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一名复杂的历史人物，一方面因讨伐太平天国有功而被封为世袭一等毅勇侯爵，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人民起义的镇压者；另一方面又因为他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有所建树，成为近代史上一个值得研究和借鉴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文学史家们称他为桐城派的“中兴之主”。曾国藩文论并没有结集出现，而是零散于其日记、家书、诗文以及与朋友交往的书信之中，但其文论并没有因其形散而神也散。其文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兼容性。本文拟从“行文留心一圆字”谈其圆融、通达的作文之道。
一、曾国藩文论的兼容性
关于古文的创作，曾国藩特别提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行文留心一圆字”，即为文须圆道。他还在信中嘱咐其子：
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世人论文家之语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昉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蔡邕则亦圆。至于马迁、相如、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驾子长、卿、云三人，戛戛独造，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
在此“圆”是指文章结构的圆适与字句的圆熟，而字句的圆熟又可以使文章如行云流水，舒畅自如。如果说他所认为的徐陵、庾信等人为文以辞藻艳丽、语句圆熟见长让人信服的话，那么他所认为的素以辩辞锋利、气势逼人而取胜的司马迁、扬雄、韩愈之文也“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就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这种独特见识了。其实这也正是他豁达冲融、虚心谨慎的人生哲学在古文创作中的表现。曾国藩求“圆”的作文之道表现在他能平等地对待文学理论上的两极，而更多地讲求“中庸之道”，对传统文论兼收并蓄并为己所用，凸现出自己的审美趣味与文学主张，传统文论中的纷争歧见在他这儿得到缓解。可以说“直到曾国藩出现，桐城派古文理论及其创作实践才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1）关于“情”与“理”的关系，主张情理并包。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本质的认识有两端：诗言志和诗缘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诗言志”是先秦文学理论中的最基本的命题，也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论诗纲领。《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有“诗以言志”；《礼记·仲尼闲居》中有“诗，言其志也”。“诗言志”说主要重视“诗教”，“讲理性，诗歌观念伦理化，故又红又专称之为‘重理派’”。魏晋时期，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即诗是因情而生，而且必须用精妙之言表达诗人之情。“诗缘情”说重视“情”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强调以性情至真作为审美标准。
关于“情”与“理”，曾国藩似乎更追求二者合一的“自然之文”。他在《湖南文征序》中说：
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
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途轨，远搜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辨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已。
他指出从汉至唐，文章“皆习于情韵”，宋元到明清，“皆习于义理”，而乾隆以来，则有“所谓考据之文”。曾国藩认为“义理之文”其病在“淡远简朴”与“空疏”；而情韵之文“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而只有将自然之理、真挚之情二者合一的文章才是值得倡导的“自然之文”。
那么如何才能写出情理并包的“自然之文”呢？曾国藩认为要“积理”、“养气”：
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蕴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词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
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也自无妨。
曾国藩的“积理”、“养气”在于人的才识和内在修养。这种说法和朱庭珍在《筱园诗话》（卷一）中提出的“积理养气”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以培根抵为第一义。根柢之学，首重积理养气”，“积理养气”一在“理”，二在“气”。“所谓‘理’就是学问、识力，洞察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的一种能力，而‘气’是指诗人的自我修养，包括气质、个性、情操。‘理’在于‘积’，‘气’在于‘养’（包括‘炼’），‘积理养气’说，重在‘学问’和‘性情’两个方面”。显然，在处理“情”与“理”的关系上，曾国藩认为只有“平日积理既富”，“其所言之理”才“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否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
（2）关于审美情趣，主张“奇倔”和“恬淡”的融合。
曾国藩把诗文的审美情趣分为两种：
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尔胸怀颇雅淡，试将此三人之诗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
但他似乎并不把二者截然分开，而是更强调它们的融合，“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认为只有合二为一，才是“成体之文”：
看刘文清公《清爱堂贴》，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念古文之道，亦须有奇横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进，乃为成体之文。
