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安庆保卫战是一次重要战役，涉及到清军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和此后的胜败之局，因此，倍受学术界注目。此前学者多认为：在安庆保卫战这一关键性战役中，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奔袭黄州后，受英国领事巴夏礼阻挠而未攻取“唾手可得”的武汉三镇，从而“救活”了陷于绝境中的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黄州丢失，陈玉成部攻入湖北，尤其是咸丰十一年四、五月间，忠王李秀成部攻入江西与湖北交界的义宁、武宁、兴国一带，逼近湖北省城武昌时，胡林翼一度“枪法大乱”，欲撤安庆之围，后来由于曾国藩的坚持，清军才未撤安庆之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有关这两个问题， 在学界似乎已成定论， 然而笔者梳理相关史料发现这两个问题疑点甚多，有重新商榷探讨的必要。

　　一、陈玉成放弃进攻武汉三镇与捻军松子关之败

为解安庆之围，从咸丰十年十月到同年十一月初，英王陈玉成率部猛攻桐城挂车河地区，与清军多隆阿、李续宜两部展开激战， 但最终被多、李击败。面对挂车河一线多隆阿、李续宜部强大的打援兵力，陈玉成决定采用“围魏救赵、攻其必救”的方法，以大迂回的方法挥师从皖西越过大别山进入鄂东，攻入安庆前线清军的后方，迫使多隆阿、李续宜部舍安庆而回救湖北。对于陈玉成的这个策略，胡林翼还是有所准备的，咸丰十年时即派部将余际昌率七营3500人驻安徽霍山乐儿岭（乐儿岭是大别山中天险关口），胡林翼一方面让余际昌会同当地官员士绅修筑碉堡工事，另一方面告诫余际昌若太平军来攻则依靠天险坚守“勿浪战，以待援军”。

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陈玉成率太平军、捻军共10万余人到达霍山进攻余际昌部。余际昌以四营2000人守乐儿岭，以三营1500人驻霍山旧城南面三石卡，准备坚守待援。陈玉成见余际昌守军人少“求战益急”，一方面引诱余际昌出战；另一方面以奇兵出天险元龟峡包抄乐儿岭余军之背。余际昌果然上当，违背胡林翼之令“开壁出险”，结果被太平军前后夹击。正月二十九日，驻守乐儿岭四营余军全部被击溃，天险乐儿岭落入陈玉成的手中。攻下乐儿岭后，陈玉成率部西向，二月初四日克英山，随即采取奔袭的方式，让太平军穿上缴获余际昌部的清军号衣，三天之内长驱数百里，于二月初八日抵达黄州城下。此时黄州知府周炳鉴“方试士， 未及设防”，太平军轻而易举的攻下了黄州。

陈玉成奔袭黄州的成功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当时太平天国不利的战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咸丰九年湘楚军图皖开始，胡林翼即将黄州作为后勤保障基地，光军粮就在黄州储存了两万石之多，且“黄州一府之钱漕，半于五六府”，陈玉成攻克黄州，无疑会使安庆前线的清军后勤补给发生困难。更严重的是黄州距离省城武昌仅200余里（急行军一天半可到），此时武昌仅2000守军， 基本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而且“江岸民船太多，湖北划子又太多”，湘军水师主力尚远在安庆芜湖一线，长江天险对太平军南渡攻武昌没有大的障碍。一旦武昌失守，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必受清廷严谴， 很可能被迫将安庆前线清军主力全部抽调回湖北以争武汉三镇；即便胡林翼决心不顾武昌，由于安庆前线各部将领幕僚的家眷多在武昌， 清军难免出现士气土崩瓦解的局面。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出现，安庆之围都很难坚持下去。当黄州失守的消息传回武昌时，官场从上到下一片混乱， 连城内市面秩序都无法维持。曾国藩在得知黄州失守消息时，茫然不知所措，只能悲观的对胡林翼说“吾两人亲见楚军之所由盛，恐不幸又见其衰，言之慨然!”。此时安庆前线清军各部将帅自胡林翼以下都陷入了从三河之败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

