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外国侵略者的魔爪便伸进了中国，特别是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妄图瓜分和灭亡中国。面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儒法两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鸦片战争时期的法家魏源，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对以穆彰阿、琦善为代表的儒家投降派的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批判。研究鸦片战争时期两种军事思想的斗争，对于我们认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会有所帮助。
一
面对殖民主义侵略，是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还是散播“抗战必败”的亡国论调，这是法家魏源与儒家投降派论战的焦点。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鸦片战争是英国侵略者对华侵略和我国人民反侵略的战争，前者是非正义的，反动的；后者是正义的，进步的。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害怕人民群众，导致英军步步进逼，国土沦丧。投降派为殖民主义者气势汹汹吓破了胆，亡国论调甚嚣尘上。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战争的根源归结为“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无端扼杀三元里和东南沿海人民的抗英斗争，推行儒家“善战者服上刑”的反动政策，诬蔑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抗英斗争是“糜饷劳师”、“误国殃民”，把他撤职贬戍，并明令“有兵勇杀一洋人，即行正法”，打击抗战将士，完全暴露了他们是一群畏敌如虎的卖国贼。
面对儒家投降派的嚣张气焰，魏源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回击。他歌颂反侵略斗争的人民为“义民”，热情赞扬三元里人民在抗英斗争中“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表现了中国人民战胜侵略者的深厚伟力。魏源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他痛斥“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指出，“无欧罗巴则无鸦片”，“深知夷情者，则知其不由禁烟而起”，而是由于侵略者“竭我之富”、“济彼之强”，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和当时广大人民认为英国侵略者侵华“其由来渐矣”是相一致的。因此，他认为，不但禁烟完全应该，抗战完全正义，而且对侵略者的态度只能是“以义伐不义”，“以甲兵止甲兵”，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他曾说过“杀人以生人”，只有坚决消灭入侵之敌，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以主待客，以主胜客”，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必胜！
“抗战必败”论的投降派是一伙唯武器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良莠，为其投降主义路线张本。投降派黄思彤侈谈什么“该夷之船坚炮利，断难力敌，亦无术可破，以肉身御大铳，虽铜筋铁肋，立成★粉。往往备之累岁，败之崇朝”。在投降派看来，敌人“船坚炮利”，中国只能以“肉身御大统”，抗战必亡，乞降有理。魏源愤怒地驳斥船炮决胜的失败主义谬论，认为战争的胜利，不只决定于武器的优劣，更重要的是要讲求人心和战争的其它条件。它指出：“不讲求用炮之人，施炮之地，与攻炮守炮之别，陆炮水炮之宜，纷纷以畏炮为词”，不过是“借兵而资寇”。他责问道：“五行迭相克，阴阳迭相胜，天下有不可制之物耶？”。并举出缅甸人民以大木栅白环打败英国，越南人民用扎船打败英国兵船，和三元里人民用大刀、长矛打得侵略者威风扫地、抱头鼠窜等事实，说明只要利用民力，坚持正义战争，就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打败侵略者。
在反侵略战争中，对于人的作用的认识，能否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人民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力量，这是当时区分儒家投降派和法家抵抗派的重要标志之一。儒家投降派由于阶级利益和侵略者一致，所以“防民甚于防寇”，害怕人民的斗争烈火。三元里一战，琦善、奕山之流放走英国侵略军头目，纵虎归山，反而颠倒黑白，诬蔑人民多“通敌”，他们散布“粤民多汉奸，无一可信”的“民情不坚”谬论，为其镇压人民的抗英斗争制造舆论根据。魏源的态度与投降派相反，认为清兵腐败无能，“炮雷江口震天来，惊得镫船如雨散”，未触先溃，而广东、台湾等地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却英勇无畏，是创造了赫赫战绩的“义民”。正是多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才坚定了魏源抗战必胜的信心，而儒家投降派由于根本脱离人民，害怕人民，所以他们是“抗战必败”的失败主义者。
魏源的抗战必胜思想，还建立在他对殖民主义侵略者的本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上。他指出，侵略者是一帮“惟利是图，惟威是畏”的家伙，它们贪婪成性，又欺弱怕强，欺软怕硬。他揭露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沙皇俄国“初境狭小，尚不及今（按：指鸦片战争时期）俄罗斯地十分之二”，由于穷凶极恶地“日事吞并”，扩张领土，才成为压迫着上百个民族的沙俄帝国。这些殖民主义强盗“惟利是图”，四处扩张，但是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敢于和它们进行斗争，就能使“惟威是畏”的强敌现出色厉内荏的原形，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马克思说过“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也是一个失败主义的儒家投降派。他反对人民革命的正义战争，胡说：“许多国家的人民要革命，反动派要抵抗，……小战会转变为大战”；他抹杀战争的阶级性，说什么“军事起源于打架，然后才变成打仗”；他是“唯武器论”的忠实信徒，吹嘘“苏联一下子几十万辆汽车、装甲车和坦克，可以满山遍野地来”，“把我们打瘫痪”，为他投靠苏修的卖国行径张目。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儒家投降派的军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二
在如何指导战争，制定战略战术原则的问题上，法家魏源与儒家投降派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为了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魏源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出发，讲求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战略战术，以求“知彼知己”，克敌制胜。而投降派从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出发，把发展的生动的战争公式化，以达到取消抗战的目的。
