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写过一文《孙中山与云南》，阐述孙中山与云南的关系，孙中山对云南民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现再写一篇《黄兴与云南》，继续探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云南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
黄兴(1974~1916)，原名轸，字厝午，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早年曾入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留学日本，并参与创办《游学译丛》杂志，参加拒俄运动。1904年初，黄兴等人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这就是黄兴作为革命家生涯的开始。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在同盟会内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多次起义，黄兴无役不参与，身先士卒，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地位。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更使黄兴英名远播。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不久，黄兴赶赴前线，领导了汉阳保卫战，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部总长兼参谋部总长，后任南京留守。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后移居美国。反袁护国战争期间，黄兴积极活动，筹集巨款，支持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国内，积劳成疾，于1916年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终年仅42岁。
黄兴与云南的关系，我们首先从黄兴与唐继尧的关系说起。
一、黄兴与唐继尧
唐继尧(1883~1927)，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到云南，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起义，后任贵州都督、云南都督。1915年底，联合蔡锷、李烈钧等，发动反袁护国战争。护国战争以后，唐继尧逐渐成为滇系军阀头子，1927年初被推翻，旋即死去，终年44岁。唐继尧的早年对民主革命是有功之臣，而晚年则以军阀之名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论述黄兴与唐继尧的关系之前，我们先引用一封黄兴给唐继尧的一封未刊信件。这封信没有收入《黄兴集》、《黄兴年谱》、《黄兴未刊电稿》之中，但却是一封珍贵的信件，全文如下。
蓂赓先生大鉴：
夙仰硕望，未接丰仪。海外羁迟，辄深翘企。前后两承赐函，在美当即裁覆，并附致松坡(蔡锷)、侠黄(李烈钧)、韵松(方声涛)、醉六(石陶钧)各兄书，随奉两电一函(一电知经香港搁押，不知后到否)。昨由美抵东，托日领转达一函电，想钧达览矣。
袁逆谋叛，蔑视民意，奸究自恣，寓内骚然，国几不国。公等率领滇南将士，首揭义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威，为投袂讨贼之举，顿使袁逆罪恶暴露，穷于欺饰，四民吐气，邻国改观。垂危之共和，赖以不斩。公等之助，传诸无穷矣。
现黔、桂、粤、浙、川、陕、湘诸省相继独立，护国军声威益张，解决大局，当在指顾。惟袁尚负隅，对于未独立各省之默表同情于护国军者，正多方离贰，思保存其旧有势力，以图死灰复燃。将来隐患，深恐更多。非滇黔分派精兵，进趋长江中部，蓄积伟大实力，握有左右轻重之枢，不足以资保障。务祈再接再厉，规画久远，为一劳永逸之计，俾国难速除，贼党不至再逞，庶几共和可以巩固也。
兴才智短浅，学识未增。频年以来，虽志切报国，负疚实多。此次返东，亦欲尽个人之力，竭诚为之，冀于国事有所补助。倘蒙随时指导，实所祈幸。肃此敬颂伟安。不宣。
弟 黄兴谨启 六月一号
从信的内容来看，当写于1916年6月1日，乃黄兴由美国到日本后不久所写。信末还盖有“黄兴之印”的图章，应为黄兴手迹。唐继尧对此信颇为重视，加以珍藏，并表贴于《东大陆主人友声集》之中。
从这封信来论，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在整个护国战争时期，黄兴与唐继尧之间的函电往来不会太少，但目前发现并不多。第二，黄兴对唐继尧等人发动和领导反袁护国战争是关心的、支持的。第三，希望唐继尧等再接再厉，维护共和，不能半途而废，并表明自己心愿，“尽个人之力，竭诚为之”。第四，表示愿与唐继尧等加强联络，“随时指导”，互为声援。这封信从一个重要侧面，表明黄兴对反袁护国战争的坚定立场，对云南事业的关怀。
