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人类社会的文明深深地打着宗教的印迹；只要从事历史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宗教这一问题，如果想要在史学上有所建树，更得对宗教有番深入的了解不可。魏源，这位我国19世纪著名的进步史学家，以《海国图志》、《圣武记》、《元史新编》等著述奠定了他在晚清史坛上的崇高地位；他是如何看待宗教的呢？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
魏源作为近代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家，较早地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开始较系统地研究世界、介绍西方，眼界的开阔，使他能够放眼世界，站在世界大势上来看待宗教问题。
魏源在进行外国史地研究的过程中，也比较重视对世界宗教的研究和介绍，尤其是对世界三大宗教着力很深。在《海国图志》中，不仅天主、天方（伊斯兰）诸教都立有专篇予以汇考、综述和评价，又于《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将诸教之分合、衍绪及其在世界之分布状况备列出来，更撰长篇《叙》文以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反映出他对诸教的重视。
对于佛教，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评述很少（而在《圣武记》中对藏传佛教考证颇详），那是因为中土对佛教并不陌生，勿庸多述。其实，除了儒学，魏源最钟情的就是佛学，晚年时更索性皈依净土。对于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魏源就没有了这种感情色彩，但他仍试图尽可能实事求是地给它们一个客观的评价，肯定它们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内容非常浅薄，不过是出于卫道的立场，为儒教争个正统的地位而已。”他突破了传统的“夷夏观”，提出“东海西海，圣各出而心理同”。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长一国一时，师长数十国数百世，故自东海以至西海，自北极以至南极，国万数，里亿数，人恒河沙数，必皆有人焉，魁之杰之，纲之纪之，离之合之。”承认天主、天方教等都是圣人所创。他的这种观点极为通达，如果不是对世界大势有很深的了解，不会作此等语，较之那种“株守一隅，自书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不啻相去万倍。他认为“周孔语言文字，西不逾流沙，北不暨北海，南不尽南海，广谷大川，风气异宜，天不能生一人以教之”因此佛教、天方教、天主教“与中国、安南、朝鲜、日本之儒教，离立而四”共掌教化。他强调诸教分掌教化是个固然之数，想要以一教“并包殊族，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原因就在“广谷大川异俗，民生其间，刚柔、轻重、迟速异齐”，情势各异，教化异宜，是强迫不来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观点在其《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叙》中阐述得相当明白，在今天读来，仍无丝毫窒碍，谁说他以儒教独尊呢？他的宗教研究是非常深入的，决不是浅尝辄止，泛泛而论，不仅对各教的沿革、信仰、仪制和教义等均作了相当系统的考察，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想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当然，长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仍不自觉地站在儒学的立场，以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去衡量品评各教，使他的宗教观念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这从他对国内回教的一些偏见中可以反映出来）。
