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和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运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战略战术，力求消灭对方、保存自己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任何战争都是在敌对双方之间进行的。因此，研究战争，必须研究敌对双方的主观条件，才能客观、全面地探索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建国以来，史学界对以太平天国为首的近代农民起义战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镇压太平军及其它农民起义武装的湘淮军及其统帅们的研究，很少有人问津。显然，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近几年来，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值得令人欣慰。但是，比较起来，仍然是个薄弱环节，并且影响近代农民起义战争史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展发展，也影响历史的多角度的借鉴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呼吁史学同仁重视对湘淮军及其统帅的研究，以改变目前依然存在的“跋足”现象。这里，对湘军统帅之一胡林翼的建军、治军和作战指导思想作一扼要的介绍和评述，以为引玉之砖。

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是在1847年至1853年参与镇压贵州少数民族起义、1854年至1861年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这一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他和曾国藩一样，都把儒家思想奉为圭臬，故在军事思想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由于他的理论素养和政治阅历与曾国藩不尽相同，因而又有他自己的特色。

　　关于建军、治军指导思想

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期间，就发现绿营兵积习已深，即使加以整顿，也未必能战。他与曾国藩不谋而合，主张仿效戚继光的“束伍成法”重新募勇练兵，并亲自编练了一支300多人的部队。1855年，胡林翼擢升湖北布政使，旋署湖北巡抚。此后，便统率湘、鄂军转战于鄂皖地区。他的建军、治军思想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发展，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原则。

一、先选官后募兵，贵精不贵多

胡林翼继承戚继光的建军思想，强调“凡勇须自招自募者，乃能战”。提出建军应在“提纲挈领”上下工夫，即首先选择营官、哨官、十长，然后由他们分头募勇，编组成军。他要求挑选“至勇至廉”的营、哨官，因为“不十分勇，不足以倡众人之气；不十分廉，不足以服众人之心”。士兵则不用市民而用乡农，因为市民油滑、怯弱，乡农朴实、耐苦、有胆量。他反复强凋，无论官兵，都必须慎重挑选，贵精不贵多。同时，实行厚饷制，饷章与曾国藩所拟定的大致相伺

在营制方面，他主张实行营、哨、队三级制。每营的员额，最少500人，最多700人，统领还可自招二三百人作为亲兵，与曾国藩所定500人的营制略有不同。他也主张将一县之人编在同一营内，以便性情相孚，言语相通，心力易齐。兵器方面，他也主张冷热兵器相间配置，以便互相依护，但比较重视火器的作用，认为抬枪系军中利器，劈山炮可以仰攻对方营垒。他曾设想将火炮装在小车上，每营20门，以便“行则摧坚及远，居则设卫自藩”。他还率先在统领之下设分统，以利部队管理和作战指挥。

胡林翼躬行“抽帮换底，整旧如新”的方针，对于作战不力的勇营，先行解散，再由营官、统领从中挑选健壮善战的官兵，重新组建。他说：凡勇营只有撤后另挑，弁勇才能服从管束。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既着眼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也着眼于强化兵为将有的私兵制，因而受到曾国藩的赞赏。

二、从儒生中选择统兵将领

胡林翼特别重视选择能独当一面的统兵将领。认为将得其人，弱者可强，将不得人，虽强易弱。没有得力的统将，即使有数量众多的队伍，还是要打败仗。那末，得力的统将从何而来？其标谁又是什么？他认为首先应从优秀的儒生中选择，因为“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他说：“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又说“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但得朴勇之士，相与讲明大义，不为虚骄之气、夸大其词所中伤，而缓急即云足恃”。这里所说的“良心”、“血性”、“大义”，概而言之，就是要有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拼命精神，与曾国藩所说的“忠义血性”同一含义。他多次强调，统兵将领必须“智勇相兼”，有智无勇，有勇无智，都算不上称职的将领。他尤其反对怯弱的将领，认为骄将尚用驾驭，怯将则毫无作为。由此可见，胡林翼的选将标准是“德”、“智”、“勇”兼备，与曾国藩的以“德”为主略有不同。

三、因地制宜组建部队

胡林翼十分注意因地制宜组建部队。他说：“天下兵事，南以舟师为主，北以骑兵为要”。对于湖北来说，要保卫北部边境，进而出兵河南“剿捻”，就应组建马队。虽然马队的饷银倍于步队，但一千马队可抵三四千步队之用，因为马队既可伏后抄袭，只可乘胜追击，进退速捷，能有效地配合步队作战。他发现步队在追击作战时，来不多远便力竭气衰，为此曾设想实行马步合编，战时由步队在正而抵拒，待对方退却时，即以马队乘势掩杀，扩大战果。他虽然未能组建起强大的马队，但反映了善于从战争实践中改善军队建设的思想。

