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实际创始人，史称“铁血宰相”（EisenundBlut），他在欧洲革命浪潮峰起，普鲁士王国统治摇摇欲坠时，挺身而出，受命于危难之际，就职于败亡之刻，挽狂澜于既倒，建殊勋于瞬间，成为非但德国历史，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曾国藩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风云人物，或毁或誉，国人对其看法不尽一致，誉者誉之为“一代圣相”，毁者毁之为“元凶蟊贼”。但不管怎样，他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重要的。这二者几乎是同一时代人，他们同生活于十九世纪并同在十九世纪的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虽然一在世界的西方，一在地球的东部，但其所为的事业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对这二者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对更深层的探讨各自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有益的。

一、时代背景

首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一番回顾，无疑有助于对本题的探讨。十九世纪的德意志是一个未统一的、诸侯林立、各自为政的民族国家，当时在诸邦之中，以普鲁士、奥地利两邦实力最强，具备争霸、乃至统一整个德意志的潜力。但其时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却并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掀起之后，一时要求民主的呼声甚嚣尘上，在德国（尤其在普鲁士）要求取消君主制、实现民主共和的声音已到使威廉一世不得不作出要退位的决定的时候。在这样一种帝制存亡的紧急关头，俾斯麦匆匆从俄国赶回晋见威廉一世，阐述了他大德意志的思想以及用铁与血的手段维护帝制的激烈观念，他得到了国王的信任，在普鲁士王国大厦将倾之时，他被任命为王国首相。这样做，实在非常人所能及，因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共和之举似已在所难免，逆潮流而动，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形势之所使然，但却又不尽如此。1853年在广西金田村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其参加人数之多，涉及地域之广，影响持续之久，予统治阶级打击之大，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起义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的南端珠江流域一直打到长江流域，一路势如破竹，跨越大半个中国，其兵锋之锐，使清廷大为震恐。在这种情况下，清廷被迫起用一些汉人大臣，在地方上帮办团练，这也实在是由于清廷自己的绿营过于腐败、不堪一击之故。曾国藩此时正因母丧在家中守制，接到诏命他为团练大臣，从而踏上征途。

二、青、少年时代的成长

俾斯麦幼时浪荡，并无日后作为帝国创立者的那种风范，他出身于容克家庭，家境比较富有，所以少年之时颇有一些纨绔子弟的味道，争风吃醋，打架斗殴，无所不为。他所受到的教育也是完全西式的教育，在大学里他比较自由地选学他自己所喜好的法律、政治、哲学等课程，较为完全地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但很难说他这个时候便已决心从政。更确切地说，他是在结婚之后才开始政治生涯的。

而恰恰与此相反，曾国藩所受到的是一种完全封建的传统教育，曾氏之祖父星冈公少年放荡，为乡人所讥。成年之后，痛改前非，成为乡人所尊重长老，并立定家规，以耕读为本。所以曾氏从幼童时代起，灌满脑袋的便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他也确实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了，中国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曾国藩在这一条道路上走得很顺，颇为人们所称道的便是所谓“十年之中连升十级”。京师的十年清闲官途生涯对曾的一生来说都很重要。他充分利用这一读书养望之地，博览群书，广交师友，质难问疑，一心向学，在此立定了自己一生学问、事业、理想的基础。

不错，文化的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但并不是说一民族的文化仅仅由其传统就能够完全覆盖了的。民族的文化如同民族的源流一样，是在不断向前流动发展着的，我们要能够辩证地去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粹。