总而言之，魏源的眼光越出了中国这片狭小的天地，接触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和宗教，这种非东方文化和非儒家资料的积累，引起了他宗教观念的变化，他开始把儒教当成世界上众多宗教中的一种，把它摆在与其他宗教相并列的地位上作比较性考察，而不是把儒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一概视为异教加以排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得的，他这种对宗教的深刻认识，使他站在较高的角度来审视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
二
对于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魏源主要探讨了黄教和回教
1.黄教（喇嘛教）
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述道：西藏之归附清自太宗时始，早在崇德七年，达赖与班禅两喇嘛就已向清通贡；顺治九年五世达赖亲到北京，“世祖宾之于太和殿，建西黄寺居之；及行，饯之南苑德寿寺，授金册印，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鄂济达赖喇嘛”。终清之世，清廷对两大喇嘛俱尽心尊崇笼络之，收效甚著，达赖与班禅都尽心维护祖国统一，服从清中央政府命令，使西藏地方和清中央的关系日益密切（其中虽有第巴桑结之乱，此非达赖之过）。他们还利用其影响力消弥了不少祸乱，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如四世达赖云丹嘉穆错，按魏源的记载：“二十八岁示寂，故事迹不著，然河套、青海蒙古守其戒，不敢抄掠，西边安枕者五十余年。”这是很不简单的。到五世达赖罗卜藏嘉穆错时，青海各部于康熙五年、六年都曾准备大举入寇；“康熙十年（各部又）为王辅臣所煽，复犯河西”，“皆奉达赖喇嘛檄谕而止，献驼马牛羊谢罪出塞”，计五世达赖存日，塞外无事者六十余年。其他如喀尔喀部之内附、土尔扈特之回归，都和黄教的影响不无关系。
同时魏源也指出，由于黄教在西北的特殊影响，也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助它以济其凶，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固始汗就曾以扶黄教为名“据卫藏、雄诸部”；其后，噶尔丹、阿眭尔撒纳也故技重施，魏源说他们“其口奉佛，其心乃如夜叉、罗刹之食人，其所奉喇嘛亦类以淫杀为佛事，与青海一辙。”更有第巴桑结托以达赖之名（时五世达赖已卒，第巴秘不发丧，伪称入定，不见人），“既袒准噶尔以残喀尔喀蒙古，复唆准噶尔以斗中国，又外构策妄，内阋拉藏汗，遂招准兵寇藏之祸。”至六世达赖时，又因衣钵启争，两立假赖嘛，西陲动荡不安达数十年之久，皆因黄教之特殊影响之故。
魏源对金奔巴瓶掣签制作了重点介绍。魏源指出，由于黄教各大喇嘛之呼毕勒罕转世至乾隆末，其弊已深，“各大喇嘛类多兄弟叔侄，且多出蒙古汗王、贝勒子弟”大损徒众之敬信，又达赖、班禅亲族多营为大胡土克图，专财利，甚至发生了仲巴兄弟因子争财而招廓尔喀（今尼泊尔）入藏之祸，严重影响了西北局势之稳定。高宗乾隆皇帝于是创颁金奔巴瓶，“供于中藏大招寺，遇有呼毕勒罕出世，互报差异者，纳签瓶中，诵经降神，大臣会同达赖、班禅于宗喀巴前掣之；而各札萨克蒙古所奉之胡图克图，其呼毕勒罕将出世，亦报名理藩院与住京之章嘉胡图克图掣之。”这样，活佛转世由蒙藏同胞信仰中的灵迹发展成朝廷督下的大典，自发的宗教行为正式以法定的形式加以确认，使世世转生之呼毕勒罕镇服僧俗、达赖班禅两大赖嘛世世永生西土，维特教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淮、蒙之番服皆服”，诚为造福后世的英明举措，魏源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欢呼乾隆为“曼殊师利天可汗”，以为其如山如海、莫测高深。
2.回教（伊斯兰教）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魏源将传播于我国的伊斯兰教称为回教。聚居于天山南北麓的回部（主要是维吾尔族人，下面凡“回众”、“回民”都主要是指维吾尔族人，而我们今天所讲的回民则专指由“回回”转化过来的回族）是回教的重要信奉者，魏源在《葱岭以东新疆回部附考》有详尽的考证。自乾隆以来，新疆回部战事频仍，局势动荡。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东侵，此部更是处于反抗西方侵略的前沿阵地，侵略者每每借助宗教问题肇生事端，妄图分割我国领土，因而引起了魏源关注。
