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使固守几千年古老文明的封建末代王朝“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萌动之时，魏源等湖湘英才就是当时第一批接触这种东西方文明融新而散发出“新鲜空气”的优秀中国人之一。正是魏源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坐标系式的伟大思想家，第一次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一次向中国人系统介绍了地球各大洲各大洋、各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概貌，特别是第一次介绍了欧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给当时中国古老而黑暗的封建社会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新曙光，为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吹响了第一声号角。也正是文明融新过程中这一伟大的思想贡献，使魏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更使魏源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时代标尺。为了探究文明融新与魏源精神的内在关联，也为了勾勒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彭大成研究员与韩秀珍副教授在多年刻苦钻研的基础上，撰写出52万余字学术力作《魏源与西学东渐——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辛历程》。通读全书，立论准确、结构严密、资料翔实、文字流畅，围绕魏源生平及其精神发展轨迹，既有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历史地位与时代意义的梳理，又有魏源与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及其比较研究，论述全面，特色突出，令人耳目一新。

一是研究的视角新。魏源生活的时代，应该说贯串于我国封建社会“末世”和近代初期的社会转型时期。他的前期活动正当我国中世纪的下限，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濒于崩溃，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经济侵略手段不断叩击中国沿海门户，加剧了社会危机；其后期活动则跨入了中国近代的初期阶段，只是这个具有“天崩地解”的历史性转折的实现，既非社会生产力的重大突变所导致，也非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结果。近代中国舞台帷幕的开启，竟然是由英国侵华战争所拉动。强烈的外部作用及其促成的扭曲的社会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步进程。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势下，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踏上历史舞台，他们要求外抗侵略，内行改革，有限度地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国强兵。魏源文明融新的爱国主义和社会变革思想，使他无愧为这批满怀热忱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卓越代表。

该书正是从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在阐发魏源湖湘文化渊源与江浙文化熏陶的基础上，着力从三个方面对魏源精神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的发掘和探究：既从湖湘文化层面揭示魏源与湖南的深厚社会联系与深刻精神渊源，又从全国视域展示他“交游天下”的广阔社会联系，更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历史长河中阐析魏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大家以及兵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全面继承与发展，特别是对清代重新兴起的“古、今文经学之争”与面向现实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巨大贡献。同时，本著还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中，站在东西方文明融新的全球性宏观视域角度，论述魏源全面介绍与引进西方先进文明，唤起中华民族开眼看世界、努力学习与追赶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既英勇地抗击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又义正辞严地将中国推向近代化历史进程所作的划时代的历史贡献，凸现出魏源文明融新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光辉形象。

二是研究的观点新。2004年12月由岳麓书社出版的《魏源全集》，共20卷1111万余字，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堪称百科全书式巨著。本著作者以“责无旁贷、全神贯注”的高度责任感，认真钻研魏源原典文本和大量文献资料，从中梳理和研究出大量系统而深刻的新见解、新观点，择其要者，列示如下：

首先，针对以往东西方文明研究中所存在的一种笼统性、片面性和情绪化倾向，该著根据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提出了“一代人只能对一代历史负责”的新观点。因为学术界有不少学者一讲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原因，就把责任归之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其“全盘西化”主张张目。为弄清这一问题，本著以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作为中西发展对比的历史坐标系，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社会政治制度（上层建筑）、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国防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对比中，分析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基本缘由，认为中国至明朝中前期都一直走在世界发展的最前列，只是到明朝中后期才开始落后于西方，其主要原因是明朝封建皇权专制空前加强，皇权空前腐败导致皇权落入最腐败的宦官集团手里，加上明末清初的民族征服战争给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使整个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到空前破坏，几乎中断了中国社会迈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这是造成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军事开始落后于西方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从历史发展长河的这个具体河段上找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直接的、具体的原因，才能找到出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正确对策与方略而一步一步地实现我国赶超西方的宏伟战略目标，从而深化对文明融新与魏源精神这一研究主题的认识。

其次，该著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魏源思想文化对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巨大影响，特别是从新的视角对比研究了几乎同时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探讨了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而中国洋务运动却举步维艰、相形见绌并最终被日本战败的各种复杂历史原因，深刻揭示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必须与自己国家的国情相结合、必须同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既扎根于民族文明的思想沃土，又面向滚滚向前、日新月异的世界文明潮流，同时对本民族一切不适应世界潮流的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体制与思想观念进行大刀阔斧、循序渐进的改革与更新，才能实现本民族的自我更新与复兴腾飞。因此，本著通过文明融新与魏源精神的深层开掘，既推进了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运动成败得失的对比研究，又对我们今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具有鲜活而深刻的现实启迪意义。

再次，在中国学习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步骤与时间设计上，该著还通过对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思想研究，认为中国近现代的一些最有影响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此问题上不同程度地有一种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本著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郭嵩焘当年提出的必须用300年才能赶上和超过西方的战略构想，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联想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国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者认为，如果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1世纪中叶正好是200年左右，此时中国还只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要赶上甚至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至少还需要50至100年时间。如此看来，郭嵩焘“三百年”振兴中华与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设想是比较一致的。这一赶超战略的时间设计，对进一步深化认识文明融新与魏源精神的研究价值乃至我国当前在和平与发展大背景下实施“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均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启示作用。

三是研究的体例方法新。该著共分上、中、下三篇十章，另加结束语。上篇由五章构成，讲“魏源的生平与思想轨迹”，中篇由三章构成，讲“魏源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与时代意义”，下篇由二章构成，讲“魏源与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及其比较研究”，结束语则从现实意义的角度，论及“述往戒今，居安思危，迎接21世纪的挑战”。这种体例安排，在大量的魏源研究论著中是独树一帜的。

在研究方法上，本著的最大特色是充分运用了比较法，其中既有中国与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较、中国与同期的邻国日本比较，又有魏源与同时代的林则徐、龚自珍、陶澍、贺长龄等人的思想比较以及魏源与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思想传承与影响的比较，通过这样反反复复的纵比横比、左比右比，魏源的思想文化精神在这一东西方文明融新过程中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就得以彰显与突出，魏源精神的深层开发与价值张扬也就不言而明了。另外，本著在文采的雕饰与语言的修炼上也是匠心独运、颇具特点的。如书中讲魏源在介绍欧美各先进国家的概况时，总是不厌其烦地搜罗、列举大量的数据，于是作者以诗词般的语言予以发挥；我们可以“从150多年前的魏源所搜集与罗列的这些数据中，看到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听到世界各国你追我赶、奋起向前的呐喊。正是这些看似枯燥无味而又不断变化的统计数字，合奏成世界历史的交响曲，描绘出五洲四海强弱兴衰的变幻图。”又如，本著作者概述道：“随着各国资料的广泛搜集与积累，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拓展，魏源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深刻地看到，中国同英、法、美、德、俄等资本主义列强相比，绝不仅仅是在军事武器与技术装备方面落后，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已远远落后于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欧美列强不仅具有比中国先进而发达的物质文明，还有比中国更先进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从而表明了当时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精神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这些文采飞扬、画龙点睛般的点评，书中俯拾皆是，也从一个侧面衬托出该著作为学术精品力作在语言表达上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