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一八二——一八六一年）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进士出身，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有功，曾以太子太保，擢湖北巡抚，谥文忠。由于他在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中效有犬马功劳，故史称为咸同中兴三名臣之一（另有曾国藩、左宗棠）。他不愧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位干才，本文想探讨一下他的人才思想。
（一）
清王朝自道光以来，政治日益腐败，贪污盛行，鸦片战争后，更是外侮不息，生灵涂炭，人民革命之烽火遍及神洲大地，清王朝处于四面楚歌中，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胡林翼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深刻地认识到不管是理政、治军、理财及抵御外侮，均须重用得力的人才，从而提出了他的一套用人主张。
历史上“郡侯治汉，文若佐许，武乡治蜀，景略图秦，其得力全在得人。”胡林翼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结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因而他认识到“治国之要，得贤为本”。“他认为：国之求才，如鱼之求水，鸟之求木，人之求气，口腹之求食。无水、无木、无气、无食，则一日不安而即于亡；得水、得木、得气、得食则生。此理至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个人决定和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但也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试想：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能够干得出什么事来吗？列宁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于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胡林翼所说的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虽然是从维护其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出发的，但这个国家政权的全部历史是由那些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因而这些个人的行动，就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政权的强弱与存亡。从这个角度上说，胡林翼的人才至重就不是没有道理了。
胡林翼从他所处的年代，看到此起彼伏、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原因是：纪纲不气，贪吏凌人，逼民造反，“国家之败，皆由官邪，……民乱必由官贪”。要改变这种恶劣现象，避免人民革命的烽火，就必须从整肃吏治着手，“劾黩货之人”，不得重用“贪诈之吏”，重用那些廉洁的官吏，若“得一正士，可抵十万金。”因而他说：“凡办事，首在得人，……地方之事，以十万兵而不足者，以一、二良吏为之而有余。”并得出“吏治本无不传之秘，用人行政之大”的结论。在封建社会，当官不为民着想，不如回家卖红茹的廉洁官吏也不乏人在。当然胡林翼不从改变封建剥削的根本制度着想，欲图在封建政权中起用那些廉洁的官吏，就可以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根基，那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尽管他自己也希图作一个廉洁的官吏，“我在外面不喜欢收人礼物，一切珠玉玩好，凡世间可歆可爱之物，我视之如粪土也。”但他这种行为不可能改变封建社会官场的贪污成风的局面。然而作为封建官员能有如此思想境界，也就难得和可贵了。
