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是近代地主阶级的改革实践家和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是湘军以及湘系的灵魂和核心人物之一。在生前，他不仅致力于政治、军事改革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而且还致力于经济改革。他一生成就最大、着力最多的方面实际上也在经济方面。曾国藩就称其“于经济有大志”，王闿运更把胡林翼的经济与“曾文正公之学问，骆文忠公之策画”相提并论。胡林翼经济思想究竟有何特点？其形成原因是什么？影响如何？迄今为止，论者多以胡林翼主张重本抑末论断其经济思想，未免有失公允。本文试图从胡林翼的农商政策分析入手，揭示其独具特色的重本而不抑末的经济思想及其形成原因，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

　　一、胡林翼的农本思想

胡林翼深知平息农民起义的关键不在攻战，而在于减轻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因此，湖北被湘军“收复”以后，他采取了兴屯垦、劝课农桑、裁漕减赋等与民休息的农业政策 。

首先，实行兴屯垦、劝课农桑的政策。他要求于抛荒之地“开屯以聚米、运盐、通商、惠工、植茶、训农，以阜财活”。他不仅劝农屯垦、植茶，而且还提倡军队屯田，以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军队供给。他说：“意欲广捐谷之招徕，以治其标；而又寓屯田于防守、分汛之营，以固其本”。同时，他还提出“息游惰而勤农桑”的主张，提倡在“山多田少之区，必以杂粮为生活；其不宜五谷者，谕令广为树植，使无隙地”。这样使农民安于农业，尽力于农事。胡林翼劝农归田，一方面是为了使农业得以恢复，生息有来源，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减少社会动荡因素，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胡林翼还要求地方官懂得休养生息之道，即“须先严禁书差及凶恶棍徒、刁健讼师；举凡扰民生、诈民财之人，必期雷厉风行，明赦刑法，然后民生得所养，民力得少息。官长必须日夜劬勉，心力交瘁，视民事如家事；视民间田里树蓄盗贼词讼之小事如创深痛锯之大事，官劳然后民逸，吏瘦然后民肥，乃合乎休养生息之本义。尤必劳民，乃能爱民，必教民，乃能养民；乃合乎休养生息之精意”。胡林翼所主张的休养生息之道无非就是减少吏胥对农民耕作的干扰，增加官吏对民瘼的关心和对农业生产的鼓励。

其次，实行裁漕减赋的政策。这是胡林翼整顿湖北农业的重点，也是胡林翼经济改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属于漕粮征集地，赋税的征收表现为漕粮的征收。由于漕赋制度沿袭日久，弊病百出。不仅地方官吏浮收勒折，而且书吏差役居间勒索，大户小户负担也严重不均。由于漕弊日重，湖北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为解决因漕弊而引起的严重社会危机，胡林翼采取了裁冗费、禁浮收、均赋税和严杜书差插手漕赋的裁漕减赋政策。他宣布将“所有向来粮道及各道府丞倅尹尉司道府上下衙门，一切陋规杂费，概行裁革尽净，不留分毫”。为禁浮收，他制定新漕章，严定折价。核减后的折价为4000文—6500文之间。他严饬州县遵照改定额征收，如“稍形侵欠，立予参追”，如敢“加增一文，定即分别特参究治，决不稍宽”。新漕章还规定，所有业户一律按以钱计算的统一税率用现钱缴纳，“国赋征供，原有定额，不能为贫民加，亦不能为富民减”。他还将新漕章公布于民，由百姓监督执行。此外，他还采取清丈亩田册，自封投柜，严推收，清户柱的办法，严杜书差插手漕粮征收，减少书差贪污中饱的现象。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胡林翼的农业政策体现出“农，犹根本”的思想。他劝农归田是护本业，寓屯田于防守是固本业，勤农桑而息游惰是使民安本业，这都体现了他重视农业，以农业为本业的思想。他采取减免漕赋以苏农困的措施更体现了他的重农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宽其意于钱漕，所以培本计，而致厚于农民。农力勤，取利微，损一分受一分之益，所以培根本也。若如俗吏之志，则必以加赋加亩费为得计，是将重困吾楚民也。”胡林翼重农培本思想与古代的重农培本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反映了当时湖北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胡林翼作为湖北巡抚，其重农培本思想导致其重农政策的出笼，并强化了其重农政策的实施效果，湖北农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民情极为欢悦，完纳俱形踊跃”的局面。由于休养生息和裁漕减赋，地主阶级内部以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趋于缓和，巩固了湖北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达到了与太平天国争夺民心的目的。同时，由于湖北农业迅速得到恢复，从而保障了湖北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和湘鄂军的粮饷、军需供给。这都为扑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创造了条件 。由于胡林翼在湖北整饬农业成果显著，他的农业政策还为战后长江中下游各省督抚所仿效，促成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迅速恢复。

