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1812—1861年），字贶生，号润之，湖南益阳人。进士出身，曾官翰林院编修，贵州安顺、黎平等地知府、贵东道道员，1854年奉调湖北办理军务，旋同曾国藩湘军顽抗太平军，历迁四川按察使、湖北按察使、布政使，1855年4月署理湖北巡抚，1861年9月病死于任上。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期间，筹兵筹饷，整饬吏治，锐意经营，用曾国藩的话说：“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湖北由此成为湘、楚军进拔九江、安庆的重要基地，胡林翼也成为“身处一州之任而系天下之重”的关键人物，称为“中兴名臣”与曾国藩并称“曾胡”。本文仅就胡林翼的吏治、人才思想及实践作些探讨。
一
胡林翼认为：“地方安危，系乎吏治。”他之所以会作出这一结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胡林翼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胡达源是嘉庆己卯年探花，曾任贵州学政，官至少詹府少詹事。岳父陶澍是道光朝名臣，官至两江总督。胡林翼在青年时代便游历金陵、京师、贵州等地，见识较广。入仕后，阅历更深。对于当时清朝吏治的腐败有深切的感受。胡林翼毫不谏言地说：“国家之败，皆由官邪。”……对于当时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近年新宁之事，因李博平籴乘勒价二千一石，而市价仅止一千六百。又因差役讹诈凌辱雷再浩之妻室，以至民心不服，遂至李沅发倡乱。桂平韦正因捐监谬挂登仕郎匾额，差役叠次诈赃，因而倡乱，……挺而走险，谁为厉阶？”“自来西域、台湾、连州、新宁、桂平等处起事，均因官吏贪鄙”。胡林翼因此一再指出：“吏治之不修，兵之所由起也。”“吏治不饬，兵祸乃起。”
第二，法治还是人治，这是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胡林翼是强调人治的。他举例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刑律易悉，而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为书吏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大抵天下乱则法密，法密则吏操其权，而必乱。”又说：“牧令不得其人，则法不能行。”“有治人不患无治法。”显然，胡林翼之所以认为吏治决定社会治乱，主要是感触于吏治不饬，兵祸乃起的社会现实，根本思想还是“明主贤臣”“得人则治”的人治思想。
封建统治秩序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胡林翼所强调的吏治，而在于封建制度建立于其上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然而，吏治腐败确实是导致阶级矛盾趋于激化和对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官逼民反”，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地方安危，系乎吏治。”胡林翼这一吏治观的合理性也仅在于此。
二
胡林翼奉人治为主臬，以吏治为要政，高度重视求才得人。他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卫灵而不丧国，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睹矣。”又说：“为政之要，千条万缕，大纲必在得人。”在贵州任知府时，胡林翼就曾希望能够“得广厦千间，假帑金一、二万两，招致英俊”。出任湖北巡抚后，胡林翼果然在武昌设立“储材馆”（后易名为“宝善堂”），延揽人才。郭嵩焘评论说：“曾公（即曾国藩）之精于识鉴，胡公之勤于搜求”人才，“皆古大臣所难”。
胡林翼的人才思想，主要有如下数端：
其一，求才着重气节。胡林翼认为：“孔子立教，各举所知。周公之训，人无求备。大抵圣贤不可必得，必以志气、节操为主。……有气节，则本根已植，长短高下均无不宜。”“古今成大业之人，必以人才为根本。古今人才之要，必以气骨为根本。”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封建气节，可以说是胡林翼所立政治标准。
