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1874—1916），原名轸，号杞园，字廑武。后改名兴，号克强。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县）人。他是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酝酿准备、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是个典型的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他文武兼资、才德兼备，由他策动和躬亲领导的武装起义竟达10多次，是革命党内公认的第一流军事家；他在宣传、组织和筹款等方面都为辛亥革命作过杰出的贡献，其政事方面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他真诚拥戴和勇敢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极力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研究他，不仅对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而且对于研究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在黄兴逝世后的七十多年里，人们对他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16年黄兴中年谢世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了黄兴的部分论著、函电、演说词、传记等资料，但对黄兴的研究并不深入。
就资料整理而言，继1912年上海新中国图书局印行的《黄留守书牍》、1914和1916年美国旧金山大埠华侨团先后编辑出版的《黄克强先生演说词汇编》、《伟人黄兴政见书》之后，1918年在长沙又出版了《黄克强先生荣哀录》，该书内分事略、公电、追悼、营葬等四章，对于黄兴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出于对革命先驱的景仰和怀念，由黄兴的战友及当事人所写的一批传记应时而生，一般多以叙事记实为主，寓褒贬于事实之中，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29年由京津印书局印行的刘揆一所撰《黄兴传记》。因刘揆一与黄兴相交莫逆，早年共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又一道组织华兴会，策动长沙甲辰起义；事泄，又同往日本避难，在东京加盟后，刘并代替黄兴庶务、主持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达四、五年之久。以刘与黄兴的这种深远关系而写成的《黄兴传记》无疑可称得上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该传集完整性、真实性于一体，按时间顺序、从黄兴少年时代写起，直至逝世为止，只记事实，不加评论，正如作者所云：“至公之人格与其勋业，天下后世，自有定论，无俟揆一赘辞矣！”因此，自刘著问世，多次再版，不仅为当时国内外研究黄兴的学者所重视；而且，直至现在，仍然不失为有关黄兴传记中的佼佼者。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作者“未能向各方同志征求闻见”，全凭记忆写成，使这项开创性的工作难免有史实记载不够准确的地方，因而似乎还有值得进一步订正的必要。
如果说刘揆一的《黄兴传记》是在黄兴逝世十多年后作者全凭记忆写成的话，那么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则是华兴会和同盟会时期最有价值的原始材料，也是那个时期宋教仁、黄兴等人从事革命活动最真实、最生动的记录。日记起自1904年10月30日，讫于1907年4月9日，对于甲辰长沙起义事泄后黄兴、宋教仁以及其他革命党人避难日本的过程、东京同盟会总部成立时以黄兴为首的原华兴会会员的活动以及黄兴等人为首策动和响应萍浏醴起义的经过均有逐日记载，可以印证《黄兴传记》中的史事是否真实。
需要指出的是，在40年代还陆续出版过一批有关黄兴的传记，主要有：1942年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的《革命先烈传记》，内有黄兴传，1944年由佚名撰写的《黄兴传》，收录在张难先编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中，1945年作为青年模范丛书第2辑出版、由何伯言编著的《黄克强》；1946年山傅家圭著的《湖南先贤事略》，内有黄兴事略；除此而外，尚有叶楚伧的《谨书黄克强先生》，收录在《楚伧文存》中；《中华大元帅黄兴历史政要》以及《黄、蔡、焦、陈四公事略》等等。上述传记或则以资料翔实见长，或则以语言晓畅著称。
毫无疑问，这一阶段对黄兴根本谈不上作深入的研究，至多只能算是积累了一些资料而已。究其原因：一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为正统，存在着明显的“扬孙抑黄”偏向，因而使黄兴“毕生事迹多湮没不彰”；二是由于黄兴短暂的一生在戎马倥偬中度过，没有更多的时间专门从事著述，一些函电和演说词散见各处，搜索不易，整理出版的资料十分有限，建国前甚至连一部象样的有关黄兴的集子也未能出版；三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已，为攘权夺利，故意混淆视听，有的根据黄兴打过败仗的史实，在黄兴生前就曾讥讽他为“常败将军”、“汉阳败将”；黄兴逝世后，有的更是肆无忌惮地加以攻讦，恰恰是被人们目为国民党右派首领的胡汉民成为“诬指黄兴为右派的第一人”；戴季陶在生时，甚至“极不赞成国民党政府对革命先烈黄克强特予纪念尊崇”。此种情事，所在多有。
然而，孙中山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在黄兴逝世后指出：兴“禀斌素厚”，“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共事，奔走艰难”，是肇建民国的一大“柱石”。黄兴所展布的军事才能尤为孙中山所推许，孙在其后的著作或讲演中，对黄兴在镇南关、钦、廉、上思、云南河口、黄花岗诸役中的光辉业迹赞誉备至，多次颂扬黄兴的奋斗精神“实在令人佩服”，推崇他为革命军人的楷模，青年学习的典范，这无异给黄兴作了最正确的评价。