胡林翼在加强湘军水师建设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1855年2月，由曾国藩统率和指挥的湘军水师在江西湖口大败，部分战船上驶沌口。胡林翼一方面咨请湖南巡抚骆秉章添造大小战船300余艘补充水师，另一方面本着“水师器用，利在炮位”的指导思想，咨请广东巡抚叶名琛先后购买洋炮1600门装备各式战船，使水师的规模日益扩大，火力明显加强，从而在以后进行的湖口、九江和安庆等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认为长江下游为水网地区，只有加强水师，才能击败太平军。于是上疏清廷，建议由曾国藩分别在江苏淮安、安徽宁国和太平、浙江衢州组建三支水师，以便配合陆师“进剿”。这一建议被清廷所采纳，并在尔后的作战中发挥了作用。他还别具匠心地提议组建一支“水陆相兼”的部队，即在水师官兵中，以一半兼习陆战之法，以便在江湖之中独立作战，机动灵活地袭击太平军，使其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这一设想虽因遇到曾国藩和杨载福、彭玉麟的反对，未能付诸实施，但联系上述步马兵合编的设想，可以看出他在因地制宜地组建军兵种方面的大胆探索精神，和难能可贵的组建合成军队的思想萌芽。

四、立法宜严，用法宜宽，贵在得人心

胡林翼重视部队的管理教育，指出：“不教之兵，将有不戢自焚之势，遑论杀故致果”。他治军的指导思想是“立法宜严，用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畏威怀德，可度节制之师”。言之，就是继承传统“宽严相济”“恩威并用”的思想。　　

他的所“显以示之纪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求营官服丛统领的调度，不得违令。二、不准虚报冒领，克扣兵饷；不准讳败为胜，虚报战功。三、严禁声色烟赌，不准夜不归营。四、坚持每天点名、操练。在操练方面，要求火枪手和刀矛手刻苦精练，以便战时互相护卫、互相壮胆，适应冷热兵器并用的需要。五、要求官兵体恤民艰，不扰害百姓，强调指“养兵所以卫民，兵不爱民，何乐有兵？当然，他要求湘军所爱所卫的是安分守己“良民”，至于敢于犯上“敌民”，“乱者必斩，不可姑息”。他的所“隐以激其忠良”，一是用“忠义”，“仁爱”等封建礼教教育官兵忠于封建君王，官兵之间应互敬互爱，亲如家人。二是在奖励、升擢、抚恤等方面从宽从优。通过以上办法，激发官兵“志气”，防“暮气”“怨气”。由于他对宽与严的分寸掌握得比较适度，因而在巩固部队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五、爱人以德，待人以诚、协调将帅之间的关系

胡林翼在致友人书中说：“事之成败，不争贼之强弱多寡，而在我辈之和与不和，慎与不慎耳！”在奏疏中又说“盖必主将一心，则士卒乃能联为一体”，把将帅之间的和衷共济视为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他认为要实现将帅之间和睦相处，关键要“让美”之心，不争功诿过；“爱人以德”、待人以诚，以“友谊”为重。本着这些原则，他在协调湘鄂军将帅之间的关系方面，作出了比较明显的成绩。

湖广总督官文庸碌无能，耽于酒色。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这一共同事业，胡林翼表面上对官文采取尊重、忍让的态度，官文对胡也“深相倚重，无所疑忌”，湖北的军政吏治，由巡抚主稿，总督画行，不仅在募兵、筹饷、部署防务等方面很少遇到掣肘，相反还能通过官文这一清廷宠臣在奏请起用将领、请求协饷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胡林翼认为曾国藩“忠义冠时”的济世之才，加上他到湖北任职后受到曾的提携，所以对曾十分敬重，每当曾遇到困难时，他总是鼎力相助。他俩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彼此之间始终互谅互敬，结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

