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身世及其交往

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十七年六月六日，胡林翼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曾国藩之祖曾玉屏，山村农夫，躬自劳作，父曾麟书，落第书生，半耕半读，养家糊口；胡林翼之祖胡显韶，县学生员，诗文自娱，父胡达源，年轻秀才，就学岳麓，从师大儒。二十四年，胡达源高中榜眼，授职编修，川东道陶澍路过益阳，将八岁的胡林翼选定为东床佳婿；是年，曾国藩读毕《五经》，始为时文括帖之学。二十五年，胡林翼入京省亲，其父授以先儒性理之书，督责甚严，却收效甚微，居京八九年，先后受学于贺熙龄（御史）、蔡锦泉（编修）、吴赞（员外郎）诸京官之门；与此同时，曾国藩只能一直从学于家塾，其间仅追随其父，一至省城长沙应童子试，自称“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而又双双落第。

道光十年，胡林翼自黔回湘，以贵州学政之子，娶江苏巡抚陶澍之女，随即从师益阳名儒蔡用锡，蔡氏“教人务为有用之学，不专重文艺，而于兵略、吏治尤所究心”。胡林翼“师事两年，涵濡渐渍，服膺终身”；同年，曾国藩肄业于衡阳唐氏家塾，从学于塾师汪觉庵。十一年，益阳大水，堤垸尽淹，胡林翼时年二十，一则哀悯灾民无以为生，二则担心流民变为乱民，乃“急诣县令贾亨，晋请按灾区编户口，劝富民出钱粟以赈”。无奈此计“无一人赞之，但沮之者不下十数人”，胡林翼“毅然不移”，以“泰山崩于前而不动，麋鹿奔于左而不顾”的气概，既以岳家“诺捐二千”为首倡，又复奔走募捐，自谓“以至诚感之，以大义责之，以危言动之，以赏劝诱之，苦口婆心，热肠浩气，壮胆宽肩，人安得不动、安得不从”。其恻隐之怀，豪迈之概，于此可见；同年，曾国藩自衡阳复归家塾，稍后转入本县涟滨书院，以诗文见称于山长刘象履。

道光十二年，胡林翼陪送岳母、夫人至江宁，居两江总督衙署，随侍身为江督的岳丈陶澍，朝夕请教，整整一年，又得结识江苏巡抚林则徐诸贤，眼界、气度益见增长；同年，曾国藩应府试备取，以佾生注册，他的四十三岁的父亲，经过第十七次的科考，本年始得一个秀才功名，而胡达源却于是年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了。十三年，胡林翼二次入京省侍，与本省公车举子左宗棠初识于京，“一见定交，相得甚欢，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辄相与欲款太息，引为深欷歔太息，引为深忧”；同年，曾国藩得中秀才，腊月娶衡阳廪生欧阳凝祉之女为妻。十四年，胡林翼从国子监学正梅钟澍受学，应顺天乡试，未取；曾国藩肄业岳麓书院，乡试中举，年底入京。十五年，曾国藩会试落第，留寓京城，始究心古文词之学；胡林翼则于正月出京，四月抵湘，六月中秀才，八月中举人，十二月抵江宁，十六年二月入都，三月会试中进士，四月朝考点翰林，真可谓马不停蹄，一路春风；曾国藩则再次被黜，怏怏离京，过江宁，以所贷百金购书而归，发愤苦读，“足不出户者几一年”。十七年冬腊，曾国藩借贷于族戚之家，以钱三十二缗起程赴京，十八年正月入都，囊中仅剩三缗，所幸得中进士，又以三甲侥幸馆选，随后即以京师居大不易而于秋间请假回籍，筹措经费，而胡林翼则已散馆而授职编修了。