建国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一般以武昌首义为界标，将黄兴的活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加以评价。前期的黄兴对辛亥革命作过杰出的贡献；后期的黄兴则犯了一系列错误，尽管如此，但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伟大历史人物。
50年代初，由于史学领域尚处于开创性阶段，研究黄兴的大部头著作还没有来得及问世。但是大部头的资料整理却在着手进行。1957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的《辛亥革命》8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300多万字的资料汇辑，是从120多种文献中辑得的；同年《民报》影印本出版；我国台湾省亦于1956年出版了罗家伦主编的《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凡此皆为研究黄兴提供了资料方面的便利。按照常规而论，黄兴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当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但是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1958年开始的陈伯达等人以“史学革命”名义对历史科学研究的疯狂破坏，于是这种刚要升腾起来的研究热潮中途很快冷却下来，1958年除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林增平撰写的《黄兴》小册子外，学术界对黄兴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
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对黄兴的研究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李达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比较注意了研究孙中山，但对孙中山的思想研究仍然不够；对黄兴、宋教仁等的研究则更不够。”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黄兴研究存在的严重缺限，特别是由于“双百方针”的重新得以贯彻，黄兴的研究才又活跃起来。
60年代初，辛亥革命的资料整理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1962年到1963年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收录文稿349篇，共200余万字。黄兴的亲属和战友撰写了许多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而其中尤以下列文章引人注目：1961年出版李书城的《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周震鳞的《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黄一欧的《回忆先君克强先生》（以上文章均编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辑）；1962年出版章士钊的《与黄克强相交始末》、黄一欧的《黄兴与明德学堂》（以上文章均编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辑）。这些资料对黄兴早年的革命活动作了有力的补充。此外，我国台湾省亦于1962年出版了李云汉编著的（《黄克强先生年谱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有：金冲及、胡绳武的《论黄兴》（原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章开沅的《辛亥革命后的黄兴和江浙立宪派》（原载《文汇报》1963年5月30日）等等。1963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种的常谊写的《黄兴》小册子。湖南史学界并于1962年3月联合举行评论黄兴的学术讨论会，从而把黄兴研究推向了高潮。从60年代初的来势看，黄兴研究本来可以、也完全应该有一个飞速的发展和较大的突破，但好景不常，1964年即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十年动乱的出现更使重新崛起的黄兴研究横遭摧残，甚至连一些已经搜集到的宝贵资料也风吹云散、荡然无存，人们根本无法从事正常的学术活动，这场灾难使黄兴研究被迫陷入完全停顿的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许多历史科学工作者解放思想，重新研究黄兴，使这项工作步入了正常的轨道，这是黄兴研究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史学界既开始打破过去那种以孙中山的兴中会系统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已经或正在克服“扬孙抑黄”的倾向；同时也注意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对武昌起义后的黄兴开始重新估价，力求对黄兴一生的功过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既肯定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也指出其存在的弱点，既不溢美，也不苛责。
