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论及曾国藩及其《挺经》，有读者来电希望多加介绍。本文试图从思想的角度，探讨曾国藩、李鸿章对招商局乃至长江航运的影响。

满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重要人物。作为一名儒学大师，他在义理、词章、经济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晚年，面对列强环伺、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他躬身实践，兴办洋务，成为清朝末期著名的洋务派。他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计求经世致用，并接受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寻找救国良方。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较早使用西洋新武器，从而认识到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既能“平内患”，又能“勤远略”以抵御外侮。在曾国藩的主持下，安庆内军械所只用了一年时间，便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轮机。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了观看轮机试演的情况：“其法，以火蒸水气，窍入筒。筒中四窍，闭前二窍，则气从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其不知也。”在此基础上，于1863年元月初，在安庆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该船“长二丈八九尺，一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曾国藩“登船试行江面”，批示“试造此船，将此放大，续造多矣”。

曾国藩、李鸿章还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即今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此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基地，具有机器、木工、轮船、锅炉、枪炮等厂（工场）以及船坞和码头，1869年有工人一千三百余名。该局曾制造“怡吉”、“操江”、“测海”、“威靖”等多艘轮船，由此成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开端。

曾国藩务实的精神，使他摆脱了夷夏大防的心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正是这种“多觅榜样”、“知其效验”的态度，使他成就了一番事业。

至19世纪70年代，外国轮船已逐步取代木船，垄断中国江海运输。1872年2月24日，曾国藩向总理衙门建议制造商船，“平时租与商人装货，有事则装载陆兵救援他省。”为了使商人乐于租赁，曾国藩主张物色一些“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之员，不必处以官位，绳以官法，但令与华商交接，有言必信，有利必让，使商人晓然知官场之不骗我也。”他还主张轮船除租赁外，还可配送漕粮，这样，既可裕经费，又可夺人利权。3月9日，曾国藩札令综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道员吴太廷与江南局道员冯焌光详细筹划轮船招商等事宜。但是曾国藩于当月病故，他创办新式航业的计划便由李鸿章来继续了。

曾国藩是个很有头脑的政治人物，十分注重“替手”的物色和培养，他说过：“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造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李鸿章对其培养感激之情尽在此挽联中：“师事尽四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安内攘外，旷世难逢天下才。”李鸿章在曾去世后执掌晚清军事、外交大权三十年，将乃师揭幕的洋务运动大规模地在全国展开，成为晚清政治的重要内容。

曾国藩常以“坚忍”之法教诲弟兄及僚属，他说：“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以“好双打脱牙，和血吞”教导弟子。作为“门生长”的李鸿章深得其中精要。在招商局的创办和早期的发展中，曾遭到种种困难，顽固官僚阻挠反对，中外商人怀疑抵制，招商局形势极为严峻。对此，李鸿章的坚忍不是弱者退缩怕事的忍，而是一种“挺进”意识的促动。清史馆为李立传，也赞其“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的拼劲。他“破群议而为之”，坚持创办招商局，并在开局仅半年就进行重大改组，吸收买办商人入局，使招商局很快走上了正轨。在招商局提出购并美商旗昌时，李鸿章立刻予以支持，并称赞“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在顽固派官僚弹劾招商局时，他竭力为盛宣怀洗刷，并从旗昌洋行、汇丰银行等处寻找为盛辩驳的证据。可是，“忍”字当头，李鸿章又不得不让盛宣怀暂离招商局。

李鸿章不忘持盈保泰，藏拙善终之戒，叮嘱部属“守默耐苦”，常读老庄。他的刻意修炼，曾国藩曾赞为“宠辱不惊，祸福不计，心静力坚”。

曾国藩、李鸿章这对晚清政坛上杰出的师生，虽然不曾挽救腐朽清王朝的命运，但也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回味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