令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感到惊讶的是，陈玉成攻克黄州后，并未向武汉三镇发起进攻，而是挥师鄂北，自二月十六日开始，连克黄安、黄陂、德安、孝感、随州等地。这样一来，尽管占领了一些地盘，却没有威胁到武汉三镇，胡林翼仅仅抽调李续宜部回湖北救援，而把战斗力最强的多隆阿部留在了桐城挂车河，安庆并未解围。陈玉成此举，可谓是把胡林翼和图皖湘楚军从困境解脱了出来。发现陈玉成并未攻击武汉后，从胡林翼、官文以下清军大小将领无不喜形于色。

   为何陈玉成不攻武汉三镇？对这一关键性问题的解读，长期以来学术界多依据英国参赞巴夏礼会晤陈玉成的一段报告，认为陈玉成是在巴夏礼的威逼哄骗下，放弃进攻武汉三镇的计划，导致围魏救赵战略的失败。事实果真如此吗？已有学者从时间、会谈内容等几方面对巴夏礼这份报告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巴夏礼很有可能是作了不切实际的夸张以邀功。抛开巴夏礼报告中的夸张程度不谈，“巴夏礼干涉说”最大的可疑点在于： 陈玉成攻克黄州是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861年3月18日），巴夏礼会晤陈玉成是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二日（1861年3月22日），从攻克黄州到陈玉成与巴夏礼会晤中间有四天的时间。作为天平天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军事家，很难想像陈玉成会不懂兵贵神速的道理，攻下黄州之后，面对唾手可得的武汉三镇居然犹豫不决达四天之久，一直等到巴夏礼来对他进行“干涉”才放弃进军武汉的计划。

这四天时间里，陈玉成有没有军事行动？从胡林翼的信函中可知，攻克黄州的第二天（即二月初九日），黄州城中的太平军“似已窜出黄州，过而不留”，胡林翼判断“其为急夺汉口无疑”。按正常情况推算，如果二月初九日出黄州城的太平军是进攻汉口，那么最迟二月十一日武昌就会接到警报。如前所述，这种情况并未发生。那么这支太平军到底去了哪里？二月十二日，胡林翼接到李续宜的来信，得知太平军除了一部留守黄州城，其余全在黄州的上巴河、孙家嘴一带。上巴河与孙家嘴都在黄州的东北面，靠近罗田、蕲州一线。为何陈玉成此时放着武汉三镇不攻，要将兵力投入到这一地区？ 厘清这一问题， 需要把眼光投入到同时进行的松子关战役。

一月二十九日夺取乐儿岭后，陈玉成决定分兵两路，派捻军白旗旗主龚得树率捻军主力以及少数太平军约五万人进攻罗田松子关，自率太平军主力奔袭黄州。松子关位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的大别山中，地势险峻，“北界商城而通英霍”，是从安徽、河南进出湖北的重要关口。咸丰八年三月，陈玉成率军从松子关入湖北连克麻城、黄安，大破赶来救援的李续宜、鲍超部清军。为防止陈玉成再度突破松子关，从咸丰九年初开始，胡林翼饬令麻城、罗田（松子关位于两县交界处）官绅在松子关修建碉堡工事，十年五、六月间完工，松子关一带形成了“炮台二十二座、营房十数间”的坚固堡垒群，同时又派记名总兵成大吉率五营2500清军驻扎于此。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龚得树率5万捻军对松子关发起进攻，成大吉令麻城、罗田两地民团“相度山势， 两路埋伏”，自己则“开关诱敌”。龚得树见成大吉部人少，遂骑马率军冲锋，结果伏兵齐发，捻军伤亡惨重，被清军“斩首三千人”，龚得树本人在此次冲锋中被清军炮子击中， 当场死亡。在捻军中， 龚得树是仅次于张乐行的第二领袖，勇双全， 威望极高。更重要的在于龚得树是捻军中最坚定主张与太平军联合的领袖，与龚得树相比， 多数捻军领袖对太平天国持“听封不听调”的态度。因此龚得树一死，捻军立刻出现了军中无主的混乱局面。二月初七、二月初八连续两次被成大吉打退后， 捻军各部自行经河南返回安徽，五万人中仅三四千太平军“绕道窜入英山、罗田交界山中，仍往从陈逆合党”。从上述史实不难发现： 正是松子关的战事不顺，促使陈玉成攻克黄州之后未派兵攻击武汉三镇，而是立刻将兵力向北部署到罗田南面上巴河、孙家嘴一线，以策应松子关作战。

