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初，湘军从衡阳誓师东征后，迅速发展壮大。清廷昧于满汉畛域，对曾国藩百般猜疑，有军机大臣向咸丰帝进谗：“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居闾间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成丰帝“默然变色久之”，收回了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成命。湖口战役惨败，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廷同时迅速提拔湘军别将胡林翼，使其“由贵州道员，一岁间擢巡抚，湖北所请无不从者”，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但是，胡林冀经营湖北数年后。却能主动与曾国藩悉心合作，特别是1859年后，随着江南、江北大营的覆亡，胡林翼通过多方活动，重振湘军。对曾国藩的东山再起，有关键作用。本文就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政治上全力支持曾国藩。

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略设想上，一直摇摆不定，胡林翼对此深表不满：“本无定见，随外间之议论为转移也”。清廷对江南大营一直寄予很高的幻想，所以胜保于1859年3月初上奏“通筹剿贼大局宜合力并举并绘图呈览”一折，企图吞并已受挫折的湘军。胡林翼则与官文会衔上奏：“胜保前奏，尚未熟悉湖南近月情形，而不知鄂省南路空虚。长江天险，势若建瓴”，对胜保存的狂妄要求予以驳斥。1860年初，太平军进攻江南大营，清廷调都兴阿马队入扬州支援，胡林翼很不乐意。坚决不让都兴阿带走多隆阿等主力马队、步兵。

1859年初，湖北、江西肃清。胡林翼进驻黄州。他于同年2月向清廷陈明形势，“是安庆、庐州、六安未复以前，宜于黄州设立重镇，不仅目前形势当以黄州为根本也。”“必保鄂，然后能谋皖；必谋皖，然后能平吴”。并提议：“窃谓征皖之师。必须求统将才略过人者。分为三路，期以岁月，责其成功。臣宜暂驻黄州，贤致民，慎固不失，庶收得寸得尺之效”。从战略上向清廷暗示：要继续“下剿”，必须起用曾国藩。

胡林翼认为，“以上制下，步步进逼上梁山”的战略实施。必须有稳固的后方，并有统带前方作战的大帅，这是他“深望涤公之合”的原因。但是，1859年6月。清延命曾国藩防守四川，胡林翼“乃说官文公密奏，请诏曾公援川。冀朝年界以总督”。如果曾国藩能总督四川，不仅可在石达开之前到达四川，稳固两湖上游。而且“蜀中财赋可以自赡，以涤帅前往而兼总督，则士民输将，争先恐后，不至即虞缺之饷”。胡林翼是十分希望曾国藩被重用，以利于湘军，“以上制下”、扑来太平天国。在清廷未予曾氏督符之权时，胡林翼又“议留曾公并力谋皖，怂官文复言之”。

胡林翼保荐曾国藩，除联合官文外，还多方求援。他不断给户部、兵部、刑部等军机大臣写信，一方面揭露江南大营胜保等人拥兵糜饷的无能。“骄帅之流，专以信盗为事，除盗不敢必，而纵盗之贻误，又将及于中原腹心之地。必至牵掣，龃齬而未有已”。另一方面，又为曾氏求情诉苦，“涤帅将入安庆，而前敌统率无人……频年作客，倾食于人。金石孤忠，可敬可念”。由于胡林翼的多方活动，所以在1860年3月，江南大营全线崩溃之时，清廷再无讨价还价的筹码，只得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匡肃始谋帅，关防落东流”，在大势已去之时。清廷不再考虑远逃上海的何桂清等庸流之辈，只能把注意力转向湘军。

第二，调动各内部关系，重振湘军。

1859年3月，胡林翼派兵援助湖南，击退石达开，稳固了两湖后方基地。9月，上奏四路进兵之策，专心经营皖北，但是，曾国藩由于受压抑多年，退守自保的心理严重，湘军将士也多“暮气相陈”。湘军将领鲍超、李续宜等，因战功而威望日隆，他人很难调拨，胡林翼深感“大抵为人谋事，是世间苦境。谋人之军，尤难之难者也”。在湘军将领与多隆阿等旗将有矛盾时，胡林翼毅然决定从大局出发，“申多抑鲍”，同时开始培养湖北将领金国琛等，为湘军注入新血液。

