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湘军重要首领，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咸丰朝“中兴三大臣”，其以为官清廉，吏治严厉而著称。在署理湖北巡抚期间，胡林翼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中以减赋改革最受学术界关注，这次改革持续了五年（1855-1861）时间，涉及田赋、浮收、厘金、漕务、捐输等诸多方面。目前国内已经有近二十篇的论文对胡林翼的经济改革进行了专门性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关于其减赋改革的归纳性的论文，本文作者在阅读了一些胡林翼的文集和前人研究的论文以后，对胡林翼在湖北的减赋改革进行了粗略的总结。

　　一、减赋的原因：

（一）湖北连续几年水旱灾害严重，加之水利工程长久失修，又处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生活十分艰苦，减少赋税，安定社会秩序，势在必行。湖北扼居长江中游，经常受水旱灾害影响，加之太平天国战争爆发，许多人被拉去当兵或者是帮助官府修筑嚎墙，服差役，水利工程得不到正常维护，还有许多乡民由于战乱，家屋被毁被迫迁移到其他州县，还有许多人干脆就加入了太平军，这使得农业生产几乎荒废了，社会秩序也比较混乱。因此在胡执政期间，湖北是灾荒连连，人心惶惶“湖北武昌、汉阳、安陆、德安、荆州、荆门各府属州县，濒临长江，襄河以上，钟堤溃口未修，每遇夏秋水涨，低洼田地，无不被淹，……现在居民房屋无力修葺，瓦砾荆棒，地基空旷，并有开挖壕沟处所，民间困苦情形，皆臣等目击。”，自然因素和人为原因导致当时湖北人民生活艰苦，官府粮赋征收困难，减赋是刻不容缓的。为此胡林翼自咸丰五年署理湖北巡抚，一直到咸丰十一年去世，六年时间里先后上书十五次，报告湖北各州县受灾情况，请求减免赋税。

（二）湖北地方府县征收浮收过重，加之官吏敲诈勒索，使得政府和农民以及地方地主士绅矛盾尖锐，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需要减免赋税。清代州县征收的赋税主要是田赋，既正税，相比较正税的数目不是太大，而真正让农民负担不起，甚至家破人亡的却是各州县带征的大量杂费（如耗米、水脚）以及供官吏贪污的浮收，这些浮收一般是正税的三四倍，甚至有的地方高达七八倍。清朝将大量的实物田赋折征为货币，仅保留了漕粮和兵用的米、麦、豆、草等实物赋税，农民在交税的时候要经过把货物折换成银两的一个复杂过程，官员就是利用这个过程来获取利益。当时的湖北省，在田赋的征收的过程中，浮收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清朝政府允许征收的耗费（地丁的“耗羡”，漕米的“耗米”），这是当时政府惟一承认的合法附加税，其他非法征收中最大的一项就是从漕粮征收中引发出来的，胡林翼在一份奏章里就陈述了州县征收漕粮中严重的弊端“其征收折色，每担征收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收，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还有单券、票样、米耗钱等，多端需索，民力几何，其能堪此？”，另外加在农民身上的还有差役折钱（包括兵差、杂差、流差、过差等等），此外还有吏役勒索的一些费用（如进仓钱、斛钱、看仓钱等等），弊端丛生，以至征收困难，每年只能收到计划的一半左右。胡林翼同样在奏折里写到了当时的严重情况“要之，衙署内外，起居日用，无一非取之于民，而又实用一分，出票多至四五分。差役下乡，有多分诛求。”这个时期的农民在支付了官吏各种勒索，合法、非法的税赋以后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在遇到受灾年份，许多人就倾家荡产了。