松子关战役失败，捻军向河南、安徽溃散，使战局发生了逆转：不但太平军失去了近一半的兵力，从安徽救援武汉三镇的清军利用陈玉成顿兵黄州的四天时间已经追了上来：二月十一日，清将舒保率骑兵数百抵达上巴河；二月十二日，李续宜部万人抵达蕲水；二月十四日，湘军水师成发翔、左光培两营从安徽抵达黄州；松子关战役结束后，成大吉即会同麻城的梁作楫部集结了七营兵力南向黄州进军，这使黄州一带的太平军处于被几面夹击的不利局面。湘军水师的到达，使太平军欲从黄州附近渡江攻打武昌也变得很难实现。二月十二日，巴夏礼与陈玉成会晤于黄州时，太平军已经失去了二月初八日初克黄州时攻取武汉三镇的有利时机，此时陈玉成只能选择向西进鄂北，于二月十五日从孙家嘴等处向西转移，以跳出清军的包围圈。巴夏礼的威逼利诱无论真实与否，都不会对战局造成本质影响，使陈玉成放弃进攻武汉三镇计划最关键的原因是龚得树攻打松子关的失败。

　　二、胡林翼、曾国藩对坚持安庆之围的抉择与原因

当陈玉成于正月二十九日攻破乐儿岭进入鄂东时，胡林翼即命令李续宜部万人离开桐城前线赴湖北救援。李续宜部从桐城离开，负责打击太平天国救援安庆的清军就只剩多隆阿一部。多隆阿部虽然战斗力强，但兵力（8000人左右）不免单薄，此时胡林翼试图调“已复建德”的鲍超部来安庆增援。鲍超部此时由曾国藩指挥，调鲍超须经曾国藩同意。由于太平军李秀成部正在围攻江西建昌，曾国藩怕建昌失守危及南昌，欲留鲍超部为援军，拒绝了胡林翼的要求。胡林翼见曾国藩不同意调鲍超，予以理解，称：“前两日尚拟望鲍军北援，闻李秀成深入江西腹地，不复希望， 恐江西仅左军援剿，尚不能支也”，决定让多隆阿部死守桐城挂车河，（“若多公能坚忍一月，事乃有济”）。曾国藩虽拒绝胡林翼的请求，还是担心负责包围安庆的曾国荃部是否坚持的住， 未立刻将鲍超部调往建昌， 而是让鲍部驻扎在离安庆较近的下隅坂，一面对胡林翼称“再迟五日，得一的音，如建昌破而伪忠王趋南昌， 则侍当另派人救省城， 鲍公势难北渡；如建昌不破，而伪忠王西趋瑞、临，则鲍公当渡湖而赴九江，迎击于瑞州、奉新、武宁、义宁等处”；一面私下嘱咐曾国荃“万一贼由集贤关攻安庆各营之背，弟须坚守五日。鲍军现在下隅坂，若渡江救援，一日可以渡毕，两日可抵集贤关，纵有风雨阻隔，五日总可赶到。弟可先于鲍公预为订约，并与杨、彭预订渡兵之船。兄当预告鲍公也”。二月十六日，战局再起变化，救援湖北的李续宜、舒保部为尽早赶到武昌，置正在黄安、黄陂一带的陈玉成部太平军不顾， 全军从黄州下巴河南渡。这样一来，从黄州往东直到安庆集贤关，清军力量就显得极为单薄，一旦陈玉成率军回扑安庆，清军围师将非常不利，率2000人驻守太湖的胡林翼会陷于困境。在这种局面下，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希望 “请饬鲍军移守安庆后路”，并向曾国藩保证“除安庆外， 决不调到他处， 亦决不忍羁留一日也”，此时曾国藩却另有打算。由于清军李金旸部被太平军在建昌附近打败，二月十七日，曾国藩决定不顾安庆，命令鲍超部去救援建昌，以保南昌。具有戏剧性的是，二月二十日， 曾国藩又接到消息：抚州已经在二月十三日解围，而江西巡抚毓科已调3000军队去求援建昌。于是曾国藩马上就想到要制止鲍超救援建昌，可是前几天曾国藩对鲍超“连去二牍三函，催迫甚迫，此时不便倏变前说， 使人无所适从”，而希望毓科能“以公牍咨止鲍军，令其暂停湖口，无遽渡至西岸”。于二月二十一日告诉曾国荃：“此间函止鲍军暂不赴江西省城，万一贼扑安庆之背，鲍可渡江救援”。鲍超部原地驻扎几天后，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在江西景德镇一带连败左宗棠部清军，曾国藩连忙将鲍超调到鄱阳、景德镇去救援左宗棠， 这出“鲍超救援”的活剧总算告一段落。