新疆回部自明季改从伊斯兰教（魏源认为是明季，其实可能更早，一说是十五世纪后期），魏源说：穆罕默德之二十六世孙玛墨特，当明之季叶，“自墨德逾葱岭东迁喀什噶尔，是为新疆有回酋之始。”作为“派罕巴尔”（回回语，即“天使”）的后人（称“和卓”）回教酋为广大回众所敬信，回民崇信和卓“犹西番崇信达赖喇嘛，已成不可移之锢习。”故准部多以其挟制诸回，外夷入侵亦以此作为号召。清初，准部噶尔丹崛起西北，回部为之役属，回教酋被拘执于伊犁作为人质，部众被迫缴租纳税，应徭役。噶尔丹败后，噶尔丹策零复袭执回酋（大小和卓木之父）而幽之，“并羁其二子（即大小和卓木），使率回民数千垦地输赋”，直至乾隆中准部被荡平，才由“王师出之拘幽，反之旧部。”
魏源认为，作为回酋，回部的宗教领袖，大小和卓木以及后来的张格尔其实都并不体恤回众、不真心为回民着想，只顾一己之私利，虐用其民、厚敛淫刑，枉费了回民对他们的信任，他们野心膨胀，妄图利用其影响力独霸一方，然而他们却把广大回民带入了痛苦的境地，其给回户带来的灾难并不亚于为准部役属之时，“兵饷徭役烦兴，供给稍迟，家立破，及出亡，又尽其赀以行，民脂殆竭，”是故士众离心，至于败亡。
同时魏源惊醒世人：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环伺，他们对此膏腴之地，觊觎不已，其入侵多以宗教为借口，以扶助回酋为名，以此煽惑回民，回民善良，对于派罕巴尔的后裔（和卓）颇为尊信，故侵略者颇能得逞于一时。《圣武记》中提到：大小和卓木死后，大和卓木博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在浩罕国长大，浩罕收留他乃为异日入侵之资。嘉庆末及道光初，张格尔在英国殖民者的直接支持下（英国殖民地欲图通过张格尔把中国新疆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潜入回疆以其圣裔身份煽惑回民发动叛乱，并和浩罕勾结起来。然而这位圣裔并不代表回众的利益，他只不过是外夷的走狗、帮助外夷残害掠夺本族人民的帮凶，魏源说，这帮家伙“尽戕兵民、毁廨舍”又“又重啖安集延为羽翼，及四城破，安集延不惟尽得府库官私之财，并搜括回户殆遍。”及张格尔覆亡后，各夷商又纠结布鲁特、安集延（浩罕八城之一）数千奉张格尔之兄玉素普为和卓大举入寇，亦被挫败。“近（浩罕）又养张逆（指张格尔）之子布作、鲁克二人，以为他日用。”说明侵略者以宗教为幌子图谋侵略作为其一惯的伎俩，并没有因遭失败而止息，要时刻警惕他们。
三
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些边疆少数民族几乎是全民族信仰某一宗教，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宗教问题在边疆民族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魏源以史为鉴，对如何处理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进行了总结。
1.要重视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
要处理好边疆民族关系、处理好宗教问题，首先就应该去了解它、研究它，这是起码的前提和基础。魏源引述了松筠《绥服纪略》中的一则事实：“康熙中，喀部为准部所攻破，集众议投俄罗斯与投中国孰利，哲卜尊丹巴剌麻曰：‘俄罗斯持教衣冠俱不同，必以我为异类，宜投中国兴黄教之地’遂定计东向。”正因为中国尊崇黄教，故喀部宁可选择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土尔扈特更是不远万里“愿依中国兴黄教之地以安其众”，故魏源说：“驭外夷必因其习尚，以决人心之去就。”清朝所以能够将蒙、藏、青海、滇蜀诸边数百万之众控驭于股掌之中，与其制定了正确的对待黄教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而这又与其统治者十分熟识各兄弟民族的民族习尚是分不开的。清高宗乾隆皇帝还主动学习兄弟民族的语言，魏源说：“初，上习蒙古语，及平回部、金川、即习回语、西番语”，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来京觐见，高宗以七十高龄，复又学习唐古特语（西藏语），“故重译朝见，告语如一家。”六世班禅是当时黄教德高望重的领袖，乾隆尊重他，甚至为朝见而专门学习了其语言，这从一侧面反映出他对边疆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重视。
2.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
