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包含着丰富的修身色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封建理念被历史推崇到极至，成为至高境界儒学概括，而这其中是把修身置于首位的。在社会教育不发达的封建社会，修身以普遍的家庭教化为基础，这种教化虽然深受了崇尚功名、忠君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以儒学思想为核心标准的伦理道德体系，对世世代代产生着巨大的作用，乃至于这个作用一起延续到今天。本文想要介绍的曾国藩，则就是抱着“爱之以其道”的准则，对子女实施严格而有序的家庭教化的典范。他的教化观念及其方法，集中地体现在《曾国藩家书》之中。今天读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取很多教益，深感这是一部道德教化的箴言，一部修身养性的宝典。曾氏在中国历史上以维护封建专制、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主张发展军事工业的“洋务”而显赫一时，在晚年，也因在查办天津教案中残民媚外备受舆论谴责，但是，正如任何历史人物一样，我们应予以公允的历史评判。除了应当批判曾氏的封建政治立场外，他的学识与能力，他的修身与教子确是值得借鉴的，我们推崇他的只是应该推崇的这一面。
曾国藩的教子有方在于他的“爱之以其道”，这个道，就是他自己一生为之求索不已的人生目标的最高境界，他把自己涵养到的与未能达到的都经过儒学文化的过滤积淀，形诸于充满儒学文气的信函之中，诲人不倦地灌注在长达二十年的家书字里行间。这是一件常人极难做到，而官居高位的人更难做于的难事。我反复读它，每一次都感到它那无时不在的穿透力，感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亲子之情的心理激荡，感到在一种沉静平宁的人文氛围里的道德哲学的震颤。
曾国藩教子观并非空洞的理论，而是要求心身都要到位的操行自律守则，他如此规范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生一世，不仅严格而且具体，特别是他随时都在以一种反省态度出现在这种教子过程中，以砺炼人生的自觉韵律和形式达到灌输道德守则的目标。他常在书信中表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自我批判精神，他是官居二品的封建权臣，饱读典籍的师儒，但他的自律精神却表现出了了反叛封建主义的一面（至少是不与封建阶级的腐败同流合污）。他的气度的豁达，他的明智和高洁，无不令人起敬。他在给自己制订的十二项课程中体现出这样的自律准则，在实践中塑造了这种形象。这十二条如下：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五、读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由忆及买二十三史时父亲的训诚而言）。
六、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两则。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教首，以验积理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
可贵的并不是他能立下这样的规矩警诫自己，而是他一生都在这样修炼着。从他的日记中每每可以看到这种真功夫。他在梦中遇到别人得利而自己不禁艳羡时，次日即刻反省；他在听到别人谈及女色而自己也不禁心动时，也在日记责骂自己“真禽兽矣!”；他烟瘾很大，水烟袋从不离身。初次戒烟不成终于在第二次把水烟袋断为两截，在日记中写下：“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固立誓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这种自我解剖意识，是他在理性上不懈追求完善的检身精神，忏悔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人格建设的必备条件。
