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一年（清咸丰元年），中国连绵不断的人民起义汇合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集中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宏伟的革命力量，它冲击着旧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全国展开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反孔与尊孔的激烈的阶级搏斗，广大革命人民都站在太平天国一边，会党揭竿于东南，回民造反于西北，捻军兴起于淮水，苗民起义于贵州……革命烽火，遍地燃烧；反动的地主豪绅和儒生则站在清朝统治者的一边，疯狂反对革命，拼命维护封建统治，排演了尊孔复辟的丑剧。曾国藩、胡林翼以及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治复辟“功臣”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今天解剖和批判胡林翼这个反面教员，对于研究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从中总结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识破一切新老反革命修正上义分子，是很有意义的。

胡林翼（一八一二——一八六一年），字贶生，生于湖南益阳县十九里泉交河长冈村（今泉交河公社共升大队）一个世代官僚的家庭。他的远祖胡光壁，在明末顽固反抗张献忠起义，被起义军杀于长沙；他的高祖胡民典、祖父胡紫筠都是反动的官僚地主和儒生。为了宣扬孔孟之道，胡民典写了一本《孝经义疏》。他的父亲胡达源是嘉庆探花，在北京担任詹事府少詹事，还专门写了一本长达十余万字的《弟子箴言》，系统地宣扬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提出什么“正身心”、“笃伦纪”、“明礼教”、“辨义利”，并用讲历史说故事的方式攻击革命人民和法家代表人物。这本书对形成胡林翼的反动世界观有很大影响。后来胡林翼大肆刊行推销，在湘鄂两省流毒近一个世纪。胡林翼九岁跟随父亲入京，进一步受到孔孟之道和官场生活的熏染。十九岁与两江总督陶澍之女结婚。二十四岁考中进士，挤入了官僚行列。不久放江南“副考官”，因违反考试规则革职，回家专攻儒家经典。经过六年揣摩，深得孔孟之道。一八四六年，各地人民革命风起云涌，他用一万五千两银子买了一个知府官衔，并窜到苗民起义最激烈的贵州去上任。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五四年，历任贵州省安顺、镇远、思南、黎平知府，残酷地镇压了贵州苗、汉人民的各次起义和湖南新宁天地会首领李沅发在一八四九年发动的湘桂黔三省边境的大起义，因而得到清朝主子咸丰的赏识，提升为道员。接着又得到大卖国贼、刽子手曾国藩等的推荐，于一八五四年调往湖北对抗太平军。到湖北后，他死心塌地为主子卖命，只有一年功夫，便由按察使、布政使爬到了掌握一省军政大权的巡抚宝座。他与曾国藩、曾国荃、官文、左宗棠（左是胡林翼向皇帝保荐的）等紧密勾结，以湖北为反革命据点，策划对太平军的反扑。他们利用太平天国内部出现的反革命政变，加上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如：一八六一年陈玉成直捣武吕，英帝国主义分子巴夏礼等出而干涉，胡林翼的老巢才幸免倾覆），逐步夺取了武昌、九江、安庆，残酷屠杀革命人民。一八六一年，太平军陈玉成攻占黄州，逼近武汉，他一筹莫展，急得吐血，结束了反革命的一生。

胡林翼反革命的一生就是用孔孟之道对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维护封建政权的一生。在这方面，甚至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胡林翼胜过他“十倍”，并盛赞什么胡林翼“进德（即运用孔孟之道）之猛。”胡林翼从小就在胡达源的督责下，诵读孔孟和程朱的反动著作，一生从未间断。即使在军营中顽抗太平军，忙乱不堪，也每日至少读十页《四书》，特别是和道学家姚桂轩等大讲《论语》，“十反不厌”。他自夸说：“得战将易，得儒难。”一语道破了反动的儒家学说是他的救命稻草。胡林翼一生“治军”、“理财”、“办学”都以孔孟之道为根本，其罪恶目的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在“治军”方面，胡林翼总结经验说：“仁、勇、智、信，缺一不可。”这正是从《中庸》和《论语》中拾来的破烂。