胡林翼与部将的关系也很融洽。他在湖北赖以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部队，主要是由罗泽南统带的湘军陆师和由杨载福统带的水师。他对罗、杨都十分尊重。1855年冬，罗泽南部由江西义宁回救武汉时，身为巡抚的胡林翼不顾别人劝阻，亲率3000多人前往蒲圻迎接，配合罗部作战。他说：我是主人，以难事诿诸客兵，廉耻安在？1856年4月罗泽南在武昌城下毙命后，他对接统罗部的李续宾也分敬重。而罗、李、杨三人也尊重胡的调度指挥，为攻取武汉，恢复湖北失地协力同心地作战。事后，他在给皖抚翁同书的信中不无自豪地说“林翼自问，五六年间（指1855年—1856年）所处之境，为军兴以来所未有之奇，然自得迪庵（即李续宾）而兵乃强，得厚庵（即杨载福）而水道已通”。

胡林翼在安徽，先后指挥多隆阿、鲍越、李续宾、唐训方、蒋凝学、杨载福等部作战。与这些统将相处得也比较融洽，并能注意协调各统领之间的关系。例如多隆“有胆有略”，“才高意忌”。为此，他多次规劝多隆阿不应炫耀自己的长处，指责别人的短处，注意搞好与其他统领的关系。多隆阿听从他的劝告，在1859年冬进行的太湖战役中，各统领之间基本上做到了协同一致地对付太平军。此后，在安庆战役中，他鉴于多隆阿与李续宾关系融洽，而对鲍越怀有忌心，曾国藩却十分赞赏鲍超的晓勇，于是将多、李留在皖北，将鲍超调往皖南。同时，他写信给鲍超，历述曾国藩对他的种“恩情”，要一心敬事曾国藩，并“师克在和”的古训教育鲍超搞好与其他统领的关系。鲍超也就不仅尊重曾国藩的领导，而且能主动配合其他部队作战。

摘编《胡林翼语录》的崔龙说：“一世称楚将协和如骨肉，有布衣昆弟之欢”，这都是胡林翼“亲身结纳，苦心调护之功也”。这些话虽有溢美的成份，但胡林翼在协调湘鄂军将帅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曾国藩、左宗棠与他相比，未免相形见绌。

六、组织团练，配合主力作战

曾国藩认为办团练弊多利少，因而不予重视。胡林翼则不同，他承认团练有许多弊病，但认为不能不办，因为湖北地域广阔，兵力不足，不可能处处设防，有了团练，“外可助官军之声威，内可消宵小之隐匿”，收一举两得之效。胡林冀在湖北、安徽所兴办的团练，没有也不可能杜绝欺压勒索、劳民伤财等弊病，但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他奏称，在攻取武汉之战中，江夏（今武昌）、汉阳二县的团练，配合湘军作战，杀死太平军2000多人。黄梅、广济、罗田、麻城等县的团练，在护条军粮、守卫关隘、阻击太平军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潜山知县叶兆兰于天堂组织的团练，在太湖战役中，先是扼守要隘，后又配合主力袭击太平军之侧背，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

胡林翼“专恃兵力，围剿必难得力”“用士用民，可以安反侧杜滋拢”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地主豪绅的欺骗宣传，驱使部分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配合湘鄂军镇压农民起义，这是颇为毒辣的一手。

诚然，胡林翼的建军治军思想，没有越出传统军事思想的范围。但是，他和曾国藩一群，毅然屏弃八旗、绿营的腐败积习，善于吸取和发展传统军事思想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当然有些是暂时起作用的），重起炉灶，建设勇营，改善营制和管理教育，从而使湘鄂军成为一支组织严密，内部关系比较融洽，武器装备不断改善，具有较高战斗力的部队，与此相比太平军的编制，虽然在农民起义军中是最正规的，但指挥层次过多，部队严重缺额，不利于实战。虽然武器装备不断改善，但士兵成分日趋复杂，人与武器结合不紧。其他起义军，不但武器落后，而且组织松散，有的始终处于准军事组织状态，军队建设上的弱点，是导致起义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战争指导思想

胡林翼非常注意研究地理形势和敌我情况，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同时本“以兵略为本”的原则，敌我组织人员从《春秋》和《资治通鉴》中摘录古代帝王、名将的用兵方略，编辑成《读史兵略》，潜心披阅，以史为鉴。他从战争实践和历史经验两方面吸取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战争指导思想，在战略和战役指导方面都有所创新。