曾氏子孙所以后来成为卓越的人才——曾纪泽诗书画俱佳，自学而通英文，以其全才之学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研究古算学取得相当成就；孙辈出现曾广约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现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全在于教子有方，而教子之道中又以作家长的首先身体力行为根本。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这是我们曾经产生过一批批榜样的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格言，而它无疑适用于任何时代。曾国藩教子如果不是以自身的教养为先导为榜样，那末他的言论会有多大的作用就值得怀疑，他能在教子的路上坚持多久也值得怀疑。有人曾极言称颂曾国藩为“古今完人”我们当然不能与之苟同，但是曾氏以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为准则，毕生涵养自己，成为一代大儒，也是史实。这使得他的爱子之道不仅在理性上，也在感性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范本之一，成为可以激励后世的宝贵财富之一。
二
关于读书。曾国藩是一位极善读书，又极善留意总结，极善发挥广大的学问家。他积累并总结了许多生平治学的经验和认识，这在他的教子书中可见一斑。
曾氏对读书之研究可谓深透。古人之谓读与看有所不同，二者分得很清，读为出声朗诵，看则是不出声默看。曾氏正在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给长子纪泽信中对此曾作极透辟的讲说，不仅讲了读书与写字作诗文之关系，而且单就读书就极为精到：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果去年看《史记》、《汉书》、《辞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这里已经再明白不过地道明了看与读之目的与功效的不同，此间区别实在大矣。欲得雄健之文章的气势、风貌，不高声朗读难以领略；欲体味意蕴深远之诗文，不在静悄悄中细细吟咏就不可能咀嚼品味。这还不算，他接着还作了一番非常形象又精练的比喻：
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者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不是对读书做学问有超人的学养，不是大学问家，岂能有这样超人的感悟，如此刻骨铭心的心理经历，如此扣人心弦的高深见识。
曾国藩谈读书窍门者，一是他自己多年前的经验之谈，二是他多年后才悟出的所见所感，非常切合实务，他在一次嘱咐纪泽、纪鸿读史时告诫道：“尔拟于《明史》看毕，重看《通鉴》，即可便看王船山《读通鉴论》，尔或间作史论或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曾国藩教导儿子阅读史书时要边读边有所写作，或史论或咏史之诗，文体不限，但必须动笔。古人所谓史论并不象今人的论文，动辄几万字的长篇宏论，也无非笔记、随笔类的短论而已。当然，虽是短制，但要求文字精练，命意独到，这和现在是相同的，正如我们今天读古文每每能见惊人之笔也不足为奇了。读史书中每有所悟而整理为文章，自然也是一桩乐事，但这不是形式，不为了写而写的，而是为了强化记忆、为了习练文笔，为了进入读书“心自易入，史亦易熟”的高境界。
古人一向讲究读书要多，阅历要广，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曾国藩则多次要求他的两个儿子要多读书，但要精读书——有选择地多读，并明确规定他们在五十岁以前要把该读之书都读完才行。曾氏藏书是很讲究的，多而全就是这讲究这一项。咸丰六年他言藏书已百倍于道光中年，按此间经过二十年计，按当年藏书千册计，百倍于此则为10万册，很了不起的数字!难怪曾氏要在家乡专门建一座藏书楼呢。比起曾国藩少时读书条件，他的儿孙们不知改善了多少倍。不仅有巨大的家中书库，特别是还有了他这样的学问家父亲作为儿子们的监督指导。对于教导儿子们读书，曾民向以严辞苛责为主要的方法，所立规矩绝无余地，几乎每信必督促，必指教，必询问。但是也常有温文尔雅的儒学文气，父子间显出一种平等、友爱之情，一种儒者仁爱的襟怀，一种饱学儒士随处自检——即使书读的很好了，仍觉自己多有不足之处——这样的自我批评文字信中很不少见。这里只举和教导儿子读书有关的自检：
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都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字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
邓先生讲书，仍请讲《周易折中》。余圈过之《通鉴》，暂不必讲，恐污坏耳。尔每日起得早否？并问。此谕。
前段真是循循善诱，耐心开导，这是在给纪泽谈了一大段读书的篇目中真伪之辨识，版本之可信与不可信的种种情形道理之后，就记性问题勉励儿子也不一定强求记住，明白才是最重要的。而当他绕了一个弯子以后，说把书看明白之后悟到个中滋味也便等于记住一些，仍然希望儿子能记住所学知识，只不过换了个说法。搞明白了，理解了，心中自有一番乐趣生出，于是也便就记住了。委婉地教诲，不厌其烦地比喻解释，目的还是那一个。后段则是自嘲式的一种谦逊。他自己圈点过的《通鉴》事后自己也不甚满意，恐怕贻笑大方也恐怕贻误儿子，自嘲说“恐污坏耳”。
