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养毅是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日本政治家。他的纪念馆位于日本冈山县郊。今年7月16日，我在冈山大学石田米子、佐藤智水两位教授的陪同下，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狭间直树教授一起参观了该馆。承冈山县政府企画部小出公大、山本光德和纪念馆工作人员盛情接待，得以见到该馆珍藏的孙中山、康有为、王照、毕永年、熊希龄等人的手迹并惠允利用。兹举其要者介绍并略作考释。

一、王照笔谈记录一件。

二、 王照(1859—1933年)，字小航，号水东，直隶宁河人。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受到当时任文部大臣的犬养毅的接待，曾与犬养毅有过长篇笔谈，已收录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中。此为另一笔谈，文云：

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而太后与皇上遂终古不能复合。今虽欲表明皇上密诏之实语而无证矣。惟袁世凯亦曾见之，四军机之家属亦必有能证者。然荣、刚谮皇上以拥太后，此时无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证，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拥护光绪皇帝，排斥西太后，王照则主张调和帝后矛盾，并利用西太后推行变法措施。戊戌政变前夕，光绪皇帝感到形势危殆，曾通过杨锐带出密诏，内称：“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光绪皇帝要杨锐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如何既能使，“旧法全变”，而又不致于“有拂圣意”，得罪西太后。但是，康有为却将他点窜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康有为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王照的强烈反对，与犬养毅笔谈，即为此而发。他仍然企图调和帝后矛盾，因此力图证明“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并慨叹于“虽欲表明皇上密诏之实语而无证”。王照逃亡日本时间为1898年10月。次年8月，即因事与犬养毅疏远。笔谈当即作于这一段时期之内。

三、康有为书札两通。其一云：

四、柏原兄心术最仁，才大心细，再一游历各国，更成大才。如今者相待以来，无渐不至，何不令一出外国游乎?如令出游，莫若同行。至此间梁生等渐通贵国语，原无待如柏兄者始能接待也。未知宜否?如仍柏兄同去，则佳甚。

柏原兄，指柏原文太郎，号东亩，东京专门学校舍长，东亚同文会会员，通英语，为犬养毅的亲信。康有为抵日后，一直受到他的接持。1899年3月，康有为准备离开日本；经加拿大转赴英国，曾邀请柏原文太郎同行，书札当作于此时。

其二云：

我两国同教同文，较东西各国，其情最亲，其办事亦有不同。我邦通人，侧首东望，莫不在此，并不必引公法也。以我两国自有经义可引，所以深得敝国人心者，亦在此经义而已。闻贵国宪法，太后、皇后亦在臣列，此即经法与敝国同者也。今伪临朝之篡废，在西人公法认之，且以为讬于训政，亦以公法免干预内政之故。惟我两邦兄弟唇齿，其情亲而势逼，乃有不能以西人公法论者。若坐令寡君忧死，而伪临朝拥帝主而擅权，外分内讧，支那必亡。高楼大厦之倾，其旁邻亦为危墙所压，乃不能不议支柱之也。

“伪临朝”，指西太后。戊戌政变时，西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实行“训政”，康有为则力辨其为“篡废”而非“训政”。“坐令寡君忧死，而伪临朝拥帝主而擅权”，从这两句看，本书札当作于西太后准备立溥◇为“大阿哥”，从而取代光绪皇帝之时。它反映了康有为乞求日本人士出面干涉的有关情况。可能犬养毅以“西人公法”相推脱，而康有为则以中国的传统经义相劝。关于此，梁启超在《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一文中说：“中国之政，向来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即为中国之宪法也。《书》言‘牡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礼》言‘夫死从子’，又言‘妇人不与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与庄公之念母；《论语》‘君薨听于冢宰’，然则母后临朝为经义所不容，有明证矣。寻常幼帝之立，母后临朝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之实为篡逆乎？”这段话不啻是康有为所说“经义”的注脚。按，西太后立溥◇为“大阿哥”，事在1900年1月24日，消息泄露，中外喧腾则在1899年10月前后，本札当即作于这一时期内。

康有为还有一封给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的书札，其中明确地谈到，西太后“定正月立新主，继穆宗皇帝后”。春秋时，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曾要求鲁哀公出兵讨伐，康有为也要求大隈重信像孔子一样向日本政府请兵。书札称：“今于大国，有齐鲁之亲，即于明公有夷吾之望。哀我寡君，哀此中国，惟明公深明之。虽不在位，沐浴请讨，不能不望明公。”书札同样表示，不必考虑国际公法：“此吾两邦之特形，不能以西欧公法论也。”这启示我们，致犬养毅书与致大隈重信书是同时发出的两封信，目的都是为了要求日本政府出兵讨伐西太后，恢复光绪的皇位。康有为并表示，如不能出兵，至少也要让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出面抗议。致大隈重信书称“即不尔，亦望令矢野君力争于我朝，正色危言以相挟，或可慑权奸之胆，动牝晨之心，俾寡君少延旦夕，以待他救，惟明公哀怜之。”矢野文雄在华任期至1899年11月16日止，致犬养毅书与致大隈重信书的写作时间必在这以前。