他的所谓“仁”，实际上就是杀人。他自己供认：“以杀人之政，行其不嗜杀之心。”所谓“不嗜杀之心”，是从《孟子》一书中引出来的，是指孔孟的“仁政”“仁心”，“杀人之政”就是他实行“仁政”“仁心”的手段。胡林翼认为，如果不屠杀革命人民，就会“贻祸天下，涂炭古今”，封建政权就会完蛋。所以，胡林翼每到一地，便一手捧着“四书”，高唱“仁爱”经；一手举起屠刀，把人民推入血海深渊。一八四七年，他在安顺知府任内，一年就屠杀了三百多苗汉人民，甚至利用人民欢度除夕的机会，派兵突然袭击，大肆屠杀。一八五○年，他在镇远当知府，带兵镇压黄平、台拱、清江等处的苗民起义，铲平了高山、革夷、山丙、沙邦四处的苗寨，捉拿了起义首领保禾等三百多人，还把房屋全部烧毁。一八五三年，又杀死了抗粮的苗民首领刘瞎麽等。胡林翼明知苗民在严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生计日绌，不起义就只有“忍饥而死。”但他仍对苗民下毒手，这就充分揭露了“仁”的阶级本质和凶残面目。胡林翼调到湖北后，更是变本加厉，一八五八年四月，他指挥下的湘军攻占九江时，就残酷屠杀了一万七千人，将俘虏的太平军将士全部杀光，尸首抛入长江，连江水都染红了。为了更多地杀害人民，他也对一部分人讲仁义，那就是信奉孔孟之道的地主豪绅和起义队伍中的叛徒败类。他在贵州总结了办团练的十三条，其核心就是大张绅权，依靠地主豪绅和反动儒生（即所谓“保甲团练，须用士民”），并收买败类，作为爪牙（即所谓“以苗制苗”）。他进入武昌城，第一件事就是设“节义局”，“表彰”那些历年替封建朝廷卖命的官绅士女，接着又先后向朝廷上疏为三千多顽抗革命的反动分子请求优恤，又立“宝善堂于武昌城”，网罗社会渣滓，“千里招致”，结成死党，并经常用高官、厚禄为诱饵，维持内部的“和辑”。联系到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方面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叫嚷要使地、富、反、坏、右“得到真正的解放”，并提出“诱以：官、禄、德”，可以说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洞察历史上反动派的伎俩，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一切新、旧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他的所谓“智”和“信”就是阴谋和欺诈。他在贵州镇压天地会起义时，害怕引起民愤，给巡抚乔用迁献计说，屠杀天地会不宜称天地会之名，只宜含含糊糊地称为“盗”，可以悄悄地把人在狱中关死，千万不可告诉民众，“其不可晓示于下者，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也。”真是得到了“巧伪人”孔丘愚民政策的“心法”。在湖北，他看到人民倾向革命，“无仇贼之意”，便蓄意挑拨人民群众与革命的关系。他指使部下说：“得城之时，密派勇丁各持一炬，将城内大小房米粮付之一炬，片瓦不留，则异日必无贼可守矣。”那就是说秘密地实行“三光”政策，然后将责任一起转嫁给太平天国革命军。在黎平任知府时，起义苗民凭巫山、雪功山天险抵抗，他无可奈何，便以和谈为名，麻痹苗民，然后突然进攻，血洗苗寨，奉行了孟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欺诈经验。列宁说，剥削者的政权“是靠欺骗来维持的”，斯大林指出“欺骗掩盖暴力”是反动统治者的惯用手段。因此，一切革命者必须善于识别敌人的两面派伎俩，撕下他们的种种画皮。

他的所谓“勇”，就是内心虚怯而又死心塌地为封建朝廷卖命，他不打自招地说：“日夜悬一死字于枕榻之旁。”为此，他常常乞灵于孔孟的唯心的天命观为其死党打气，宣扬“祸福有定命”又提出“冒险二字势不能免”。用以掩饰其内心的恐慌。同时，还从《左传》、《资治通鉴》（主要是后者）中东摘西抄，编成了二十八卷《读史兵略》，以北宋的顽固派首领马司光作为军事上的老师，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儒家军事路线。但是，一切开历史倒车的孔孟之徒，决无好下场。一八五四年六月，太平天国革命老将曾天养带兵攻克常德府各县，人民拥护革命，“家家门挂‘顺天太平’，四字，焚香顶礼，边（鞭）炮迎拜王爷，贡献银钱谷米无数。”清廷大骇，命胡林翼与周凤山等去攻击太平军。周凤山莽闯前去，吃了一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胡林翼见势不妙，便以“水涨路塞，无船可渡”为借口，龟缩回益阳。但又怕上司斥责，事后便悄悄溜到桃源。曾天养军主动撤离常德后，胡林翼才敢出头，并冒功请赏。一八五五年，他在浏阳大败，退到汉阳奓山，一遇见太平军，他带的兵士便一哄而散，胡林翼又气又怕，几次想自杀。这是对他的“勇”的绝妙讽刺。

胡林翼在血腥镇压革命人民的同时，还大肆搜刮民财，用孔孟之道、“理财”。他胡说什么：“凡催科之事，必以仁心仁政为根本。”又说：“人心嗜利则乱，嗜义则治。”把儒家的“仁爱之心”“重义轻利”吹得天花乱坠。然而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的事实。他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敲骨吸髓地搜刮民财，在黎平知府任内，据他自己供认，贵州十二府、一州、三直隶厅，惟黎平最穷，筹捐充作反革命军费每年尚达七万两之多。到湖北任巡抚以后，进一步从钱粮、盐课、税收三方面对人民进行盘剥。其中仅漕运一项，就比他的前任多，为清政府每年增加七十三万两白银的收入。而盐课局更是遍布宜昌、沙市、武汉、老河口等处，抽取厘金，用所得的收入，豢养反革命楚军达六万人之多，每月耗费白银四十多万两。他搜刮的手段是极其残酷的，对交不出或抗交金银的百姓，实行武力镇压，“派兵调将，亦所不辞”。湖北人民本来就受到旧捐税的沉重剥削，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土，现在旧捐税外又加上新捐税，就更加生活恶劣，流离失所了。这就是胡林翼和孔孟之徒的所谓“仁心”“仁政”。