那么，在这两个政治人物身上我们所能体会到的德、中两大民族的文化影响是什么呢？如果说，德意志民族体现了西方人的许多特点，那么中华民族无疑是体现东方文化的特点。

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一、一种极为鲜明的“强烈意志”，这种精神既有其正面作用，但也会有负面影响。这一点在德国人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俾斯麦就曾明确表示，德国人应当以铁与血的手段取得生存权利。用较为明白的话来说，就是一种野心，这一点到了威廉二世与希特勒时代就更为明显了，直接演化为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俾斯麦身上可谓亦是集中体现了这种大德意志精神，从他在德国议会里高声宣告其铁血主义开始，到他因与威廉二世政见不和而退出政治舞台，他一生所戮力实现的德意志统一之宏伟蓝图，正充分表现出其顽强进取的大德意志精神。在曾氏则表现为自信、坚毅、自强。他说：“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在他一生之中，虽然遇到过无数的困窘之境，尤其是在对翼王石达开的几仗中，真可谓是死里逃生，但他却坚持到最后，故近人梁启超称他是“一生得力，在立志拔于俗流”，确可谓是中的之论。俾斯麦立下的大志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德意志帝国，似乎还未能上升到文化层次的大高度;曾氏则立志，要“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他刻苦自学，以四句座右铭来时时勉励自己，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最终却维护了满清王朝。二、一种深刻、宏远的战略眼光。西方人考虑问题一般来说思维比较开拓，思想能放得开，这可能和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方式有关系，西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之中乃至大学教育里都非常重视其能力的培养，而并不很在意记忆性知识的单调灌输。这一点在俾氏身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从其极有策略、有步骤、有动机的三次王朝战争到其外交政策、殖民政策，处处体现俾氏作为一个具有远大视角的战略家风度。曾氏在战略上也是相当有“大家风度”的。譬如对太平天国的失败他认为是气数使然、不可贪天之功。

当然二者在相通之中也有差异。在俾氏表现为并不过多地纠缠于道德伦理，表现出务实的政治家的风范。说穿了便是一个“利益”原则，一切都应当为国家利益服务。俾斯麦多次使用狡猾多变的外交手段，丝毫无信义可言，这在曾氏恐怕颇不屑以为之。因为儒家的观点认为：“人无信义不立”。但俾氏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目的本身有正义性之分，手段是可以灵活掌握的工具，仅此而已。

曾国藩则可以说是按照传统的儒家标准规范自己。曾俾二人作比，如果说俾氏行事更近于一种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境界的话，那么曾氏则是循规蹈距，所以当时之评论有誉其为“古今完人”。毛泽东青年之时对曾氏尤为推崇，在给黎锦熙的信中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文正是曾国藩死后之谥号），认为他是有“大本大源”之人。“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此外，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则更拉起继承曾胡事业的大旗，《曾胡兵法》是其教导部下的重要教科书。为什么当代中国有不少人都对曾氏有所青睐呢？我认为，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思考的：一、注重个人的软件建设，把个人的修养作为一生之中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曾氏在从唐鉴等人游后，便学习其坚持记日记以反醒自身的良好习惯，终其一生，即使是在与太平军艰苦鏖战的日理万机的岁月，他也从未有一天中断过他的日记，所以他在旧道德修养方面在清一代是有口皆碑，即便是与他颇有意见的另一重臣左宗棠在其死后，也对他深为哀悼，作联挽之，其中有“谋国之忠自愧不如”之语。连他强烈的竞争对手也对他如此评价，由此可见一般。二、高超、泊然的处世功夫。这一点西方人可能不易理解，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又是极为重要的，尤其在曾氏所生存的那样一种极为微妙的处境之中。曾国藩“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虚静”。官场之中，争名夺利、互相倾轧之事屡见不鲜，且满族贵州对汉人素不甚信任，曾氏一方面要对付太平军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更要小心翼翼地防备、抵挡自己阵营中飞来的冷枪暗箭，所以他在夹缝中求生存，报定“临深履薄”之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惜福求全之道。但我们也应当较为全面地认识这个问题，在当时皇权归于满清贵族的情况下，曾氏只有得到统治者的信任，建立和统治阶层良好、和谐的关系，才能巩固他的权力结构。以“虚静”立身，面对功名利禄，能够不动心，坚守心灵的清静，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和自由。一方面是“壮志激烈的建功立业”，另一方面是“名利两淡，寡欲清心”，这二者看似极不吻合，却又是矛盾地统一在曾氏的身上。