（三）胡林翼希望通过整顿税务，来增加财政收入；通过消除弊政，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以保证在湖北战场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时期，正值太平天国战争蔓延到长江流域，清政府军费开支巨大，在财政上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户部银库收入每年以一百多万两的速度减少，到了咸丰八年年底，户部的存银只剩下了五万多两了，这点存银只有道光三十年的二十分之一，财政危机空前严重。而当时的湖北是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财政自然十分吃紧。1857年胡林翼在奏章里写到：“惟楚境内，到处十分荒歉，军营窘状，什伯去年，钱米薪盐，无不昂贵，并有以重价购米不出之处。浔阳两岸，水陆马步诸军，往往糜粥度日。其月饷本须二十余万，旧欠未清，新欠复续，桐城之兵竟至因饥而溃。”当时湖北岁入钱粮，不满百万，这点钱连浔阳两岸的水陆部队一年开支都不够的，更不用说用于全省的开支了。要解决财政危机，节省开支是一方面，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源头上改革弊政，以增加财政收入，胡林翼计划进行的改革是削减湖北各州县所征收的浮收，而这些浮收历来是不上缴国库的而留做地方私用的，通过减少浮收，整顿吏治，不但可以起到减轻人民负担，而且由于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更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所以说也是国内外形势迫使胡林翼要做出减赋的改革。

　　二、减赋的主要内容：

（一）对农民的田赋和浮收的减免。对农民的减免视受灾及其他情况的轻重分别实行缓征、蠲免一部分、豁免。缓征是延期征收的一种形式，胡林翼在对各州县受灾情况进行核查以后，视具体情况对成灾十分左右的地方，采取缓征三年的措施;对于成灾五分上下的地方，实行缓征两年的措施；对于勘不成灾被淹较重的地方采取缓征一年的决定。蠲免是针对某些连续几年都受灾严重，农民生活异常困苦，且与贼斗争激烈的地区，分别依情况实行蠲免，“将成灾十分之黄安县西北二乡，例得蠲免银米十分之七；成灾七分之东南二乡，例得蠲免十分之二者；成灾六分之沔阳州之张家、七里等田百一烷，应征本年银米照例蠲免一分。”而豁免是对于情况特别严重的地方，如成灾地区，颗粒无收，又加之贼扰过甚的地方，实行钱漕一律豁免，豁免的范围通常很小，且时间较短，如一季或一年。1856年以后，湖北豁免的范围有所扩大，胡林翼对于那些帮助官府对抗太平天国而导致歉收、绝收的农户，很多都实行豁免，如“汉川县属官军立营挖嚎，不及栽插地方，前经官文视谕，蠲免上下忙钱粮。其新沟至曹家河一带，践踏各处，蠲免上下忙钱粮，以示体恤在案。”就是对协助官军对抗太平天国进行奖励。除了对正赋进行减免外，胡林翼还着重对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冗费进行删减“窃谓欲禁浮收，当先割冗费，现将遴委道尉人员，弛旨各州县体察情形。破除情面，分别删减，严立限制，明立章程，榜之通衢，俾隅一律周知，贪吏胥吏无从欺隐。取中饱之资，以蠲上下，名期积弊除，民力藉以稍纾，而国赋得归实济。”