四路进兵皖北，一路以曾国藩及守石牌的粮道唐训方1500人，会师杨载福水师6000人，沿江进取安庆，为南路一路以副都统多隆阿、总兵鲍超、道员蒋凝学1500人，力攻太湖、潜山。以取桐城，为中路；胡林翼合余际昌部出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为北路；李续宜由松子关北顾商、固，南保黄、麻，确保鄂东安全，为后路。四路中，以中路为关键，这是夺取安庆的艰苦外围战，而以北路为最艰难，要承受太平军的攻击而坚定不摇。显然。“申多抑鲍”是胡林翼确保夺取安庆的安排，也是重振湘军的举措，原因有三。

首先，胡林翼认为，多隆阿“临阵机智过人，且是天子之使，以副都统奉旨总统前敌，再四以权分势均为言，不可不专牍委任”(按，清廷因都共阿养病。1852年12月10日即有旨，要求胡林翼“责成记名副都统多隆统带前敌”。虽然曾国藩不愿湘军将领鲍超等归多隆阿指挥，但胡林翼看到：“春霆(鲍超字春霆)酷好攻坚，仍恐不足以当一路耳”。胡林翼所以苦口婆心向曾国藩解释，因为湘军的私人归属关系极重，尤其“涤与多亦不甚洽”，为防权多力分，临阵必须有统一指挥。胡林翼决定，“舍已从人”，并以朝廷之命使曾国藩无法拒绝。

其次，申多抑鲍，可调动曾国藩大军。曾国藩压抑多年，不愿让湘军轻易试锋，更不愿让这一政治资本落入他人之手。他明确对李榕说：此次四路出兵，“恐仍当从胡、李、多、鲍诸公之后，共图皖中，更事日多，斯不敢为天下先耳”。公开对胡林翼说：“无统领不敢当此大敌”。他表面上不干涉多、鲍矛盾，“侍只得用老僧不闻不见之法，”事实上，军情紧急，他处处祖护鲍超等人，“侍意未免涉于私”。所以，他借口“无统领，难以前往”，不给第二路太湖以支援，一旦多隆阿令鲍超全驰太湖之围，进驻小池驿而处背腹受敌之时，曾国藩立即“尽发宿松九千人围太湖”，抽换唐训方支援小池驿。不但如此，曾国藩一直驻守后路，以中朝不准饷不准萧、张奏，言兵力仅可强自支撑，可守不可战，请兵一节“往复十至，终不可得”。他让萧启江、张运兰滞留湖南，这种拥兵自重、讨价还价的做法，胡林冀十分担心。胡林翼因此安慰多隆阿：“兄意不望萧军接应，此志甚壮，可密存心，不必宣布”。而胡林冀在鲍超背腹受敌之时，又密许鲍超：“万一到紧急无可无何之时，则新仓、荆桥均是退步。有过兄一人任之。”其中虽不无激将之意，但也可见胡林翼之深思。他既不愿湘军受损，也不愿湘军一意退缩，不愿鲍超因有勇无谋走向灭亡。这种维持大局、调整内部关系的举措，可谓用心良苦。

再次，申多抑鲍，这亦是地势所定，胡林翼以为，占领天堂后，由于天堂万山丛薄，出东南水吼岭则为潜山，出东龙井冈则为桐城，出东稍北则为舒城，又北则为霍山，这几个战略要地是休戚相关的。“以地势论，扼潜山之山外与天堂之山内，则援贼绝迹，万不能过潜山一步。亦不能从天堂山僻绕至太湖，此中二百余里，以天堂为要，太湖乃釜中游魂耳。舍大围不谋而小围是好，智者不为也”。既然占有利地形，就必须有统一指挥，“至多公之为人，其临阵料贼，明决如神，骁果冠伦……若不假以事权，则事终决裂，事后销除一纸文书耳”。可见，胡林翼申多抑鲍，固然由地势而定，其中不乏权宜之计。