三、战争手段的残酷性

俾斯麦也好，曾国藩也罢，他们都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当过军人，但他们在使用军队以及战争武器上却并不比任何一个行伍出身的将军逊色。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叫作“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这二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如果说曾国藩使用军队上还有其一定的不得已性，那么俾斯麦则是蓄意以战争武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前面已指出，俾斯麦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作为大战略家的全局观，他不会轻起战衅，但一旦他觉得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解决问题时，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以达到他的目的。终其一生，俾氏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绝不是一个穷兵黩武之辈，但他又确实发动了三次规模甚大的王朝战争以实现其完成德意志统一的事业。虽然德意志的统一符合历史的潮流、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但这其中不能排除俾氏个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普鲁士霸权因素。而且这三场耗时颇久的战争，不但给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德国人民自己造成无法估算的损失。

但双方战争的性质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俾斯麦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理念、抱负，更多的是民族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曾国藩则是代表了统治阶级去镇压被统治阶级，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择的。

曾国藩不是一名将领，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他走的完全是一条文人从政之路，也许连他自己也从未想到过会投笔从戎，但时代的变化往往又是不以人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咸丰帝诏命他督办团练于长沙，就这样他以文人统军，自成一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湘军。俾氏运用战争手段完全是为我所需，更多的是一种主动性。而曾氏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被动的色彩更浓厚些。曾氏本人军事天分并不甚高，他亲自指挥的几次大战都以惨败告终，但他善于用人，塔齐布、彭雪麟、李鸿章等一些名将都出于其麾下，且乐于为其效命。

四、政治场中的纵横捭阖

应该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在满清政权内部的纵横捭阖更难于与太平军正面战场的作战，因为在战场上，你的敌人是明确的，但在阵营内，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背后挨上一斧头。而对于曾氏来说，更糟糕的还不仅是权贵的中伤、陷害，清朝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并不信任他，更担心他形成自己的军事集团。在太平天国行将灭亡之前，就有传言说：去了个洪秀全，来了个曾国藩。可见清廷对曾氏猜忌、防范之深。

曾国藩在政治场中必须巧妙地周旋好几个方面的关系，一、和满清政权的关系。清朝以汉人为一方统兵大员者，自平定三藩以来未有。由于满人镇压太平军不力，清廷被迫起用汉族官员，但其戒心丝毫未减。曾氏之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东南半壁之支柱，曾氏之一举一动，关系极大。所以在很多地方，清廷对其恩威兼施，颇为严厉。在攻下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之首都）之后，甚至严旨责问。这对于曾氏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但曾氏以其对满清政权之忠心，终于消除了统治者种种疑虑，将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镇压下去，使垂死的清王朝出现了所谓的“中兴”局面，并邀得莫大恩荣，拜为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苏、皖、赣、浙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次年又授协办大学士，天京攻克后，又加太子太保，封一等候爵等。开清300年“文臣封侯”之先例。二、和各地方大员的关系。由于太平军攻势甚猛，涉及到诸多省区，所以清廷也派出许多大员坐镇地方督战。初期，曾氏所率部队只相当于“民兵”性质，属于湖南巡抚节制，与绿营兵矛盾颇深。幸得曾氏善于调节与巡抚张亮基的关系，才使湘军得以维持。到后来湘军日盛，曾国藩亦俨然成为众军之首的部堂大人，但仍然小心谨慎处理与各友军之关系，能让则让、能忍则忍，尽量不搞“窝里斗”。虽然由于种种因素，并不是所有做法都收效甚好，但较之太平天国的诸如“天京事变”的故事，曾氏在搞好“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是很高明的。三、和属下将领、幕僚的关系。如果说曾氏与清政权、各大员之间构成了一个上层圈、一个平行圈的话，那么在他与其部下将领、幕僚之间则形成了一个基础圈层，这是曾氏的基本力量。从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出曾氏的御人功力。