　　二、胡林翼对工商业的认识

与农业相比较，胡林翼虽认为“商，犹枝叶也”，把商品货币经济仍看作“末业”，但他也看到了社会经济的变化。他说：“汉高立制，故贾人不得乘车、衣丝；循至武帝，告缗平准，而大利之权，尽归于上。今日之事则不然，州县之敬市侩，如见大宝，利其规耳；廉隅不立，顽钝之贾，腼颜与士大夫抗礼而气日骄，志日肆”。他还看到工商业已成为“贱人所食，惰农所宝”的经济部门，对工商业加强管理并抽取一定税金，已成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湖北“收复”以后，面对湖北集市出现的两种情况，即一种为新经战乱之地，商民转徙。额牙远避，集市萧条；一种为未经战乱之地，商贩汇集，贸易更盛，集市繁荣，胡林翼提出“开屯以聚米、运盐、通商、惠工、植茶、训农，以阜财活”的主张。为搞活和恢复社会经济 。他将通商、惠工及运盐与屯田、植茶、训农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之成为亟待发展的经济部门。显而易见，胡林翼对工商业的态度已不是抑制，而是重视了。这从他实施的工商业政策中也可以看出来。

（一）严格厘金制度有利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认为胡林翼具有抑末思想的人多以胡林翼“严其法于厘金，所以开财源而致力于兵事”这句话为其观点的根据。对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

厘金初设以江北仙女庙抽厘助饷为始。初设目的显然是为了筹饷，并打算于军务结束以后立即裁撤。由此可见，厘金创设并非为了抑商。实际上，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日益发展，设立一种管理工商业并抽取一定管理税的制度，已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胡林翼受任湖北巡抚后，为了筹饷，也仿行厘金制度。由于厘金制度事属草创，创办不久，弊病日重。胡林翼决心加以整饬，以苏商民之困。他采取了严格厘金制度的办法，杜绝贪官污吏对工商业的巧取豪夺。第一、设局用士的办法 。他主张“设关不如设局，用官不如用士”。他说：“改厘为关，徒增衙门书差之蠢，又增吏胥需索之价……，所得之钱，不足以供各衙门及部中使费，于军国之饷，毫无裨益”。咸丰六年以后，胡林翼将湖北抽厘事务，另延“公正绅士”承办，不准州县吏胥经手。第二、控制局卡用人的办法。湘军攻下武昌以后，他于武昌设立牙厘总局，并将厘金局卡推广于湖北各乡村市镇，但他严格控制局卡用人之权。湖北厘局创办之始，“原系一手经理，凡委用局员，或因事告假，需人接替，或局中偶有兴革事宜，相度缓急权衡办理”。胡林翼规定牙厘总局汇各局之总，归抚院直辖。他还规定：“凡非总局及抚署所委托，凡假托抚署所引荐者，应分别去留，精意简汰，其私引弟子入局，则直当悬之戒律矣”。同时，他还十分注意培养和考移核厘局人员。他在武昌设立宝善堂，重点培养厘局人员。他说：“总局分局之根本，必在宝善堂，此须大著精神，则财与才乃不竭”他还屡屡劝诫总局分局人员，“所望诸君子严以驭下，无纵容家丁之风，使不恃势而作威福。宽以待民，存体恤商贾之意”。他还专派道府大员，严密查察所有各属抽厘事务，以防局员侵盗中饱 。第三、因地制宜设局立卡，抽取厘金.他规定：“官取其厘，分别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立卡，穷民小本经纪者免”。他还规定：“所有各属抽取厘金，通计以制钱一千文，抽取十二文为准”。胡林翼这一系列办法，实际上是为了杜绝浮收中饱现象，减轻工商业负担 。

