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进入了一个巨变的时代。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曾经曾国藩的军事改革，到辛亥革命时期终于形成了中国军事变革的大潮。黄兴(1874-1916)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领袖，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为中国军事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大潮中座标式的人物。

　　一　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军事战略

1903年11月，在华兴会成立大会上黄兴提出武装起义的战略：“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他说：革命“发展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之苦，奋臂可以集市，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捕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能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这一战略原则是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的。当时中国的首都北京禁卫森严，反革命力量十分强大。同时，由于京城及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远落后于东南各省，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有限，革命力量十分弱小。因此，中国不能像英、法那样，首先在京城发动。

雄踞一省的关键，是“首义”地点的选择。首义之地基本上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省的革命力量相对强大，一旦起事，就能实现雄踞一省的初期目标。二是该省要能够对周围各省产生带领和影响作用，易于形成各省纷起的局面。任何一个省的起义，对于全国来说都只是局部，只处于劣势；只有各省纷起，才能把“一隅敌天下”的劣势转变为优势，把局部胜利发展为全局性的全国胜利。

黄兴非常重视首义地点的选择，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首义地点也在变化，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04年到1906年间，黄兴“取湘省为根据地”。他说：“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渐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相支援，不能取湘省为根据地”。确实，当时的湖南，阶级斗争激烈，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困苦，革命思想活跃。湖南留日学生是全国最多的，他们在日本学习西方知识，翻译西方书籍。回湖南后，积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又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使许多学校成为鼓吹革命的基地。反动当局惊呼：“近年以来，士风日变，往往鼓吹血气之勇，而不顾义理之安，甚至轻视社会，荡轶范围”。同时，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和留学生担任湖南新军军官，多受革命影响。另一方面，湖南会党极多，活动频繁。湖南革命党人刘揆一、焦达峰等人或与会党有联系，或有特殊关系。长沙起义和萍浏醴起义，都利用了新军和会党的力量，以造成夺取长沙，“盘踞一省”之势。同时策动周围各省响应，黄兴曾“派宋教仁、胡瑛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阳夏三镇新军，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响应。周维祯、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与两湖会党合作。杨宗仁、章士钊注意沪、宁，策应一切”，从而实现各省纷起的局面。

第二阶段是1907年到1911年初，黄兴将首义地点放在两广和云南。首义地点转移的原因有三：其一，长沙起义、萍浏醴起义先后失败，湖南革命力量损失极大，革命团体和会党都受到严重破坏，马福益、刘道一、蔡绍南、禹之谟等先后牺牲，宁调元、胡瑛、刘静安等人被捕，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被通缉，不能在湖南立足。湖南反动当局则提高了警觉，加强了对革命的防范。其二，两广、云南革命思想日趋活跃，易得海外华侨支持，运械、筹款都比较方便，一些有革命思想或支持、同情革命的军官如蔡锷、赵声、郭人漳、曾广轼等都在两广、云南任职，并与黄兴有联系。加以两广历来是会党聚集之地。其三，孙中山坚持将起义重心移向两广云南一带。黄兴“屡得孙中山海外电告，谓两粤逼处滨海，得天然之形势，且该两省人民，被欧美文化实先于各省，果吾侪义旗高举，则响应者必多”[5]。经由分析讨论，黄兴认可这一主张，并对起义做了周密的布置：派宋教仁、白逾桓赴东北，联络“马贼”；“又命揆一时驻申江，以图鄂江浙之联络”；派李肇甫、谢恃等人联络四川会党；又要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同盟会的代表回本省“创同盟分会，务使革命势力弥漫全国”；黄兴自己，“则注重两广首义，各省从而响应之”。从1907年开始，黄兴先后在香港、肇庆、钦州、防城、上思、镇南关、广州等地布置和举行起义，以图实现“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

第三阶段是1911年。早在1910年初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总结经验教训，认为两广、云南武装起义“虽起屡败”，“拟于北京及南京两处图之，较广东之偏于一隅，则更有进也”。并具体分析了江苏、湖南、湖北、浙江、满州等地革命形势，均有发动革命的有利条件。若能“择其紧要，辨其缓急以图之，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黄花岗起义的失败，表明在广州发动起义已很艰难，也标志着以两广、云南为首义地点的结束。此后，黄兴主张把首义的地点由南方转向长江流域。9月，提出以四川为首义之地，认为“自7月以来，蜀以全体争路，风云甚急”，要求“筹款谋应”。10月初，黄兴主张在武汉举行起义，他说：“鄂省军界久受压制，以表面上观之，似无主动之资格，然其中实蓄有反抗之潜力；而各同志尤愤外界之讥评，必欲一伸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誉之耻，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因此，他明确提出“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并吟诗明志：“怀锥不遇粤运终，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血如虹。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决心夺取武汉，为建立中华民国的首功。