（二）整顿厘金和漕务。厘金方面，咸丰五年，胡林翼依照“户部咨抄江苏泰州、仙女庙等地，抽厘章程，行令遵照办理。”在湖北商业繁华的地方，设局抽取厘金，开始按照货物总价的12%抽取，此事由王家璧等人联络主持。王组织起了庞大的绅士力量，在各地抽取厘金，开始的几年，每年可以抽得高达一百三十两收入。由于厘金征收肥缺较大，难免有些官员私自贪污。胡林翼自然不会放过这些官员。咸丰七年十一月，胡林翼奉旨对沙市地区的厘金征收过程中的弊病进行了严查，在查清有关的事实以后，对三个知县进行了革职查办，对于其他在厘金征收过程中假公济私的官员进行撤职，并做出了“另延公正绅士实心承办，不许州县胥吏插手，以杜弊端。并于省城设立总局，专派道府大员严密查察。所有各局抽收厘金，随收随解总粮台，交收接济军饷。并且按日造具收支总散清册，通报督抚暨总局查办。”此外，胡林翼还对那些逃脱厘金或是贿赂官员的奸商，进行严厉的惩处。对于漕务征收中诸多弊端，胡林翼采取了以下几个具体的措施才来有针对性处理：（1）将漕粮定价改折。胡林翼根据咸丰二年以后槽船停运，部令变价解部，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其中征收本色，积弊较深，又值停运的情况，建议将漕粮一律改折色。折色的具体数额，按照各个地方以前征收的浮收之数、地方之肥瘠、产米之多寡、米钱价之底昂高下来明定折价之等差。折价的范围被控制在每石四千文到六千五百文之间。在执行过程中，胡林翼要求地方官员“要晓谕花户，将改定章程于各乡泐石，以期共见共闻，永杜书吏朦混愚弄之弊。”要求地方州县严格遵守改定钱征收，不准多收分文。（2）将北漕停运节省的兑费，暂时提出来充作军饷；将南粮折解折放的余粮以及漕南水脚，节省下来充公。当时湖北的北漕，是遵照户部的一两三钱的标准征收，在交兑过程中，各个帮丁会得到一些补贴，名为“兑费”。因为在改革期间河运暂停，原来政府给那些帮丁的津贴就没有了发放对象，这笔钱每年有六万八千余两，胡林翼就让各州县在征收上来以后与正耗一起提作军饷。各州县征收的南粮，是供旗营、绿营的兵米，现在由于删除冗费，全部改为折价。按照二百六十日本色折银九钱，一百日本色折价银七钱，每石折价一两五钱，湖北省每年可以收得南耗银二十万六千五百余两，除了支付满、绿各营米钱十一二万两，这样就会有八九万两白银节余，胡林翼就将这些银子储在藩库里，以拔补万一急用。对于漕粮水脚，是用来支付粮食运输工具和储存仓库维修的费用，以及漕书的饭食补贴。现在由于改征折色，除了漕书饭食不可省去外，其他的费用一律节省。据胡林翼估计当时这项措施又可以让湖北收益匪浅“（湖北省）漕粮水脚连同正耗解归道库报拔，记可节省银两四万余两，又道库额征随漕浅船军三安家帮津款……记可节省存银十二万两，暂济粮台兵饷。”（3）将州县的冗费，全部革除。胡林翼将原来粮道，各府道丞卒尹尉、司道府衙门的一切陋规杂费，全部废除，不留分毫；将原来荆仓绿营的浮费近二十万两白银全部删除。另外胡林翼还规定“除批解正耗水脚等款之外，不准妄费一支，折价尚可稍有所余，足敷办公之用，不至籍口赔累，别开贪黩之门。”胡林翼还注意对各地执行情况进行复查，派廉明的知府官员严查暗访，对于不遵守新章的官员，进行严惩。

（三）减免捐输的数额。捐输的实质是卖官鬻爵，这本是一种腐败行为。可是在清朝，为了筹措银两，捐输就成了政府获得收入的一种不成文的手段。胡林翼在署理湖北期间，为了筹措军饷，解燃眉之急，也用上了捐输这种手段，只不过胡林翼是降格以求，数额一降在降，这充分减轻了士绅的负担。咸丰五年，胡林翼就开始收捐“随时随地分遣委员，绅士极力劝捐，以济要需”。因为劝捐不旺，“贺曙初等报捐银两……减二成核算。”从咸丰五年到九年十一月这段时间里，湖北共募集捐输一百二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九两四钱四分九厘，依规定湖北省也获得了清朝的“永远文武学额者”九十六名，“加一次学额者”二十九名。到了咸丰十年，由于战事进入关键时期，军费进一步吃紧，胡林翼又上书，要求进一步减成收捐以济军食。“准令绅民，凡捐实职虚衔，照筹饷例，通减四成核算。升衔加级各项，向减四成者，准再递减二成。”该年，胡林翼派王家璧到处写信劝捐，多处奔走，甚至准备“图竭绵薄，为两侄劝捐。”到了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就在胡林翼去世前的前四天，他还上奏要求减成收捐，以缓解湖北的财政危机。