胡林翼“严其法于厘金”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厘金征收关系国计民生。他认为：“厘金之设，专取于商，不取于农，较加赋为优”。因为商贾货物，必合计本利，“厘多一文，即货贵一文，于百姓则增其价值，于商贾究无所损”。他还说：“取逐末之微利以饷军，其滴滴归根处，仍是百姓食贵耳；商贾之计，究无所损。民间若能节用少取，则百姓生计，尚不甚碍”。更何况，“商逐末，取利厚，缗算亦便”。胡林翼对于民生有关的商品并不多收厘金。他主张征收厘金，主要因为厘金征收方便，对商民都较平允。他“严其法于厘金”实际上也有不扰百姓生活的想法。

由以上分析可见，厘金初设并非为抑商而设；而后来“严其法于厘金”不仅在于开财源而致力于兵事，同时，也有厉禁吏胥中饱私肥的考虑，最主要考虑还在于不苛商贾，不扰百姓生活。所以他说：“严其法于厘金，非独苛于商贾也” 。如有多设局卡，多收厘金，中饱私肥现象，一经查出，一律严惩。可见，胡林翼于厘金制度整顿中并非抑制商人，实际上是清除工商业税收中的弊病，为繁荣工商业创造条件。

（二）整顿市场经济也有利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胡林翼主张“运盐、通商、惠工，以阜财活”，从而发展工商业，搞活经济。他采取变通户部酌议章程的办法和创立部颁牙帖制度的措施，为发展工商业提供便利条件。

首先，放宽经营工商业限制。向例新开集场，方准添设牙行。胡林翼打破这一惯例，奏请“无庸限额，旧埠新集，均准随时捐给”，并且奏请“凡殷实良民并生监职衔人等，取具户邻及同镇各行互结”，即可开设商行，并无分土著、客民，均准承充商行。不仅如此，胡林翼还降低捐领部帖定额，鼓励商民从事贸易。咸丰五年十一月，胡林翼奏请部颁牙帖，拟令旧帖一律更换，商民人等均须捐领牙帖方能承充行户。后又稍为变通，将捐数略为降低。户部酌议章程十八条规定：“上则捐银一千两，中则七百两，下则五百两，次下则三百两”，变通后定为：“繁盛上行捐制钱一千串，中行五百串，下行三百串；偏僻上行捐制钱七百串，中行三百串，下行一百串，俱以通足底制钱交纳，如捐资多于数额者，分别请奖”。胡林翼降低牙帖定额，使更多的商民有能力捐充行户，从而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工商业。

其次，加强捐领牙帖的管理。胡林翼采取分界承办的办法，将荆、宜、施各属划归沙市局办理；安、襄、陨、荆门各属划归襄阳局办理；武、汉、黄各属暂于新堤设局，作为荆沙分局；德、安各属归襄阳局办理。武汉攻克以后，设立牙厘总局，管理武、汉、黄各属及德安等处厘务，并将所有厘务汇总于此局。行户捐领牙帖时，规定牙帖内逐一注明之处，加用各总局关防，以杜弊端。各行户缴足捐项，由总局登记底薄，给发新帖和告示，并备文移知地方官，行户赴署呈验新帖注册，一面开张；总局按月将捐出牙帖若干，汇造简明清册，分别咨送督部堂、抚部堂、藩司宪及出管道衙门立案。每年三月，由藩司将各总局送到三月内清册汇总，开造简明清册，详请抚部院复查，送部立案，以备钩稽。各衙门造册纸张、承办书吏饭食所用钱，由粮台按季分别发给。各局收钱以十足制钱缴局，以九八制钱解营。每千文所余二十文，以资局内薪水、口粮、屋租、纸张、饭费、夫马、船只解运之费。捐领部帖制度，将从前各衙门陋规，一概删除。如有不肖官吏和承办局员，需索使费，从严参追。如有承办胥吏违法，则从重究办。由于胡林翼加强对部帖捐领的管理，严格财务手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吏中饱私肥的现象 。