一、关于战略指导

胡林翼在战略指导上，先后提出了以下主要原则。

1、军旅之事谨慎为先，但不宜过于谨读。

胡林翼承袭我国古代兵家的慎战思想，强调“军旅之事，谨慎为先”。他的慎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军队必须蓄气养锐，保持高昂的士气。据此，防御时，先深沟高垒，敛兵据险，坚忍相持，待对方气将衰、志已懈、队将散时，再并力反攻。进攻时，步步为营、节节扫荡、通粮道、设后援；不强攻坚城，避免重大伤亡，挫伤士气。二是继承《孙子》“知己知彼”思想，善于审机审势，不轻举妄动。他针对太平军人多势众，既然以优势兵力围城。又善于乘虚蹈隙，使数量居于劣势的湘鄂军往往顾此失彼的情况，及时提“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有所济，必有所舍，乃有所全”。同时强调“多蓄兵力，预留活着为第一义”。主张集中兵力作战，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稍后，他总结了李续宾部于1858年9力连攻安徽太湖、潜山、舒城、桐城，每占一城都有不少伤亡，最后于11月在三河镇全军被歼的教训，和1859年湘鄂军在太湖战役中先在外围大量杀死太平军，进而攻取太湖、潜山的经验，进一步提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的著名作战原则。

由此可见，胡林翼慎战思想的核心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和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固然，这种指导思想反映了他镇压人民起义的凶残性，但却为传统的慎战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更富现实指导意义，因而被蔡锷誉为“所见尤为精到卓越”。

基于战争情况复杂多变，不可能完全预测，即使谨慎从事，也难免会有失误。据此胡林翼提出“兵事无万，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又说：兵事怕不得许多，只要有五六分把握，便应放胆放手去干。这一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一味求稳，很可能丧失战机，甚至造成被动。但是，他在具体作战指导方面曾提出过不切实际的意见。那就是1800年6月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并于7月率万人进驻皖南祁门以后，胡林翼认为曾国藩提出的一由池州进规芜湖；一由祁门进至旌德、太平，进围溧阳；一分防广信（今上饶市）、玉山的三路进兵之策，不过“内三路，小三枝”，还应另筹二大枝，一出杭州，一出扬州，取大围态势，方能对大局有济。这一部署的攻占安庆以前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湘鄂军兵力有限，且安庆又是两军必争之地，只有集中兵力，先占安庆，才能顺江而下，对金陵采取包围作战。退一步说，即使如他所说的再添兵4万人，在数量上仍然居于劣势，以有限的兵力进入太平军腹心之地进行无后方作战，用三个拳头打人，不仅失去争夺安庆这一战局重心，而且极易被太平军包围聚歼。如果说曾国藩分兵皖南已带有冒险的成分，那末胡林翼的上述主张就更加冒险了。

2、审察机势，次第进军。

胡林翼强调指导战争应善于审时度势。他说：天下无生而知兵之人，关键在善于审“情理”“机势”，认真研究作战双方的各种情况。他继承孙武“地形者，兵之助也”的思想，把研究地理形势作“决胜运筹”“第一要义”，反映了他在战争指导方面的唯物主义思想。当然作为战略指挥员，首先要研究带全局性的形势方面，他与曾国藩堪称伯仲，在此基础上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也大同小异。他对太平军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可以概括为先取湖北，作为后方基地，尔后循江而下，逐应攻取沿江重镇，最后夺取金陵。

胡林翼指出湖“居天下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与太平军作战，必须先夺取湖北，据为根本。而争夺湖北，必先争夺武汉。只要将武汉重镇控制在手，则东征将士便无后顾之忧；军火粮食可以源源前运，伤病人员可以后送治疗，作战部队可以轮番休整，水师船只可以进坞修理，成为牢固的后方基地。基于以上认识，加上身为湖北巡抚，本有守土之责，因而虽然兵力不多，仍一次再次地进攻武汉。最后，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石达开率部东返，韦志俊丧失坚守决心的情况下，于1856年12月攻占武汉，随之占领鄂东各州县，基本上控制了湖北全境，实现了战略计划的第一步，也是举足轻重的一步。

胡林翼明确指出，九江“西挹武昌，东引皖口，襟带中流，实吴楚之腰膂”，只有攻取九江，才能保障武汉的安全，控制江西门户，打通长江水道，为东下作战创造有利的条件。为此，在湘鄂军攻占武汉以后，即于1857年初兵锋直指九江。用长濠围困达16个月之久，终于在1858年5月19日攻占九江城，取得了东征作战的第一个胜利。