曾国藩、胡林翼初识于何时何地，二人现存往来书札均未言及，《年谱》亦不着一词。当曾国藩初入京时，胡林翼尚在京城，其间曾国藩是否拜谒过本省京官胡达源，是否认识了翩翩公子胡林翼，不得而知。曾国藩居京年余，何以度日，所交何人，《年谱》竟讳莫如深，似有隐衷。丙申恩科，曾、胡二人同为湖南举子，同赴礼部会试，想来当有谋面的机会与可能。不过，有一点却可以推定，二人之间的初步接触，至迟也不会晚于十八年春夏之际。同为湘人，同居翰苑，胡居前辈，曾为晚生，按当时礼仪，晚生礼当主动拜访前辈，可无疑义。而作为新科翰林的曾国藩晋见射策先朝的耆年宿望胡达源，甚且就而考德稽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箴言书院记》已透露这种信息。但同时可以肯定的是，曾、胡初识，并未如胡、左相见莫逆，情意投洽。

检曾国藩《日记》，知胡达源于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夜逝世，曾国藩次晨即得消息，六月初二前往吊唁，十六、十七日为作诔词，以表哀挽。七月十四日，曾国藩亲访胡林翼，问其扶柩归葬事宜，胡林翼则以《陶文毅全集》为赠。同日，曾国藩见理学大师唐鉴，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八月初三，胡林翼扶柩出京，曾国藩与众乡人送别于东珠市口。胡林翼服满再出，于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入都，捐升知府，分发贵州瘠省，次年年底，委署安顺瘠缺，而此时曾国藩则已超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了。曾、胡早年交往，仅此而已。为时不长，情意亦浅。

通过上述比较、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早年曾国藩与胡林翼，家境有贫富之殊，遭遇有逆顺之别，交游、识见更有狭广之差。胡林翼系富公子，曾国藩乃穷书生；胡林翼以气局、胆识驰骋于乡邦与都会，曾国藩则以勤奋、坚韧拼搏于学塾与场屋；胡林翼对其父所教理学修养之说不以为然，未曾究心，而曾国藩则一闻唐鉴性理说教而昭然发蒙，从此皈依；胡林翼之仕途隆替受制于家运兴衰，曾国藩却凭借个人奋斗而蒸蒸日上，他是以诗文高手、理学新秀的声誉见称于僚友、受知于朝廷的。如此身世与遭际，对于曾、胡二人的性格、作风、建树及其交往，不能不说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密切合作及其成效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促成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再度交往。集团的利益、事业的成败以及志向的选择，促成了他们之间的倾情结纳与密切合作，其情谊之深厚，几乎一时无两。

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奉诏北援武昌。此时，经楚中督抚再四奏调，廷旨允准，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率勇600赴援湖北，行至簰洲，湖广总督吴文镕兵败自杀，胡林翼只好改投湖北按察使唐树义，不料唐树义亦兵溃自戕，胡林翼一时进退失所。适时丁忧在籍的前礼部侍郎曾国藩奉命北援武昌，尚未出省，胡林翼乃以故交求救于曾国藩，倾诉此前在黔不见容于宪僚，现今饷械不继之窘况。曾国藩一则看重胡林翼戡乱之才，二则算计将黔勇乘机收归己用，因此商请湖南巡抚骆秉璋，为胡部解送饷械，一方面札饬胡部留驻岳州，以便会合北上，同时上奏朝廷。胡林翼就这样被曾国藩网罗利用了。

是年八月，曾国藩、塔齐布指挥杨载福、彭玉麟、胡林翼所部攻克武昌、汉阳，捷报到京，曾国藩得湖北巡抚之命，不料为人所谗，10天后改授兵部侍郎虚衔，并命火速东征。从此，曾国藩客军虚悬，寄食江西，鲜有建树，只得于咸丰七年二月借父丧为由，负气离营回籍。而胡林翼则将湖北诸战略重镇基本肃清，并且财赋充足，良将云集，因而奉旨赏头品顶戴，实授湖北巡抚。