胡林翼身为湘军将领，在与太平军长期作战的实践中，他深深感到军中将帅之重要。“招兵必先求将，”非求将者，“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领，结纲者，不絜其纲，是棼棼也，将自毙矣。”军队素质之好坏，决定于将帅之能否得人，营不得人，则营皆废物；哨不得人，则一哨皆为废物；十长不得人，则十人皆为废物。滥取之数，有兵如无兵也。”而若“将得其人，弱者可强；将不得人，虽强易弱。”如此深刻的认识，不能说没有道理。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由于指挥官的审时度势、知己知彼，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案，因此能一举歼敌、或转败为胜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反之，由于将领不得其人，在战场上瞎指挥，结果落得全军覆灭的先例也是数不胜数的。胡林翼认为“湘军之所以能战，”是因为湘军有诸如江忠源、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李续宾等将领，为之“开其先”，而鄂勇之所以不能战，“是因为未得江、塔、罗、李之将也。”他身为湖北巡抚，要稳定其对湖北的统治局面，不得不呼叹：“今鄂中人才安在？求才之方略安在？”他令其部下编列条目，征求事实，要司道府各举所知，“有奇才异能、必须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牍举荐。”以解决人才奇缺的燃眉之急。这足见他在治军方面求才之苦心了。
另外，胡林翼在理财和抵御外侮方面也提出了他用人的主张。认为“理财之道，仍以得才为先气，“求才是先务，理财必须先求才。”抵御外侮也非“访举人才不可”。
综上观之，胡林翼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官员，深深认识到人才对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重要性，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必须重用人才的主张。
（二）
胡林翼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提出了“才品兼优，的标准。他所说的“才”，优是必有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才干，他的所谓“德”，就是以儒家的礼为本，兼以勤恕廉洁，甘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品德。胡林翼认为政治上不可用“贪诈之人”，必用“廉能之吏”，军事上必用“智勇二字相兼”之人，要“有勇气，有智略。”若“仅有智无勇”，则“能说而不能行”，而“有勇无智，则兵弱而散，兵强亦败，不明方略，不知布置，不能审机，即千万人终必败也。”理财“尤须谨慎求才”，切忌用贪诈之官，“贪官剥民，自割其身也，如割肉以充讥，腹未饱，而身已残。”这种情况是最可怕的。胡林翼的这些用人标准不能说不正确。
龚自珍曾提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主张，胡林翼则沿袭之。他认为不管是军务还是地方，均须“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必军务乃能逾格，必地方得人，军务乃能顺手”，且要同僚以此“共鉴之”。凡是符合用人标准的人才，不管是“举、勇、生、鉴、白丁，皆可不拘一格而用之。”人才的存在是客观的，在于去发现、去重用，“人才因求才者之志识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欲得千里马，必有伯乐识马之精神，若“仅得千里马而不识，识矣而不能胜其力，则且乐驾骀之便安，而斥骐骥之伟俊”，这是“可愧可惧”的。若对千里马“识之而不能用，则千里马亦且自悲，他在这里告诫人们，仅识千里不行，还必须胜任其力，重用其才，使英雄有用武之地。胡林翼提倡“循名核实”，不能以“一人之见，一笔抹倒。应该分日分起，促膝并坐，与之缓谈事理，则浮伪者，其本末立见；而稍稍可用者，姑志于心，以待试用。”发现人才如“披沙拣金”，这是“颇费眼力”的，“须全副精神，随事贯注，乃可有准耳”。为了寻觅和起用人才，不能怕嫌怨，“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既然“身当其事”，就要理直气壮地“义无可辞”。胡林翼的论述，是颇为具体，也是较有气魄、有胆量的啊。
胡林翼“渴望名贤群力扶持”，视得一千里马“即得星星之火，涓涓之水”。他一旦听说哪里有人才，必“千里招致，亲面试之。”一八五九年九月，他接到陈惺轩的信中论及一个姓王的“志行踔跞，超绝等伦。”于是他即给陈回函：“闻而慕之而亟思一见以为快，……欲以扎调来营面谈一切，”且要陈“代致饥渴之诚，幸勿金玉其音，不胜翘企之至。”胡林翼一生荐举过不少人才，郭嵩焘说“其所论荐，多为名臣。”前任江西广绕九南道沈葆桢，不正是被胡视为“识略冠时、才堪济时”而擢为江西巡抚、后升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被胡视为“忠勇廉明”的彭玉麟，经他荐举从道员升至巡抚、两江总督直至兵部尚书。仅只举人出身的左宗棠之所以能大器晚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完全是因为胡林翼的力举推荐，才得以施展其抱负的。