事实上，鉴于多隆阿意忮好胜的性格，胡林翼也早有预防，以免“尾大不掉”之势。他在1859年初，要求“都公若须暂假，应以马队之大半隶多公，而以五、六百人隶舒公”(舒兴阿、旗将)。后来有黑龙江西丹马队来援(按西丹，即剩余劳动力)；多隆阿要求拔归自己，胡林冀回信说：“因下游马队太少，而六霍之贼，乘虚渐逼，恐各路分警，不得不留为预备；且数千里远道迢迢，未免征无况瘁，急令骤临前敌，又加数百里之奔驰，亦殊可念”。这显然是搪塞之词，多隆阿要求仅是“以备援贼”，未说让他们立即投入战斗，何况西丹马里千里而来，何在乎“又加百里之奔驰”呢?胡林翼还要求粮台努力说服官文，必须限制多隆阿，“若迟疑不行，则有尾大不掉之势，且于军事有碍”。在扩编多隆阿马步部队时，胡林翼把自己原带黔勇亲兵及湘军旧部给多隆阿，这样既满足多隆阿之虚荣心，又有釜底抽薪之效，牢牢控制了多隆阿，一箭双雕。

胡林翼在调和湘军与旗将关系同时，还着意培植湖北将领，为湘军注入新的血液。胡林翼认为湘军暮气相陈，表现在：“军兴九年，每苦于逼城而垒，士卒摧残，壮志暗销，而主将不觉”。在继续利用湘军宿将时，着意培养金国琛、余际昌等人。“弟以确切战功为凭，故不能不用湘人耳；勇丁则决计用鄂人”。并建立金国琛等人为首领的楚军，他要求金等人：“湘营中好学处须学之，兄望弟台开湖北风气者也”。显然，胡林翼培养湖北将领，希望出现江、塔、罗、李式的人物，以充实湘军。所以，在多、鲍矛盾激化之时，李续宜久不归营、鲍超请病假求去，胡林翼决定“以金代李，”如因此鲍请退，“则留之兵与多”。这就使曾国藩不得不抛弃拥兵自重的短视念头。胡林翼同时又以自己去影响鲍超等湘将，告诫他们：“不患兵力之不勇，而患兵心之不齐；不患军势之不盛，而患军令之不一”。在调处好各方关系后，胡林翼最后才给多隆阿任命：“弟既以军务重大，奉托阁下，断不掣时，亦不无改移”。并处处告诫多：“为大将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为主，不宜炫耀己之长处，尤不宜指贵人之短处”，对多隆多贪得无厌的要求，斥之为“泼皮撒刁”，相对于曾国藩不满多隆阿马队骄横的做法，胡林翼可谓有“大贤之量”的。

胡林翼调和各方关系，调动湘军各部全力投人战斗，这就克服了曾国藩的短视行为，客观上壮大了湘军，为曾国藩复出增加了政治筹码。他的这种做法。显然比曾国藩技高一筹，尤其能兼顾清廷的猜忌心态，重用多隆阿等旗将，这种顾大局而又不损湘系实力的良苦用心，曾国藩是望尘莫及的。同时，胡林翼还在各方面大力充实湘军。1859年，曾国藩手下万余人，胡氏要求粮台：“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鄂省之饷，无论无何亏欠，此三万者，必不可丝毫欠缺”。曾国藩奉命防蜀，滞留黄州间，胡林冀“密询支就各员。始知其详……已另外加送三万两矣”。胡林翼所以不展在湖北敲骨吸髓，以全力支持湘军，他认为：“须知涤军助我月费八九万。而我楚只费三万，若涤去而另募他军，楚中所费多矣”。完全从大局出发挽救湘军不为朝廷重视的破落命运，胡林翼还奉荐左宗棠、沈葆桢等人才，充实湘军。

第三，定战略，克安庆，为曾国藩再起奠定了最后基础。

1860年闰三月，江南大营师溃，四月，曾国藩受任两江总督，胡林翼“气息为之一壮，眼神为之一明”，希望曾氏“放胆放手”，“倾湘中之农夫以为兵”。但是，此时的曾国藩，“谨官守，和众心，以惩补前失，不能用其议”。

