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并非他直接领导，但却与他长期以来的熏陶、指导和支持休戚相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政局动荡，民不聊生。武昌起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它是孙中山、黄兴组织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的继续，是湖北地区革命党人多年进行组织活动的结果，而这些活动都直接或间接与黄兴有联系。

黄兴原名轸，字廑午。从事革命后改名兴，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长沙一个农村塾师家庭。1893年考入长沙城南书院，1898年，因其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湖北武昌两湖书院，学习了西方新学。他是院长梁鼎芬的得意门生，梁称赞他“文似东坡，字工北魏”。1902年，黄兴被选派至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学习师范，由此结识了吴禄祯、张继、陈天华等一批革命志士，并很快成为革命领袖人物。

1903年，黄兴回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准备长沙起义。他在华兴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革命的策略在于联合军队、学生以及秘密会党成员，采取一致的行动。关于发难的地点和方法，他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之法。虽然酝酿的长沙起义不幸事机泄密而失败，但黄兴得到同情革命的人士胡元、龙瑞的掩护脱险，再次到达日本。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从1906年至1911年4月，全国爆发了10多次大规模的起义，其中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就有8次。最为壮烈的是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同盟会倾注了它的全部物力、财力，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它的一切力量，黄兴亲自带队打先锋，攻打广州总督府，并占领了总督署。但由于其他各路不能按计划行动，清军反攻，起义失败。72位革命志士牺牲，黄兴也被子弹击断右手中、食二指。这就是蜚声海内外的“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元气大伤，但却激起了各地人民奋起反抗清王朝的决心。“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许多地区的革命人士和革命组织都在积极活动，准备响应下一次起义。其中尤以四川、湖南的保路风潮，湖北、陕西等地的革命组织活动等风起云涌。各种迹象表明，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武昌花园山联络点是革命家吴禄祯于1903年5月在李步青家中建立的一个革命同志聚会地点。1903年7月，黄兴由上海回长沙，路过武昌，曾到此散发了《革命军》等宣传品，并且邀请吴禄祯、李书城、李步青等到长沙聚会，商量革命大计。

华兴会成立后，黄兴选派胡瑛和宋教仁到湖北联络，在武昌建立华兴会支部。1904年4月，湖北科学所成立。宗旨标明是学习科学，实际是以革命排满为目的。所长是吕大森，其中总干事胡瑛、文书宋教仁、宣传曹亚伯都是华兴会成员。科学补习所成立后，继承了花园山联络点的活动，一面开展革命宣传，一面不断地输送有革命思想的知识青年加入新军，从而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同时，胡瑛也介绍了一批会党分子加入新军，扩大了反清势力。不久，胡瑛又与吕大森同赴长沙与黄兴联络，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华兴会会议。会议确定“以湘为本部，期以是年十月清太后寿期内举事。又举胡瑛为鄂分部总理，吕大森为蜀省及施南分部总理”。

1904年7月底，黄兴到上海购买武器弹药后到达武昌。科学补习所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会上，黄兴高兴地再次讲述了他的起义计划，特别强调“一省起事，各省响应”，必能成功。科学补习所的成员们一致答应，一闻长沙起事，必定协同响应，并为此一一作好了安排。摩拳擦掌，只等待湖南的信息。10月下旬，长沙起义泄密，胡瑛等急忙转移军械，销毁文件，通知成员各自走避。张之洞得知科学补习所是长沙起义首领黄兴的同谋，于是连夜派兵搜查，但一无所获。

科学补习所被破坏后，黄兴等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他们继续在武汉和外地从事革命活动。其中与黄兴有联系的刘建庵、黄吉亭、曹亚伯等人逐渐将基督教圣公会的阅览室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几乎所有前科学补习所的成员都参加了这个团体，很快成了同盟会在湖北的前哨。1906年夏天，黄兴和孙中山先后到南洋筹款，准备在沿海地区起义。日知会派了一位代表到了香港等待黄兴，协商湖北的军事起义。黄兴考虑到在南洋筹款尚未得手，所以嘱咐湖北的同志，目前只宜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必须待机而动。日知会接受黄兴的意见，在军界、学界、市民中积极开展了宣传活动。

