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初建，“类聚群分，盖有莫之为而为者，在军尤盛。江忠烈公原募之勇，名曰楚军。曾文正公继募之勇，名曰湘军。同一省份，而不免畛域之分”。湘军创建之初，作为地方武装，为保持一定的凝聚力，排除不必要的离心成分，本无可非议。但是，曾国藩以帮办身份招集湘军，处“不官不绅”之地位，就很难从外部（尤其是朝廷那里）吸取政治、经济等力量充实自己，如果能保持“势如破竹”的坚挺之势，或可得到朝廷及地方实力派的一点支持，且多是道义上的，而一旦处于逆境，则必须处理好内部各成员的关系，避免被消灭、吞并的双重威胁。1854年湘军出省后，很快即有湖口之败，陷入尴尬被动的窘境。要摆脱这一窘境，必须重新从上游组织力量，打通武汉至九江的江面。正如坐困江西的曾国藩说：“若雄师从北岸长驱与水军鼓行东下，直至小池口、八里江等处，则敝处青山、湖口之师，忽如枯鱼得水，江西瑞州、临江之贼，忽如釜底之去薪。以不援为援，乃转败为功之要著也。”但曾国藩却缺乏容人之量，他曾说：“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罗泽南）、王璞山（王錱）、李希庵（李续宜）、杨载福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脚下盘旋。”王錱是较早让曾国藩逐出门户的战将，罗泽南虽跟随曾国藩，却一度与曾有分歧。湘军将领之间，亦有矛盾，如杨载福（后名岳斌）和彭玉麟，一度互不服气。胡林翼在为湘军重新夺回武汉、扳回败局的过程中，成功地协调了湘军将帅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湘将与旗将之间，亦有不协，如太平军第二次西征时，鲍超等人不服多隆阿指挥，胡林翼协调好多、鲍等人关系，客观上以新的力量充实湘军，从而使湘军得以不断发展。

1、起用老湘军

湘军组建之初，曾国藩不满王錱矜持自许、好放高言的风格，特别是王錱违背曾国藩的招募制度，私自增募乡勇，并与湘抚骆秉章取得联络，日益亲骆疏曾，想通过骆秉章扩充自己实力而自成一军，处处显露了不愿接受曾氏约束的倾向。王錱这种做法，使曾国藩忧心忡忡而屡屡劝止，最终“度其才气终不能为下，乃听錱别将”。不仅将王部3000人裁减为1000多人，且决计不带他东征，使之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王錱被逐根本原因在于曾国藩与骆秉章等地方实力派间有矛盾，王錱后来完全投靠骆秉章，自定营制，自成体系，以2400人独立于曾记湘军之外，人们习惯称之老湘军。1855年曾国藩处于窘境之时，胡林翼因与左宗棠交厚，1856年9月，他商同湘抚骆秉章，檄王錱由岳州出境赴崇阳、通山、蒲圻一带剿匪。

崇阳、通山、蒲圻一带，乃湖北后路，湖南边防，“皆匪之所聚”，尤其崇阳、通山间为江西、湖北两省往来通道，“寇胁居民蓄发，与武昌寇交通，连年用兵，官军退辄复沦陷，平、巴与接壤，并被其害”。1854年底湘军所以有湖口之败，胡林翼说：“昔往崇阳仅一月，桂口、通城之匪尚有所获，崇阳以下未能尽净，驰赴九江，遂留祸根，常以为恨。”所以胡林翼为重新打通上游，必须重视这块地方的治安。

但是，王部虽到崇、通，仍受湖南牵制，面临两难境地，“錱此行出于万不得已，然不敢太远，亦不敢甚久”。王錱表示，战事要有转机，必须有“赖诸军之地”，而不能“以小嫌介意”，所以在崇、通大办团练，配合李续宾马步，攻取大冶、兴国，彻底清除进攻武汉的隐患，切断了武汉太平军的退路。胡林翼对王錱完全信任，如王禀请办团经费，胡林翼回信说：“自定规条，不遵者罚其悭吝，即可通行。”并在奏稿中大加褒扬，把“鄂省前后各县均已肃清”的功劳，大多记在王錱身上，王錱所以非常卖命。王錱后来“所部仅及三千，日来病者已三分之一”，而且湖南边境全、灌遭广西土匪不断滋扰，骆秉章虽令王錱回援，但还是同意胡林翼让王部继续“暂住崇、通”的请求。不仅如此，1857年闰五六月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出安徽、江西，江西曾记湘军受到翼王与福建杨宜清兄弟从东、西两面合击的威胁，王錱又助一臂之力。4月，王錱部进泰坪墟，并分兵剿峡江通临、吉之路，防止太平军进入湖南，又分兵让刘腾鸿驻防瑞州，阻止太平军由崇、通入湖北。王錱写信给江西巡抚耆龄说：“此次来江，专拟就寇处纵横荡击，以持大局……尽夺沿江之险，断吉、临、瑞之接济。”王錱部“善以少击众”，曾于1856年于古厦（宁都州）、吉安、乐安等处败杨宜清等太平军，并于6月17日收复抚、建。由于王錱身患热病，于8月后不久去世。但是，他在江西的努力，客观上减轻了曾记湘军等部的压力，曾记湘军也才可以勉强应付来自湖口等处太平军的进攻，虽“岌岌将殆”，却避免了灭亡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王部挡住太平军对江西的进攻，使胡林翼避免了两头作战，专心进攻九江，从而解救了江西之围。王錱所以能出省打仗，与胡林翼的协调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胡林翼协调好湖南骆秉章与曾记湘军的关系，具有较深远的影响，直到胡氏死后几年，湖南一直是湘军兵源、饷源的重要基地。