黄兴与唐继尧早年即相识于日本。1904年，黄兴与唐继尧在日本同时参与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这是有文字可查的黄兴与唐继尧接触最早的一件事。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后，唐继尧很快加入，与孙中山、黄兴相互更为熟悉，只是他们之间的接触缺少文字记载。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不久，云南响应，旋即成立云南军政府，以蔡锷为都督，唐继尧出任云南军政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在武昌前线战斗的黄兴等人，给云南军政府来电，“敦嘱援蜀，以解鄂危”。稍后，由于武汉战事危急，黄兴等人多次表示，希望起义各省迅速派兵援鄂。黄兴明确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正因为如此，云南军政府先后派出以韩建铎为首的援川军，以唐继尧为首的援黔北伐军，入川入黔，以响应黄兴的号召。以后一个时期，由于唐继尧的政治态度暖昧，与孙中山、黄兴都失去了联系。
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全国反袁形势高涨的形势下，唐继尧的态度逐步转向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立场，此时黄兴恢复了与唐继尧的联系，并对唐继尧抱有很大希望。当蔡锷从北京脱险来滇时，黄兴致函唐继尧说，蔡锷来滇，“只借滇军倒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要求唐继尧全力支持蔡锷云南之行，唐继尧接受了。
1915年12月，云南宣布反袁独立，护国战争爆发。唐继尧立即致电黄兴说：“侠公(李烈钧)到滇，藉详伟划，至为钦佩。滇南军民，慨国基之阽危，义愤填胸，已于本月二十五日由尧率领全国健儿，宣布讨逆，勉为前躯……。国人景仰高山，已非一日。尚祈大展伟抱，宣扬正义，共和前途，实利赖之。”此后，黄兴与唐继尧多有函电往还，互相勉厉和支持。
1916年5月，黄兴由美国到达日本，即于5月15日致电唐继尧等，表示愿为反袁斗争尽力，同日，唐继尧、蔡锷等复电黄兴表示欢迎说：“奉删电，知我公抵日，欢跃逾恒。尧等碌碌庸才，勉起讨贼，正忧绠短，适逢公归。愿承不遗，俯赐教言。公首倡共和，富有方略，各国情势，考察复殷。将来内政外交，诸赖指导，大局所系，唯公图之。”6月1日，黄兴致函唐继尧，再次表示非去袁不可的决心，这就是本节开头所引未刊电文。然而，护国战争结束不久，黄兴积劳成疾而去世。
总的来说，黄兴对唐继尧早期的革命活动，是关心的、支持的。黄兴去世后，唐继尧曾有《祭黄兴文》说：“呜呼我公，革命之雄。……河口之战，震动越滇。……滇军举义，亦为同盟。”唐继尧对黄兴是相当怀念的。至于唐继尧后来的蜕变，那是黄兴不可预料的。
二、黄兴与蔡锷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7年入长沙时务学堂，与梁启超结下师生之谊。1899年留学日本，次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再去日本学习军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新军中任职。1911年初到云南，任新军协统(旅长)，同年在昆明领导了辛亥重九起义，后任云南军政府都督。1913年调往北京，1915年底返回云南，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日本，终年34岁。
蔡锷虽是湖南人，但他短暂一生所做的主要两件大事，都发生在云南。一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了云南反清武装起义，建立了辛亥云南军政府；二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立下了特殊的功勋。这两件事，奠定了蔡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为此，蔡锷也视云南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黄兴与蔡锷的关系，也是黄兴与云南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1913年，蔡锷在云南担任军政府都督时，黄兴曾写一副对联送蔡锷，文曰：“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这说明，黄、蔡感情之深，而且早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已有密切的交往。蔡锷在留学日本期间，已与黄兴等人有比较密切的交往，约在1902年，蔡锷与黄兴、蓝天蔚等人组织革命小团体“义勇队”(后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底，蔡锷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到上海，与黄兴等在上海余庆里开会，“拟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不旬日会势大振。”不料，黄兴在上海行踪，被清朝当局侦知，旋即以嫌疑犯被捕入狱。蔡锷闻知，立即赶往泰兴，向其好友龙璋求助。龙璋筹得千金，购物付狱，奔走相救。同时，江西巡抚夏时亦来电，请求上海道释放黄兴及其同时被捕的郭人漳。清朝当局尚未查明这些人的身份，罪证不足，只得将黄兴、郭人漳一并释放。