胡林翼既是一个刽子手，又是一个牧师。他狂叫“世变循生，所以扶礼教于不衰，维廉耻于既敝者，皆赖读书明道之功。”因此他一入武昌，便首先恢复湖北六十余县的孔庙，大搞尊孔读经。直到临死前，还再三嘱托后人在益阳县石笋创办“箴言书院”，纪念他父亲的《弟子箴言》。在泉交河创设“紫筠学校”，纪念他的祖父。他为学校详细规定了教学内容，陈腐黑暗的奴才哲学程朱理学占了主要地位，并毫不讳言其办学的最终目的是“弭天下大乱”，即豢养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他还在社会上广泛推销孔孟之道，在安顺知府任内，一年多时间，倡修“义学”几十处，表扬节孝八百多人，并在交通要道建立牌坊，开创了安顺表扬节孝的先例。他在宣扬孔孟之道的同时，对具有民主倾向反孔精神的作品，则加以禁止排斥，在给严渭春的信中说：“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蒋介石对这一席话特别心神领会，他在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时为这席话加了一段很长的眉批：“痛斥当时人心，亦即针砭今日之习尚，此语非曾涤生（按：指曾国藩）所敢言，此胡林翼所以高人一头之处也。”在这里，蒋介石把胡林翼捧到了他所顶礼膜拜的曾国藩之上，说明他们都是反动黑暗势力的代表。

胡林翼“治军”、“理财”、“办学”的最后归宿，便是在政治上“克己复礼”。早在贵州当知府的时候，他因为屠杀人民有功，得到了咸丰帝的询问，便感激涕零地说：“非梦想所敢期”。决心进一步卖身投靠。到湖北后，对湖广总督官文，也是一副奴才相，“谨本总督，推美受过。”他总结经验说：“事上，诚意感之，实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这就是说，要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这样就可以“克己复礼”，并得到主子的青睐，捞到官爵利禄。果然，他每杀人一次就官升一级，杀得愈多，升得愈快，在九江城屠杀了一万七千名太平军战士，清廷便赏了他一个“太子少保”（正二品）的头衔；湘军攻下安庆，曾国藩推他“首功”，清廷又加了他“太子太保”（从一品）的头衔。“血染顶珠红”，胡林翼及其同伙在人民的血泊中登上了“同治中兴功臣”的宝座，使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然而正如鲁迅说的“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革命是扑灭不了的，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终究是不可阻挡的。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贵州苗民张秀眉领导苗族起义，前后坚持斗争十八年；太平军的英雄们更没有在胡林翼的屠刀面前倒下去，在胡林翼死后，仍然威镇江浙，与敌人血战到底！无怪乎其同伙曾国藩在胡林翼死时发出悲鸣：“通寇在吴中，是先帝与家荩臣临终恨事。”一九一一年，天京陷落后的第四十七年，孙中山先生继承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领导武昌起义（武昌正是胡林翼的反革命巢穴），推翻了胡林翼拼死挽救的清王朝，结束了孔孟之道所维护的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地粉碎了胡林翼之流的黄粱美梦！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胡林翼已经死了一百一十四年，他所维护的反动清王朝进历史博物馆也已经六十四年。但是从蒋介石到林彪、陈伯达，他们的反革命思想与反革命策略，都与胡林翼一脉相承，都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与吹鼓手。蒋介石篡夺了黄埔军校大权以后，增补了《曾、胡治兵语录》，发给学员，人手一册，并写了一篇序言，狂热吹捧曾国藩、胡林翼以及左宗棠。说什么胡林翼的“才略识见”“高出一世”，他说的话是“治兵者之至宝”，“治心治国之良规”。并心心相印地说：“皆余所欲言而未能言者也。”他对胡林翼镇压太平天国的反革命经验心领神会，并借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运动。后来终于策划了“中山舰事件”，进行“四•一二”大屠杀，把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在十年内战期间，他又指使益阳伪专员彭国栋创办了“林翼中学”，并且亲笔题词，真可算是胡林翼的难兄难弟。

大叛徒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也象胡林翼一样，叫嚷什么具有“智”“仁”“勇”，三种德性的人，“才是完全的人”。他们所说的“智”“仁”“勇”，就是凶残、欺骗、阴谋等的代名词。林贼在黑笔记中供认：“动物全凭掠夺，皆可师也。”“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沿袭胡林翼欺骗和镇压起义苗民与太平军的反革命伎俩，用假话欺骗党和群众，暗中却制定反革命纲领，磨刀霍霍。并且搜罗死党，安下钓饵，“导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为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作组织准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他们的命运也只能比胡林翼之流更糟更惨。胡林翼之流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反革命跳梁小丑。而林彪之流的反革命复辟妄想，更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春梦，落得了一个叛党卖国、“折戟沉沙”的可耻下场！

从胡林翼到蒋介石、林彪一小撮反动派，利用孔孟之道进行反革命复辟的事实，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保证革命的胜利成果。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林批孔，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