这一时期，曾、胡交谊较京中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曾国藩丁母忧回籍后，胡林翼在黔闻讯，远寄厚赙。适曾国藩奉旨办团“剿匪”，即回信盛赞胡林翼具救世之才，且诚恳请教“除暴”之策，随后又称之于吴文镕、骆秉璋诸权要之前，并且形诸疏荐，称其“胆识绝人，威望夙著”，“屡著战功”，“所至皆惬民望”，至谓“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因此在东征之际，特别奏请随带相伴。甚至在胡林翼实任湖北按察使之后，曾国藩还专摺奏调胡林翼救援江西。胡林翼之率部加入湘军系列，接受曾国藩调遣，既是形势使然，也是内心所愿。因而一个有意投奔，一个着意吸纳。其结果是胡林翼有了湘军作后盾，与湘军将领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等共同收复武昌，廓清江汉，而湘军集团则多了一位才大心细、识量高宏的领袖人物。

咸丰七年，在湖北站稳阵脚的胡林翼，出于公义私谊的原因，开始与曾国藩合谋地盘，以摆脱曾军长期仰食于人的厄运。曾国藩以父丧离营，廷旨仅准假三月，随即迭次催促，命其重返江西前线，而所予之职，仍是“署理兵部侍郎”。曾国藩乃于六月六日连上二摺，一开兵部侍郎之缺，二要“位任巡抚”，否则便坚不出山。随后，胡林翼借口浙江危急，奏请起用曾国藩督师赴援，朝廷未许，而命胡林翼亲往浙江，胡林翼托词整顿漕粮，没有从命，为曾国藩的再出留下伏笔。八年五月，胡林冀巧妙设计东征之策，援浙一路，显然非曾国藩莫属，朝廷只好再次起用曾国藩办理浙江军务。

曾国藩此番再出，本打算依托胡林翼的地方实力与粮饷供应，寻求战机，谋取地盘，不料胡母七月逝世，胡林翼去位还乡。曾国藩失所依倚，迭函劝胡夺情留任。但胡林翼固执礼制，谓“讨贼则可，服官则不可”。曾国藩乃根据苦无地方实权的切身体验，历举千年史实，沥陈“离土地人民而以奉使自效”之非计。此外，他还担心朝廷另简新抚，大权旁落，因此同时鼓动李续宾、李续宜、左宗棠等人，共同说服胡林翼以集团利益为重。适李续宾兵败三河，胡林翼闻讯出山，受印治事，湖北重镇，这才没有拱手让与外人。短短数月之间，始则胡林翼策动曾国藩墨绖从戎，继而曾国藩说服胡林翼夺情服官，拘于常理，此皆道义知交所不当言，可是为了集团的利益，他们双双作了劝说者与被劝说者。

没有地方职权的曾国藩始终被朝廷视为游击队，忽而命其援浙，忽而命其援闽，曾国藩、胡林翼乃合谋图皖之策。九年正月、二月，曾、胡先后上奏谋皖之摺，意在谋取皖省权位。朝廷察其用心，默而不应。五月，胡林翼借石达开逼近四川之机，给湖广总督官文写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密信，摆出八条理由，诱说官文密荐曾国藩取代新任川督黄宗汉。在信末，胡林翼甚至吹捧官文之“心术德量”可比陶澍、林则徐，又以陶澍密保林则徐相比拟，最后要求密摺须“精心结撰”，“尤以必得总督为要”。可是官文疏入，朝廷只令曾国藩入川督军，未授总督之职。胡林翼转而怂恿官文具奏，再上留曾图皖之计，曾国藩这才免于入川作客。十年夏间，杭州、常州、苏州相继落入太平军手中，朝廷四顾无人，只得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逾月实授，又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带兵七年，艰苦备尝，终于熬到了当家作主的地位。这当然离不开胡林翼的鼎力支持。