其二，求才须破资历。胡林翼说：求才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智略。举贡、生监、白丁皆可，不拘资格。”若夫州县员缺，有“人地相宜而格于定例”者，亦应“不拘文法资格”委署。“办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
其三，求才应不拘一格。胡林翼说，求才得人，“即一技一能亦不可弃。不龟之药，勾践藉以破吴。善穿地洞，李光弼因以陷敌。信陵得侯生，石勒得张宾，符坚得王景略，皆以一二谋士战胜攻取。然必不拘资格，然后丹书中之斐豹得献其能。亦必宽其文法，然后怒攻主将之邓羌立摧劲敌。伐曹一役，晋文诛颠颉而舍魏犨。自古英雄作用，不拘一格，良以奇才难得，不容不加委曲于其间耳。”“办事之才，取人之法，原无一定，有圣贤一路，有豪侠一路，立贤无方，古人所以不可几及。”关键在于人尽其材。
其四，求才宜“右寒畯而左膏梁”。胡林翼说：“畎亩、版筑、鱼盐之中乃有英雄，膏梁子弟决无英雄，以积习未除，不知情伪艰难也。”“大抵用人之法，总须用苦人，心思才力，多出于磨炼，故遇事能知其艰苦曲折，亦能耐事。膏梁纨绔皆下材也。”
其五，寓弭患于术才。胡林翼说：“盖驾驭人材，即以消弭隐患，先为布置，使得生养，授以羁勒，范我驱驰，内蠹不生，外侮自息。”又说：“古来成事败事之人，必在尘埃草野中，用之则为臣仆，弃之则为盗贼，其间操纵，间不容发。”故“驭世之微权，必取强桀之人预为驾驭，为我用而不为人用，……所以消灭天下之英杰而不觉耳。”
胡林翼认为：“天之生才，不择地，不限时。”“今使以千里马见畀不能识也，识之而亦不能用，则千里马亦且自悲。求才之道与求马等，苟其人才智不足有为，虽求无济。”“夫人才，随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随用才者之轻重而至。我之分量穷极夫天下占今，则必有天下之才应。”
在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期间，湖北聚集的可为封建统治效劳的人才之多，为当时各省所罕见。故郭嵩焘说：“天下之士，奔走幅辏”，“岳岳文忠，实为之枢机”。这对于胡林翼整饬湖北吏治，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
三
胡林翼任湖北巡抚之初，湖北“吏治废弛”，“其已被贼扰之三十余州县，吏惰民骄。其未被贼扰之三十余州县，官仇民而民且仇官。”他在奏报中称：“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粤匪之再至而将盗弄潢池矣。”胡林翼整饬湖北吏治，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罢斥贪污庸劣官员，破格擢用“精明练达之员”。
胡林翼说：“民乱必由官贪，使早劾黩货之人，岂不贤于十万兵哉？彼一家之哭，何如一路之哭耶？”他不惜身为怨府，并自嘲说：“天下之好劾人者，林翼是也。”从1855年到1859年，胡林翼对贪污庸劣官员“迭次劾参不下数十员”。其中，有的是因为办理厘金营私舞弊，有的是由于抵制和破坏减定漕章的实行，有的是举办团练不力，有的是因为其他劣迹，湖北全省共六十余州县，四、五年间，胡林翼劾去州县官员达数十人之多，正如胡林翼所自诩“鄙人在楚，官吏尚不至十分贪诈。”
在参劾贪污庸劣官员的同时，胡林翼又量才录用，破格提拔“精明练达之员”。
清朝定例，“知县以上官员题补、缺出、升调，兼行听候督、抚酌量具题。此外应行调补之缺，均令该督、抚照例于属员内对品改调。”“至简缺请补，例有轮班补用。又何项缺出，以何项人员拟补”，“不容丝毫紊越”。湖北当时情况，由于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不少州县官员或逃或死，员缺虚悬。再因胡林翼迭次参劾，亦需重新委署。当时可以循例候补人员，“或人、地未宜，或才力不逮”，胡林翼所物色的“人、地相宜”者，又多“格于定例”，不能循例补缺。胡林翼认为湖北“碍难照例”办理，并奏准“不拘文法资格拣员调补”。