曾氏在读书上经常不断地自我苛责，一是他愈到后来愈才发现“书到用时方恨少”，一是读书之法也愈到年长而愈会有所研究，有所总结。但是当这些收获成为人们调整自己读书方法的经验的时候，往往就已时过境迁，未免晚矣。曾氏也是如此，他发现许多书未读而确实该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补课的机会和精力，无不感到懊悔，于是他把这样的经验移用于教子之中。常以尖刻自讽的言辞来告诫他的两个爱子。比如他说“余生平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也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信）。他叮咛再三，希望儿子能雪此三耻也算弥补父亲的终生缺憾。作为一代大学问家，他能如此看待学问之事，无止境地孜孜以求，毕生都在学海中，活到老学到老，完全彻底的精神，实为儒家的胸怀与境界。
读书在人生中至重至要，在曾国藩看来胜过一切，可说天下再没比读书更要紧事了，也没有比读书更幸福的事了，他无时无刻在在警策自己的儿子，什么都可以不做，书不可不读。他在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给纪泽、纪鸿信中说“……我家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在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给纪泽信中写道：“目下尔在家饱看群书，兼持门户。处乱世而得宽闲之岁月，千难万难，尔切莫错过此等好光阴也”。话虽有点绝对，但读书看作头等大事，不能算作过分。田可以不要，钱可以不要，不论有什么困难，书绝不能不读，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仅表现一种典型之儒风，且对儒家观念发挥可谓淋漓尽至了!即使今天看来，读书至上也具有真理价值，试想，世界进步，人类文明，无论怎样规划设计最终都绕不过教育读书这个问题。
三
关于作文。曾国藩一生的学问修养，从他儿时的天资显露，到学途仕途的顺畅腾达，莫不与他的文名卓著有关，而他的文名又莫不显示在他的作文之才华上面。曾氏视作文与读书不仅是并行不悖之业，而且有相辅相成之功，故屡屡把作文与读书并提。古代作文与今天中小学生作文课有所不同，文泛指多种文体的写作，既指大而言之的散文——无韵之文，又包含一切韵文、诗、词、曲、赋各类，曾氏所指作文也是这几类的总称。
曾氏据自己经验所得，对于作文之道不断地提醒两个儿子。从近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里随手翻检一下，便会知道曾氏不仅为儒学大家，也是当之无愧的文章大家，他留下的这上千万字的作品便可佐证。我们即使读这些并不是精心编撰只不过随手写来的家书，我们也会处处感到他的文章之气势之色彩，无论记事说理那怕讲一点家务事情，也是十分讲究章法讲究遣词造意，行文圆通，生动精辟，一气呵成。短则百字长不过千字，都是精致的篇章。其风格统一，文气连贯，甚至从这些短制中一样可以品味出他给当朝天子上疏的奏章中的某些精气神韵。虽没有那些大文章高屋建瓴、气吞河山之势，但有那种逻辑力量、道德力量，有那种正气、儒气、文气。只是规模不同而已。正是曾氏具有文章家的风仪，他谈作文的道理也便深刻而到位：
至于作诗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这是曾氏咸丰八年给纪泽儿的信中关于作文的一段。这只是一个作文本体之外的话题，是一个人在少小时代初入作文之道时应注意解决好问题。把二三十岁作为立定规模的年龄，是完全有道理的。文学史上许多名流大家，绝大多数正是这个时期显示了文学上的才干与前途，有的已经成就卓然，独立不群，有的则已经成为一代文豪。即使属于大器晚成者，在这个年龄段已经开始脱颖而出非同小可了，而且即使这个时期未露锋芒的晚成者，也是在这个时期营造和建立了雄厚的文学基础，不会在四十、五十岁突然从天而降一个文章大家的桂冠来。曾氏鞭策儿子在这个时候还不拿出象样子的文章来，将来势必悔之晚矣。而关于各种文体都尝试写作，研究其文体特点，这也有它一定的科学性，对于文体的写作兴趣点，如同欣赏的兴趣点一样，也是人各有志趣。不过这个志趣一般并不是很快能确定的，而是有个发现的过程，经过亲身体验之后方才发现自己更适合、更接近它，这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定位的过程。曾氏这里的提示不可能没有它的感性成份，不可能没有自我体验在其中，并不完全是理性的总结。类似的话题不少，比如有关作文先事摹仿，先作短文，等等，也是讲循序渐进、逐步确定自我之理。