五、梁启超书札一通，笔谈记录一件。书札云：

六、仆昨日适横滨，彼中绅商感先生教诲之意甚至，且亟命仆请于先生，求其日所演说之文稿，欲悬诸讲堂以厉诸生，并刊诸报章，以告同志。伏望先生日间为录出一通，交仆寄去，副其饥渴之望。

原信无年月，仅署“二十四夕”。查冯自由《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一文云：“徐勤在康徒中，反对与总理合作最力，自是与总理、少白等日益疏远。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贴有‘孙文到不招待’之字条，适总理到访见之，遂向徐诘责，徐否认为己所为。有教员陈荫农直认己作不讳，因与总理驳论激烈，相持不下。校董冯镜如闻之，乃到校极力劝解始止。事后，各校董多不直徐、陈所为，有数人提议辞职。学校基础为之动摇。犬养毅以学校解散为可惜，特亲莅横滨，邀请各校董维持现状，且愿任名誉校长，以资提挈。”按，犬养毅担任横滨大同学校名誉校长，事在1899年3月。当月18日，犬养毅亲到该校发表演说，阐述“学校宗旨及扶翼中国之法”，该校师生及横滨华侨绅商数百人参加。信中所述，当即此事，因而此函写作时间可以确考为1899年3月24日。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要求发表演说稿，，《清议报》也预告“其词甚长，下次专篇印之”，但是，却始终未见发表。可能犬养毅当时正在一心一意调解孙、康二派关系，不愿意将矛盾公开。

笔谈记录云：

西欧之人常谓敝邦人无爱国之性质，斯言仆几无以辨之也。然仆敢谓敝邦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因未与他国人相遇，故不自知其为国也。然则观之于海外之人，则可以验其有爱国性与否矣。今内地督抚无可望，民间受压制，不敢小行其志，欲其扶危局难矣。故今日惟求之于海外，庶几有望也。

孙逸仙近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会见于此间可乎?至仆等与彼，踪迹不得不疏之故，仆见彼当面解之也。

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后，犬养毅即积极撮合孙中山、梁启超之间的关系，曾在东京私邸宴请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等人，企图使双方合而为一。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梁启超一度表现出同情革命的倾向，但是，他仍然摆脱不了康有为的影响，不愿和孙中山过于接近。笔谈中所谓“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即源于此。

四、孙中山书札两通，其一为1900年10月21日致犬养毅函，已刊于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兹不录。其二为：

前委谋之件，已与友人商之，因近日金融太紧，彼有之资又出贷他人，恐不能一时收回，故无所决。彼原可出得余资一二万，而又带侠气，故弟留一介绍书于他，托彼于事决之时则持来见先生，而交涉如事，然彼来否未可必，若来，则望先生随机而勉之，或可令之出一万也。弟今日起程赴神港待船，前途如何，若有好音，立行飞报。

末署“孙文拜启。九月十九日。”神港，指神户。1900年9月，孙中山准备在中国南部发动一次新的起义，在日本神户、大阪等地积极筹款，购运枪械。25日，由神户启程，经马关转赴台湾。本函当即作于此时。可以看出，犬养毅对孙中山的起义计划是知情并积极支持的。

七、毕永年《与犬养毅》书札一通，诗一首。书札已刊于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樊锥集》，诗题为《留别同志诸君子》，中云：
八、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暴如虎豺。湖湘子弟激愤义，洞庭鼙鼓奔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会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瞬看玉帛当重来。

末署“双湖浪士毕永年拜呈，均希哂政”。在维新党人中，毕永年是具有“排满”思想的一个。他年轻时即与谭嗣同、唐才常友善，同湖南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等关系密切。戊戌政变后赴日，加入兴中会。诗中所云“惨折忠臣燕市死”，指谭嗣同等被杀；武后，借指西太后；湖湘子弟，指湖南会党。此诗当为毕永年告别犬养毅等人回湖南联络会党时所作。诗中充满了急欲有所作为的奋发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东合邦且徘徊”一句。1898年5月，康有为与矢野文雄约定，举行“两国大合邦会议”，实行两国联合。可能犬养毅重提此类主张，而毕永年则答以“且徘徊”，建议暂缓考虑。

九、熊希龄书札一通，中云：

十、昨在东京，匆匆奉候，值公他出，未晤为歉。刻因急于归国，于今日行抵门司，直往满洲，本月三十日以内可回至上海，八月初旬内外，仍须随同戴、端两专使至北京。闻贵邦驻京公使林氏力主东亚联合之说，弟意欲往见之，乞公予以介绍书，俾得畅谈一切。尊函作成，请寄上海四马路时报馆狄楚卿氏代收，转交弟手，必不遗误。弟俟将北京事务了妥，恐须再至贵邦，一聆高论也。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维新派人士。1905年12月随端方、戴鸿慈二人出国考察宪政，先后游历日本、美国、欧洲等处。1906年7月经日本回国，21日抵达上海。此函当作于此前几天内。林氏，指矢野文雄的后任驻华公使林权助。所谓“东亚联合之说”也即康有为与矢野文雄的“两国大合邦”之议。可以看出，熊希龄对此也是很有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