值得注意的是，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大大促进了黄兴研究的深入开展。这次会议是中外学者为交流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而举行的一次盛会，为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一批研究黄兴的成果纷纷出版。1980年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籍华裔学者薛君度著的《黄兴与中国革命》；同年10月又出版了毛注青编著的《黄兴年谱》；1981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湖南省社科院编的《黄兴集》等等。《黄兴与中国革命》所据中外文资料凡255种19万余言，该书旁征博引，内容宏富，作者不囿于传统偏见，发表了许多精辞的见解，自成一家之言。“薛著为还黄兴的本来面目，给黄兴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作的努力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但由于作者系黄兴女婿，在行文和取材时，难免会流露出“较明显的偏爱”。《黄兴年谱》除采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外，作者还走访黄氏后人、亲朋，又多次去黄兴家乡实地调查，所记谱主事迹均有依据。该书无论是资料的搜集和考订，还是史事的剪裁和编排都颇具特色，堪称“近年来年谱编撰之佳作”。《黄兴集》收录了黄兴的论文、讲演、函电、公牍、诗词、联语等近600篇，较1968年我国台湾省罗家伦主编的《黄克强先生全集》508篇增加90多篇，是迄今为止“较为完备的黄兴著述汇辑”。（《黄兴集》的出版无疑为研究黄兴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81年8月文史资料出版社重印了《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了作为中国近代史丛刊之一的《辛亥革命》8册，1982年初文史资料出版社续刊出版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至8辑，嗣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薛君度、毛注青编校的《黄兴未刊电稿》，编入黄兴1916年发出的电稿一百多件。除此而外，本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台湾省天一出版社影印了《黄兴传记资料》8辑，收录的资料有各类报刊杂志所刊资料，并扩及私家日记、碑铭、墓志、行状、行述、年谱、纪念文、回忆录、合集及专著、考订等等，这批资料的出版为研究黄兴所提供的方便也是不言而喻的。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报刊杂志已发表的论文达50余篇，内容涉及黄兴的生平、思想、功过、与孙中山关系诸方面。1987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还专门成立了黄兴研究室，湖南省社科院等单位拟于今年组织一次有关研究黄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总之，从最近几年的研究现状分析，在黄兴研究这块广阔的学术园地里，犹如春回大地，百花争相吐艳，充满着勃勃生机。
二
建国以来，有关研究黄兴的论著涉及范围极广，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
1．黄兴的武装斗争思想
黄兴从投身革命伊始，就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何看待他的武装斗争思想及其在军事上的成就，这是人们首先遇到、也是乐于讨论的问题。对此，许洁明撰文认为，黄兴的武装斗争思想贯穿着他的一生，这一思想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日趋成熟的过程。他在留日时参加拒俄义勇队的行动本身就是“最初萌芽的以武装斗争为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手段的思想”；华兴会成立时，他的武装斗争思想策略已经十分明确；黄花岗起义前，他提出由联络会党到运动新军的转变、由边远地区到较有影响的一省之都起义，这“是黄兴指导武装起义思想策略的一大突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已经认识到起义地点必须由南部边境地区转移到长江中游的重要性，至此，他的武装斗争思想完全趋于成熟。这种分析是颇中肯綮的。
从1907年开始黄兴在南部边境策动和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毕竟失败了，如何看待这些失败的起义，是讨论黄兴武装斗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沈奕巨认为，孙中山、黄兴之所以在南部边境组织武装起义，主要是由于广西会党人起义失败不久，那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旅越华侨热烈支援革命，法帝国主义也伪装赞助中国革命，加之可以从海外运进人员、武器和便于在华侨中筹款等方便条件，这就在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保证了起义的进行。黄兴在丙午萍浏醴起义失败、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打击，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时机尚未成熟的前提下，同意孙中山的意见，在南部边境发动武装起义“是无可指责的”。他提出，“不应单从成功与失败来衡量事情的是非”，因为武昌起义的条件不同，它“发生在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同盟会员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掌握了一支有革命思想的新军，所以义旗一举，全国响应。但是造成这种瓜熟蒂落的革命形势是以历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作为代价的。”关于南部边境武装起义的地点选择是否合理，曾在同盟会内部引起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就有三种说法，即“中央革命说”、“中部革命说”、“自南而北革命说”，宋教仁等检讨时弊，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但运动稍难；下策为“自南而北革命”，已行之而败，中策为“中部革命”，最宜采用。后来，武昌首义的成功，实现了宋氏的中策，因而宋对下策的批评意见就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仿佛以前的起义都是没有胜利希望的军事冒险，沈奕巨不同意这种传统看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无疑，这种别具新意的观点是可取的。
