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湖南人，1874年10月25日诞生于长沙，是与孙中山并称的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以实干著称，被时人称为“革命党中唯一之实行家”。这种精神，极其珍贵，但史家对此着墨不多，涉及不广，挖掘不深，故撰此文，以纪念黄兴诞辰130周年。

　　一、湖湘文化背景与黄兴笃实精神的形成

黄兴被时人称为“革命党中唯一之实行家”，是因为当时的革命领导人中只有他一人多次亲临前线作战。这一特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反映了湖湘文化对黄兴的影响。

第一，修文习武的家风、民风

黄兴出生在长沙郊区一个富裕的士绅家庭。先祖中在明清两代出现过3位分别官至巡抚、侍郎、知府的进士，祖父黄月楼曾招募团勇保护境内。父亲黄筱村为府学廪生，在长沙城内教馆任教，同时也是乡里的都总，负责调解纠纷，维持治安。黄兴从小就有豪侠之气，并接受了比较正规的体能训练，拜师学拳术，练习举重，“只手能举百钧”，还喜欢游泳、骑马、登山。

在文化学习方面，黄兴5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8岁至14岁，先后跟随肖举人和周翰林读书。肖举人为肖荣爵，后来也成为翰林，并任粤汉铁路总办等职。周翰林，字笠樵，大约是一个在家养老的退休官吏。翰林相当于今日的院士。黄兴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之高，可以说是无与伦比。

第二，经世致用的学风

1893—1898年，黄兴先后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和从岳麓书院迁移而来的湘水校经堂，这两所学堂都以通经致用著称。1891年至1894年任城南书院山长继而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是一个提倡实学的著名学者，他曾经指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经世致用学风对黄兴的影响，最先表现在他对科举考试的态度上。黄兴于1896年考上了秀才，但非本人自愿。他赋诗道：“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黄兴后来说：“兄弟在校经堂读书时，尚无革命思想，惟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

第三，新学与救亡思潮

在近代，湖南是新知识传播最早的省份之一。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79年从欧洲回国后在长沙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传播各种新学、新思潮。黄兴为他1892年出生的长子取名为“一欧”，表明他很早就接受了新知识的影响。

黄兴在城南书院和湘水校经堂学习期间，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江标、陈宝箴、黄遵宪等著名维新志士在湖南大搞维新和爱国救亡活动。黄兴为他1896年出生的长女取名为“振华”，反映了当时的爱国救亡运动对他的影响。

黄兴于1898年转往武昌的两湖书院学习。两湖书院的课程新旧并存，“除经史文学外，尚有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及兵操等新学科。”黄兴学习认真，各门课程成绩优秀，“考验十二次，六次列于第一”。对当时诸生不愿意上的兵操，黄兴“尤为精勤。……临操如临敌阵，短装布鞋，抖擞精神，听命唯谨，动作无不如度，不稍苟。”

第四，“投笔方为大丈夫！”

1900年4月(一说1899年秋)，黄兴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不久，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身在日本的黄兴心急如焚，于1900年6月19日上书给两湖书院监督黄绍箕，希望黄绍箕仿效湘军大将罗泽南，在两湖书院组建“弟子军”。稍后，黄兴见日本“同志太少，孤掌难鸣”，匆匆归国。这时，黄兴的好友唐才常、沈荩、杨笃生、秦力山等人正在汉口、上海组建自立军。黄兴认为条件不成熟，“实不可冒昧起事”。因无法说服唐才常等人，黄兴便自己“回湖南举办团练”。自立军起义主要是抗击外国侵略者，却遭到清政府无情镇压，唐才常等20多人遇难。黄兴悲恸大哭，“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1901年，爱好并精通书法的黄兴撰铭立志：“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揭竿而起的旧式农民战争时代基本结束。因此，领导这场革命不但需要有坚定的民主共和思想和爱国主义热情，而且必须掌握现代军事知识与技术。黄兴对此有全面而清晰的认识，并较早开始认真学习现代军事知识与技术，这使他与一般的“言论家”和单纯的军人均有了很大的不同。

　二、“十七次铁血精神”及其伟大意义

从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开始，中国的革命党人就正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武力推翻腐朽、卖国、专制的清政府，振兴中华才有希望。这种思想到20世纪初成为一种在新式知识分子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但就如黄兴所说：“所苦者无人肯首先发难”。在这种背景下，黄兴继孙中山之后站了出来，直接策划和领导了至少10次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前的长沙、鄂宁、洪江；同盟会成立后的萍浏醴、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广州新军、黄花岗、阳夏之役。其中的4次起义概况如下：

