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魏源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请，代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点燃了经世致用思想复兴之火。魏源明显地继承了清初经世致用思想，《皇朝经世文编》是他通经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当然，通经是他嗜读好学的结果，但通经致用则是社会现实生活所赋予他的治史方法。从此，魏源高举史学经世的大旗，以经世致用相标榜，更加注重有关国计民生的军政大事，力求学术为社会现实服务，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此，他积极参与盐务、河工、漕运等方面的政务改革，并身体力行。而且，他的这一思想在鸦片战争以后得以延伸，面对民族危难，开始研究外国史地，学习西方人的长处，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在此影响下，“中体西用”理论逐渐形成，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可以说，不论是洋务自强运动，还是维新变法、民主共和，甚于科学与民主思想，都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升华。而所有这一切又都离不开《皇朝经世文编》肇其端。

在目前史学界，对魏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然而，对于魏源所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全面论及者却少之又少。也许是因为此书没有《海国图志》、《圣武记》等更能反映出魏氏思想之真谛，而使问津者寥寥。本人不揣简陋，拟就魏源与《皇朝经世文编》之关系作一解析，从魏氏主观意愿入手，将《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用编辑原则和体例的论证，来说明《皇朝经世文编》对于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经世文编”现象的形成、史学经世的实践等问题的影响，阐述《皇朝经世文编》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

一、《皇朝经世文编》编辑的背景

当历史的镜头聚焦于清朝嘉庆、道光时期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它的末世。在政治上，以清王朝贵族为核心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腐败不堪，吏治败坏，卖官鬻爵，“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其真实的写照，社会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在经济上，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广大的农民失去了土地，生活无以为计，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反抗斗争接连不断，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在军事上，清政府虽然拥有七八十万的八旗、绿营兵，但武器装备原始、落后，大刀、长矛等仍为主要武器，又没有系统而有效的管理措施，军队素质低下，战斗力弱小，已经不能构成为国防力量。在思想文化上，由于大兴“文字狱”，使得士人只知低头读书，而不敢抬头看路，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清朝统治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虽则如此，大部分的中国人却醉心于“天朝上国”之中孤芳自赏，于日新月异的世界历史的变化茫然无知。殊不知，此时的世界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发展，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并不断地向外扩张，拓展殖民地，形成“日不落”帝国。其他诸如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也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其国势日盛一日。对此，清政府无动于衷。一些有识之士，如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虽然对世界大势也知之甚少，但却认识到清朝统治的危机，并深切痛恨腐败，要求改变现状。当他们探究清朝统治衰落的原因时，从思想文化领域便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汉学，而对于汉学的抨击，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论争，而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他们揭露和鞭挞封建统治的腐败，寻求一种挽救清朝统治的药方。因此，他们抨击汉学，讲究经学，并不是迷恋往古，而是为了“经世致用”。正是为了经世致用，他们开始注重与国计民生相关联的盐务、漕运、河工等实用之学。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统治阶级立场的认识，当时身为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才有了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的想法，以便为清朝统治提供参考、资鉴，促其改革弊政，以挽救统治的危机。1826年，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于次年刊行。

在思想文化领域，随着康乾盛世之后清朝的由盛转衰，偏重于名物训诂的乾嘉学派开始走向衰败和没落。乾嘉学派醉心于文字训诂、名物考据，而不过问时政大事，这种学术风气，已经成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严重障碍。魏源大声疾呼要改变这种学术风气，它指出：“自乾隆中叶以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训诂音声，瓜剖笊析”，“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也“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反群笑为迂阔”，其恶果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无用之一途”。盛极一时的考据学走向没落，但关心社会命运的封建士大夫们却在寻找新的救世良药。虽然此时的欧美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已经确立，资产阶级文化广为传播。但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时代相传的孔孟之道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落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要求改革现状的封建士大夫，不可能运用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武器，只能求助于传统的思想资料。于是乎，易于阐发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便逐渐替代乾嘉学派而兴起，其表现就是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也正是在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选择上，为了挽救封建社会的行将崩溃，一些有识之士，从经世致用的传统出发，而选择了经世致用的学术道路。《皇朝经世文编》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而产生的开山之作。

二、《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原则和体例

《皇朝经世文编》是清代以“经世文编”命名的第一部，又名《皇清经世文编》或《清经世文编》。该书由贺长龄主持，魏源代为编辑，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年），次年刊行，共120卷。本书共收集清代开国以来至道光二年（1822年）的官方文书、官员奏疏、学者论著、书札中涉及经济、关于实用的篇章2236篇，涉及作者654人。其中共收集魏源作品17篇。该书卷前除有总目外，尚有“姓名总目”3篇，介绍被选录各家的简历、著作，无文集、奏议而选自他书者，也开列说明。其中著录作者有专集者402人，有文而无专集者246人。在编辑过程中，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之言，“凡裨益世用者，毋论长编短幅，衰而录之，不泥古而切于时务，分门别类为一编”。