就曾国藩的战略布局而论，由于身为两江总督，守土有责，曾氏将南昌的安危看得比安庆之围要高，仅因一个建昌的得失就可以朝令夕改，以致在部下面前有无颜以对之感。时在鲍超营中的曾氏亲信李榕论及此事，也私下抱怨：“四眼狗勾结捻匪，窜陷黄州，武汉震动，宫保飞调鲍军渡江应援。时伪忠王李秀成一股围攻江西建昌，进逼抚州，省城岌岌。鲍军势不能援北岸，而羽檄交至，日凡数变，兄（李榕）在霆营八日驰东、建者半月”。那种“吾但力求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豪言完全是曾氏在子侄面前的自我标榜，不符合实际情况。反观胡林翼这一时期所面临的局面比曾国藩更险恶，态度却有所不同：二月初八日黄州失守武汉危急时，多隆阿“欲自带六百马队上援”，被他阻止，舒保希望他能带兵回援鼓舞士气，亦被他拒绝。他向官文解释：“林翼义应回省，而病重不能行一步，且一摇足则桐城溃矣”。相较曾国藩，胡林翼真正做到了将坚持安庆之围置于省城得失之上。

咸丰十一年三月中旬， 陈玉成见已将李续宜、舒保部清军牵制在鄂北一线， 便留下部分兵力守德安、随州，自率主力约2万人回救安庆。三月十四日，陈玉成率军进至宿松桃花铺，多隆阿率军从桐城赶到接战，李续宜离去，鲍超无法来援，使多隆阿无力阻挡陈玉成部，仅能自保。三月十八日， 陈玉成率军抵达安庆集贤关，接近了曾国荃部的后濠。三月二十二日，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前军主将吴如孝率军2万余人进至桐城新安渡、练潭一带，随后太平天国定南大主将黄文金率部七、八千人从芜湖渡江进至安庆外围天林庄一带。应该说，此时太平军较之安庆附近清军的兵力已大占优势，如能统一调度指挥，则破多隆阿部解安庆之围完全是可能的。但太平军诸将并未做到统一指挥，而是各自为战，这给了多隆阿机会，从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初三日，多隆阿先后将洪仁玕、林绍璋、黄文金等部一一击退，然后挥军攻击集贤关内外的陈玉成部。从三月二十日起，陈玉成即会同安庆城内太平军叶芸来部猛攻曾国荃部，曾国荃一面凭借坚固的双层濠沟死守一面连连写信向曾国藩求救。此时进攻赣东北的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已被鲍超、左宗棠击退，眼见弟弟的危机，曾国藩再不能坐视不管， 三月三十日， 曾国藩令鲍超部从下隅坂渡江救援安庆，四月初四日，鲍超部全军约7000人抵达安庆外围。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安庆城下的陈玉成部以一军独力面对多隆阿、鲍超、曾国荃三大清军主力的不利局面。为避免被包围，陈玉成决定让靖东主将刘玱林、傅天安李四福等率精兵（多是两广老兄弟）4000余人分四垒扎于集贤关外赤岗岭，另于安庆城外菱湖北岸留军驻十三垒固守，自率5000余人于四月初十从马踏石凫水突围至桐城去集结救兵。