胡林翼鉴于“皖省地居水陆要冲”“安庆为长江上下之关键”，不进图安徽，不仅湖北不能安枕，而且金陵永无克服之日，便与官文商定图皖之策，并于1858年8月分兵两路，一由都兴阿率领进攻安庆，一由李续宾率领救援庐州。不料，李续宾部6000人在三河镇全军覆灭，都兴阿部也被迫退守宿松。三河大败之后，胡林翼意识到湘鄂军“率意轻进，后患无穷”，只有厚集兵力，多路“进剿”，方能奏效。乃与曾国藩等于1859年10月拟定“四路图皖”之策，并发起太湖战役。由于部署得当，各部之间协同配合较好，于1860年2月18日至20日相继攻占太湖、潜山，士气随之复振。接着，胡林翼根据“蓄势审机，驻兵于贼所必争之地，使贼欲不战而不得”的指导思想，又与曾国藩等确定了围攻安庆的决策，即由曾国藩（后改由曾国荃）所部万人在水师配合下，围攻“吴楚咽喉、江淮腰膂”的安庆，多隆阿所部万人在桐城打援，李续宾所部万人驻舒城、桐城之间作为援应之师。经过精心筹划，艰苦鏖战，加上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等“合取湖北”以调动湘鄂军的决策半途而废，及陈玉成等直接救援安庆之战屡遭失败，终于在1861年9月5月攻占安庆，取得了东征作战第二次重大的胜利，从而为攻取金陵奠定了基础。

3．欲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

胡林翼把湖北与邻省的关系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湖北系“四战之地”，不能“闭房闼以拒盗”，必须主动支援邻省“剿灭逆贼”，方能使湖北“免于忧患”。于是他从“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传统思想中演化出“欲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以剿为守”的作战方针。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武汉未下之际，即抽兵前往江西，救援困守南昌的曾国藩部；武汉既占，便集中兵力攻取湖口、九江，改变江西湘军的被动不利局面；九江甫下，又提出“图皖以保楚”，挥兵进攻皖西。虽然初战失利，损失惨重，仍“不惮征缮，尽力谋饷”，再次增兵入皖作战，经过太湖、安庆等战役，终于使皖西、皖南尽入湘鄂军手中，有效地保障了湖北的安全。

胡林翼不仅全力谋皖谋赣，而且当太平军石达开部于1859年3月进入湖南，5月围攻宝庆（今湖南邵阳），湖南当局大为震惊之际，他鉴于两湖唇齿相依，一旦湖南被石达开部占领，则湖北便成“腹背交困之势”，而且会大大影响在湖北作战的湘军的士气，便分批抽调军队增援，终于配合湖南的湘军挫败了石达开部的进攻。时人和后人对胡林翼不分畛域，主张派兵、筹饷支援邻省，深表赞誉，甚至说：“督抚之全力援剿邻省，自湖北始也。”从中既可看出他坚决镇压太平军的反革命决心，也可看出他确实是胸有战略全局的统帅。

既然胡林翼力主援邻省作战，特别是把进攻安徽作为重要的战略决策，那末，是不是不重视对湖北的防守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他对支援邻省和保卫鄂境有比较辩证的认识，在提出“欲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的同时，强调“必保楚然后能谋吴”，“必保楚然后能谋皖”。因而每次筹划出省作战时，必同时筹划鄂省的防务，做到攻防兼顾。从进攻九江开始，他就意识到“官军注重于前”，太平军“必转袭其后”，于是，在鄂省设防方面确定了以下原则：

一是在重点地区部署兵力。例如，在九江战役后期，确定以能对鄂“四路策应”的黄洲为设防重点，并亲率6000人驻守该地。此后，始终把黄州作为重点设防地区。

二是在与豫皖湘毗连的要隘设卡建碉，改善城市防御，由正规军和团练分别固守，静以待动，逸以待劳。他预见到湘鄂军进攻皖西，太平军和捻军将会从六安、商城、固始等地进袭罗田、麻城、黄安、德安（今安陆）等地，以调动湘鄂军，解太湖、桐城、安庆之围，因而要求鄂东北各县尤其是地当要冲的罗田、麻城两县切实加强设防，依托城池碉堡顽强固守。