待到曾氏以文人之身独担大任时，英豪尽入了曾府幕中。从威重一时的当时统兵大将杨载福、彭雪麟、罗山，到长于谋划的策士郭嵩焘之流，莫不奔走门下，即便如一时督抚如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等亦多受益于曾氏之熏陶、举荐，甚至连西学之士邹容、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也慕名而来。由此可见，曾氏幕府之盛。与曾国藩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不同，俾斯麦“指点江山”的范围更广，那是在几乎整个欧洲的区域。他与曾氏的风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是大相径庭。如果说曾氏推崇的是“以柔克刚”的话，俾氏则更以铁腕人物著称，在其政治实践中贯穿的便是“铁”与“血”的手段，在政治斗争中他以一己之意愿封闭议会，镇压社会民主党的民主要求;在对外交涉中，他以铁血精神为实质，杂用灵活甚至狡猾的外交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一、先拉后打将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联邦之外。俾氏首先表现出与奥国的亲近，与奥联手发动了统一过程中第一场王朝战争——对丹麦的战争，夺取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平分之。表面看来普奥两国亲如兄弟，密不可分。但时隔不久，俾氏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第二场王朝战争——普奥战争，以战场上的绝对优势迫得奥国不得不订立城下之盟，承诺退出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的宗主地位得到了最后确立。二、打败法国，扫清德意志统一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在外交上使用手段激怒法王，从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动了德意志统一过程中的最后一场王朝战争——普法战争，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871年色当一战俘获法王拿破仑三世，使得德意志皇帝的加冕典礼得以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举行，羞辱了法国人。三，宏观把握发展统战略，不为小利所动。由于德国统一较晚，所以当其解决了内部统一问题之后，再回顾世界时，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强国已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俾斯麦始终认为，德意志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大陆坚持反对将最大的精力放在殖民地的拓展上，而是把对外政策的重心放在维持欧洲大陆力量的平衡以确保德国的优势地位与战略安全上。在他担任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主持大政期间，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这一政策，威廉二世自以为是，要搞扩张，搞拓展，背离了俾斯麦的正确决策，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五、二者的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

应该说无论是曾国藩，还是俾斯麦，在本国历史上的阶段性作用与影响都是相当大的，设若没有曾国藩，很难想象在腐朽没落的晚清还能出现“同光中兴”的那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同样，在普鲁士王国生死存亡之刻，若没有俾斯麦，普王国的存在与否都是一个问题，何论德意志统一的煌煌事业？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二者的作用又是有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风云人物在历史上虽然作用很大，但毕竟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下面我将进一步作些分析。

诚然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风云人物，但我以为在那样一个需要英雄、呼唤英雄、盼望英雄的时代，他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英雄。因为曾氏没有能够分清他所应当承受的历史责任和历史所赋予他的真正责任。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可谓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事实亦证明，腐败的清政府不能承担起御侮之责任，但曾氏考虑更多的似乎是个人的进退得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套说教，他是严格恪守了封建礼法，死后在国史馆立传、在各地建祠、被顶礼膜拜。也许曾氏自己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为自己开脱，但历史不能改写。他少时宏愿“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由于他过分地受到了传统礼教的束缚，并没有真能实现。

俾斯麦之于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在于赢得了三次王朝战争，创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更重要的是他奠定了德国作为一个强国、大国的一系列软件条件，这无论从负面来说，对于后来迅速崛起的希特勒（AdolfHitler）第三帝国，还是从正面的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特别指出的是俾氏的社会立法、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意义极其深远，使得德国的社会结构成为一种稳定性建构，纵然上层建筑再三变动，其基础设施总能为之服务。

这种工作曾氏也做了，但其意义却无法和俾氏相比。曾氏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办同文馆、办安庆军械所、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它的影响毕竟有限，影响的范围也是不可与俾氏同日而语，曾氏对中国人的影响在于他在传统的人格塑造上，一部《曾国藩家书》，自清季以降，曾受海内外华人重视，广为流传。《清史稿卷四零五曾国藩传》卷末之评价中即可见：

“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由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象赞祀，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者，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中国近、现代史上，他的影响力是无形的、潜在的、软件性质的。而俾斯麦的巨大影响则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有形的、直接的，可以使人感觉得到的。他们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影响了他们的时代，从上述粗浅的比较中，我们或多或少对二者由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而产生的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与处理方法有所理解，但无疑在这个领域中有更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