1905年蔡锷应广西之聘，先后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随营学堂总理官、巡抚部堂总参谋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兵备处总办、标统(团长)、龙州讲武堂总办等。在广西期间，蔡锷对黄兴“顷心悦服，订为生死交，终身无间言。”为此，黄兴称蔡锷为“广西同志”。
1907年，同盟会在广西镇南关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前夕，黄兴曾改换姓名为张愚诚，偕同同盟会员赵声，秘密访问了蔡锷，有所计谋。这也说明黄、蔡关系非同一般。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不久，昆明即于10月30日爆发了起义，11月1日建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为首任都督。此时，黄兴在武汉前线指挥作战，形势一度危急，急电起义各省迅速支援，以解鄂危，所以蔡锷决定派兵援川、援黔和北伐。这既是对革命的支持，也是对黄兴的支持。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逐渐暴露，在北京的蔡锷设计出逃，经日本、香港来到云南。此时已在美国的黄兴，十分关注时局的发展，并在日本马关设立办事处，传递昆明、东京、美国之间的信息，促进革命人士的互相支持。9月底，黄兴接到蔡锷将赴西南发难的密信，认为反袁时机已经成熟，立即与反袁各派联系，确定联络云南唐继尧作为各派团结的基础，并去信唐继尧，要他全力支持蔡锷云南之行。10月，黄兴派长子黄一欧回国倒袁，致书孙中山表示“如有所命，亟愿效力。”还指示黄一欧迅速与蔡锷建立联系，相助进行。11月，黄兴又函示在日本的张孝准与蔡锷联系，告诉他蔡锷将经日本前往云南，要张孝准、石陶钧确保蔡锷“安全通过倭地(日本)，经香港、安南(越南)达到目的地。”在黄兴的影响下，李烈钧等人也陆续到达云南，联合发动反袁护国战争。
1915年12月26日，即云南宣布护国讨袁的第二天，黄兴在美国《费城新闻》上发表《辨奸论》一文，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号召亿万中国人民“同心协力”，推倒帝制。这是对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起义的支持。黄兴在美国加紧进行反袁宣传，对时局不断发表意见，希望把讨袁斗争进行到底。当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后，黄兴继续通电各省，呼吁一致讨袁，不可手软，“不除祸本，终是养痈”。又致电国内好友，嘱其团结一致，逼令袁世凯早日退位。1916年5月，黄兴离美回国，途经日本，又曾给云南来电，促其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黄兴与蔡锷都因为革命奔走，积劳成疾，双双病倒。1916年8月，蔡锷辞去四川督军，拟经上海，去日本治病。黄兴获悉蔡锷到上海时，曾命其子黄一欧代表前往码头迎候。然而没有想到，黄兴竟于1916年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此时蔡锷已在日本福冈医院治疗。噩耗传来，蔡锷十分悲痛，当即发出唁电说：“顷得噩耗，惊悉克公(黄兴，字克强)逝世，国失重望，举世所悲。”同时，蔡锷致函在上海的张嘉森，代表自己前往祭奠黄兴，并送祭文、挽联各一。祭文和挽联是蔡锷不顾自己病危的身躯，在病塌上所写，这很有可能是蔡锷的最后绝笔。挽联文如下：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这是对战友的怀念，也是对战友的哀悼。几天以后，即11月8日，蔡锷也因病不治而去世。
黄、蔡先后数日去世，引起国人的极大悲痛，北京政府慑于舆论的压力，决定追赠黄兴、蔡锷为上将军，双双举行国葬典礼。由于黄、蔡都是湖南人，又差不多同时去世，他们都为民国立下了功勋，因此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也有“黄蔡并称”之说。
三、黄兴与吕志伊
吕志伊(1881—1940)，字天明，号金马、侠少，云南思茅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吕志伊和杨振鸿是云南留日学生中最先入盟的两个盟员。云南籍同盟会员成立云南支部时，吕志伊被推为支部长，又被举为同盟会总部评议。吕志伊在孙中山、黄兴的领导下，广泛开展革命活动，大力发展同盟会员，“自丙午(1906)至戊申(1908)，由其介绍入党者，先后达百余人。”同时，创办《云南》杂志社，作为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
1908年1月，吕志伊、杨振鸿等人发起举行云南杂志周年纪念活动，推动了云南各族人民反对云贵总督丁振铎和洋务局总办兴禄等人受贿贪脏、出卖铁路矿山主权的斗争，最后迫使清政府将丁振铎革职，并向英、法谈判收回了七府矿权。云南人民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爆发，黄兴赴前线督师，吕志伊、杨振鸿即在东京发起“云南独立大会”以为呼应，与会者近万人，宣布云南“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喊出了“云南独立”的口号。