1904年的长沙起义。1903年11月，黄兴在长沙创建华兴会，计划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70生日那天在长沙起义，部署范围广达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四川、江苏、上海数省区和日本东京。这次起义虽因泄密而流产，但因“豪侠云集”而成为同盟会诞生的主要基础之一。

1908年的钦廉上思之役。黄兴率部200多人从越南回国，与前来围剿的2万清军角逐于广东钦州、廉州和广西上思地区。历时约40天，两扑钦州，一攻东兴，一围灵山，一陷防城，大小数十战。最大的战役——马笃山之战击毙敌军200余人，俘虏敌军30多人。黄兴所部在整个战役中仅阵亡4人，伤2人，一度发展到600多人，因粮饷不继主动解散。

1911年的三二九黄花岗之役。黄兴率勇士130多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其后兵分四路，准备与其他三路义军汇合，结果不见一人。黄兴孤军与广州满城敌军彻夜血战，“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孙中山语)。事后，收葬烈士遗骸72具于黄花岗，后经考证，共有86位烈士。黄兴本人身负重伤，断了两个手指。

1911年10月28日，黄兴在北洋军攻入汉口城内的危急形势下来到武昌。黎元洪立即派人举着写有“黄兴到”三个大字的大旗，骑马跑遍武汉三镇，所到之处，人心大振。参加武昌首义的革命士兵只有2000多人，经过近20天的苦战，实力大减。北洋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袁世凯亲自坐镇，冯国璋、段祺瑞等亲自指挥。黄兴视察战场后，决定以攻为守，当天晚上便开始组织反攻汉口。革命军作战勇敢，争夺激烈。北洋军火烧汉口，大火三日三夜不熄，汉口“全市被焚”，黄兴只好于11月2日率军退守汉阳。湘军第一协和第二协先后赶来支援，革命军声势复振，黄兴于11月16日再次反攻汉口。战斗打响，原来部署的三路大军有两路不知去向。其中，一路是因为指挥官结婚没有出动；另一路则是指挥官醉酒下错了命令，部队开往了与预定目标方向相反的地区。赶到战场的革命军“越尸百战，努力不懈”，将北洋军从外线阵地驱赶到主阵地。下午2时左右，革命军一部退出阵地前去就餐，周边部队以为开始撤退，也跟着往后退。北洋军趁机猛烈开火，革命军大乱，反攻失败。

当时，除了仓促组建的革命军素质不高，黄兴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最严重的就是派系斗争，有一派人把持湖北军政府，“拥黎压黄”，排挤其他非本派的人士。黄兴因此而屈居黎元洪之下，无法驾驭全局。很多志士因此而愤然离开武汉，其中包括一些主力部队和前线急需的军事指挥与技术人才，还包括一些重要领导人。此外，有人卷走20万军饷，这对革命军也是一种致命打击。在这种背景下，黄兴抱着“但愿牺牲性命期在必成”的决心，紧密依靠革命官兵，坚守汉阳到11月26日23时许。

1911年10月至11月，黄兴在阳夏战役中苦战一个月，迎来了17省区响应革命的局势，从而使清政府的崩溃形成定局。其后，黄兴在上海组织援宁援鄂，策动北方革命，整顿和扩充同盟会组织，筹组临时中央政府。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

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是一个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体。他们身无分文，手无寸铁，人数不多，但他们充满爱国热情，富有民主共和理想，勇任牺牲发难之责，屡败屡举，愈举愈奋，“前死后继，求胜于败”，终于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对此，黄兴于1912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周年纪念日自豪地写道：“百折不回，十七次铁血精神，始有去年今日；一笔钩尽，四千年帝王历史，才成民主共和。”

黄兴的军事行动，具有较大的冒险性。对此，一方面要汲取教训，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人物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前死后继，求胜于败”。中华民族要开创伟大事业，不能不具备这样一种勇于实践的伟大精神。

　　三、“造成世界第一等国”的伟大理想与实践

黄兴认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是“大错特错”。因为“孙先生一直不断地理想着，实行着，实行其理想，理想其实行”。他本人同样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实行家，他说：“试想没有理想，那能见诸实行：没有理想的实行叫做盲动，轻举妄动。”

“实行其理想，理想其实行”，是黄兴实干精神的深刻性与坚定性所在，忽视这一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黄兴的实干精神。

黄兴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中国“造成世界第一等国”。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黄兴做了很多思考，并且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