他在另一封信中这样看待作文：“时文也必苦心孤诣去作。但常常作文。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应把作文看作一件轻松自如的事情，而不是苦心去劳作，作文自然也要用心思，如此则可以锻炼敏捷、灵活、细致的思维习惯和能力。我们今天所谓文章不能生硬去作，意思一样，生硬的文章必是牵强会意的文章，这样的东西也必是不真的文章，一旦不真实，失去写作的真诚，那立意、那思想、那欲表达的内容也便不可能真诚，不可能令人感受到有意义的内涵。有关文章的技术要求，曾国藩自有他的见解。他在咸丰十年四月廿四日信中如此教诲纪泽：
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王润四字为主。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为主。故吾前示尔书，专以一重字救尔之短，一圆字望尔之成也。世人论文家之语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庚（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至于马迁、相如、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
把作文与书法联在一起，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有有创见性的意见，珠圆玉润，那确实是所有书法的共同之处，不论真草隶篆，不是如此即不能算真正的书法，此其一；其二，古人向有“文若其人”的说法，后人不断引伸之，我们大可以理解得更宽泛一些，文应包括文字之文、文章之文，包括由人写出的表达胸臆的文字组成的文章，也可以单指书法家的书法之文字，这里面都透着作者、书者的种种气质，种种文化内在质素的不同；其三，正是因上两个现象的存在，也就有此第三，换而言之，“人若其文”，人是在随时随地表现着自己的文化个性，人性的个性，而文章则是最能显现这一切的一种介质，一种标识。曾氏作为一个个性丰富而特立的人物，他不可能不表现在他的为人与行文之中，他这样要求子孙作文实际也是在要求他们如此珠圆玉润地做人。他对好文章的基本的要求是这样，而他对文章的登堂人室则又有更深一层的见识，他要求儿子作文要讲劲挺、雄奇之气势，不可在揣摩上用功。他认为风格只能具备一种，不可能兼备几种，他举“韩无阴柔之美，欧无阳刚之美”为例，他断言连韩愈、欧阳洵那样的大手笔也只有一种风格，何况他人乎。凡说“兼众长者”“皆其一天所长者也”，所言极是。在这个前提下，他告诫儿子们要建立一种风格，“要在气势上痛下工夫”。他在另一信中关于雄奇的气势谈的就更进一步了：
尔问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这里的关键词是“气”，这是一个在概念上和理解上都很有模糊性的语义。显然，这里的气并不能停留在“气象万千”“气势”“很有生气”之气的字面上，它应该是古代哲学意义上的“气”。曾国藩所说作文以生气为上之气，我想都与哲学中的这个气有关系。在文章里它是超乎于外在气势、气象、气氛之上的生命根源之气，是使文章具有生命活力的内在的原动力之气，没有了它，文章将如没有了筋骨和血脉的肢体。要捕捉它得到它的，须有能感悟到它灵觉之气，这种灵气就是人的思维运动中产生创造力的那种“物质根源”。它将转化为文章里的古雅之气，雄奇之气、瑰丽之气、质朴之气等等。曾国藩说建立这个气是文章的根本，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区别在于“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在造句选字”。
曾国藩讲说作文最多的而又是最深奥难解的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他最感重要而又得意的收获吧，他毕竟是清末理学的代表人物。
四
关于做人。可以说有关读书、作文两项工课都是以做人这一工课为轴心的，又是把做人作为目的和归宿的。围绕着怎样做有德之人、杰出之人，提出怎样读书，怎样作文。这里则是指曾氏专门讲如何做人这个主旨的。在教子书中这样的内容几乎篇篇都有涉及，有的完整系统地说教，有的就事论事，片段只语。而每信必是耳提面命，千叮万嘱，那中肯又热切的语言，那严厉又温暖的关爱，令人感到这些信札实在是曾氏精神建构的结实的骨架，是他精神生命的生气的延续，是他那大儒修养的第二次张扬。这些文字又一次折射出一个血肉之人，有理性有感情的踏在实地上普通人所极其向往与真诚修炼完美的理性的人生，和一个被人夸大为“完人”的正人君子形象。抄在下面几封信只是大量这样的书信中随手检取的一封，已足以表明曾氏的做人之道了：