胡、左二人是莫逆之交，且有姻亲关系，胡是陶澍的女婿，左的女是陶澍的媳妇，胡的胞妹同芝又是左的侄媳，其关系非同一般。胡对左的为人极其了解、对其才华亦颇为赏识。他们“曾风雨联床，彻夜谈古今大政。”道光晚年，胡林翼在贵州当知府，向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推荐左宗棠作幕客，只因左宗棠已将女儿许配给陶澍之子陶桄为妻，正在任培养陶桄的塾师，翁婿之情，使左离不开陶家而未能赴黔。一八四九年冬，林则徐扶病回闽路过长沙时，特招请左宗棠会晤于湘江舟次，叙谈达旦，林视左为“绝世奇才”。太平军起义后，胡林翼于一八五二年九月多次写信给湖广总督程匊采，说左宗棠“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如便中访问，必能有裨高深”。还说左“品高学博，性至廉洁，……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尤为近日楚材第一，惟秉性刚急，故不愿出山，实为可惜。”随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胡林翼深感左宗棠的出山对清廷时局有利，于是又多次致书湖南巡抚张亮基，说左宗棠“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盼能招用。同时又致书左宗棠，说张亮基招左之心是“思君如饥渴”，“一时无两”，劝左早日出山效力。于是这个有才干又敌视太平军的左宗棠，终于在是年十月八日出山，任张府幕僚。其时，左宗棠己过“不惑”之年了。
一八五九年下半年，左宗棠被永州镇总兵樊燮上京控告，咸丰帝下旨湖广总督官文密查。且说如果左“果有不法情事，即可就地正法。”樊燮控左本来就是受官文唆使，对左“就地正法”那是极易不过的事.但胡林翼与官文关系甚密，他即在官文面前为左辩解、说情，加之郭嵩焘等人在京活动，尽力营救左宗棠。官文感到上下有压力，才免于左一死。樊控案的乌云消散后，清廷听从臣下意见，决意重新起用左宗棠，于一八六○年六月九日，命左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但曾国藩因一八五八年被削兵权时，左宗棠曾面斥过他，于是对左怀恨在心，迟迟不肯出奏明确表态，对任用左宗棠抱消极态度。这时胡林翼又致书曾国藩，指出左宗棠“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又针对曾国藩欲要左去四川的打算，他指出：欲令左入蜀去独当一面，“其性过激，若与心谊素不相属者共事，恐难免决裂以徇其于蜀事，亦恐无补，不如暂附”于曾国藩。曾国藩衡情论势，才于一八六○年八月二日上奏《请留左宗棠襄办军务片》。自此，左宗棠才开始他的戎马生涯，但他已是年将半百的人了。
左宗棠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实与胡林翼的苦心荐举分不开。今天我们在评价左宗棠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时候，切切不可抹煞这位识千里马而荐举不懈的伯乐——胡林翼。无怪时人评说；“此其量，江海之量；此其心，江海之心也。”
（三）
古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谈何容易！不培养人才，不爱护人才，怎能有人才济济的喜人局面。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若拘泥其短，不扬其长，人才也是无法为用的。胡林翼则主张“用其所长，弃其所短”。认为“有佳士即当教以大义；有邪心者，即当面折其非。”这样便能扬其所长，去其所短。郭嵩焘说胡林翼只要能够“得人一长一技，就务必推之国家，以使效其用”。
胡林翼对人才的培养是颇有见地的，“人才因磨炼而成。”即要放到艰苦的实践中去磨炼。在这点上，胡林翼作到了身体力行、堪称表率。一八四六年，他在亲友的支助下，以重金捐得一官位。在封建社会出钱捐官，是有权自择肥缺的，但胡林翼不择膏腴之地，而择地瘠民贫之贵州。对此，他的友人李如昆很不理解，胡对李说：“黔为先人持节地，习闻其俗。某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负良友之厚意。”他在黔前后七年，治政理财，成绩轩然，因而声威大振。胡林翼是这样律己，也是这样待人，冀望人才在实践中得到磨炼而得以成长。
胡林翼重视人才的培养，还表现在他慷慨解囊，兴办学堂。他深感“今日之天一下，学校衰，而下无实学；科举滥，而士无真才。”他即捐家田，在家乡兴办箴言书院（即今益阳县一中）。一八六○年二月十七日致周志圃等人《论建箴言书院》的信中谈及建书院的宗旨说：“伏念先光禄主持正学，身体力行，为邑人所钦仰。拟行茔高敞，于地旁建立祠堂，外间架迭为书院体势，购群书实中，即以公之邑人士。三月一日致汪梅村信中说自己家“有粗足衣食，不必取以自肥，”盼他的朋友们“慎思审处，以成此事”。且将家田三百石捐书院作学田之用，将家藏书籍捐于书院，“使人知务实学而推见诸行事。”由于他身患肺病，自知不能见书院之建成，故在致友人信中说：“吾不幸死，诸君赙吾者，惟助修箴言书院，无赡并家。”在遗书中嘱咐书院之学田三百石地应由公管，不许胡氏子孙干预。胡林翼死后，书院在郭嵩焘、曾国藩等人的赞助下，终于建成了，实现了他“成德达材以储当世之用”的夙愿。箴言书院以后确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全国著名教授曾运乾陈天机等人，均在该院就读过。