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指出了编辑的五项原则，即审取、广存、条理、编校、未刻。“审取，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纡途广径，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迁其纲领。”“广存，未可因人而废论，引夫适用之文，无分高下之手，或迩言巷议，涓流辄裨高深；或大册鸿编，足音寥同空谷。见闻或限于方隅，惠邮尚资夫益友。”“条理，纲举固目张，事繁则理积，方严分疆画界之规，岂妨会通触类之旨。”“编校，氏里官爵总汇卷端，考陆氏《切问钞》之叙。”“未刻，创编之始，蓄愿良奢，尚有会典提纲20卷以稽其制，皇舆图表20卷以测其地，职官因革20卷以详其官，更辑明代经世一编以翼其旨。”在《皇朝经世文编·叙》中提出了“事必本夫心”、“法必本夫人”、“今必本夫古”、“物必本夫我”的思想，即“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体例共分8纲65目。8纲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纲下面有若干子目，具体情况如下：①学术纲分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6目；②治体纲分为原治、政本、治法、用人、臣职5目；③吏政纲分为吏论、铨选、官制、考察、大吏、守令、吏胥、幕友8目；④户政纲分为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酤、钱币12目；⑤礼政纲分为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教、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正俗10目；⑥兵政纲分为兵制、吞饷、马政、保甲、兵法、地利、塞防、山防、海防、蛮防、苗防、剿匪12目；⑦刑政纲分为刑论、律例、治狱3目；⑧工政纲分为土木、河防、运河、水利通论、直隶水利、直隶河工、江苏水利、各省水利、海塘9目。

三、《皇朝经世文编》价值评说

从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及其以后的补编、续编、新编，到民国三年的《民国经世文编》，计有16种之多，近3000万字。从1826年到1914年，历经整个晚清时代，经世文编一部接一部，连绵不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我们将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称之为经世文编现象。《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是晚清经世文编现象的发端；其后有其续编四部，分别是张鹏飞的《皇朝经世文编补》120卷，饶玉成的《皇朝经世文续编》104卷，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盛康、盛宣怀父子的《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再其后，有求是斋主人的《时务经世文续编》（又称《时务经世分类文编》）32卷，陈忠倚的《皇朝经世文三编》80卷，甘韩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又称《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洋务续编》）48卷；1898年，麦中华编辑《皇朝经世文新编》21卷，开辟了经世文编现象的第二个阶段，随后又有自强斋主人的《皇朝经济文编》128卷，宜今室主人的《皇朝经济文新编》62卷，邵之棠的《皇朝经世文统编》107卷，甘韩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21卷，于宝轩的《皇朝蓄艾文编》80卷和何良栋的《皇朝经世文四编》52卷；民国三年，上海经济文社的《民国经世文编》为经世文编现象之余波。

综观16部经世文编，从选文内容而言，都是以经世致用为逻辑起点，以实用为价值标准的。这反映了经世致用思想对编辑经世文编的影响，为其提供了指导思想；同时其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经世文编的连续编辑，所采用的时务文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体现了这一文化现象所具有的特质。

在风雨激荡的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为着这一主题，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进行了种种努力，力图推动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思想，到激进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无不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或者是以其为逻辑起点的。”而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和发展，又与经世文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促成了经世文编现象，启迪了经世致用思潮，改变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是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把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使学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经世文编现象的出现，是经世致用思潮复兴的产物，这一产物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因此，连绵不断，流传极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潮的传播和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推动，使经世致用思潮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社会思潮，成为统治阶级应付当时困境的主要思路，对于当时及后世的社会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经世致用思潮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这一传统思想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不仅仅是在于用传统的经世观去看待社会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求实精神催生了新的社会政治思想，有利于维新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皇朝经世文编》促成了经世文编现象，为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一个庞大而密集的史料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经世文编现象首先是一种史学现象，是对传统史学的一个挑战，是史学经世的具体例证。鸦片战争以后，史学发展的主流不再是传统的考据，而是向着资产阶级史学方向演化。史学经世不再是单纯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资鉴”，而是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新的生产关系及其阶级利益服务，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与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一些与社会现实有直接关系的课题成为研究的重点，促进了近代史学的发展，为其后的“史界革命”和新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