字谕纪鸿儿：家中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情。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之。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习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满纸警策、哲理之言，中心是对庶民淳朴美质的崇拜，是对“至善至德”的形象说明。在一般意义上，这个以淳朴为尚的家训就是中国传统儒学道德范式的典型阐发，如果放在曾氏府上这个特定环境和条件下，那么这样的家训就爆发出了一种深沉而又博大的道德力量。这些道德论理的原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公平，只是越是伟大人物，越是社会上层人物，它越显示着伟大而难以把握。庶民百姓不必努力即可做得很好，官宦子弟就很难做到。比如“勤俭自持，习劳习苦”，这正是庶民百姓每日必过的生活，必作的工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他们的写照，他们不可能不俭不勤，他们天生就的寒素家风，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官宦人家习气。对他们来说做到这样如同人天生即会呼吸一样简单。要他们如此做到曾氏家训，如同今人要求老百姓不要腐败一样，都是很滑稽的事情。所以，曾国藩的高尚处、伟大处，光明正大处，正是在于他高官厚禄却能出封建泥潭而不染，正是在于他既正人也正己，特别是不惮其烦地正自己的子女。他知道要他们做到这些是非常不易的。信的第三段很有哲学意味，谈命运之数，完全是处之泰然，顺乎自然的对待未来，对待富贵功名，不可刻意求之（读者不会忘记，他对作文的要求也是如此），那不是可以求取得到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身与机遇各占一半。君子应该乐天知命，享受朴素的生活，过平民的日子；但又出现另一个问题，自然得来的功名富贵怎么办呢？拒绝吗？当然不会拒绝，也不必拒绝。这也是曾氏的思想。人的前程非人力所能及，但是做有德性的人，则是全在你愿不愿意，只要愿意没有做不到的，和天意并不相干。人，还是要做自己能做到的吧。这才是中国人的人生之目的——这只有饱受中国传统儒学精神的人才能做得到。
曾氏在另一信中以清贫少年成材的例子开导亲子“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信尾叮嘱“尔每次安禀详陈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之起居，合家之琐事，学堂之工课，均须详载，切切此谕”。（咸丰六年十月初二）。这里仍在警告儿女们以勤劳为本，只要勤劳不贪安逸，就会自然而然磨练成仁善之美德。人的美德产生于劳动之中，反之，人的丑恶产生于享乐之中，安逸是一切恶德之祸根。
除了淳朴勤俭，曾氏希望儿子们要不怕吃苦，要在困苦中锻炼身体与意志。他在一封信中用了大部分篇幅谈了读书作文后说纪泽“身体弱，处多难之世，若能风霜磨炼，苦心劳神，亦足坚筋骨长识见”。（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
说至衣食、直居，他告诫：“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说到骄奢之气，他十分鄙视京师子弟，说“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又“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 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中国庶民百姓正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石，最勤苦的是他们，最淳朴的是他们，最高尚的也是他们，只有他们才是中国人、中国道德精神的代表。曾国藩严格的道统精神及其忠实的儒士人格，也包涵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仁爱、敬恕的胸襟和深沉思考。他对儿女的做人之道的提醒也罢，警示也罢，都是要求他们不要沾染或去掉官宦人家习气，而要树立庶民的传统美德，或者说做一个道德行止上的庶民。不能不说曾国藩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有经纶，有思辩，一生为追求儒者的崇高人格而努力不辍，诲人不倦，他的这部教子书不仅是十分理智的，而且也充满情感的，因而它也是动人的。这也就是儒学的魅力与曾国藩的人格魅力之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