三是掌握预备队，进行机动作战。1859年春，他在总结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时指出：鄂军并不算少，但是始终缺少一支“置于活着”的部队，所以 “机局总滞”。此后，他就非常注意掌握机动部队，作为用兵不可缺少的条件。例如，在部署安庆战役时，就让李续宾部万人驻于机动位置。1861年3月当太平军陈玉成部为调动围攻安庆的湘鄂军，西进入鄂并攻占鄂东不少州县时，胡林翼便派李部弛回，协同鄂省守军进行防堵。又如，当安庆外围吃紧时，便从湖北调成大吉部5000人往集贤关，配合鲍超部进攻太平军赤冈岭营垒。当太平军李秀成部进入鄂南，威胁武昌时，又令成大吉率部弛回武昌。这些机动部队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由于胡林翼了解陈玉成解安庆之围的急切心情，所以当陈玉成部进击湖北，武汉震惊之际，他一面派兵回援，一面坚持不撤安庆之围，并在奏疏中指出：如果“前路一空”，太平军“势将无所顾忌，长驱竞进，直扑安庆。若遽撤安庆之围，则潜山、宿松等处六州县仍归沦没，不独前功尽弃为可惜，而皖北水无廓清之望；即鄂省更增滋蔓之虞。”在进攻与防御两者之间，仍以进攻为重点。这一指导思想与曾国藩是完全一致的。事实表明，他在前方与后方、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方面是处理得比较恰当的，尤其在后方防御方面，比曾国藩考虑得更为周密。据此，不能因为他曾说过“笨人下棋死不顾家”这类话，就得出只顾前不顾后的结论。

4、军旅之事以一而两，二三而败。

胡林翼十分重视作战的统一指挥。他说：“凡军事无论多寡，总以能听号令为上，不奉一将之令，兵多必败，能奉一将之令，兵少亦强。”又说“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二三而败，……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人。”他为实到统一指挥作了不少努力。

1858年7月，湘鄂军攻占湖口、九江以后，胡林翼便奏请清廷重新起用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因为当时湘军水陆统领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等彼此之间“落落寡合”，只有湘军的创建者曾国藩才能统率他们。1859年冬，发起太湖战役时，他发现总兵鲍越与满族副都统多隆阿互有短长，究竟以谁为前敌指挥，颇伤脑筋，考虑再三，决定由多隆阿担任。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事权不一，兵家所忌”，多隆阿虽有妒嫉别人的缺点，但“临阵机智过人，且是天子之使”，而鲍超虽勇少谋还是以多隆阿为前敌指挥为宜。持有不同意见的曾国藩只好尊重他的决定。

事实上，无论是进攻武汉，还是进攻九江、太湖，总指挥都是胡林翼。因他善于“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谦虚谨慎，讲究领导艺术；在作战指挥上，善于提出几种方案与统领们商议，最后择善而从，因而颇为将领所信服。至于安庆战役，他虽然直接指挥长江北岸部队作战，但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所以他甘当“第二提琴手”，尊重曾的意见，体谅曾的困难处境。为了不使曾国藩在指挥上顾此失彼，他不顾自己咯血不止，坚持在皖北指挥调度，后经曾国藩多次劝说，加上太平军李秀成部已进至武昌外围，才离开前线，不久死于武昌，为实践统一指挥的愿望作了最大的努力。

必须指出，胡林翼所强调的集中统一指挥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湘军鄂军必须由曾国藩和他节制调度，不容他人染指。可举一例为证。当湘鄂军开始征皖时，他便与官文联衔上奏清廷，提出“嗣后楚军无论入皖界入江南境，其粮饷军火及调度机宜，均归官文及胡林翼一手经理，实因相处日久，深悉将士之心，较归各省大臣节制，呼应得灵也。”由此可见，他所强调的集中统一指挥，因囿于“兵为将有”的制度，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

5、史治与兵事始终相因，二者必须兼顾。

胡林翼认识到吏治腐败是引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得出了“吏治之与兵事始终相因”，“吏事尤为兵事之本”的结论，进而主张统兵大员应兼任封疆大吏，以便兵事与吏事互相兼集。

胡林翼自1855年任湖北巡抚以后，始终一面带兵作战，一面整顿政务。1856年湘军攻占武汉以后，就着手加强保甲制度，强化地方治安，设清查局清理被太平军占领过的州县的仓库钱粮；设军需局筹备作战所需的军械粮饷。同时，撤换腐败无能的道、府、州县官数十人，强调要用霹雳手段严惩贪官污史。1857年，他一面指挥进攻九江之战，一面整顿湖北漕政，力除浮收勒索等积弊，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增加了库银，充实了军粮储备。

当时，抓吏治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就是给军队筹措粮饷，用他的话说：“兵之强弱，视饷之丰歉为转移。”由于湖北留省和出征的部队相当多，筹饷任务也就特别重。1859年在九江、安徽作战的部队约5万人，月需饷银30多万两；1860年增至六七万人，月需饷银40多万两。如此巨大的款额，对于仅有九府一州的湖北来说，确实是沉重的负担。由于筹措不及，经常发生欠饷现象，仅1860年冬就积欠160余万两。胡林翼非常担心部队因此而哗变溃散，曾发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的哀叹。但他表示绝不气馁畏难，命令各司道粮台精心筹画，把征收盐课、厘金作为“楚省之大政，专济军饷”，并采取捐官，缓缴漕粮和请求外省协济等办法多方筹措，终于基本上解决了饷粮不足的困难。像他这样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又有出众的政治才能，在当时的封建官僚中是屈指可数的。