　　二　革命党人、会党、新军三结合的军事策略

军队的组成是军队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人数不多、力量不强，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更不能在社会上进行军队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因此，黄兴主要从现存的力量中去寻求支持，依靠革命党人、会党、新军三结合来实现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目标。其中，革命党人是领导者、决策者、组织者，新军、会党是基本队伍，有所谓“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之说。革命党人多为青年知识分子，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新式学堂的知识分子群体；一为留学生群体，主要是留日学生。他们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意识。湖南新军始于维新运动时期，它不同于旧军队，操练和装备多采用西洋新式，军官多系留学生和军校毕业生，许多士兵出身朴实，入伍条件较严，必须具备识字的文化水平。因此，新军较少旧军队习气，易于接受革命影响。会党是资产阶级对一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属于下层群众组织。自清代以来，哥老会、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在全国城乡迅速发展，一般都具有秘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有较强的反抗意识，是一股最为躁动不安的社会力量。所以，联合会党、运动新军成为黄兴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的两大支柱和策略原则。

1907年以前，黄兴重在联合会党。主要方法是：第一，建立专门组织进行会党工作。华兴会成立后，以“同仇满清”为共同点建立了“同仇会”，会员多达10万之众。稍后，又联合流亡日本的会党首领，建立“共进会”，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第二，通过特殊关系和会党首领共同发动起义。长沙起义时，黄兴通过刘揆一曾救过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的关系，相与结纳，任命其为少将，“各倾肝胆，共谋光复”。萍浏醴起义时，黄兴明确指出：“今欲规取省城，必须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的萍浏醴各县”。并通过刘道一、魏宗铨等联络会党首领龚春台、姜守旦、宋裘、萧立昌等，使参加起义的会党群众达数万人，龚春台还被任命为起义的总指挥——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都督。第三，联合党与改造会党相结合。黄兴总结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认为其失败的原因是“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至功败垂成”。他引此为鉴，教育会党说，“我们当革命党，一要服从首领，二要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共享，有祸同当，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黄兴还特别重视用革命思想教育会党，主张“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帮助会党在政治上明确方向，在组织上加强团结，在思想上提高觉悟，进一步发挥会党的作用。

从1907年开始，黄兴侧重于运动新军反正。他认为：“惟需有正式军队为主力，始足以言战守”，新军“兵精械良”，要努力争取“反戈相应”。其主要办法是：第一，建立专门机构做新军的工作。黄兴曾在长沙建立黄汉会，在武汉建立日知会，在桂林建立兴汉会，从事军队工作。陈天华、姚宏业、刘道一以及黄兴本人都曾负责这方面工作。第二，派革命者打入军队，建立秘密团体。黄兴曾“荐熟悉军务之会党如刘丹升、韩飞等数百人陆续加入湘、鄂、赣军队”。派宋教仁等在湖北新军中建立科学补习所，是新军中出现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广州起义前，派姚雨平、倪映典等在新军从事策反工作，致使新军中加入同盟会的达三千之众，占了整个广东新军的一半。第三，策反军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策反军官加入革命，从而争取整支军队，可称捷径。黄兴曾与郭人漳同狱受难，后郭任统领，掌有兵权，黄兴先后在桂林、钦州，运动郭参加起义。黄兴还派人策反镇南关清军管带黄瑞兴。广州起义时，派人在新军中调查，吸收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加入同盟会。第四，重视留日军官工作。当时，清政府派了不少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称之士官生，拟回国后任中下级军官和军校教官。黄兴在士官生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据李书城统计：留日第四、五、六期士官生共300人，加入同盟会的约有百人，黄兴还择其优秀者建立“丈夫团”，李书城、李根源、李烈钧、阎锡山、程潜、赵恒惕、黄郛、仇亮、姜登选等人，都是丈夫团成员。黄兴要求他们“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真面目”。辛亥革命期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各地率部起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会党和新军虽是武装起义的基本力量，但都不是资产阶级的军事队伍。故黄兴认为有建立自己正式军队的必要。曾计划“召集同志，并聘请法国军官多人，拟据防城沿海一带地方组成正式军队”。钦廉上思起义时，黄兴建立了一支由革命党人、华侨青年共二百多人的革命队伍——中华国民军南军，一律用新式的盒子炮和长枪装备。连战皆捷，歼敌数百人，与二万余清军激战一个多月。孙中山说：“克强乃以二百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以大著”。黄花岗起义时，黄兴以革命党人为主力，组织“选锋”，作为起义精兵，负责带动、影响，并监督其他队伍协同起义。选锋约八百人，“悉为各主任人，大约黄兴所部多闽、蜀、桂、南洋同志；赵声所部多苏、皖同志；徐维扬所部多北江同志；陈炯明所部多东江同志；黄侠毅所部多东莞同志”。起义中，选锋成为先锋队，首先发难，发挥了极大作用。但是，由于人员、枪械、经费、基地等诸多困难，黄兴建立一支资产阶级正式军队的思想未能实现。