紧接着，曾、胡又一次密切配合，促成了湘系集团第三位领袖左宗棠的崛起。此前，左宗棠本因牵涉樊案，行将逮问，胡林翼以私情求助于官文，以奏摺保荐于朝廷。左宗棠因祸得福，被赏以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但左宗棠恃才傲物，在历次致胡林翼信中，一再讥刺曾国藩“于兵事始鲜悟处”，“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曾国藩亦敬而远之。适四川危急，上谕垂询曾、胡，问左宗棠能否入川督军。曾国藩便一再致书胡、左，委婉地表示“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在吴仅为襄办，入蜀则为督办”，实有退避三舍与拒诸千里的双重意味。偏偏左宗棠一心直捣金陵，所以昂然致书胡林翼曰：“幸为我致意涤公，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胡林翼洞悉曾、左私衷，便恳切说服曾国藩，以“朝有争臣”、“室有烈妇”为喻，且担保左宗棠“临事决疑定策，必大忠于主人”。曾国藩顾及胡林翼之情面，只好违心地奏留左宗棠襄办军务，后又干脆顺水人情做到底，十一年四月，奏请将左之襄办升为帮办，以期事权渐属，储为大用，十二月又专摺密请授职浙江巡抚。若非胡林翼之出面调停，一意促成，若非曾国藩之虚怀大度，屈己伸人，左宗棠是很难如此一飞冲天的。而左宗棠不负重望，力保皖南，肃清浙江，为曾军克复安庆与金陵，起到了重大作用。

这一时期，曾、胡交谊臻于鼎盛。究其原因，一则同党策应，二则同气相求，公谊私情，互相促进。曾、胡水乳，于公于私，两得其益。曾、左崛起，标志着湘系军政集团的正式形成。

三、曾、胡歧异及其评说

曾、胡之间，也有各执己见、各行其是的另一面。即如平吴之策，曾、胡便大不一样。胡林翼遵照朝廷“兼程前进、收复失地”的旨意，提议分兵奇袭，一出杭州，一出淮扬。曾国藩却不敢以区区万人径赴太平军密集之地，因此，不管朝廷如何督责，胡林翼如何激将，也不管吴中官绅如何吁救，他总是以不变应万变：牢守鄂、赣后方，先清皖南，次及皖北，次及吴越，以上游规取下游。现在看来，胡林翼追求的是将要获得的利益，曾国藩关注的是可能付出的代价；前者进取，但或者得不偿失；后者持重，则难免贻误战机。胡林翼之忠勇奋发与曾国藩之老成持重，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则熟读兵书，胸有韬略，一则浸润理学，厚重平实。胡之气局、曾之韧劲，又得溯源于早年身世及其际遇。共事一方，不可能事事一致，何况这种纯粹的战略战术问题，也是不必深究其高下优劣的。但是，曾、胡之间，有两次较大的分歧，显示了他们对待集团利益与民族大义的差别，这便是太湖战役之争与勤王举措之异。

咸丰九年冬，多隆阿以新任都护接替荆州将军都兴阿之防区，立即扬言要接统湖北境内之湘军鲍超、唐训方、蒋凝学等部，且声言胡林冀多有掣肘，不肯放权，而李续宾去年三河兵败，就是与多部不和的结果，甚至派出曾国藩昔日门生，赴曾营告胡、李之状，欲曾国藩说服胡林翼拨军与之，助攻安徽太湖县。为了湘系集团的利益，曾国藩丝毫不肯帮忙，十一月十一日致书胡林翼，在介绍上述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侍以其词气骄亢，颇怀隐忧……此时稍有举动，必致决裂，侍只得用老僧不闻不见之法（不赴荆桥、百牌，亦不助攻太湖），或扎黄梅，或扎宿松，敝处全军决不分开，消彼一切猜心。”十四日信又曰：“多公善战而颇难处，侍待以疏淡，不急急求与之亲，将来或可相安。”可是，胡林翼复信，却让曾国藩大失所望且大为骇怪：“事权不一，兵家所忌……多礼堂之为人，意忌情深，忮心尤强，然临阵机智过人，且是天子之使，以副都统奉旨总统前敌，再四以权分势均为言，不可不专牍委任，将鲍、唐总归其节制调遣。否则太湖今年之兵事，必有决裂不可收拾之状。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当为其忍、为其难。非如此则事必不济。如因此而鲍请退，则留其兵与多……此天下安危之计，林翼非仅屈己以伸人也。”曾国藩连日发书，力持不可，但胡林翼不为所动，径自上奏，以所统诸军悉隶多隆阿调遣。事已至此，曾国藩无力挽回，因而退守拥兵自卫之计，拒不发兵代围太湖。