思作书之道：寓沉雄于静穆之中，乃有深味。……作古文、古诗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军亦然。曾国藩所提到的“雄奇”、“奇横之趣”、“沉雄”其实就是属于风格中的阳刚之美，是一种刚劲有力的动态美；而“淡远”、“自然之致”、“静穆”是属于风格中的阴柔之美，是一种温婉幽深的静态美。他对这两种美进行了区分：
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
曾国藩的“奇横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进”的主张和姚鼐在《海愚诗钞序》中说的“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他在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方面也体现了这种审美情趣。他欣赏“韩之越”、“陶之洁”，即韩愈作品的激越奇倔、陶潜作品的冲淡雅洁。他对于并非大家的邵尧夫的欣赏也许就在于其诗“豁达、冲淡二者兼全”：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
（3）关于古文创作，既主张骈散合一，又提倡吸取汉赋的训诂和声调之长。
其一、“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主张骈散合一
“桐城三祖”对骈文采取的是排斥、批评态度。方苞把批评的矛头直指魏晋以来的骈俪之风。他在《书柳文后》中指出：“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仍六朝、初唐余习也。”他认为六朝、初唐之骈文“佻”而且“稚”，这和他所倡导的“义法”、“清真古雅”极不相符。“桐城鼻祖”方苞对辞赋骈文的否定态度在刘大櫆、姚鼐那里也得到了继承，他们也都反对古文形式的过分藻饰并以“雅洁”作为标准。刘大櫆在《祭望溪先生文》中对方苞的“卑视魏晋，有如隶奴”表示认可，可见他眼中骈文地位之低下；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提到“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俪之习”，从中可看出姚鼐对六朝骈俪之习采取的也是摒弃的做法。“桐城三祖”都看到了骈体文重形式、尚辞藻的特点，认为“雅洁”才是古文创作的标准。
曾国藩对骈文的态度和桐城派相比则较为圆通。他从文学自身的特点和尊重事实的角度出发，指出了散文史上骈散之文互补且不相排斥并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他说：
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
偶思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由徐、庾而进于任、沈，由任、沈而进于潘、陆，由潘、陆而进于左思，由左思而进于班、张，由班、张而进于卿云。韩退之之文比卿云更高一格。解学韩文，则可窥六经之阃奥矣。
古文、诗、赋、四六无所不作，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
曾国藩他认为司马迁之文正因为“奇”与“偶”相辅而成为至文；古文与骈文都通于“道”，二者尽管殊途，但都“同归于海”。而且他还对骈文的文气与音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桐城派古文“雅洁”的训条提出了质疑：
骈体文为大雅所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陆公则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
此外，他认为应多用结构整饬的句式，特别是排比句，他以贾谊、司马迁、韩愈、苏东坡等人的文章为例教导其子：
古文如贾谊《治安策》、贾山《至言》、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苏东坡《上神宗书》，时文如黄陶庵、吕晚村、袁简斋、曹寅谷，墨卷如《墨选观止》、《乡墨精锐》中所选两排三迭之文，皆有最盛之气势。
这里所说的“两排三迭之文”即排比、对偶句式，是骈散结合、奇偶并用，形式不拘一格、参差变化的，而且这种句式可以使文章形成流畅、雄浑的气势。可以说曾国藩以包容的态度，用骈散合一的做法打破了桐城古文在“义法”桎梏下的“雅洁”的形式主义倾向，从而拓宽了古文的疆界，使古文在体式上更具有包容力和伸缩性。
其二、“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主张以汉赋的训诂和声调补桐城古文语言之所短。
和桐城派否定辞赋相反，曾国藩对汉代辞赋偏爱有加：
因来禀言左太冲《三都赋》，教之以汉、魏人作赋，一贵训诂精确，二贵声调铿锵。
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适今者，莫如作赋。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蓍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
他认为汉魏人的辞赋具备了训诂和声调两者之长，“精于小学训诂”而不轻意下一字。他对于韩愈文章的喜爱也是由于其文小学训诂的精当：
由班、张、左、郭上而扬、马而《庄》《骚》而《六经》，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陆而任、沈而江、鲍、徐、庾，则词愈杂，气愈薄，而训诂之道衰矣。至韩昌黎出，乃由班、张、扬、马而上跻《六经》，其训诂亦甚精当。尔试观《南海神庙碑》、《送郑尚书序》诸篇，则知韩文实与汉赋相近。又观《祭张署文》、《平淮西碑》诸篇，则知韩文实与《诗经》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
他强调训诂与声调实际上就是主张古文创作还应从字、句上下功夫，他说：
吾辈学之，亦须略用对句，稍调平仄，庶笔仗整齐，令人刮目耳。
而其积字而为句，积句而为段，积段而为篇，则天下之凡名为文者一也。
他认为作为文章的基础材料的字、句，正好可以体现训诂与声调。把训诂与词章相结合，是他对其子纪泽的期望，也是他心目中文章的典范：
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晋人左思、郭璞小学最深，文章亦逼两汉，潘、陆不及也，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则至乐莫大乎是。即日当批改付归。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当专心壹致，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
可见曾国藩认为古文创作应吸取汉赋训诂、声调之长而补桐城古文之所短，这样便打破了桐城派“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俪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的禁锢，从而在求变中为古文发展寻找新的出路。这也正体现了他古文思想中开明、进步的一面。
二、曾国藩文论思想的成因
曾国藩的文论思想的圆融、通达，显示了其文论的实用性和兼容性。而其文论思想的形成有其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
（1）特殊的社会历史的影响