1906年10月，湖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萍浏醴起义。同盟会总部得到消息后，黄兴立即派谭人凤、宁调元二人奔赴起义地点;胡瑛及梁钟汉、朱元成三人赶到武汉与日知会刘静庵等联系，准备响应。不料被奸人告发，胡瑛、刘静庵等人被捕。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岑春煊指黄兴等人为“匪目”，在湖北、湖南两省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党人。经此打击，日知会组织瓦解，成员散布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在湖北地区建立了近30个革命团体，如群学社、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它们都与同盟会、与黄兴有联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北的众多革命小团体，此消彼长，逐渐聚集为两个大的革命组织，一个是共进会，主要组织者是刘公与孙武；另一个是文学社，主要负责人是蒋翊武和詹大悲、章裕昆。他们都是同盟会会员，都与黄兴有联系。两个组织的成员少数是留日归国学生，大部分是新军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他们都是热血青年，都具有百折不回的志气，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然而却不是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所以，当两个组织商议联合的时候，就想迎接黄兴来湖北任两会联合会的会长。

此时，许多革命党人急于闻风而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10年8月，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东京开会讨论，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决定建立中国中部同盟会，并由谭人凤专程到香港向黄兴陈述这个计划。黄兴表示同意这个计划。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时机更为紧迫。1911年7月，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正式成立，推举宋教仁、谭人凤等5人为总务干事，并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设立分会，以推进革命工作。从此，革命重心由沿海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1911年8月，四川保路风潮扩大，湖北新军一部即将调入四川，革命党人决定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联合已势在必行。9月14日，共进会与文学社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寓所开会，终于实现联合。刘公，湖北襄阳人，家资雄厚。1902年与黄兴一同留学日本宏文学院，1905年加入同盟会，钦服孙中山、黄兴，受黄兴影响至深。为了筹划起事，共图大举，他借口捐官，从家里拿来五千两银票作为经费，又表示自己原被推定的湖北大都督名义也甘愿放弃，赞成请黄兴、宋教仁来湖北主持起义的计划，主张立即派人赴上海专邀。

25日，湖北革命党人代表居正到达上海，立即与中部同盟会领导人取得联系，并由吕志伊带着中部同盟会的信件赶往香港向黄兴报告湖北最近的形势发展，请求黄兴迅速北上。

这时，黄兴仍在养伤。他痛心黄花岗起义损失惨重，一方面，意图奋不顾身暗杀几名广州清政府大员，以报死难同志之仇；另一方面正打算再在云南发动另一次起义。听到报告，他高兴得拍案而起，郁结已久的胸怀为之振奋，恨不得立即北上，投入战斗。经过多次起义的黄兴总结教训，在动身之前，他做了几件工作。一是考虑马上设法筹集巨款；二是为了赢得时间组织各省行动，建议武汉同志延期起义；三是立即与各地同盟会联系，敦促准备响应湖北起义。

10月6日，黄兴给在美洲温哥华的同盟会筹款人冯自由发去一封长信，并请转孙中山，在信中，他首先热情地介绍了湖北形势，指出运动进步甚速，风潮激烈，殆有弦满欲发之势。然后分析了武汉地区的力量对比，说“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表示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希望转电中山，竭力援助。他壮怀激烈，一场扭转乾坤的浴血战斗在迎接他。

黄兴急切地等待海外汇款，等待各地同志的复信，等待武汉地区进一步发展的讯息。远在大洋彼岸的孙中山接到黄兴的电报，因无法筹款，准备电复黄兴劝湖北革命党人暂时不动。次日见报载“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于是电复黄兴，启程回国。

阳夏之战，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挥师浴血31天

9月24日，湖北文学会与共进会再度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起事日期暂定为10月6日。但是，革命党人仍在等待居正回省和黄兴的莅临，实际上没有确定最后日期。9日早上，临时总司令蒋翊武了解到黄兴有延期起义的建议，于是召集同志开会，要求大家再等待时机。但随后又获悉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革命机关试验炸弹发生了爆炸，并受了伤。警察搜查了机关，逮捕了革命党人，抄去了一些印章、宣言和文件。下午5时，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10月9日晚12时采取军事行动。通知起义行动开始的信号还没有发出，当晚清政府又搜查了一些革命机关，几十人被捕，一批枪支弹药被查抄。次日清晨，3位被捕的革命党人壮烈殉难。此时，传闻当局已查获了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名单。在新军中的同志人人自危，再也不愿坐以待毙了！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打响第一枪的是工程第八营的士兵。枪声一响，各营各标纷起响应，当晚，攻克总督署和全城各要地。11日上午，占领武昌全城。一江之隔的汉阳和汉口也相继光复。但是，11日革命党人举行会议时，主要干部刘公、蒋翊武、刘武、胡瑛等都不在现场，群龙无首，结果稀里糊涂地推选了一个清军统领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革命党人政治上的幼稚，暴露了他们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