黄兴生前曾受到“汉阳败将”之讥，那么应当如何评价黄兴领导的阳夏之战？这也是讨论黄兴武装斗争思想必须予以解答的问题。皮明庥认为，“阳夏战争本身来讲，最后的结局是失败了，这是严峻的历史事实，然而这种失败也并不是绝对的，它又包含着胜利的因素，如果把视野展开到全国的范围内，那么阳夏之战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上的胜利，简直可以超越它本身所遭到的失败。”因为阳夏之战给敌军以重创，从而保全了武昌，创造了南北议和的条件，而且赢得了时间，推动了全国十多个省区的独立和反正。在敌我力量悬殊、官兵不应命、部队无训练的状况下，黄兴提起决心，调度指挥，充分显示了他的指挥才能和献身精神。在军事指挥上，黄兴尽管有失误的地方，但是，阳夏之战的失败，“黄兴的个人责任不是主导因素”。如果简单地把他贬为“汉阳败将”，“很显然是有违历史真实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汉阳失守以后，黄兴是否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这是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在近30年来的史学论著中，几乎众口一词，肯定黄兴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石芳勤为此还写了专文，他认为，“黄兴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更有其事实根据。”其可能性主要表现在汉阳失守以后，黄兴曾准备“一死以谢同胞”，说明他此时情绪低沉，思想消极，对敌我力量估计不当，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符合当时黄兴的思想实际。其主要史料来源则依据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谭人凤的《石叟牌词》等资料。薛君度根据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记》等资料所提供的与上述资料完全相反的说法，他认为中外学者“只根据当时参加过武昌军政府会议的人事后记述而支持其意见，但既然参加者事后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怎能‘肯定’为说甲是而乙非”，因此，他主张“如果不能接受后者，最好的办法，还是‘存疑’。”但是，陈珠培根据他新发现的《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一文，提出了不同看法。黄兴《自述》有云：“汉阳之失，兴主张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而日本参谋某甲主张放弃武昌，世或以此议咎兴，传闻之误也。”据此，陈珠培认为，“在黄兴十余年的革命活动中，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我们还没有发现他有隐讳错误或诿过于人的表现，如果他确曾提出过‘放弃武昌’这样一个遭到众人反对的错误主张，他决不会推给日本参谋，而且就在这次演说中，他还勇敢地承认自己‘军事上实多败北’，怎么会对那个实际上没有造成恶果的主张就不敢承认乃至推给别人呢？”很明显，作者所依据的资料及其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2．黄兴的政治思想
过去，人们在谈到黄兴时，往往把视线投向他在军事方面的战绩，而忽略其政事方面的成就，自然，对其政治思想亦很少涉及。但是，随着黄兴研究的不断深入，黄兴的政治思想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在讨论中，不少的论文阐述了黄兴政治思想的内容、特征及其演变等问题。刘泱泱认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紧密结合，成为黄兴政治思想中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黄兴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奉者”，这是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就宣传的侧重点而言，武昌首义前，黄兴主要致力于民族，民权主义的宣传。武昌首义后，“一方面继续宣传民权主义，特别是大力鼓吹政党政治，意图限制袁世凯的的专制独裁，巩固共和民国；一方面大力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和教育，以求建设富强的国家。”邵德门进一步指出，黄兴在此时提出政党政治，“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捍卫自己权利的要求，是对袁世凯专制发出抗争的呼声。”其积极作用“是不能一概抹煞的”。邵德门还提出，“黄兴实业救国论中的清新可贵之处是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它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关于中国近现代化的思想，充润了内容，做出了有独特见地的阐释。”黄兴把发展实业同发展教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将发展实业、教育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他历尽艰辛曲折得出的正确结论。”其实，只要查阅黄兴的全部言论就会了解，黄兴不仅仅只是信奉三民主义，而且对三民主义都有极明白的阐释和发挥。