曾国藩生活在清王朝逐渐走下坡路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社会各方面矛盾更加激化。这个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汇的历史巨变时期，最终促成曾国藩既要做封建社会的贤相，力挽狂澜，实现政治上的中兴，又要实现文化中兴的大业。所以他的求圆、求变的为人与为文之道正是中国近代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艰难抉择的体现。作为一名儒家学者，他是传统文化土壤培育的精英，他的身上灌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作为一名权臣，他身系朝廷安危，处于政治、军事、文化舞台的中心。这双重的身份使他在各种矛盾面前必然采取一种兼容、变通的方式来处理对现实的感受和判断。正如他写给其子纪泽的信中所言：
举止留心一重字，行文留心一圆字。
曾国藩认为为人应慎重，为文须圆道。他还在信中嘱咐其子：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其实这正是他豁达冲融、谨慎虚心的人生哲学在古文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列文森认为：“曾国藩跟当时的一些儒家理论家的不同在于他对儒家传统无所不包的态度，本来在儒家理论家之间所存在的极端的分歧变成了无意义的事情。”这一思想运用到他的古文价值取向方面，自然是平等地对待文学传统中的两极不偏执于一。无论是文与道、情与理、奇倔与恬淡，还是文体上的骈与散，学术上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在他的思想中都有着合情合理的一席之地。这从一层意义上说，曾国藩文论思想较之桐城派更为圆熟与通达。
（2）湖湘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
湖湘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通古变今、兼收并蓄、经世致用等。湖湘文化的建构首先起源于阵容庞大的湖湘学派，其中包括胡国安等经学家和理学家以及被朱熹称为“足以名于一世”的理学家张栻。他们的讲学授业使理学思想在湖湘大地得以广泛的传播，而且作为湖湘文化特质之一的理学思想以其兼容性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儒宗”，曾国藩对理学偏爱有加，但他又不仅限于理学，更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排斥其它派别。而是象湖湘学派的其他学者那样，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他继承了唐鉴的“取笃实践”“守道救时”的务实精神，并不主张空谈义理和修身养性，而是把“义理”作为挽救“经济”的工具和途径，他接受了唐鉴的“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的观点，把宋学家用以修身养性的“义理”当作经邦治国的经世学术，要求文章应经世致用，曾国藩把晚清“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其思想的价值取向就在于他的儒家为本、百家为用、兼收并蓄、融汇贯通。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积极面世的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在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那儿得到了的弘扬和发挥，他在《复贺长龄》中通过对当时学者一些陋习的批评表达了对这种求变、务实的精神的追求：
“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于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怿，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议。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
曾国藩一方面提出汉宋相融、骈散并兼、道文皆俱，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开办洋务、引进西方生产和军事技术文化等，守旧和洋务在他身上同时进行。作为湖湘文化承传链上重要的一环，曾国藩以理学为核心，以湖湘文化为载体，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他的经世致用附丽着国家的沉浮，并孕育出一种独特的平视天下百家、兼蓄海外众长的开放性和实用性。
（3）文化积累与个人修炼的结果
曾国藩的一生虽历经戎马生涯，但他从来不废习文读书。在他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积蕴是相当深厚的。他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读经治学，对他来说，文化是一种积累，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途径。他认为治学应循序渐进，脚踏实地：
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鹜，一无所得。
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经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经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贴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鹜，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
这种治学态度是他笃于实践和勤恳踏实作风的体现。同时他还注意以“慎独”来加强修身养性。曾国藩晚年这样对其子提出修身养性的要求：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他的大量的家书、日记常常体现出以这种慎独精神来检查自己。他勤于自责，勇于自悔，并能从挫折中吸取教训，从顺达中寻找不足，从而将自己的人格修炼到一种圆熟、圆融的境界。
此外，曾国藩的人格和精神生活，也“因治军而深刻化、坚定化，这在他一生的文章事业中，随处可以得到证明。”可以说曾国藩的治军经历使他的整个仕宦生涯都充满着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这种理性与机智使他在为人与为文方面即能吸纳文化积淀中的思想精髓，并能进行灵活的整理发挥，从而达到以经世治国作为为文的最终目的。
总之，曾国藩以政治家兼古文改革家的双重身份去挽救桐城派“文敝道丧”的危机。对于桐城派文论，他能根据新的形势适当地进行变通与创新。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凸现出自己的审美趣味与文学主张。所以，其文论思想尽管本源于桐城派，但又显得更加开阔、圆融、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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