应当说陈玉成率军突围是明智的，但他将4000多精兵留在粮食、水源匮乏的赤岗岭，造成孤立无援的局面，是极大的失策。胡林翼马上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出“凡孤垒无援，必无守法，此狗逆以术愚贼，非兵法也”，命令鲍超部会同从湖北赶来的成大吉部，围攻赤岗岭外四垒，并指授方略，“遥遥相制，邀截樵汲，静待十日，贼必无水无米无薪，自行奔溃”。然而鲍超没有遵守胡林翼的命令，对赤岗岭外四垒太平军发起了强攻，刘玱林、李四福部太平军战斗力果然强悍，仅四月十一日一天鲍超部就“伤至七八百人，亡至百余人”，同时曾国荃攻菱湖北岸太平军十三垒亦不顺，“伤至三百余人，亡至四十人”。几乎同时，突围到桐城的陈玉成集结了洪仁玕、黄文金等各部约3万余人南下救援安庆，与多隆阿部交战于桐城挂车河。面对这种形势，曾国藩心生悲观，打算撤安庆之围。从四月十二日到四月十三日，他先是给曾国荃连写三信，以商讨的口吻告诉弟弟自己欲撤围的企图，称担心多隆阿被陈玉成击败，“多在挂车，鲍在关外，必与狗逆有一场恶战。如能大捷，尚可克城；如仅小胜，或反小挫，则不特不能克城，且当思所以自全之策”，“余非不知安庆为必争之地， 无奈饷项全无所出，不得不思变计（看多、鲍野战如何）”。稍晚的另一封信里曾国藩更是悲观的对弟弟说：“若不驰围，而足以全军又无后患，上也，……若不驰围而不能全军不免后患，则又不如驰围之尚可偷安旦夕”，并称：“十二夜，交湘后营来勇一缄，十三早，交潘文质一缄，并此共三缄，均不宜与多人商，徒惑军心，只于厚帅（杨载福）商妥”。同时，曾国藩发信给胡林翼与杨载福，希望能够撤安庆之围。实际上，鲍超部伤亡惨重是未遵从胡林翼的命令造成的。进攻挂车河的陈玉成部， 看似声势浩大，其实多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 战争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清军的手中。曾国藩撤围的想法是错误的，反映了曾氏战略眼光的短浅。胡林翼对曾国藩的要求予以拒绝，连曾国荃和杨载福也坚决的反对，加上四月十五日多隆阿在挂车河大破陈玉成部，曾国藩暂时打消了撤安庆之围的念头。