第三、整顿行规，清理行货。各集镇行户，向有一行而售数行之货者，有非行而私抽行用的情况。胡林翼以一行一货作为清理行货的关键。他规定：“以后领帖之后，应即照帖卖货”，并要求“平日一行卖数行之货者，令其分晰具呈，或数行俱愿领，或数行俱不愿领，或某行愿领，某行歇业，分别具结 。”至于僻小集镇帖载合并者，不在此例 。另外，正行之外，各集镇还有小贩、穷商，胡林翼准其在一定限度下从事贩卖活动 。他还规定：“开栈者不准开秤取用。”如有混称行栈发行名目，及改行为栈，开秤取用者，并有强邀截客等情，分别究办 。他要求行户“务须遵照部颁斛戥砝码秤尺，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如有把持行户，拖欠客本，扰累商民，严办不贷 。胡林翼整顿行规，清理行货，是力图通过理顺商业经济，达到惩治奸商，鼓压商情，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

（三）胡林翼还在整饬盐政中照顾盐商的利益。这首先表现在川盐的运输政策上 。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太平天国与清方争战的主战场，淮盐运楚因而受阻，两湖食盐全赖邻私接济，川盐成为两湖食盐的主要来源。“约计入楚之盐，以旺月计算，约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张，一千万斤上下”，从而形成两湖市场“尽被川盐侵占”的局面 。但由于川盐济楚无人管理，不仅国家财政税收受影响；而且盐商操纵市场奇赢，一旦有事，百姓食盐也将受到影响 。胡林翼自武汉“克复”以后，援引张亮基“借拨川盐引张，派员督运”之案，而稍加变通，改为官运民运并行 。胡林翼按“楚地每月销盐九百引计算 。拟按月官运川盐水引二百张，余七百余引，仍听商贩自运”。由楚省派道府大员至川，会同川省委员，按月督运；商贩还得随官运，以免痞徒讹抢。这种食盐运销政策，即民运七而官运其二，既不占商民之利，商民运输还可得到官运护兵的保护。实际上，这项政策对食盐贩运者是有利的 。

不仅如此，胡林翼还加强了食盐销售和税收的管理 。川盐由官、民运到湖北以后，胡林翼采取了几项措施加强管理和征收税厘。第一、设置课盐局 。胡林翼在湖北宜昌、沙市、善化（后并长沙）、武穴、老河口各埠及湖南常德等地设课盐局，资其羡余，以充官用。又于武昌设立牙帖厘金总局，总司盐课厘金之事 。他设立课盐局和牙厘总局目的是为了观察百姓商贾之情和局中委员相安与否，核验各局收税数目多少和旬月的衰旺，以便督抚部院随时因地制宜批示饬遵、斟酌 。胡林翼还特别注意课盐局局员的选用和稽查。他说：“饷事以厘金盐课为可大可久之谋，然此二事，在人而不在法.总局分局之根本，必在宝善堂，此须大著精神，则财与才乃不竭”。他还让坐贾行商监督局员为政。第二、将部帖制度实施于盐业 。他一方面放宽经营盐业的限制，允许私设盐行；一方面将旧有印帖、执照完全废弃，创设部颁牙帖制度，较以前盐课略高 。胡林翼允许商民并生监人等捐充牙行。原有盐行仍准继续开业。这样，允许任何愿意从事食盐销售的商民经销食盐，甚至原来不允许经商的有职衔生监经销食盐，这就打破了纲商垄断食盐运销的局面 。同时，他又创设部颁牙帖制度，对盐行进行管理。帖捐在捐领牙帖时交纳，比向例大大减少，一般百姓均能捐领，这就为商民开设盐行大开方便之门。盐行在纳税并捐领部帖以后，可以领盐自由运销，盐厘、盐课漏私情况不禁自绝，国家税厘大大增加；商贩交纳盐税厘以后，不再交别的税，原有衙门的陋规浮费和丁胥的侵盗中饱也不禁自绝、这就减轻了商贩的负担、降低了食盐的成本，方便了商民买卖食盐 。虽盐课较以前略高，但因减少了额外需索，商贩并不感困敝 。后任督抚及许多省区都于战后仿其成法。可见，胡林翼的食盐销售及税收管理政策仍有利于盐商，维护的仍是盐商的利益。