胡林翼不仅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亦重视对人才的爱护，“贤良忠直之才，当为国家爱护之。”认为在战场上损兵折将、尤其是折将，那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军事伤，尚可完；大将亡，不可赎。”清军在一八五八年十一月的三河战役中，被太平军打得惨败，损兵折将五千多人，他为之“焦急万状”，悲叹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纤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现在即使“急迫成军，将领尚未得其选，恐一、二年不能得力。”因而他提出必须爱护将领、减少将领在战场上的损失。
胡林翼对那些“才品兼优”，“智勇双全”、“贤良忠直”的人才，重用、爱护备至，而对那些“贪诈之吏”则不惜“劾罢”。他在贵州任上，见“在伍者，皆城中梏房队目之姻娅，仆妾之党”而无比愤恨，认为“黔中之事，非方诛三五贪劣将弁，并劾去三、二十人，则不能起。”他在湖北巡抚任上，见负有漕粮的三十多个州县官吏，以征漕粮为借口巧立名目，增加民间征收数额以肥私，他把这些贪官视之为害人的“蝗虫。”为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他一方面“先革冗费，以澄其源，定折价以清其流，通达州县伤吏遵行，另外又将那些“怠玩”的官吏“劾罢”，以廉其政。胡林翼劾罢庸官还有一例足以说明，他的下属吴退庵“名能办事，”但“专意修饰边幅，语言进退皆中程度”，他认为此人之心”必浮而不实，”便裁撤回去不予采用。对于他这种好用人才又好弹劾庸人的作法，曾自我评说：“天下之好劾人者，胡林翼是也！天下之至不好劾人者，亦莫林翼若也。”难怪郭嵩焘说胡林翼之识才、用才、有“神识独到处。”时人评说他“用人之道，文忠更胜于曾、左二公。”这是确有其道理的。
一八五五年胡林翼率军攻下为太平军所控的武昌后，被授予湖北巡抚。他接手的湖北是个民物凋残的烂摊子。他认为湖北地处中国中部，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武汉为南北枢纽，上给荆襄，下控吴皖，如何复兴湖北，使之成为镇压太平军的重要基地，这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于是他从练兵、求才、察吏、筹饷四事入手，“慎选贤员，以资苏息。”他又特别注意人事关系的协作，湖广总督官文原来对他很不信任，但他主动搞好与官文的关系，致官文的爱妾竟拜其母为义母，两家来往甚密，二人交往益固。“文忠于是察吏筹饷、选将练兵，孳孳不少倦，文恭（指官文——引者注）尽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每遇以城克敌，及保荐贤才，文忠辄阴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发舒。”曾国藩说胡林翼在湖北待将才“均以国士相待，倾心纳结，皆有布衣昆弟之欢，……外省盛传楚师协和骨肉。”由于胡林翼在湖北任上重用人才，又注意搞好人事关系，故湖北的政治、军事、财政得以苏复，湖北终成为清军攻打太平军的后方基地，它供给了江西、安徽等省清军的粮饷，练就了攻打太平军的反动清军，使太平军再也未能攻下武汉三镇了。
胡林翼一生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用人方面可谓作到了呕心沥血、熬尽苦心。《清史稿》评说他“驭将以诚，因材而造就之，多以功名显。察吏严而不没一善，手书褒美，受者荣于荐剡，故文武皆乐为之用。……荐举不尽相识，无一失人。”彭玉麟对胡林翼善用人才，极为赞尝地说：“能尊贤养才，知人善任，识量闳远，不计身家加之，……敷求哲人博访周咨，以为辅翼，虚衷纳善，毫不由矜。”这些对胡林翼用人之道的评价是颇有道理的。
胡林翼不愧为地主阶级的一位政治家。他的用人之道，在维护封建政权，在镇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方面，不能说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诚然，胡林翼的用人之道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其用人的出发点与目的是极端反动的。但他关于人才的重要性，识人才的伯乐精神，他关于培养人才、爱护人才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或有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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