四月十六日，一艘外国轮船“悬挂红旗，船载约有二千余石至安庆城下停泊，次早始开赴下游，重载而来 轻载而去”。据投降清军的城内太平军士兵向曾国荃报告“城内贼匪用金银衣服首饰与洋船买油盐米粮”。一直以来， 清军对安庆都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希望通过断绝城内生活物资最终不战而胜。现在外国船只对安庆进行接济，《北京条约》签订后，曾、胡因害怕引起中外纠纷，不敢对外国轮船使用武力，这无疑将使长期围困的策略很难实施。刚刚平息的安庆撤围之议又被曾国藩提了出来。四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告诉曾国荃， 如果外国轮船船主来东流（曾国藩驻地），自己将与之会晤，“余窥其意旨，倘可以理论情感，必力为开说；倘其暗助发逆之志甚坚，亦可以于言外得之，则奏明另筹大计耳”， 遮遮掩掩的提出了撤围的想法。四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在日记里称：“日内因洋船接济城贼，安庆无复克之期，忧愤之至，……东南大局殆无可挽回之理”。四月二十四日，曾国藩明确向胡林翼提出“既有洋船济送米盐，狗亦自可置怀宁于不顾。如查明接济已进者既多，后来者方长，自当奏明驰围”的建议。此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攻克江西、湖北边界的义宁、武宁，湖北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由于陈玉成部在几次失败后损失惨重，“桐城只剩狗逆数千人”，短期内无力救援安庆，胡林翼决定抽调部分安庆前线兵力回援湖北。

面对曾国藩的撤围之议，胡林翼向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如安庆米多，必应奏撤，亦应分兵坚守潜、太、石牌，而后以多公重兵会剿鄂疆。如安庆可不撤围，则先调成、胡十营，由蕲州重趋兴国”。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将这个方案视作是胡林翼在李秀成部进军湖北时，枪法大乱，欲撤安庆之围的铁证，然而由前引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撤围之议是曾国藩提出的，胡林翼只是相应的提出自己的方案，而且胡林翼本人在同一封信里明确倾向于不撤围（即留多隆阿于桐城），这怎么能说是胡林翼“枪法大乱”，欲撤安庆之围调多隆阿回援呢？ 对于调兵回援湖北，曾国藩与胡林翼意见基本一致，只是曾国藩提出节（端午节）后要调鲍超部南渡 “援剿浔、瑞、武、义、兴、冶等处”，这哪里是所谓的“曾国藩拒绝胡林翼调多隆阿回湖北的请求，坚持不撤安庆之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获取了一批太平天国的军情文书，得悉“狗酋赴桐城，专避鲍军之锋，言鲍回南岸，即至安庆寻战”，决定暂时不调鲍超部回江西。随即战局出现重大转机，自攻坚伤亡惨重后，鲍超即遵守胡林翼所定方略，改用长濠围困的方法，对付赤岗岭外四垒太平军，至四月底，太平军因弹尽粮绝而出现崩溃。四月二十九日，鲍超、成大吉发起总攻， 四月三十日，二、三、四垒太平军向清军投降，旋即全数被杀。五月初二日，刘玱林率部从一垒突围失败，本人为水师杨载福部擒斩。刘玱林是陈玉成麾下第一骁将，深为清军将帅敬畏；赤岗岭四垒太平军为陈玉成部最精锐的士兵。这次全歼赤岗岭四垒太平军，使清军将帅无不兴高采烈， 曾国藩称 “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逆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兹事（擒斩刘玱林）可开口一笑耳”；胡林翼更称此役“此次所杀皆渠魁死党，与塔忠武之杀曾天养，李忠武之歼林启荣同功矣，狗必因而稍弱”。自此由于“洋船接济”所引起的撤围之议暂告平息。五月十五日， 胡林翼离开安庆返回湖北，安庆前线清军各部统归曾国藩指挥。直到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曾国荃部攻下安庆为止，其间虽小有波折，但自曾国藩以下清军各将帅对安庆之围再无动摇。

自咸丰十一年一月末陈玉成“围魏救赵”攻入湖北后，曾国藩本着“南昌重于安庆”的态度数次出现动摇及错误的战略决策，险些使安庆撤围；胡林翼则冒着武昌丢失的巨大风险，以坚定的决心抵制了曾国藩的错误决定，坚持住了安庆之围，对安庆战役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种依据曾国藩在子侄辈面前自我标榜的豪言，得出“胡林翼枪法大乱，曾国藩坚定不撤围”的论断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