　　三、对减赋的评价：

胡林翼的减赋改革，反映了其重农但不抑商的经济思想。胡林翼这次减赋改革就是先从农业入手的，他仍然把农业放在政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首位，采取劝农耕种、开垦荒地与民休息和裁漕减赋的政策，根据湖北灾荒连连，农民生活困难的局面，十几次上书要求减轻赋税，此外他还要求州县官吏劝农耕种、开垦荒地、惩办不务正业，“息游惰而勤农桑，使斯民各安本业，得尽力于农事”，这些措施都反映了其重视农业的“重农培本”的思想。胡林翼的减免工商业税收的各种措施反映了其适应时代发展需要，重视商业反战的思想。胡林翼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已经开始逐步解体，工商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胡林翼作为晚清咸丰年间的一名重臣，已经采取相应的政策来适应时代的需要，胡林翼通过清理市场积弊，加强市场管理，进一步规范了厘金征收的比例，他奏请部颁牙贴，允许不论土著、客民，均可以经商，这使得市场主体进一步增加；通过设置课盐局、厘金局等进行征税和管理，严格征收程序，在管理上，他严惩违法官吏，用乡绅和公正人士来征收赋税和厘金，胡林翼的这一系列措施，都反映了其重视对商业政策的研究，主客观上都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胡林翼的减赋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革除了衙门的许多弊政，同时增加了湖北省的财政收入，减赋的效果还是明显的。可以说胡林翼在晚清也算作一个想有作为的巡抚，他自称以“天下为己任”，在其意识里就存在着“崇尚知民疾苦，藏富与民”的思想，他在湖北进行的改革就是痛恨湖北官场腐败，民不聊生而毅然进行的，从实际的结果来看，胡林翼的减赋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减定漕章后的结果，每年可以为民间减收钱140余万串，而湖北省财政收入却大为增加，其中北漕、南米正耗银42万余两，南米余粮、漕米水脚、北漕兑费、随漕浅船军牟安家帮津资役等项提存31万余两，共70万余两，减赋使得湖北以抗粮为号召的小规模农民抗租运动逐渐消失，农业开始了由实物税向商业货币税转变，促进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北的民心得到了稳定，社会秩序也逐渐安定下来了，这些都有力的支持了清政府对太平天国的战争。正如胡林翼在奏章里写到的：“咸丰八年的钱粮，实力整顿，合计通省额征，与奏销限内，所欠不及一分，实近三十年所未有”，湖北省的财政除了可以供应本省的军需外，还接济了安徽、浙江、湖南的湘军各部。

但由于清朝的旧制度弊端太多，胡林翼的改革只能是对其做局部的调整，没有能够彻底消除弊病的根源，最终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赋税过重的问题。胡林翼在咸丰中兴时期，也算一个重臣，其改革弊政的决心是比较大了，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清朝的赋税弊病由来已久，陋规陈习太多，从乡村绅士到州府大员在到地方巡抚，以至到中央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不是能靠个人力量根除的，也不可能一时间得到解决。胡在改革之前，已经认识到弊病已久，很难根除：“然积重难返，弊已百年，利之所在，人人争之。一旦发其痼疾，穷其利薮，取而还之与民，归之与公，必有胰之怪之，且从而谤毁之者。”，正是上面的诸多弊病使得胡林翼最终不得不向那些官吏妥协，因为他最终要依靠这些官吏才能使各项新税率得到贯彻执行。胡林翼要求本省掌管钱粮征收的督粮道及其助手到各个府县以后，要先与地方“绅耆”协商，在充分把每贾米价和银钱折换率以及州县的财政需要等因素考虑在内，在满足了这些胥吏的需要以后，才能保证他们出力去征收钱粮，在考虑了这些因素以后，才能决定一项新的当地划一的税率。其中的一个例子就证明了这种情况：“从前兑运北漕，粮船旗丁水手于屯运例款不敷之外，州县津贴名为‘兑费’，今若一并裁革，将来河运疏通，势必有碍兑运”，就是胡林翼对州县衙门收入的一种考虑。另外一个影响减赋效果的因素是太平天国战争的紧张和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中的赔款，由于胡林翼署理湖北的时期，一直处于对天平军的战争时期，胡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到战争上面去了，使得许多政策不能得到有效、彻底的执行，影响了减赋的效果，到了咸丰十年，湖北用于战争的军费竟高达四百多万两，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湖北要分担部分对英法的赔款，财政收入的紧张使得胡林翼不得不停止减赋改革，1861年田赋和折征漕粮又恢复征收，这些困难局面对胡林翼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军务、饷事、吏治，日不暇给；……常漏下四鼓就寝……故病加剧”，最终胡林翼在1861年8月为公务“尽瘁以殒”，改革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