以上分析表明，胡林翼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将“运盐、通商、惠工”与发展农业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工商业政策上也努力照顾和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并为工商业者经营工商业创造便利条件。胡林翼已具有一定的重商思想。那种认为胡林翼主张重农抑商的见解是缺乏根据的。

　　三、胡林翼重农重商思想形成的原因和作用

虽然胡林翼的经济思想仍标榜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但他对“末”业已不是抑制的态度，而是照顾和维护的态度，他的经济思想已突破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其形成原因和作用如下：

第一，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19世纪50年代，中国商品经济在沿江、沿海地区已相当繁荣，同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有了进一步发展，市民力量有所加强，他们已开始要求发展工商业。湖北省居于长江中游，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已开始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在汉口、沙市等地已有所发展。胡林翼生长于这样的时代，社会经济环境对他经济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重商”思想的影响。胡林翼经济思想直接来源于陶澍、林则徐等地主阶级经世改革家。陶澍曾为两江总督，是胡林翼的岳丈。林则徐是道光朝最显赫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官僚和反对外国侵略的抵抗派人物。胡林翼十分敬慕林则徐，林则徐也视胡林翼为“左右手”。胡林翼还耳闻目睹了陶澍、林则徐、姚莹、贺长龄等人主持的19世纪30年代的地主阶级改革实践。他们于经济上，整饬盐政、河工、漕政等。胡林翼继承了陶、林等人改革漕政、盐政，发展工商业的重农重商思想和主张，与同时代的左宗棠、曾国藩等人一样，主张重农重商，实施重农扶商政策。正是曾国藩、胡林翼、沈葆桢、李鸿章等一批人主张重农重商，实施重农重商政策，才不仅使农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漕粮改折还使农民有更多的便利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农村手工业，为江南地区农村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洋务运动中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原料供应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同时，还使城镇集市的商品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这都为洋务运动和近代工业的兴起准备了条件。胡林翼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的经济思想与顽固、保守的主张重本抑末思想的地主阶级顽固派相比，更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成为反映时代经济条件的先进思想。

第三，战后发展生产、稳定人心的需要。由于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胡林翼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出发，采取革除积弊，与民休息、发展农工商业的政策，从生产关系调整中解放生产力。由于胡林翼在政策上，照顾了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利益，不仅使农工商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社会矛盾也趋于缓和，湖北成为清方与太平天国对抗的巩固基地。

第四，筹饷的需要。大规模的战争，需要物质经济力量作为后盾，筹饷成为湘军一直面临的迫切问题。整顿农业、工商业和盐政，革除漕赋、厘金和盐税征收中的弊病，从而增加税收，成为胡林翼的应急措施。特别是工商业、盐政取利厚，抽取税金方便，又能平匀社会负担而对社会生产危害又小，因此厘金和盐税成为湖北税收的主要来源。为了保证厘金、盐税不致衰竭，胡林翼亦需要创造工商业发展的条件，因此，维护工商业者利益的政策得以产生和实施。由于胡林翼“通蜀盐，整榷务，改漕章，是时汉口洋关尚未设，而丁、漕、盐、厘四项，岁入已四百余万金 。”其中厘金盐牙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人统计，湖北军饷赖于丁赋额课者不十之三、四，借助厘金盐牙者十之六、七。曾国藩亦称胡林翼“兴办鄂厘，甲于天下，鄂省赖以富强，至今尚蒙其利。”由此可知，胡林翼的农商政策在税收和筹饷中的作用，特别是工商业税收在税收、筹饷中的作用尤其明显。胡林翼的农商政策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提供了物质保证。

　　四、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地主阶级经世派的影响和商品经的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要求，胡林翼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形成了农商并重的思想，并实行相应的农商政策 。学术界那种认为胡林翼具有抑末思想的看法，固然可以找到只言片语的所谓论据，但如果历史研究仅建立在如此不可靠的基础上，其研究结论将是值得怀疑的 。从胡林翼实施的政策、措施及大量言论看，胡林翼虽然强调农业为“本”业，但他并不抑“末”，相反，他十分重视工商业，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经济思想并不系统、完整；由于阶级局限，他的思想也直接为维护封建统治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服务。尽管如此，胡林翼的重农而不抑商思想仍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先进思想，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仍起了明显的作用，这都应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