2、重用罗泽南

在利用老湘军同时，重用罗泽南是胡林翼为解救江西的又一重要行动。罗泽南虽没有像王錱那样早早被逐出湘军集团，但也是企图有所作为的。曾国藩口称“敬爱塔、罗二公，逢人辄称其勇”，但并不信任罗泽南，以至于1854年出征时，公开表示不带罗氏。曾国藩这种排挤之举，受到湖南士人的责备。郭嵩焘是曾氏好友，亦在信中责备他：“不以诚求罗山出谋大事，而反置能者于闲散之地。”罗泽南对曾国藩东征是全力支持的，湘军虽有湖口失利，但罗泽南不满时人对曾国藩的指责：“坚城顿雄师，物议遂纷纷，尤吹腐公疵，成败以论人，西施亦可◆ ”。在总结教训时也是极抱惋惜与希望之心的，“祸兮福所伏，知非天欲磨砺此军，抑其躁进之心、养其久疲之力，为将来大举地步耶？”当然，他对曾国藩退守自保的做法不满，战略上与曾国藩有分歧。

罗泽南认为，要解决湘军的困境，必须“于陆路中择老成持重而兼英毅之资可以独当一面者二人，付以事权，一令其带久战之师二三千人归湖南，更招四五千人益之，自岳州渡江而下汉阳，以捣汉口……现在浔阳四五千人，更招二三千人益之，暂驻浔阳，日事操演，牵制贼之大股不得尽窜楚境，且固江西之门户，待彭蠡水师一出湖口，相与并力以攻浔城……徒于一路求胜，呼终不能济”，对曾国藩因水师不利遽退浔城的保守战略深表疑惑，对一度死打硬攻九江、湖口的做法也深表异议。罗泽南认为：“今之忧不在湖口之难复，而在湖口之难守，贼之上踞武汉，下踞金陵，相为犄角，吾出湖口之后，欲攻武汉则虑小孤贼船乘于下，欲攻安庆则虑武汉贼船尾于上，且湖口逼近江面，为贼必争之地，得湖口必分兵以守，与贼相持无已，非长策也，为今之计，惟以复武汉为要著。武汉复则从北路以攻蕲、黄，下小池口、金口之水师，相联而下，以断贼之粮道。”尽管曾国藩也明白长江势若建瓴之势，但由于1855年8月30日塔齐布死于九江，本就担心罗泽南另立门户的曾国藩更不愿罗泽南分兵上援。

罗泽南当然清楚曾国藩心理，故虽有上援之议，却“请先以义宁自效，克服义宁即请随同麾下进征武汉”。且一再表示自己非独当一面之人：“泽南一介书生，罔识时务，德不足以动人才，不足以应变，军兴以来，勉从戎行，盖赖有麾下之调度，动中机宜，又得智亭军门同心共济，是以未至于大戾，”“而当一面之重任，微论不能办此。”显然，“随同麾下进征武汉”只是谦辞，一旦胡林翼奏定请罗泽南回援时，罗泽南则毫不犹豫向曾国藩提出：“倘不遗葑菲，欲俾以剿崇、通，援武汉之重任……愿枕戈尝胆，以从事其间，以歼此一隅之群丑。成败利钝，古人亦难逆睹，泽南亦惟尽其事之所当为，与夫力之所能为者，以不负委托之意。”　　

罗泽南1855年8月上援，给困境中的胡林翼带来希望。1855年间，胡林翼兵退步金口等小地方，兵单将寡而难以施展。胡林翼一见罗泽南5000人上援，即很快亲到羊楼洞会合，而且不惜血本供罗军军饷，“给以饷项，速饬进取，乃今日之第一义”。他要求胡大任、王家璧等到武昌、新堤、沙市、　洲、施南等处加紧劝捐以供罗军。胡大任后回忆在新堤收捐情形说：“无奈新堤民房多被兵勇拆坏，富商大贾均未复业，钱无所出，只得请该镇老翁十余人，坐守小贸易铺户，接钱即借，任为署券，订于新堤厘局陆续归款，以昭凭信。数日内诸公竭精尽力，累铢积寸，已凑得青蚨三千竿，即请局友朱鲁松驰解六溪口大营，听候指挥，饬解罗营，以副尊诺而励援师。”胡林翼为支撑罗军，不惜用近乎抢劫的“劝捐”方式，罗泽南十分感激，把自己部队分部分给胡林翼以改变其窘境。