胡林翼希望曾国藩“放胆放手”，主要是不拘泥于皖北这一小块。三路进军皖北，只能作为三小枝，“须另筹二大枝，一出杭州，一出扬州”，这样，把浙江作为“平吴根本，保越人之命，取越人之财，事才有济，拘泥广信，无当也”。但曾氏主张，“仍以水师及安庆陆军为根本，以润帅及鄂中为根本”。通过三省联治，以江西作为粮食供应地，打通徽、宁，进军金陵。所以，在江西，他竭泽而渔拼命搜刮，引起普遍不满。郭嵩焘写信给胡林冀说：“江西兵事方殷，无可恃以自立，非势不便，力不足，无人故也。……未闻奖擢一人，甄拨一士”。曾氏自己也承认：“侍于吏治全无工夫，而天下万事，莫大于是。”无怪乎为曾氏筹过饷的张集磐痛责曾氏“是欲弃江省于不顾也”。事实上，曾国藩把夺取安庆作为巩固地位的筹码，他在家书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在太平军大举西征时，他竟丝毫不顾昔日“事事相顾、彼此一家”的胡林翼，更弃湖北于不顾，轻描淡写的认为“郡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似乎只有他高明，只有他能看破太平军围魏救赵的战略。他不仅不能兼顾大局，连起码的道义也没。

不仅如此，曾氏还要求胡林翼扩充鲍超部队，使之能与多隆阿抗衡，“多公添至万人，而渠仅六千，仍有大国小国之分”。相对曾氏，胡林翼是很顾大局的，他不仅屈从要求，还把鲍超拔归曾氏。但他对曾氏从小处着眼的做法不同意，以致一天一信地劝解，希望曾氏“江怪兼钦篆，则江西为专贵，非仅宣歙使者”。胡林翼认为，太平军西征只能从皖北，绕路从南昌进入两湖是不能成功的，认为“惟两江之督，断非徽、宁一路所能成功”。

事实上，1860年6月，太平军第二次西征时，李秀成从南路配合北路陈玉成进攻武汉，但李秀成仅是虚晃一枪，正如胡林冀所料，湘军与太平军的主要战场在皖北。曾国藩“本欲倚江西粮台景德镇转运，水军炮船护饷，以为万全，至是前计尽虚”。只能于1861年正月从祁门退驻东流，胡林冀在太平军冲击下，既要固守住皖北险地，又要兼顾湖北，加之李续宜、鲍超、金国琛等贻误战机，急得连连呕血，但他仍表示坚守太湖不摇。李续宜于1860年8月曾带兵跨江救祁门，胡林翼提醒他：“沅军、多军之情形兄知审矣，弟无足惜，湖北是罗忠节、李忠武血战得来，不可不为保守”。坚决不让李部卷入徽、宁争夺战中。曾国藩不能攻克徽、宁，犹恬不知耻：“天下事尚有十倍于徽、宁之失”。

胡林翼在坚守太湖同时，要求加紧进攻安庆。1861年5月，鲍超部破陈玉成在集贤关外的赤冈岭四垒，陈玉成西援遂告失败。8月，曾国荃攻克安庆。胡林翼也因忧劳过度，他原患肺病，至此因大量呕血而病死武昌。但攻克安庆，胡林冀为曾国藩的再起奠定了最后的基础、曾氏自己承认，“谋皖之奉，亦自胡帅出谋发虑”，并把夺取安庆的首功推为胡林翼。

由于胡林冀在1859年后的系列活动，使湘军进军金陵的政治、军事屏障及自身困难大为减除，从而影响了湘军最后扑灭太平天国的一切活动。因此，曾国藩高度评价了胡林翼：“（胡林翼)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反生，苦心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哉”！郭嵩焘说：“胡文忠规模雄伟，鄂人至今讴歌不息。然文忠披草菜，蒙荆棘，艰难任之一身，事业创之一手”。等等，清廷更是将胡林翼列为“中兴名臣”之冠。当然，胡林翼也清楚认识到湘军“暮气相陈”，虽全力支撑，却无法自始至终施加影响，这是历史注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