是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发动武装反清斗争，招募队伍要钱，购械要钱。没有钱，简直寸步难行。而当时的革命党人，在经费来源上，主要就是依靠爱国的华侨捐助。黄兴于1907至1908年间与孙中山共同策划和领导的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共计耗资10多万元，几乎全为华侨捐助。越南华侨尤其积极。据陈良老人回忆，在西贡，一个晚上“就募集到三万五千元”。在堤岸，黄景南以贩卖豆芽为业，“当镇南关、河内[口]两役起义时，将半生积蓄以助革命经费，其后复将每日卖芽菜所得，投入‘扑满’(贮钱罐)，贮助革命军饷。另有关唐者，为一挑水工友，每担水价只值一文，亦倾一生积蓄三千余元，悉数捐献，革命热诚，至足感人”。此外，“海防一埠华侨工商不过三千人，一晚捐资得万余元；河内一埠华侨不满千人，所捐亦八千余元”。槟榔屿同盟会会长吴世荣，“本是槟榔屿的殷实商家，后来因革命，把几十万的家产都革完了”。这两年内在粤、桂、滇边境发动的4次武装反清斗争，正是依靠广大南洋华侨的慷慨捐助，才得以顺利发动。

震惊中外、把全国推向革命高潮的1911年“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其经费的一大半也来自南洋各地。在槟榔屿开会筹划这次起义时就有人提出，能否筹到足量经费，是这次起义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当时参加会议的除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等革命领导人外，还有马来亚以及新加坡各地的同盟会分会领导人。李燮和则代表印尼出席了会议。会上计划在英属地与荷属地各筹款5万，泰国、越南3万。但时间紧，数额大，募集起来颇不容易。以英属各地来说，黄兴于11月中槟榔屿会议结束后即赶赴仰光布置云南响应事宜，待12月底回到马来亚，英属各地还只筹得1万元，与计划相距甚远。睹此情形，黄兴十分焦急，深感“事势已迫，如英属不能筹足预定之额，则全局瓦解。余亦不必返港，惟有决心行个人主义(指暗杀)，步精卫后尘耳”。为了筹足这笔经费，黄兴马不停蹄，奔波于马来亚各埠。他得知邓泽如“在麻六甲，往访之，至则邓泽如已回芙蓉。乃偕邓寿如至芙蓉，至则邓泽如又回坝罗庇朥。黄等更至坝罗，至是会焉”。当时邓泽如适于回坝罗的第二天生一男孩。可是，邓见黄兴到来，即置家事于不顾，立刻陪同黄兴再游各埠募捐。1911年1月1日(农历十二月初一日)，在芙蓉劝捐会上，“黄兴力言时机已逼，需款孔急，苟非英属各州府集得五万元，则事不可行。同志闻之，极为踊跃。初，谭德栋允助五百元，及邓泽如由星加坡回芙蓉，与言筹款困难，谭遂捐至一千元，至是又捐五千元货物。”1月2日，偕邓泽如至吉隆坡筹款。1月3日至怡保。黄兴在宴叙会上演说，声言“此次筹饷大举，英属各埠以五万元为预算额，现筹得之款，相差甚远，我与赵声等身命何足惜，为大局计，不能不筹划稍备，冀以不败。方今瓜分之局将见实行，若冒险以为，徒苦民耳，心何忍也!望各同志有以救之”。听者皆极感动，当场认捐踊跃，郑螺生、李源水、李贵子、黄怡益均认千元。黄妻柯氏认捐五百元。螺生答应变卖福建、江苏铁路股票，源水亦允变卖打满矿股助饷。黄兴见大家踊跃捐助，倍感欣慰。随后4日至霹雳，5日至文明阁，6日往金宝。所到之处，均竭诚恳劝。在黄兴的爱国热情感召下，英属各埠终于募得预计之数。才于1月9日返新加坡，12日启程回香港，着手建立统筹部，具体规划“三•二九”起义。在南洋各地共筹得款项如下：

英属各地　共募得47600余元

荷属各地　共得义捐港币32500余元

越南暹罗　共得捐助30432元

以上三项合计为110532元，约占全部经费的60%(此外加拿大华侨共捐港币7.2万余元)。正是因为有了这笔捐款，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

其次，南洋各地华侨还踊跃参加武装斗争，成为历次起义的一支生力军。南洋华侨除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之外，在人力上也给予积极支持。在黄兴策划和领导的历次武装反清斗争中，无不有爱国华侨的身影。1907~1908年，在粤、桂、滇边境策划的4次反清起义，指挥机关就设在越南河内甘必达街61号。越南各地华侨根据需要，积极参加了各项准备工作。诸如招待往来同志、协助购运军械、接济前方粮饷，以及与各方面的联系工作，大多是由越南华侨承担的。