从1856年起，胡林翼多次“以不合例之员纷纷渎请”破格委署。如邢高魁，湖南慈利县大挑二等举人，拣发知县，“世或讥为卖卜测字之人”。胡林翼则认为邢高魁清廉干练，办理保甲团练尤为得力，是不可多得之才。尽管邢高魁“委署地方与例不符”，仍被胡林翼破例委任代理江夏知县。又如牟嗣龙，江苏武进人，由捐输部选湖北东湖县南沱巡检，因办理盐课、接济军饷出力，以同知直隶州补用。1859年，监利县缺出，胡林翼不顾“尚有奉旨在先之员”，委署牟嗣龙为监利知县。据胡林翼的有关奏疏作不完全统计，被胡林翼破格擢用的，1857年为二十九人，1859年为十四人，1860年为十人。仅此而论，已达五十余人，这对于湖北吏治的整饬影响极大。
第二，“痛扫差胥积弊”。
胡林翼认为：湖北“官吏不理民事，一任门丁书差提掇播弄”。差胥为政，办钱漕则浮勒中饱，办狱讼则勒索敲诈，办保团则需索团费，差胥肆毒是湖北吏治的一大锢疾，“居今日而图治，必以痛扫书差积弊为先著。”为此，胡林翼采取了种种措施。
其一，减少差胥舞弊的机会。例如规定办理钱漕；清丈征册不经书役之手，官有册籍可稽，书役无以挟制。粮户纳赋，自封投柜，不准差胥包征代完。田地买卖，须“赴州县房过割投税”，差胥庇纵舞弊者加等治罪。办理狱讼：饬令地方官及时审案，“一词之呈，不准株连，一案之审，不使留狱”，以免差胥上下其手，敲诈勒索。办理保团：不准“任之书吏”，以免需索团费。这些措施的用意全在“夺书役之权而还之官”，使差胥“无从施其伎俩”。
其二，从严惩治。胡林翼认为：“湖北差胥疲玩，积弊己深。必取其猛如虎、狠如狼者……剥去爪牙，使无横噬，惩一儆百。”襄阳西乡蠹役张绍荣倚势吓诈，鱼肉乡里，胡林翼饬令地方官将张绍荣勒拿到案，只须验明正身，不必复讯案据，即行正法，又以同样手段处置了荆州差蠹全得升等。胡林翼还派员出访，密查“各属奸胥蠹役等弊”，予以严惩。
第三，引用地方士绅任事。
早在贵州黎平知府任上，胡林翼就说过：官吏之诈伪日深，差胥之滋扰弥甚，不如“用士用民”。在湖北巡抚任上，他又强调说：“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极为重视引用地主士绅任事，除了“遴选妥实正绅”举办团练外，又特别注意任用地主士绅筹措军饷。
湖北征收厘金之初，官为经理，弊端丛生。如署理汉川知县张某经手汉川厘金半年，只报解钱三千八百串，仅占实际征收所得的七分之一，张某供认私吞四千三百余串，实际不止于此。案发后，胡林翼立将张某撤职，随即委派士绅接办，此后半年，报解厘金钱七万余串、银五千七百余两，约为张某报解数之三十倍。有鉴于此，胡林翼“当将各属抽厘事务另延公正绅士实心承办，不许州县、丁胥经手”，仅在武昌设立总局，委派道、府大员严密查察。此外如办理州县税契，官为经理则“官得者半，而半入册书私囊。”胡林翼同样“另行委绅”办理。他如办理钱漕，以清丈征册委诸地方士绅，“选派公正绅士，亲身督率，按亩丈量”，不经差胥之手。
胡林翼曾说：“士民中岂无欺我之人？亦岂无偾事之人？然兵将之滑者十之九，士民之朴者十之六。近年官途颇杂，牧令既少真才，佐杂尤多庸妄，其心术见识不堪设想，不如士民之真性未漓，可激以忠义。”胡林翼引用士绅参与和主办官府的一些重要事务，既能更广泛地动员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又借以在一定程度上澄清吏治。
四
胡林翼的吏治观，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胡林翼的人才思想，剔除其封建糟粕，也可以发现不少值得借鉴的合理成份。
对于胡林翼整饬湖北吏治，当时有不少评论。郭嵩焘说：胡林翼在湖北“专意吏事，惩贪恶，任廉能，吏治蒸蒸日上。”他在咸丰皇帝召对时亟称湖北吏治“较优”。曾国藩说：湖北“吏治大改面目，并变风气为第一。”陈鼎也说：“游遍天下，惟鄂中吏治得六分”。近人伍承乔认为：“胡公开府鄂州，整饬吏治，一时弊绝风清，治行为各省之冠。”由此观之，与更加腐败黑暗的其他各省吏治比较，湖北吏治还算清明。
无庸讳言，吏治比较清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湖北农民身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有利于湖北农民的休养生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如果不是把视野局限在湖北一省，而是从当时全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政治全局来考察，我们又将看到：胡林翼整饬吏治的活动和其他各项措施一起发生作用，使湖北的封建统治秩序得到恢复和趋于稳定，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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