第一，改良政治，建设民主共和国

黄兴认为，中国之落后，首先是政治不良所致。因此，要振兴中华，首先就要“革不良政治之命”，推翻清朝和袁世凯这样的恶劣政府，“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之政治”。为了实行上述理想，黄兴不但先后领导了反清、反袁革命，而且在宪政、法制、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地方自治、政党建设、政党政治、党派关系、党内民主、思想工作、宣传工作和官员民主作风等众多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与实践。

第二，“铸成中华伟大之军人”

清朝统治时期，黄兴没有条件建立革命军队，就在清军特别是军校学生中发展组织。他在日本主持同盟会时，同期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有1/3左右被他吸收参加同盟会，人数在100人以上，其中“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组成“丈夫团”。“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熟知的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在军队中提倡“高尚之学术、卓越之精神、优美之道德”，以“铸成中华伟大之军人”。为此，他联合200多名军官发起成立陆军将校联合会，精心组建南京第八师等一批骨干部队，安排或支持一批同志出任都督、军政部长、军长、师长、旅长、团长和司令等要职，倡办高等军事教育，组织留学，等等。这些措施，对后来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乃至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均深有影响。

黄兴的方式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但有其历史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和领导伟大的军队，必须以造就“伟大之军人”为基础。黄兴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重视。

第三，振兴教育

黄兴最为钟爱的事业无疑是教育。1902—1903年间，黄兴赴日本学习师范。此时的黄兴已经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但对师范课程，“仍按步作去，不敢少懈”。并担任《游学译编》教育栏目编辑，还翻译了一部当时尚未正式出版的日文著作概要《学校行政法论》。

1903—1904年间，黄兴在长沙明德学校任教一年，另在多所学校兼课，担负体育、地理、生物、心理、美术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并负责明德师范部的教学行政工作，在思想教育、体育教育、直观教学、兴趣教学及建立新型师生关系等众多方面起了示范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留守府期间，黄兴日理万机，但仍为振兴教育而努力。1912年3月领衔发起创办拓殖学校。这是一所以蒙文、藏文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其目的是挽救当时严重的蒙藏危机，开发蒙古、西藏。黄兴还倡办或支持创办了政法大学、民国大学、湖南旅沪公学、明德大学等多所学校，曾任北京民国大学第二任校长。

黄兴对教育还有一个鲜为人提及的重大贡献，那就是倡导“国语”。1912年6月10日，黄兴曾就教科书问题致长电给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范源濂，提倡与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与推广普通话相似的“国语教授”和“统一国语”。

1914—1916年流亡美国期间，黄兴对美国教育之发达大为感慨，认为这也是中国富强的根本之道，并说：“假我数年，必酬此愿”。回国后，他发表了“教育为立国第一要着”，“其次则为实业”的政见。

第四，倡导体育

黄兴认为“强国必先强身”，并且身体力行。他本人在体育方面爱好广泛，拳术、剑术、射击、马术、体操、棒球、围棋，均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平。他的长子一欧从五六岁开始就接受具有专业色彩的体育训练。长女振华上过体育专科学校，并著有《国民体育》一书。黄兴倡导的“强国必先强身”在他的家庭成效显著，他和廖夫人的5个子女，平均寿命超过了90岁。

黄兴采取过多种形式倡导体育运动。在明德学堂任教期间，组织了“扬子江野球(棒球)队”，这是湖南有球队之始。1908年在日本东京组织大森体育会，会员约170余人。

黄兴在体育方面的贡献使他的英名今天与体育紧密相联，如湖南的明德中学和黄兴小学都是以体育为特色的学校，上海的黄兴公园是“休闲体育公园”，他的家乡长沙县和黄兴镇，都是著名的“体育之乡”。

第五，兴女学，立女权

黄兴对女性特别尊重，特别关爱，期望甚殷，认为“造成世界第一等国”，“造成世界一种最优美之学风”，“其责任匪异人任，即在我女同胞身上”。

对于妇女问题，黄兴先从自己的家庭抓起。黄兴曾将自己学习过的课本转给其母亲易自易和妻子廖淡如学习，这使易、廖二人后来都能进入学校工作，并有助于子女成长。黄兴长期不在家，由于易、廖二人教养有方，黄兴的子女个个品行高尚，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如幼子黄乃(一寰)发明了中国现行盲文，成为“中国盲文之父”。