二、关于战役指导。

胡林翼与曾国藩不同，不仅善于运筹帷幄，而且还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在战役指挥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适应当时情况的指导原则，有些原则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被后来的军事家所称道和袭用。他的战役指导思想形成，大致分为二个阶段：武汉和九江战役为探索和初步形成阶段；太湖和安庆战役为成熟和飞跃阶段。归纳起来有以下主要特点。

1、敛兵自固，以静制动，先求稳固，然后进剿。

胡林翼和曾国藩一样，都主张以静制动，以主待客，以守为战。但在1855年进攻武汉时，因急于图功，竟不顾城坚垒固，督率部队一味强攻，结果3个月中伤水陆弁勇3000多人。此后，便改用水陆长围久困之法，终于夺城告捷。在九江战役中，采取同样办法，陆路以长壕6道3面合围，水路以水师10余营封锁江面，终于再下坚城。此后，他便一再告诫部属不应强攻坚城，因为从“城下仰攻，我动彼静，我劳彼逸”，容易丧失主动；以血肉之躯与炮石相抗，更易损伤精锐，影响士气。只有深沟高垒，“先求稳固不败，然后相机防剿，才能减少伤亡，保持士气，争取主动。在防御时，胡林翼更加强调以静制动，以守为战。他指出与兵力上占优势的太平军作战，只有“择险设防”，“深沟高垒，静以待之，整以御之”，才能有效地实施防御。当太平军石达开部围攻宝庆时，他写信给左宗棠，要湘军集中兵力，先“扼险自固，坚壁养锐”，尔后等待援兵进行反击。湘军基本上按照这一原则进行防御作战。石达开因久攻宝庆未下，不得不撤兵他走。

上述战役指导原则，反映了胡林翼是符合湘鄂军兵力不足和火力不强这一客观情况的。至于长围久困战法，虽然欧洲在19世纪已经屏弃不用。但是，对于缺少攻坚火器的湘鄂军来说，仍不失为一种有效战法。当然，这种战法是相当原始的，而且容易出现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加以改进。这方面的改进，首先归于胡林翼。

2、围城打援，先打援敌，再打守敌。

胡林翼在兵事以“善战多杀贼为上，攻坚城斯下”的作战思想指导下，先后在太湖和安庆战役中，运用围城打援战法取得了成功，为他在战役指挥上写下了最得意的一笔。

当湘鄂军围攻太湖，并获悉太平军陈玉成部和捻军张乐行、龚得树部前来救援时，胡林翼与曾国藩研究决定，以战斗力较强的多隆阿部和鲍超部担负打援任务，以蒋凝学、朱品隆、李榕部担负围城任务。他还明确指出必须以打援为重点，在兵力部署上，“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贼，其余尽作战兵、援兵、雕剿之兵。”只要击败“援贼”，就不难攻破“城贼”。与此同时，他派金国琛、余际昌率9营鄂军驻扎于地通潜山、太湖、桐城、舒城的险峻要地天堂（属潜山县），以便对太平军形成拊背扼吭之势。此外，还在扼湖北罗田、蕲州、蕲水、黄冈门户的陈德园（属蕲州县）驻扎6营部队，以屏蔽楚疆。由于部署周密，加上湘鄂军协同苦战，在大量杀伤和击退太平军援军之后，即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太湖、潜山两城。

安庆战役，虽然既要顾前，又要顾后，战况复杂多变，但曾、胡始终坚持围城打援的战法，即：曾国荃部在水师配合下围攻安庆；多隆阿部在桐城外围挂车河一带打援；胡林翼则率部驻太湖，与安庆、桐城外围的部队声势联络，兼顾前线与后方的指挥；并于一开始就将李续宜作为“活兵”，以便既能援应前线部队，又能在必要时回救湖北。胡林翼还明确指出太平军意在速战，湘鄂军应以缓战待之。他要求曾国荃部不断加固壕垒，作长期围城的打算；多隆阿部预留马队于空旷之处，以便充分发挥马步协同作战的优势。在历时一年的战役过程中，虽然险象环生，但由于围城部队“坚不动摇”，打援部队主动顽强，终于化险为夷，取得了安庆战役的胜利。