接待来往同志，既需花钱，又要费力，是一项繁重琐碎而又细致的工作。孙中山在领导革命过程中，曾11次到西贡堤岸，9次经过新加坡，4次至海防，2次到河内，3次至槟榔屿，其他不少地方也到过一两次，都是由当地爱国华侨负责接待。孙中山的家属有一段时期无法在国内立足，也长期住在新加坡等地。黄兴四下南洋，到过越南、新加坡、马来亚，以及缅甸等许多地方，都是由当地华侨接待。除负担食宿联络外，有时还要负担旅费。1906年7月中旬(农历五月下旬)，黄兴、李竹痴由槟榔屿到达新加坡，在晚晴园居住，张永福曾保存一份当时费用开支记录，殊为珍贵，抄录如下：

五月二十一日(7月12日)小火船程洋三元，顺义洋四元，茶叶洋五角，高丕洋六角一分，红烟火柴洋九角五分，车税洋四角，洗白布洋九角，担粪洋七角五分。二十二日交火头亚二洋三十元，买生果洋三角。二十五交亚二加菜洋二元，又车资二角。五月二十六日买杂物四角。二十七半夜菜单三角五分。二十八买香蕉洋三角，又运火柴车税二元，又白米一百八十五斤洋九元二角。二十九运米车税二角，黄老师车税一角二分，火柴二车九元五角。

由此不难推测，南洋华侨在接待来往的革命党人时，是很费心力的。

协助购运军械粮饷，是起义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冒很大风险，常常只能秘密进行。但为了满足革命需要，华侨还是千方百计，协助购运。如1908年3月，“黄克强率众由越边进攻钦州所需之弹药，系由香港冯自由购办，托河内轮船买办彭俊生及于爱轮船买办黎量余二人密运至海防，交刘岐山接收。岐山招待往来同志，异常周到，时人以小孟尝称之。”又如“三•二九”之役，堤岸黄景南得知后，一面积极动员捐款，一面与迪吉民生米土库李竹痴密商购械，由李竹痴介绍与法国里昂人高颠拿先生相识，“遂订购大批驳壳曲尺手枪，即于三月前运香港交清华室同志保存备用。”河内华侨杨寿彭、黄隆生、甄吉亭、刘岐山等人，“且因送粮弹接济钦廉、镇南关、河口诸役之革命军，被法殖民政府递解出境”。黄兴在粤、桂、滇边境策划的4次武装反清斗争中，几乎每次都有南洋华侨参加，甚至成为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如1907年冬的镇南关起义，攻占炮台的主力即是由越南华侨300多人和广西边境游勇100多人及若干越南、菲律宾革命志士联合组成的。其中由张云田率领的“云田书塾”学生2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在攻关战斗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十天的激战中，张云田等20多人壮烈殉国，受伤者也有60多人。孙中山、黄兴登镇南关督战，也是由越南华侨诸首领亲自陪伴护送。又如1908年3月，黄兴亲自指挥的钦廉上思之役，主力也是由越南华侨200多人组成的中华国民军南军。最为壮烈的“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南洋华侨表现出更加高昂的积极性和英勇牺牲精神。在此役中牺牲的86名烈士中，就有29人是华侨，占总数的1/3。其中周华、陈春曾参与防城起义，马侣、游寿、罗遇坤曾投身镇南关和钦廉上思之役。马侣在镇南关之役中最为出力，在钦廉上思之役中，“破敌最勇，素为黄兴所器重，”此次他们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署皆奋不顾身，冲锋临阵，英勇牺牲。有些华侨在起义中不幸被俘，也表现出为救国牺牲、视死如归的可贵气节。如罗仲霍在南海县署就义时，仍然慷慨激昂地演说革命宗旨。罗联、罗遇坤、饶辅廷三人同时就义时，犹高呼“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望后起者努力前进”。李雁南赴义时也曾告诉警兵，“请用枪从口击下”，言毕，即张开大口饮弹而死。其就义之壮烈，足以惊鬼神而励来者。

最后是善后安置工作。每次武装起义之后，参加起义的幸存者在国内均无法立足，不得不逃亡海外。这些人到了南洋之后，人地生疏，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安置好这些人非但理所应该，而且对激励后来者投向革命，同样会有重大影响。这些善后工作，主要是由南洋各地爱国华侨承担。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失败之后，流亡到越南境内者达600多人。有40多人被解往西贡，安排到中圻开山林、修铁路，充当苦工。西贡同盟会派员前往慰问，从优抚恤。韦云卿等600人被越南政府遣送到新加坡，英殖民当局不许入境。后经孙中山与当局交涉，说明是政治犯，不是乱民，并由当地华侨领袖陈楚楠、张永福保证一切，始许登陆。“是时对于革命军将士之给养问题极形困难，总理楚楠乃介绍于槟榔屿、吉隆坡、吡叻、文岛各埠工厂、矿场、农场，使各安生业。”此外还创办中兴石山于蔡厝港，举周华为经理，安置流亡到新加坡人员。