黄兴是湖南第一所正式女学堂——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中唯一的男教师，教体操。当时的女性害羞、胆怯、禁忌多，还难免嬉闹。对此，黄兴“很耐烦，从无疾言厉色”。黄兴还是这所女子学校的固定赞助人，每年捐助10银元。1912年回湖南时，黄兴又捐赠周南女校1000元。

黄兴支持女性参加革命。秋瑾、何香凝、唐群英、方君瑛、曾醒、黄绍兰等女性都曾经是黄兴的战友和部属。黄兴的另一位夫人是一个非常勇敢和活跃的革命女性——徐宗汉，黄兴亲切地称她为“宗汉弟”。徐宗汉在黄兴身负重伤后，保护黄兴的安全，治疗他的伤势，抚慰他的心情，照料他的生活，并护送黄兴从香港经上海前往武汉，为辛亥革命做出了非常富有实际意义的重大贡献。

黄兴积极支持女子参政，强调“人类进化，男女平等，故参预政治乃天赋人权，不能有轩轾于其间”。号召中国女性铲除“二千年来所传遗之苦恼”，“与男子同享共和幸福”。

第六，从事慈善活动

南京临时政府期间，黄兴创办了民国时期第一所贫儿教养院。后来，徐宗汉苦心经营这所贫儿院，盛时教养贫儿上千人，以死难军人的子弟为主，分设小学部和中学部，还有多处工场和农场，其中安徽宣城农场占地近6000亩，拥有员工100人左右。

1912年回湖南时，黄兴在长沙创办了一所贫儿教养院，这就是今天长沙黄兴小学的前身。

第七，热衷文化事业

黄兴“文似东坡，字工北魏，诗尤豪迈清越”，是著名的诗人、楹联家和书法家，绘画也有一定的水平。立志革命后，黄兴告诫自己“尺牍勿宝”，但兴之所至，仍然不时泼墨，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词、楹联、条幅及其他各种书法珍品。

黄兴喜欢收藏字画。流亡美国期间，黄兴出售藏品数件，获美金数万元，从而使自己和同行人员在美国约两年的生活费用完全自主。其收藏品价值之高，可见一斑。

黄兴是著名文化团体“南社”的社员。南社人才济济，几乎吸收了20世纪初期中国所有的文化名流，诗、词、曲、剧、经、佛、书法、绘画、金石、考古、政治、哲学、教育、法学、文字、历史、军事等诸家无不齐全，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黄兴热情地鼓励当时尚受歧视的戏曲界人士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说，“古今中外，乐歌感人最深”，“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希望戏曲界人士“仿欧美之成规，尽鼓吹之能力，普社会之文明”，“以实行风俗教育，激发人心，改良社会”，使“国势蒸蒸富强”。

对于宗教，黄兴极其尊重。他赞许基督教提倡的“平等自由之学说”，希望基督教“宏宣教旨，求世界之和平”。他称赞伊斯兰教“极高尚”，“最宜于军事教育”。希望中国穆斯林“能就其高洁之宗教，输入其爱国思想”。对于佛教他也非常尊重，而且相当熟悉，曾化装成“张和尚”从事革命活动。

值得一提的还有，黄兴曾主张改革中国的服饰。他说：“中国从前衣制不好，屈伸由人，致多伛偻之辈，精神颓放。西洋普通衣制均用硬领服者，须直立首项，而胸部开放，精神亦因之振厉。”

第八，振兴实业

黄兴最大的梦想，就是亲自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把中国“造成一个最富足最强盛的国家”。

在振兴实业的具体领域，黄兴“专注于矿业”。他发起创办湖南五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还前往矿产丰富的湖南湘潭、株洲和江西安源、萍乡进行实地考察。除了矿业外，黄兴在实业方面参与的活动，还涉及到铁路、轮船、金融、制革、制造、农业、木业、纺织、陶瓷、商业、交易场所建设、道路建设、城市建设、集资方式、币制、公司制度、行会制度、福利制度、工会、外资、外商等，并大力提倡工学、农学、商学、矿学、水利学、金融学等众多实利学。黄兴诚挚地认为：“只要四万万同胞团结一致，从兴办实业与教育入手，自强不息，无论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要不了十年时间，国家就可以强盛起来。”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杀害准备前往北京组阁的宋教仁，黄兴只好再次从事武装斗争。先是与孙中山等人发动“二次革命”，继而与蔡锷和孙中山共同发动护国战争，最终于1916年6月推翻袁世凯。同年10月31日，因操劳过度和当时的医疗水平，黄兴病逝于上海，年仅42岁。

振兴中华，只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伟大的实干家黄兴永远值得人们怀念，永远值得人们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