按照多、胡的作战意图，一面迎击陈玉成援军，一面合围太湖。曾国藩以为非计，反复劝谕胡林翼，谓陈非易击者，城非易围者，不如先求保全鲍、蒋、唐三军，明年兵力略厚，再求出击。但多隆阿分兵四出，令鲍移防，独当前敌，曾国藩夜半闻讯，当即作书责问胡林翼，何以临敌移营。果然鲍部即受到陈玉成围攻，伤亡惨重。至此，曾国藩不得不答应胡林翼的多次请求，派兵六千增援，但同时声明，只可助守，不可进击，否则，决不再派后续队伍，徒耗精锐。但是，敌我双方皆已投人大量兵力，大战不可避免，曾国藩只得再派护军三千赴援。胡林翼得知此事，急令曾贞干移营宿松，护卫其兄。咸丰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多隆阿指挥诸军与陈玉成部激战一日，大获全胜，太湖、潜山相继收复。

综观曾、胡在太湖之役中的分歧，前阶段为总统人选之争，后阶段为兵力投入之争。胡林翼因多隆阿之疑忌而遽行屈己伸之，使的是惯用的机权之心、笼络之法，曾国藩谓不必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应当在用人当否上持主见，则不为无见。但胡林翼能从天下大局出发，不怀派系之见，其忠公之心则有大过曾国藩处。至于兵力投入之多寡缓急，曾国藩牢守“稳”字诀，力持全军为上，不急急与敌决战，应当说是符合当时军情的最佳选择，胡林翼则不免失于轻进，且游移变计，自乱阵法，连左宗棠也责其多谋少断。

勤王之事，起于咸丰十年八月，英国侵略者进击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飞诏命曾国藩速派鲍超率湘军万名入卫，交胜保统带。此时正当皖南战事吃紧之际，鲍军若去，局势顿危，且英军已兵临城下，鲍军入卫，于事无补，而万名精锐却白白落入胜保之手，因此曾氏决计不从。迟延十日之久，他这才复奏朝廷，谓鲍超不足以率师勤王，请旨于曾、胡任择一人督军入卫。路途往返之际，城下之盟已订，北上事即不了了之。与此相反，胡林翼于九月初五日接到命荆州将军都兴阿率部入卫之旨，当日便致书都兴阿，嘱其掉头改赴京都，称“能早到一日，可早纾圣主一日之忧”，并保证供应军饷，专人负责，此外还主动提出，鲍军亦可归其统辖。这便与曾国藩的按兵不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曾国藩关心的是分兵北征，南方战局受损，胡林翼则认为，“此事不容计较利害”，“惟大义之所趋”，因而批评曾国藩“不能以吴楚安危为念”。朝廷并没有调曾入京，也决不会调曾北上，对此曾、胡都十分清楚。但是曾国藩一方面以请旨入卫作缓兵之计，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向胡林翼、左宗棠甚至向曾国荃表白，作出勤王姿态。对于曾国藩以此种权谋之心应付朝廷，胡林翼大为不满，终于忍不住揭露于致阎敬铭、严树森等人信中，称“涤帅一议附上。涤帅必不北援，此议亦南宋人之议论多而成功少也。实则涤帅必不入卫，何劳拟议！”

咸丰八年八月十六日，曾国藩致人书日：“润公近日……有权术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屑用，皆大过人之处。”王闿运也曾感叹：“文忠豪侠而进人圣贤者也。”究其原因，一是中年服官于边远贫困地区，目睹民生艰难，易生康济之心，故每当公私取舍之间，胡林翼类能公而忘私；二是晚年皈依理学，“立定志向，在‘理’路上做人，不做不休”，有“人生晚节末路，不可一毫失著”之愿。至于曾国藩，虽然平时标榜信义拙诚，而一当涉及个人利益，便往往心机毕露，计之过深。论其渊源，一则久任京官，见惯利欲熏心之人、名利争斗之事，于是出道学而尚术势；二则起自寒贱，历尽迍邅，故尔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己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