武昌起义令清廷大为震惊，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大军南下，海军提督萨镇冰领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溯流而上，企图水陆并进夹击武汉。一场战争在汉阳、汉口展开，史称阳夏保卫战。这是辛亥革命时期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是带有决战意义的一役。

开始革命军士气旺盛，接连打了刘家庙战斗等不少胜仗，但因缺乏有力的指挥，以至贻误了战机。27日拂晓，清军分三路大举进攻，民军奋勇迎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上指挥不力，退出了刘家庙、大智门一带。形势危急！

10月28日下午5时，黄兴、宋教仁一行抵达武昌，受到黎元洪及军政府人员的热烈欢迎。革命党人当然视黄兴为救星，黎元洪也急需黄兴这样因领导历次武装起义而名振中外的人物来维持局面，武汉三镇军民更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感。当晚，黄兴被举为革命军总司令，设临时总司令部于汉口满春楼茶园。他不顾辛劳，连夜到前线阵地视察。

次日，清军一直以重炮轰击民军防御工事，给民军造成了极大伤亡。第二天清晨，黄兴下令反攻，自己身先士卒，虽弹雨纷飞，若无其事。大家奋勇跟进，予敌人以重创，并夺回一批山炮，缴获子弹数百箱。首战告捷，民军士气大振，清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清军见民军节节抵抗，难于长驱直入，竟买通汉口流氓头子纵火焚烧街市房屋，使民军无法存身。黄兴带领民军在烈火中拼死抵抗，转战街巷，四个昼夜没有合眼，弄得面目焦黑不可辨认。清军烧一段进一段，民军被迫陆续向汉阳退守。部队将要撤完，黄兴仍守在汉江边，恋恋不肯退出战场。军政府恐其有失，派人会同其随从，挟其渡江。黄兴且行且回顾，叹息不已。

经过汉口之战，双方军队都需要时间休整。黄兴利用这个空隙整编部队，并制订了保卫汉阳的战略。他发动人民群众协助挖战壕、筑工事、组织后勤队，救护队，他自己则日夜巡视，督促操练，甚至亲自参加掘战壕。11月14日，黄兴召集参谋会议，决定夺回汉口。16日晚，民军渡过汉水，抢占了滩头阵地，后续部队踊跃向前，但遇到了猛烈的抵抗。经过一整天的连续战斗，民军损失太大，被迫向汉阳撤退。

夺汉口失利后，黄兴采取了防守战略。这时，袁世凯已经取得了清朝廷大权，为了显示他的实力，逼民军就范，他调集了3万精锐部队，由冯国璋指挥，猛扑汉阳。双方开始作主力决战。民军无法阻挡清军前进，只能退守美娘山等战略据点。22日起，清军连续炮击民军阵地，战场进入白热化，双方反复冲锋，都有重大伤亡。25日，民军一度反攻得手，清军伤亡甚多，已出现动摇，但部分民军军官不听命，逗留不前，致使前锋陷于孤立。等到黄兴不得已亲上前线指挥，为时已晚。战局岌岌可危。26日，民军战略据点全部失守。此时此刻，黄兴已经十分疲劳，挥师御敌连连失利，更使他心情十分痛苦，万般无奈，只得下令退守武昌。

11月27日，都督府在武昌开会，黄兴报告了汉阳失守经过，总结失败原因，然后，他建议撤离武昌，汇合江南起义军，攻取南京，再图恢复武汉。但与会者有人表示反对。黄兴见自己的意见被众人否定，当晚乘日本军舰东下赴上海。就任革命军东南联军总司令，继续战斗。

阳复保卫战是武昌起义过程中最为光辉的31天。31天中，黄兴率领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与装备精良的清兵血战。汉口之役，5个省宣布独立；汉阳之役，13个省市宣布独立，响应武昌起义。清王朝终于土崩瓦解，无力回天了。曾经参加武昌起义的元老居正后来说过这样一段话：“自黄克强坚守汉阳以后，各省得乘机大举，次第响应，俾革命军声威日壮，基础日固，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使当日无克强，则汉阳能守与否，尚属一问题……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苦茹辛，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党之崛起……然使武昌起义仅如昙花一现，则各省无从继起矣。阳夏之坚苦支持，自不得不归功克强。”

居正这番肺腑之言，是对黄兴主持阳夏保卫战的最中肯的评价。

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因此，在如此广泛和迅猛的革命洪流面前，他们得不到农民群众的支持，最终使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辛亥革命的流产，表明“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黄兴是一位深受中华优秀文化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爱国者、革命家。他的杰出才华和百折不回的意志，他那种人乐为用的伟大人格力量和磊落胸怀，在阳夏保卫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