毛主席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
鸦片战争时期，儒家投降派咒骂了解外国情况为“多事”，攻击法家“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魏源继承了法家思想，认为打仗“非神之力也”，必须“上谋之天，下谋之地，中谋之人，人谋敌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根据鸦片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指出应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做到“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在真正掌握敌情的情况下，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达到“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效果。
魏源认为，“制敌者必须使敌失其所长”。他批判了投降派所谓中国“地势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主张“拒敌外洋”的冒险主义，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能“诱敌深入”，“以伏散战”，使敌人“船坚炮利”善于海上作战的长处消失，发挥我土枪土炮的作用。他说：“诱敌入内河者，谓兵炮地雷，水陆伏击”，逼敌“能进不能出”，聚而歼之，这好比“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能有效地消灭敌人。
魏源对奕山的“指挥犹执金如意，棐几湘帘海外行”的蠢猪式打法异常气愤，指出在作战方针上，要“以正合，以奇胜”。所谓“正”，就是按一般的作战原则、方法和部署进行正面作战；所谓“奇”，就是根据战争发展阶段的部分情况，灵活使用兵力，巧妙变换战术。他运用并发挥孙武子“正”和“奇”必须互相配合，互相转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指导抗英战争，“以炮台为正，伏兵为奇，至于奇正相倚，变化不测，致敌而不为敌致，诱敌而不为敌诱，则又反以伏兵为正，而以炮台为奇，方尽行诡道之秘”。魏源的“奇正相倚”、“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的灵活战术，是他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军事上的应用。
可是，投降派却无耻攻击魏源“诱敌深入”的思想是“门户失守”，诬蔑“正奇相倚”的战略战术是“纵贼入庭”。魏源并不为投降派的攻击谩骂所吓倒，他阐明对敌“纵其入险”是“以纵为擒”，岂有“失守”之事？他坚信打仗必须“以奇制胜”，“以小胜大”，“以近胜远”。鸦片战争的史实说明，正确的是法家魏源和林则徐抗战派，而不是穆、琦之流投降派。
儒法军事思想的对立和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儒家投降派唯心论机械论的军事思想的翻版。他把错综复杂的千变万化的战争行动搞成什么“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的僵死公式，推行“一点两面”式的“不鼓不成列”的战术，鼓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的盲动主义，这充分说明自吹为“天才军事家”的林彪，只不过是蠢猪式的儒家徒子徒孙而已。
三
鸦片战争时期，法家魏源与儒家投降派两种军事思想的对立，还表现在对待战备问题的态度上。
儒家投降派由于政治上的卖国主义，军事上就进行撤防，打击抵抗派。他们还利用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制造所谓“和平”烟幕。魏源愤怒地揭露投降派所谓的“和平”是“琛珠合向海王倾”，“全凭宝气销兵气”，用和平假象解除人民的武装。他指出“有文事必有武备”，要“求将帅，严军令，搜军竟”，加强战备，富国强兵，因为“功无幸成，惟励精淬志者，能守国而知兵”。
首先是从思想上要有所准备。魏源在他的著作中，以清初康熙时期平定“三藩”的分裂割据势力，重新统一台湾，消灭西藏噶尔丹叛乱，抗击沙俄侵略取得重大胜利等武功，激励人心，影射鸦片战争后的现实，认为卖国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人民的最大耻辱，要发奋雪“国耻”，振“国威”。他说：此时“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要“驭外夷”，“应先平人心之积患”，保持不馁的士气，从精神上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焕发斗志，重振旗鼓，把抗战斗争进行到底。
魏源把战备的基点放在组织训练“各省之勇民”、“义民”上面。他针对投降派的“英夷强寇，非一省所能抵御”的谬论，指出：“各省之勇民，原足充各省之精兵，练一省之精兵，原足捍一省之疆圉”。他认为必须用常备不懈的思想武装“义民”，在和平时期“尤当倍念于未款之时”。而投降派只是“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结果落得“城上族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的恶果。魏源的备战思想是法家“有备则治人，无备则治于人”的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与儒家“战备无用”、“领土无用”思想相对立的。
在物质准备上，魏源继承了历史上法家“富国强兵”传统。他提出要选贤任能，培养边将，改革军政，主张把满州贵族的几百万寄生旗民，在驻防的名义下移边屯垦，即“阜食莫大于屯垦，屯垦莫急于八旗生计”。他还提出了除弊、节用、塞患、开源四项富国强兵要政，以达到“不惟利足以实边储，且力足捍外侮”的目的。他针对鸦片输入后白银大量外流，官吏拖欠国家赋税和中饱军饷的状况提出要实行“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的政策，使国家富强起来。他展望未来豪情满怀，说：“中国人、材、财皆非不是，只要大家励精图志”，就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乎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国家会出现统一强盛的局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叛徒卖国贼林彪，极力破坏战备，恶毒攻击毛主席“全民皆兵”的思想，说什么“民兵搞那么多干什么”，反对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其目的就是要我们放弃战备，妄图使我国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的罪恶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
魏源的军事思想，表现了当时作为新兴的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军事思想不可能真正发挥人民的力量去与投降派和侵略者作斗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