事实表明，围城打援，确实是相当高明的战法，它不仅发展了长围久困之法，

而且使曾、胡的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作战指导思想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种战法，使进攻与防御紧密二结合，既可大量歼灭对方有生力量，又可趁势攻占城池，因而在攻城火器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普遍运用。

3、先期合力，必求其厚，临阵分枝，不嫌其散。

正确地使用共力，是争取战役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指挥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对此，胡林翼有精当的见解。他说：“鄙人之意，向以并力为主，不愿零星分拨，致使一事无成。”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主张集中兵力。1859年2月，当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时，他立即写信提醒左宗棠，必须“专意集兵，慎勿分防”，如处处设防，即使拥有10万精兵，也难收尺寸之功。1860年，在第二次图皖时，他强调必须集中四五万精兵，三路同进，声势联络，方能奏功。此后，他对担任弛援湖北任务的李续宜说：太平军分六七路来攻，湘鄂军最多只能分二路对付他，绝对不能分散自己的兵力，采取应付主义。他在主张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的同时，在具体部署上则主张各部队应有明确分工，一般应分围城之兵、打援之兵、雕剿之兵，力求部署周密。他非常注意保护后路，强调临阵之时必须派部队分布侧后要隘，防敌抄袭后路。他把以上用兵原则概括为“先其合力，必求其厚”，“临阵分枝，不嫌其散”。这就正确地处理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因而被蔡锷评价为“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

另外，他还比较重视奇正结合的用兵方法。在攻占武汉以前，湘鄂军处于被动态势，但他支持杨载福提出的用水师从汉水支流绕击太平军的主张。经过10天战斗，共破太平军营垒10余座，夺获战船数十只、火炮30余门，焚毁粮船数百只，取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又如，在1858年进攻湖口时，李续宾与杨载福事先密商，以陆师5000人由九江北渡，摆出进攻宿松、太湖的姿态，当夜又回驶至湖口以冬，天甫黎明，部队舍舟登岸，潜行至湖口后山。当水师从正面进攻时，陆师突然从山上呼啸而下，太平军猝不及防，被迫撤走。胡林翼赞扬此战深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用兵原则。他还指示部属，在据险防御时，如遭到敌人猛烈进攻，处境危急时，也可“趋间道击之”，打乱进攻者的部署，从被动中争取主动。这些，都反映了他灵活用兵的思想。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胡林翼在用兵方面是颇有特色的，其突出特点，就是善于关照全局和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战略战役指导思想，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比较起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在战略战役指导上往往顾此失彼，缺乏驾驶全局的能力，后期，又滥封诸王，各自为战，严重影响集中统一指挥，这是招致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胡林翼伙同曾国藩组建、扩充湘军，为封建统治阶级铸造了一把镇压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军的利剑，使腐朽的清朝统治集团摆脱了岌岌可危的处境，其政治上的反动性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军事思想中吸取值得借鉴的东西。

以建军、治军为例。任何阶级的军队，都需要一批忠于本阶级的智勇双全的将领和广大素质良好的士兵；都主张加强教育和管理，实行严格的纪律，使将领之间、官兵之间增强团结，减少矛盾；都力求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和编制体制；都必须得到地方政府人力物力的支援和武装群众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组织严密和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而胡林翼在这些方面都有所论及，并身体力行。其中虽含有许多封建糟粕和消极成分，但有些方针原则还是可以批判地吸取的。

再以作战为例。战争是交战双方互相隐蔽自己的企图，情况变化多端，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社会活动，为此，必须稳慎从事，不能鲁莽灭裂。胡林翼主张作战应以“谨慎为先”，并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原则。指导战争，只有从全局着眼，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胡林翼提出“用兵唯在审察全局”，并据以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同样，指导战争，只有正确处理全局与部局的关系，才不致顾此失彼，因小失大，胡林翼虽然只是个湖北巡抚，但能从“剿灭”太平军这一全局着眼，把湖北作为全局中的一个局部，不分畛域，主动出省作战。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胡林翼提出了“以全军为上”，“以多杀贼为上”的原则，并有所创造地运用围城打援战法有效地贯彻这一原则。至于他所强调的建立后方基地、实行集中统一指挥、掌握战略、战役预备队等，也是遂行战争所必须重视的问题，所提的方针原则同样具有借鉴意义。由此可见，实事求是地研究胡林翼以及与他相似的人物的军事思想，不但能深化近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而且能探古鉴今，为现实的建军作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