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有人归纳为儒家、佛家、道家三个流派。这三家思想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处事、做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老子思想是道家思想的基础。在《道德经》中，老子“致虚极，守静笃”、“不敢为天下先”、“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及“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人生哲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近日，读了几部《曾国藩传》、《曾国藩评传》，对曾国藩一生经历和他的思想有了更新的了解。曾国藩做人的宗旨，就是把老子“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和“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渗透到他的修养、处世、做事、为官之中。曾国藩读《道德经》，仔细沉吟、品味，得出如下感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以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这表明他真正懂得了老子，并且以《道德经》的箴言作为处世立身之道。他还写下“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的座右铭以明志。他在对中国哲学的反思中，发现孔孟的主张是直接而进取，老子的思想却并非人们以为的不思进取，消极懈怠，而是以迂回或温和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曾国藩把这一思想切实贯彻到日常行事中，并最终成为清代的“中兴名臣”，为后世所瞩目。而他临终前留下的遗嘱，更值得一观。

曾国藩遗嘱中没有太多的自我评语，仅有的一段话是：“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作为权倾朝野的重臣，他留下的《曾国藩家书》受到当时与后世的高度评价，他本人也为近代名士所赞誉。那么他对自己做出如此评价，并且“悚惶惭赧”，正是出于对老子思想中“不敢为天下先”、“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等思想的实践。曾国藩在回籍守丧之前，奉行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奋发向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说，可是他自认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官场；对朝廷忠心耿耿，奋力剿贼，却招来忌恨，受到排挤，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成病。病中以《道德经》细品，悟出“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开始“以柔道行之”。复出后一改以前的行事方式，循黄老之道，不但很快改善了与左宗棠的关系，而且在官场也“稍觉相安”。这在他写给弟弟的信中有所体现。

曾国藩遗嘱的第一条就是要求子孙们“慎独”。按通俗的理解，这项要求实际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坦然和“头顶三尺有神明”的敬畏。要切实做到这一点，就要“修心”。曾国藩被后人认为达到了“内圣外王”，就在于他的修身。曾国藩每天都有规定的功课，并且日行不辍。“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与老子思想有密切联系。老子虽然把修身推广到家、国、天下，不过那都是余事，都是次要目的，修身才是道的“本真”。而儒家则把修身的目的定为治国平天下，这与曾国藩后来的思想不相符合，所以在曾国藩看来，治国平天下并不是最快乐的事，而只有“自修”、“慎独”为“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

曾国藩遗嘱其二曰“主敬则身强”。曾国藩后半生的最终思想是“刚柔互用”，“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所以，他对子孙们的要求之二归结起来就是“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他将这要求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要求内外一致，下足工夫；第二层要求待人处事，谦恭有加；第三层次也就是最高层次即“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清除自己的私心、骄气和贪欲，战胜个性弱点，做到“善下”。实际上这是对老子“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和“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的发扬光大。

至于曾国藩遗嘱的第三点“求仁”，则是沿用老子万物皆同源的思想，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指出“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人与万物既然“同源”，就应该“忘私”，做到“立人”，“达人”。那样，就可以天下归心，最终实现“达己”。老子思想中的“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和“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在这两条中有着明显的体现。《诗经》有言：“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老子则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这也就是效法天道，放低自己的位置，达到“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这是曾国藩用一生坎坷实践而证明的。

老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经典。他对于世界、万物、待人、处事、治国等细致入微的观察，从自己独特的视角，概括出了许多别人没有看见的隐藏在事物表象背后的哲理。《道德经》第七章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指出了无私的益处；又在八十一章中强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告诉我们“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曾国藩在他的后半生，适应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面对政敌的排挤和好友的不理解，思索再三，韬光养晦，习黄老之学，“不以兵强天下”，最终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被朝廷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他虽名重朝野，却“知荣守辱”，予今持恭敬，谦下退让，功成身退。他自裁湘军，使曾家一门兴旺。这也正是老子“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思想的应用。

曾国藩留给子孙的最后叮嘱是“习劳”。曾国藩出身农家，幼时家境颇为艰难，后来他任一方督抚，却从不允许家人挥霍浪费，并常吟诵“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每次写信回家都强调自力更生。曾国藩的家书中时常有“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疏忽”的字句。而他本人也极为节俭，贵为将相，他的所有衣服却值不了三百两银子。这也是他认为可保曾家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他告诫儿孙“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博济斯民而神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这在当时贪污之风盛行、官场腐败的环境下，作为一个朝廷大员，能做到不强取豪夺，勤俭治家，实属难能可贵。也是他执行老子“轻利寡欲”、“俭”等思想的明证。

曾国藩的遗嘱之所以能传之后世，并不仅仅在于他的名气，更在于他的“践履”。他前半生读诗书、考科举、任官职、办团练，后因手握重兵为朝廷所忌惮。在他深切明白自己心病之所在后，便习黄老，行柔弱，终而成就功名。而且，他的“无私”而“立人”、“达人”，一生所荐能臣大小无数，为时人称颂。他从《道德经》中总结的人生信条“柔弱胜刚强”更为他之后许多政治家所运用。老子的思想对曾国藩以及后人的影响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