　　三、黄兴对南洋华侨的评论

孙中山曾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同样，黄兴对华侨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也作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对那些为革命无私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他更表现了无比的敬佩。如黄花岗之役中牺牲的杜凤书是在新加坡做工的工人。妻早死，父母要他续娶。他却以革命救国为重，慨然谢绝。对父母说：“国难未已，何以家为!”由新加坡返国参加黄花岗起义前，顺道回家探望母亲，“诡说不日往上海建筑大铁桥，特回家见母一面，旋脱金戒指呈母，隐示永诀，而母不知也”。在黄花岗之役中，他“随黄兴进攻督署，左持曲尺，右执炸弹，而护以短枪，踊跃争先，曲尺炸弹齐发，毙防营十余人，直进内堂，遍搜张鸣岐不获，喊杀复出，与张鸣岐左翼金振邦互战，金振邦倒毙，而玉兴(杜凤书字号)身中数弹，亦殉难于堂阶。”对于杜凤书这种一心为国，英勇牺牲的精神，黄兴事后赞扬说：“虽系工人，然皆抛弃数百元之月俸，从事于革命事业，捐躯殉国，尤足钦佩。”他盛赞为革命献身的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国之慷慨，兴亦不克言其万一。他日革命战史告成，必能表彰诸先烈之志事”。

对南洋华侨毁家救国、支援革命的爱国精神，黄兴同样给予高度的评价。当1911年1月在南洋爱国侨领的全力支持下筹款圆满成功，即将离开时，他致信怡保李源水等侨领说：“此次大款之集，全赖兄等慷慨毁家，以纾急难。”特别是邓泽如，为了筹足英属5万之款，可说是殚精竭虑，费尽了心血。自从槟榔屿会议结束之后，他奔走于马来亚各个城镇，连续30多天，声嘶力竭，宣传革命救亡，劝说侨胞踊跃捐助。更为可贵的是，此时他已42岁，膝下尚无子嗣。恰好在游历各埠之后，于1910年12月30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回家，31日生一男孩。其欣喜之情，不言可喻。正在这一天，黄兴为筹款也跟踪而至。邓见此情，仅和家人说了几句话，交待了有关事情，就陪黄兴登程，再赴马来亚各地继续筹募。睹此情形，黄兴感叹不已，为了纪念这一感人肺腑的举动，黄兴特为邓泽如的儿子命名“光夏”，并即兴撰写贺词曰：

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光复大业，夏声厥灵。

当筹款告成，即将离新加坡赴香港具体策划“三•二九”起义时，黄兴又致信邓泽如说：“此次巨款之集，虽由谭、王、郑、黄、陆、朱、郭诸君及各同志之热心国事而来，实由我兄一人之至诚所感。黄帝有灵，锡以哲嗣，其报不爽!弟虽不言因果，而天理自在，孰不信之?弟等惟有奋励厥志，慎小其心，力求其成，勉尽公义，更有所以酬知已，则私心方安耳。”这里“谭、王、郑、黄、陆、朱、郭诸君”即指南洋爱国华侨谭德栋、王镜波、郑螺生、黄怡益、陆秋露、朱赤霓、郭应章。

南洋华侨的爱国精神，爱国华侨志士在经济上的竭力筹措，对国内革命志士投身革命救亡，也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黄兴把在南洋艰难筹款的经过，以及爱国华侨踊跃捐助的情况，通报给参与起义的革命同志时，大家无不深受感动，决心不顾一切，为国家救亡献身。他在1911年1月18日回到香港，21日致书李源水等人说：“握晤各同志，将此次列兄筹款苦状及毁家纾难之义举，尽情宣告，无不奋励激发，勇气百倍。办事诸人，复矢以小心，力图完善，想无有败者。天下事所谓不爱钱，不要命，无不成者也。”黄兴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在赴义前，即抱着一死以酬知己的决心，给南洋爱国侨领写了绝笔书。黄花起义失败后，又决心暗杀广州提督李准以报华侨。只是在同志的劝告下，要留着己身继续革命，后来才改变主意。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南洋以及世界各地爱国华侨出钱出力，与全国革命人民同心协力，奋起救亡，才取得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孙中山、黄兴等先驱领导革命之功，华侨在人力财力上对革命的巨大贡献，都是永不可没的。作为中华民族子孙，应该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