我们认为，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固然是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创立起来的，这是孙中山高出侪辈的地方；但是“领袖是一个集团”，黄兴作为这个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对于三民主义的具体阐述和发挥也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整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是孙中山、黄兴等一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只要认真研究黄兴的全部思想和全部活动，就不难发现，他和孙中山一样，不仅是一个具有卓越军事，组织才能的革命实行家，而且，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革命宣传家、伟大的理论家。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以往一些论著很少提到黄兴在革命宣传方面的贡献，这是不公允的。”因此，认定黄兴毕生从事革命偏重于军事行动的实际领导则可；认定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理论的单纯的军事实行家则不可。
3．武昌首义后黄兴功过的评价
武昌首义前，黄兴筹组革命团体华兴会，嗣又协助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并亲自领导了多次武装反清起义，为辛亥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史学界对此并无歧见。但在武昌首义以后，对黄兴应当如何评价？人们却聚讼纷纭，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黄兴在武昌首义后的表现应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右翼。金冲及、胡绳武提出，黄兴在武昌首义之后虽有许多积极的表现，但他“在政治上犯了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错误”，例如他在南北议和时主张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在宋案问题上主张法律解决；袁世凯称帝后，黄兴始终没有归国直接从事反袁斗争等等。所有这些错误虽然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特征，但与黄兴本人在首义后革命意志很快衰退也是分不开的，在他的思想上妥协“处于主导的方面”，“在组织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第二种意见认为，黄兴不是右派，是中派。章开沅指出，“黄兴的政治见解与宋教仁相近，但两者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不完全一样。”“武汉保卫战以前，他可以列为中间偏左；武汉保卫战失败以后，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立宪派分子和已经蜕化变质、甚至背叛革命的同盟会员，江浙一带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也不断对他施加影响，这些都使他的妥协倾向日益增长。但总起来说，他始终是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的，决不能把他列入右派。”有的论者征引谭人凤《石臾牌词》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即“黄克强于民国成立以来，实无一事差强人意”。认定黄兴“是中派的首领”。中派的特点是：“反满的民族革命思想很突出，但同时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观念，即所谓‘二民主义’者。黄兴的言行，一般可作中派的表率，也就是说，他代表当时革命队伍内大多数人的意愿和思想水平——这也是他成为孚众望、享盛誉的首领的原因之一。”
第三种意见认为，武昌首义后，黄兴不是妥协派，只是致力的重点有所转移。刘泱泱既不同意将黄兴称为“举世无双的领袖”，也不同意“斥之为右派或妥协派”。在他看来，后期的黄兴也是革命的，只是当革命政权被袁世凯接夺后黄兴致力的重点有所转移罢了。因此，正确的评价应该是：“黄兴是辛亥革命历史时期的杰出人物，又带有那个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黄乃、安琳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论证黄兴的一生“是叱咤风云、波澜激荡的一生，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虽然和孙中山在某些问题上不无歧见，但是“在讨袁和尽瘁民主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从最近几年的讨论趋向看，人们在评价武昌首义后的黄兴功过时，把问题越来越集中在黄兴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以及如何看待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这两个问题上，下面分述之：
（1）、黄兴对待袁世凯的态度
亓长发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将黄兴与袁世凯的关系分成三个时期进行剖析：在宋教仁被刺前，即1912年1月至1913年3月，黄兴“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一度认识不足，但并没有妥协退让；”“二次革命”前后，即1913年3月至1914年3月，黄兴“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能与之作坚决的斗争”。黄兴逝世前，即1914月3月至1916年10月，黄“虽然远在国外，但并未放松与袁世凯作斗争”。因此，他认为，黄兴“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一度认识不足，是事实；若说他对袁世凯始终是妥协退让，则是冤枉。”邵德门认为，“在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变幻急速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问题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因为客观形势的发展和矛盾的暴露有个过程，即以黄兴对袁世凯的态度来说，从拥袁——半信半疑——抵袁——反袁，是逐步发展的”，这符合认识的一般规律。而且，武昌首义后，“黄兴的拥袁主要是出于早定大局、巩固民国的考虑，他不是带头者。”存拥袁这个问题上，当初几乎所有的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在内，是带有共性的问题，只不过表现的方面、显现的时间、暴露的形式、反映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黄兴的这一弱点，“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个人的性格、品德、才识所造成的，而是历史条件所使然。”