　　三　国民革命和“爱国、保民、御外”的军事宗旨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同阶级的军队，有不同的宗旨。封建社会军队的宗旨，就是忠君。黄兴的武装起义则彻底地抛弃了忠君思想，而是用国民革命的口号来代替忠君的陈腐思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平等、博爱来取代封建思想、封建道德，用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来取代独裁专制的皇权统治。

早在1903年华兴会的成立大会上，黄兴就明确提出武装斗争的目标是“直捣幽燕，驱除鞑虏”，即要占领北京，彻底摧毁清王朝的国家机器。北京是清王朝的首都，政治、军事的中心。占领了北京，就标帜着封建皇权的结束，萍浏醴起义时，黄兴明确指示刘道一等人：“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非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在起义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指示，例如以都督龚春台名义发布的起义檄文就明确标举：“建立义旗，专以驱除鞑虏，收回主权为目的”。“本督师为谋同胞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利权，且以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曾完全享受”。檄文清楚地表明：1.起义军彻底抛弃了忠君思想，不允许帝王思想存在，坚决破除专制政体；2.起义军不同于历代军民起义军，决不以国家为一己之私；3.起义军的根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4.起义胜利将使全国人民享有自由平等，不再受压迫；5.起义胜利将使全国人民各安其业，并实现平均地权。总之，黄兴所领导的起义军以国民革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为宗旨。上述军队宗旨的提出和见之于实践的活动，清楚地表明黄兴的军事思想和封建军事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黄兴成为临时政府最高军事领导人。他多次强调：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军人之利害，即系民国之安危兴亡”，故军队“以国利民福为唯一之宗旨”，“维持社会、保卫国家，为军人固有之天职”。为此，黄兴向军人提出三项基本要求：“兴自今之后，所殷殷期望于诸君之者三：曰爱国、曰保民、曰服从军纪”。“爱国、保民”就是黄兴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军队的宗旨，而“军纪”则是实现这一宗旨的根本手段之一。

黄兴重视军事的另一个因素，是为了使共和国立足于世界。他认为“国际竞争最后解决于武力”，“今日之所谓军事，为与世界各国争衡之军事。则军事之布置，当为御外之计”。“御外”，就是黄兴提出的军队的另一个宗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矛盾重重，终于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扩军备战，穷兵黩武，中国面临侵略和干涉的危险。因此，黄兴强调加强军队建设，以抵抗外国可能发动的侵略，保卫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是军队的一个根本任务。

上述黄兴关于军队宗旨的论述，辛亥革命前是为了进行国民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后则是爱国、保民、御外。表明黄兴所要建立的军队，已经完全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军队，而是新型的军队；也表明黄兴的军事思想，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封建军事文化，开始建立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思想理论体系。

　　四　军队正规化与全民皆兵的军事设想

早在1906年，有黄兴参加的，由同盟会编纂的《革命方略》中，就提出了建立正式军队的计划，并定名为“国民军”，具体规定了军队的组成、招募、编制、纪律、训练、攻占、奖赏、责罚、粮饷、军械等实施办法，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军队的方案。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只能是纸上的东西。辛亥革命后，黄兴在戎马倥偬之中，积极整顿军队、编制计划、阐述军事见解，为建立一支正式军队、为军队的正规化而努力。