对胡林翼全力支撑罗军，左宗棠说：“便（使）其有求于老兄，或就羁勒。”曾国藩也担心罗泽南改投他门。事实上，这种担心完全是缺乏大贤之量的。一方面，罗泽南上援是他本人认真分析形势得出的结论，罗氏及手下李续宾等人，对曾氏相当牵挂的。罗泽南本人因急攻武昌，“愤城不时下，不能急援江西，欲斩关以入”，在冲向城门时，被城上太平军打中左额，不久死去。罗泽南死后，李续宾代领其军，李氏亦“思念涤公，欲援江西”。另一方面，胡林翼根本没有并吞罗军之念，只是罗泽南攻打武汉的行动有益于胡林翼改变自身窘境而已。同时，胡林翼本人十分关注曾记湘军的命运，他对下游金陵围兵很不满意，表示“涤帅旧留江西之部曲，在今日总算强兵，然百日无饷矣”，由于湖北“兵将文武，无一堪战守之才”，所以他才重用并竭力支撑罗军。更何况，罗泽南上援武昌，这不完全由他本人及曾国藩之意决定，清廷于1856年2月上谕表示，如武汉可很快攻克，湖北可以留罗军继续效力。同时，罗军已欠饷两月，而江西不能供其饷，没有其用武之地。

就分援江西而言，胡林翼曾表示，不派兵则已，要派兵就必须有数千兵勇相随。1856年3月曾国藩之父派曾国华向胡林翼请兵急援江西，胡林翼即分4100人给他，并让大将刘腾鸿、普承尧相随。胡林翼如此兼顾大局，连清廷也予以嘉许，“盖自是文宗始知公之志非仅规营湖北而已”。事实上胡林翼利用罗泽南，客观上改变了自己的窘境，但更重要的是，到1856年11月攻陷武昌，后继续进兵，并于1857年攻占小池口等处，使外江、内湖两支部队会合，曾记湘军被动挨打的逆境才得以根本扭转。

3、协调彭、杨等人矛盾

1855年初，湘军水师于湖口失利后，外江大船返回湖北。重新夺回武汉上游，必须重新争得水上主动权。但是，水师将领彭玉麟与杨载福却因事不和，互不相让。胡林翼得知此情，以大义相感召，使两人和好如初。按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二记：“文忠知之，乃致书杨公、彭公，请其会商要事。杨公先至，欢谈，而彭公至，杨公即欲出，文忠强止之，彭公见杨公在座，亦欲出，文忠又强止之，两人相对无语。文忠乃命设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请曰：‘天下糜烂至此，实赖公等协力支撑，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兴之业耶？’因泣下沾襟。于是彭、杨二公皆相呼谓曰：‘吾辈负宫保矣！如再有参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以对宫保。’遂和好如初。”

胡林翼在湘军面临困境时，成功地驾驭了一批湘军战将，不仅如此，胡林翼从湘军大局出发，努力经营湖北，使湘军实力大增。湘军成马队，是胡林翼交欢官文的重要成果之一。这支马队，先由都兴阿带领，至1859年后，由多隆阿带领，马步近万人，成为湘军后期劲旅。但湘军将领鲍超等不服多隆阿，特别是鲍超与多隆阿争强斗胜，又使这支劲旅存在随时分离的危险。在太平军第二次西征时，胡林翼协调多隆阿与鲍超等人之间的关系，客观上为湘军攻克安庆，起了很大作用。

1855年至1856年两年，曾记湘军处窘境中，胡林翼尽管自身兵单将寡，甚至有依靠湘军的一面，但是，他能从湘军发展的大局出发，努力协调湘军将帅的复杂关系，不仅弥补了曾国藩的不足之处，尤其是避免了这批湘军将领在不利环境中，或被排挤、或不能发挥最大效用的命运，使湘军渡过难关，有了根本的保障，并因此而转弱为强。自己也能在湖北站稳脚，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胡林翼利用湘将手段也值得注意，他常不惜重金，按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2一则：“鲍春霆提督在安徽告假回籍三月，曾相方在祁门，以檄促之。文忠则手书二十六封，令速返。春霆至望江，又禀请曾相借发二千金寄家，曾相斥之，谓时事孔亟，毋得迟迟其行，今且未立一功，而先谋家室，将何以服前敌军心？文忠闻其事，即自寄三千金赠之。春霆深感激，致死力焉。”显然，胡林翼不惜代价重用湘军将领，他因此深得军心。按王闿运《王志》一则云：“曾起农家，胡称贵胄，诸所措置，曾不及胡。而同时名人，希与胡接。”当然，在清廷江河日下之际，胡林翼协调湘军将帅的努力又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效果只能显于一时，这是特定时代环境决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