（2）、如何看待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
对这个问题也有三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组织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随着武昌首义后黄兴革命意志的衰退，组织上也开始走上分裂的道路，他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远走美国，尽管他没有公开攻击孙中山，但谁都可以看出，这是‘孙黄’之间的分裂。”另一种意见认为，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两人“各行其是，第一次在组织上分手”；但是，他们“虽然在政见上和组织上的分歧公开化，但两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的”，“黄兴只是反对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却并没有反对孙中山及其一贯的学说。然而，孙黄关系毕竟因政见不同和有人从中挑拨离间，已经恶化到不可能共商大事的程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分歧不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破产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徬徨歧路、无所适从的状态的反映。”“从历史的趋向来说，孙、黄在这个时候都已走上了不能再走下去的绝路，因此评论谁是谁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第三种意见认为，孙、黄在组党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由此而影响二者的关系，其责任不在黄兴，而在孙中山。石彦陶从分析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历史背景及指导思想入手，认为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而提出的历史前提是不真实的，其指导思想也是站不住脚的。“黄兴当然有理由拒绝参加与他纲领政见不合的这样的政党。”而且，黄兴“远走美国”“静养”，实为被迫，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意愿，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给孙中山个人‘一试吾法，创造条件，尽管个人受到许多委曲，也在所不惜。”在讨袁护国运动中，黄兴是支持孙中山共同讨袁的，“始终保持了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高风亮节”，他的“言行基本上是无可指责的”，“分裂的帽不不应戴在黄兴的头上”。
产生上述分歧意见，除论者研究方法不同、掌握资料不同以及对资料的理解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不尽相同所致。针对史家在评价武昌首义后黄兴功过的种种分歧，杨慎之在《试论黄兴》一文中提出：“对于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他所处的具体条件，他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他对待这种社会矛盾的基本态度，他所依附从属的阶级的命运以及他对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言论作为，采恰如其分地判定他的是非功过。在黄兴所处的时代，只能以是否反帝、反封建作为唯一标准。”即便黄兴在某些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在反帝、反封建这个关键问题上，总的说来是大节无亏的。”况且，在武昌首义之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南景临时政府向袁世凯交权，那都反映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走向妥协的政治总趋向，“革命派领导人当时是意见一致的，或者是基本一致的，文电俱在，可以复按，怎么能够在事后把所有的过失，横加一人之身呢？”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武昌首义后黄兴的实际情况的。
总之，建国以来，在黄兴研究方面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有了新的进展，且学术争鸣的气氛越来越浓，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然而，与孙中山等人的研究相比较，黄兴研究似乎显得不太平衡，因此，如何进一步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以期对黄兴一生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得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正确的评价则尚需史学界同仁作长期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