辛亥革命时期，各省先后独立，纷纷招兵买械，军队迅速扩大。但是军队名号不一，编制混乱、良莠不齐，互不统属。李书城说：“当时南方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尚有作战能力外，大部分新编入伍的士兵多是城乡失业民众，尚未受过军事训练。各部队形式上具备军、师、旅、团、营、连、排的编制，实系乌合之众”。为此，黄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军队统编。将南方各省军队编为5个军、26个师。每个师辖两个旅、每旅两团、每团三营、营以下为连、排、班。师为核心单位、每师直辖一骑兵团、一炮兵团、一工兵营、一辎重营。第二，整军裁军。首先取消各省军政分府，统一事权，禁止以军干政。其次禁止各省乱募兵饷，乱招新兵。再次是裁撤不经用的军队，加强对军队的训练。第三，培养军事人才。设立陆军军官学校，培养新的军官。规定中等学校毕业生可进入伍生队，学习合格再升入军官学校。在现职军官中建立陆军将校联合会，研究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联络感情，增进团结。二次革命后，黄兴收罗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和军官，在东京组织“浩然庐”，共同学习军事技术。第四，反对军队私有。黄兴指出：“中国军队纯统治于私人，以私人之军队，而加以国防军之外革郭，无知识无学问，宜乎为私人所利用”。他主张通过国民军事教育，提高军队素质，防止军队成为私人的工具。第五，制订规章制度，促进军队正规化、近代化。如：军事机构(陆军部等)、军队官制、军官任免、军士服制、新兵招募、军队序列、军纪军规、军官学校章程、奖罚抚恤章程，等等。此外，黄兴还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工作，统一军费开支，禁止乱募兵饷；设立购械处，加强改善军队装备；建立卫生部、野战医院、卫生材料厂，预防疾病，保障兵士健康。所有这些，对军队建设都是有益的。

黄兴非常重视军队的纪律，强调“军人遵守国家纪律，服从长官命令，乃为当然义务”。认为军人教育“惟一之要素，全在服从二字。但服从之义，在平人为相对主义，在军人实为绝对主义。相对主义者对于是则服从，对于非则不服从；而绝对主义者则无论如何应服从者也。军人何以有此种义务，因国家所倚者为军队，军队所重者在军纪，服从为军纪之特质，破坏服从即破坏军纪，即破坏国家，而军人之尊荣亦失，故服从实服从军纪，非服从个人也”。黄兴在领导武装起义斗争中，几乎每次都要强调军纪。在武昌就任战时总司令时，对军队提出三点要求，第二点就是“须服从军纪。纪律非绝对服从不可，倘不服从，命令何能贯彻执行，今后无论如何危险，皆须服从军纪，不得借故规避”。黄兴任陆军总长时，更制订军律12条，规定凡任意掳掠、强奸妇女、焚杀良民、擅封房屋财产、硬搬良民箱笼及银钱者，均予以枪毙；勒索强买、私斗杀伤人者抵罪；私入良民豪宅、行窃、赌博、行凶者罚。在黄兴的严格要求下，军队军纪有所改进。良好的军纪，是保证军队生存团结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黄兴把军纪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极为重视，这也是新军队和旧军队的一个巨大差别。

黄兴军事思想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他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识到军事和经济的关系，并因此提出了全民皆兵的思想。黄兴说：“吾国生产力之薄弱，军费之不能得大宗供给，此为事实上无可免者，自欧战开始以后，战线之军队动以百万、数百万计，是非仅各国军队之发达，乃其生产力充足，故养此巨额军队而有余。以吾国现在之生产力论，实无此养育巨额军队之能力”。根据中国生产力低下，经济不富裕，无力提供大批军费的具体情况，黄兴主张：第一，平时少养兵，常备军可少，但要精兵。黄兴强调，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并不在于人数的多数，而主要在于健壮的身体。因此，重在训练，养成精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第二，在全国开展军事教育，实行全民皆兵。黄兴早在日本留学时，就主张开展军国民教育。辛亥革命后，黄兴又多次强调：“现在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黄兴早在日本留学时，就主张开展军国民教育。辛亥革命后，黄兴又多次强调：“现在以提倡尚武教育为重要”，“注意尚武，一以对外，一以发育身体”。并具体提出：“中学以上，令学兵二年，俾军事教育普及全国，则不待养兵而全国皆兵”。又说：“今后宜注意于军事的国民教育，自小学以上，于普通教科书中加入军事教育，则国中多一就学之儿童，即多一曾受军事教育之国民。一旦有事，征集令朝下，夕可得国民军在千万以上”。第三，军队和生产建设相结合，寓兵于民。黄兴主张对军队要加以整顿，有的裁汰，有的改编，有的“或屯田开垦，或移民实边，或建筑工程，或改编警察”。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人放下工具，拿起枪炮，就能走上战场。

综上所述，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军事变革过程中，黄兴通过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民初的军事建设，在继承中国传统兵学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积极探索，勇于创造，为中国军事近代化，为建立一支近代的资产阶级军队，为创立中国近代军事科学理论体系，都做出了超过前人的，高于同时代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