魏源通过对世界史地的研究，开阔了眼界，使他不像当时的许多士大夫一样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他知道中国的儒家文化、周孔语言文字，“西不逾流沙，北不暨北海，南不尽南海”，其影响范围甚为有限；各处情势不同、教化可以有差别，完全没有必要把别的宗教、文化视为异端加以排斥。他指出：“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而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教。”说明宗教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信仰，是非武力所能改变的。因此，应该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利用它们进行顺势化导。比如边民任88性好杀，而佛戒杀，诚为对症之良药；况且黄教以修习夙命通、化身转世为神奇，这种种灵异能使桀骜不驯的边民畏服，这都不是尧舜周孔之教所能做到的，“使无世世转世之呼毕勒罕以镇服僧俗，则数百万众必互相雄长，狼心野性，且决骤而不可制。”清廷尊崇黄教、乾隆神道设教创“金奔巴瓶掣签制”的意义就在这里。
3.尽力争取各兄弟民族的大多数，坚决打击利用宗教制造民族分裂的叛乱分子
魏源指出，霍集占兄弟（大小和卓木）是由清军把他们从准部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可他们却恩将仇报，欲图以其在回户中的影响煽动分裂，为维护国家统一，清廷对其坚决予以镇压是完全正当的；但鉴于其先世曾君长一方，非准噶尔之比，故乾隆下诏“所有喀城外旧存和卓等墓，仍令回户管守，毋得樵采污秽，以昭国家矜恤之仁。”魏源感叹道：“圣朝潴其宫而封其墓，诛其酋而吊其民，风霆雨露，帝何私焉？”表明清廷对于广大回民是尽力争取的，对他们的信仰是尊重的。广大回民多次被搜刮，也逐渐看清了本质，所谓的和卓，所谓的圣裔，并不能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只不过是只顾自己的势位而不管人民死活的人，只不过是为侵略者所利用的工具而已。他们清醒过来，积极配合清军御敌。比如《圣武记》记载，道光十年，浩罕等奉张格尔之兄玉素普为和卓入寇，叶尔羌回民就在璧昌的调度下，回汉一心，以少破众，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其他各回城亦畏贼骚掠，纷纷助顺守御，有力地支持了官军的抗敌斗争。所以，魏源认为只要尽心抚驭回民，团结他们的大多数，克服他们的离心倾向，敌人是无机可乘的。
4.坚决斩断打着宗教幌子图谋侵略的外来侵略魔爪
中亚浩罕反动势力和英国殖民者借大清国势衰微之机，利用脱逃的和卓后裔问题，挟持张格尔、玉素普等多次侵入我回疆，浩罕还借口“回人经典无献和卓子孙之例”拒不交出张格尔家属。魏源认为要斩断这些外来侵略魔爪，必须采取如下措施：（1）严革各城积弊，整顿吏治，以减轻回民负担，增强他们的向心力；（2）将充当侵略者耳目的流寓各夷尽行逐出；（3）对浩罕实行闭关罢市，窘其生计；（4）整饬边防，给来犯侵略军以坚决打击，移参赞大臣于叶尔羌，左右策应，“小贼各城自剿，大贼参赞相机遣援”；（5）屯田垦种，使兵民日固，达到“以回疆兵食守回疆”的目的。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清王朝日趋没落，这些建议根本无法实现，回民不能真正得到休养生息，这给外来侵略者以可乘之机，给新疆的边疆危机埋下了隐患，回教问题始终是影响新疆边疆危机的重要因素，这正是魏源所忧心的。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屈服，助长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沙皇俄国在吞并本为清外藩的布哈尔、浩罕诸部后，进一步谋窥我国新疆地区，其凭借的工具就是利用回教问题。1865年沙俄逞支持浩罕军官阿古柏侵入南疆，张格尔之子布鲁素克曾一度被抬上汗位（但当认为不再需要借助布鲁索克的名义号召回民时，阿古柏将其一脚踢开，自立为汗，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这充分反映了魏源预见的正确性。
总而言之，要注意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要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对兄弟民族的大多数要尽力争取、对借助宗教图谋叛乱的分裂势力要坚决打击，对打着宗教旗号的外来侵略魔爪更要坚决斩断，魏源以历史为根据，总结并归纳了以上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