河口起义及其稍后的永昌(保山)起义相继失败后，黄兴、吕志伊等仍力图发动滇西地区的武装起义，并派同盟会员秦力山深入滇西活动。1908—1910年间，杨振鸿、吕志伊等人到缅甸仰光创办《光华报》，建立同盟会组织，就近组织滇西起义。1910年10月，黄兴到达缅甸仰光，与吕志伊一道再度勘察滇缅边境地区，以为起事之准备。经过一番考察后，黄兴认为，“经营十云南不如一广东”。因此，他们乃改变计划，集中全力准备广州起义。但是他们对滇西及云南的工作，为后来辛亥云南起义提供了相当的基础。
1911年春，同盟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而以黄兴为统筹部部长，吕志伊奉黄兴之召，到香港受命负责为起义军起草檄文、文告、法令及保管信印、密令等机要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吕志伊悲痛万分，恨不能血洒战场。他说“烈士应增七十三。”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鲜血，却大大鼓舞了吕志伊必胜的信心。
同年夏，吕志伊与宋教仁等商议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吕志伊任文务，筹备中部地区的起义工作。10月初，起义工作已有了眉目，吕志伊急赴香港，请黄兴到武汉主持指挥起义。黄兴乃决定北上，正待启程，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急电黄兴等赴鄂，并电邀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黄兴遂于10月28日抵武昌，直接指挥起义军的战斗。
吕志伊则返回昆明，活动云南起义。而吕到达昆明之际，云南亦已光复，遂被云南都督蔡锷任命为都督府参议，并作为都督府代表赴沪参加南方17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吕志伊为司法部次长。黄兴与吕志伊在南京临时政府朝夕相处，关系融洽。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吕志伊回同盟会机关部任副部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吕志伊奉命赴南洋各地筹建国民党海外支部。1913年，吕志伊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在国会中同袁世凯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吕志伊南下上海。反袁护国战争爆发前，吕志伊奉命返回云南，在滇军中积极进行讨袁活动，并发展中华革命党党员(此时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为云南发动反袁护国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护国战争结束后，黄兴积劳成疾，病逝上海。吕志伊十分悲痛，决心继承黄兴的事业，继续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
四、黄兴与李根源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1月，孙中山、黄兴专门接见了云南同盟会员杨振鸿、李根源等人，向他们提出创办同盟会云南支部机关刊物《云南》杂志的要求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在孙中山、黄兴的支持下，李根源等人很快创办了《云南》杂志。《云南》杂志从1906年创办到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时停刊，长达6年之久，是辛亥以前各省以省命名的刊物中，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革命刊物。
李根源在日本学习军事。黄兴对留日学生中之军人学生，尤为关心。他认为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很多人会掌握新军之兵权，为此，他们不宜暴露参加革命之身份，叮嘱他们在加入同盟会后，可不与同盟会总部联系。为慎重起见，他们的入党证件由黄兴亲自保管。正因为如此，李根源等人后来归国，很快就掌握了军权。1906年，黄兴组织一批坚贞可靠的同盟会员另组一团体，名曰“丈夫团”，李根源名列其中。1908年暑假，黄兴倡办大森体育会，暗中进行军事训练，特邀李根源任教。
1909年李根源返回云南，从事革命活动，与黄兴虽未直接联系，在行动中却互为呼应。二次革命时，李根源支持孙中山、黄兴的讨袁行动。二次革命后李根源亦亡命日本，继续从事艰苦的工作。1914年，李根源辑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此为论述我国宪法史之第一部书稿，黄兴出资千元印二千册，得以流传。
反袁护国战争期间，黄兴虽在美国仍不遗力呼吁斗争。李根源在日本迅速返回中国，并出任在广东肇庆成立的护国军军务院要职，坚持斗争。护国战争结束后，李根源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陕西省长，时黄兴已回国，在上海就医。李根源到西安就任前，专程前往上海，看望黄兴。黄兴知病危，乃托李根源数事，都是国事党事，无一涉及私事。不幸的是，李根源与黄兴的这次见面，竟成诀别。延至1916年10月31日，黄兴竟病逝于上海。李根源在其《雪生年录》中写下了下列字句：“克强先生殁于上海，丧国元良，失党重心，能不恸哉!”
五、黄兴与河口起义
黄兴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曾经到过云南，这就是1908年亲自赴河口，指挥河口起义后的战斗。
1908年4月，爆发于云南的反清武装起义——河口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中重要的一环。它承前启后，既继承了广东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和广西镇南关起义的优良传统，又启迪了广州后来的两次起义和辛亥武昌起义，可以认为这是同盟会领导的连续武装起义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孙中山在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前，即已着手策划河口起义，计划夺取河口后进一步控制云南全省。镇南关起义失败后，留在越南北部山区的会党武装300余人，孙中山把他们组织起来，命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装扮成工人，分散在滇越铁路沿线。1908年4月，孙中山委派黄明堂负责河口起义的具体筹备工作，又派王和顺、关仁甫协助。
4月30日凌晨，河口起义爆发。黄明堂率所部200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巡防营一部响应，向河口发动猛烈攻击。清军管带黄元贞率部加入起义军，向河口督办署进攻。河口督办王玉藩使用诈降计，相约投降。起义军代表到王玉藩所在之半山炮台谈判，王玉藩背信弃义，竟开枪打死起义军代表。守备熊通当即将王玉藩击毙，宣布起义。于是，起义军迅速占领了河口，河口起义一度取得了胜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南军都督府”的临时政权，以黄明堂为都督。
孙中山获悉河口起义后，为加强起义的领导及组织工作，乃于5月3日电委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赴河口督师。黄兴到达河口后，曾亲自率领一支起义军向蒙自进攻。但因前线粮饷缺乏，黄兴又于5月9日返因越南河内，组织了一批粮饷和弹药，准备运往河口前线。
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河口起义，夺取更大利益。起义之初，法国曾企图“利用而暗助之”，以扩大事件，威胁清廷。起义扩大，清廷震动，请求法国帮助时，法国则“要求利益，始肯出兵。”起义迅速扩大后，法国当局也为之一惊，遂于5月6日表示，对清政府“当竭力相助”。这样，法国殖民当局就封锁了中越边界，阻止起义人员及饷械通过越南进入云南。当5月11日，黄兴再返河口，行经越南老街时，却被法国当局以“日本间谍”为名，加以逮捕，并驱逐出境，押往新加坡。黄兴所办之粮饷械弹，亦为法国殖民当局扣留禁运。
当河口起义消息传到日本时，在东京的云南同盟会员们兴高彩烈，吕志伊、杨振鸿、李根源、赵伸等在东京召开了“云南独立会”，以“云南独立告天下”，宣布云南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声称“云南人绝对的不受清廷之支配，亦绝对的不受他人之干涉”。参加大会的留日学生及日本友好人士近万人，革命党人登台演说，痛斥清政府之反动腐朽。与会者无不感动，纷纷解囊捐款，支持革命党人的斗争。会后，同盟会云南支部特派杨振鸿等20余人，携带捐款数千元，经香港转赴河口，援助起义。但是，杨振鸿到达香港时，河口起义已经失败。杨振鸿遂率部分人员潜入滇西，准备滇西起义。
同盟会直接领导、黄兴亲自指导的云南河口起义，由于越南法国殖民当局的干预，清王朝调动各方面军队的集中围剿、镇压，在粮弹饷项俱缺少援助的情况下，起义军被迫撤至河口一隅。处于优势的情军尾随而来，黄明堂再次被迫率余部600余人，退往越南境内。法国殖民当局竟又将这支起义军包围缴械，全部押送到新加坡。5月26日，清军重新占领河口，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大屠杀。一场轰轰烈烈的河口武装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河口起义虽然失败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给全国革命人士以巨大的鼓舞，对云南民主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兴直接参与指导了河口起义，是对云南革命党人的支持和关怀，其意义亦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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