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得知要在天津举行阅兵大典，怀疑慈禧欲借机废弑光绪皇帝。便计划武力夺权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八(1898年8月24日)，皇帝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从两个多月前下诏明定国是、维新变法起，光绪皇帝就不断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有时，光绪自己也住在那里。这已经是第八次了。
光绪皇帝原是醇亲王的儿子，四岁(虚岁)那年，由于同治皇帝突然暴病死去，没有子嗣，便由慈禧太后选择，让他登上了帝位。这种年龄的孩子，还正是拖鼻涕、穿开档裤的时候，自然只能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直到光绪皇帝十八岁，结婚之后，慈禧才不得不移居颐和园，“归政”皇帝。然而，已经习惯于控制国家大权的慈禧太后，仍牢牢抓住权力的慈禧太后，仍牢牢抓住权力不放，用人、行政都还是她说了算。
光绪皇帝去颐和园，名为请安，实为请示，争取太后批准自己的维新举措。不过，请安后发布的“上谕”却常常使维新派不安。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光绪皇帝第一次诣园请安的第二天，皇帝的老师、支持变法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就被开缺回籍。接着，陆续谕令以刑部尚书崇礼署理步军统领职务，以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怀塔布管理北京圆明园等处官兵，以刚毅管理健锐营特种部队。这样，守旧派就掌握了京畿地区的军权，无论维新派怎样闹腾，也跳不出“老佛爷”的掌心了。
光绪皇帝第八次诣园请安后，发布“谕旨”说：皇帝将在九月里巡幸天津，举行阅兵典礼。天津是荣禄的势力中心，维新派不知道这里边暗藏着什么鬼名堂，怀疑太后想乘阅兵之机，废掉以至杀掉皇帝，便将疑惧当作事实，积极推进武力夺权计划。
康有为早就认为，慈禧太后顽固不化，要扩大光绪皇帝的权力，维新变法，必须除去太后，然而苦于找不到堂皇的理由。现在，这样的理由终于找到了。
康有为留下了湖南好汉毕永年，准备将一项重要的机密任务交给他
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毕永年从湖南来到北京。
毕永年是长沙著名好汉。八岁时就随父叔辈生活在军队里，练就了一身过人的胆识和武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毕和唐才常同时考取拔贡，取得了入京参加朝考的资格。自此，即和唐才常、谭嗣同结为生死之交，经常一起商议救国大计。当时，会党是下层社会一支有组织的秘密力量。为了联络会党，毕永年又亲自参加哥老会。由于他体格魁梧，轻财仗义，文武双全，很快就得到了哥老会里那些山堂龙头们的赏识。
毕永年此次到京，是为了追随谭嗣同，参与维新活动。到京的第二天，毕就拜见康有为，被康留在南海会馆，和钱惟骥同住一室。钱和毕既是同乡，也是好友，异地相见，感觉分外亲热。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夜9时，康有为将毕永年召到自己的房间。此前，康有为已经从谭嗣同那里知道了毕永年的为人，因而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形势危急，太后想在九月天津阅兵时谋弑皇上，怎么办?我想学唐朝张柬之废除武后之举，但皇上手头无兵，实难举事。我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让他当李多祚。”武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时，宰相张柬之依靠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的兵力，杀入宫内，杀死武后宠信的张昌宗弟兄，恢复唐中宗的帝位。康有为想重演当年那惊心动魄、扭转国家命运的一幕。
“袁世凯是李鸿章一党，李鸿章是太后一党，恐怕不能用。而且袁亦非谋此事之人。当年驻守高丽，情况危急，就自请撤回，实在没有胆量。”毕永年没有全盘反对康有为的计划，但反对用袁世凯。
“我已派人到袁处行反间计，袁深为相信，痛恨荣禄与太后。而且，我已奏知皇上，在召见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赏以茶点，袁一定感激图报。”康有为显得很有信心。对毕永年说，“你先等着，我有事要重用你。”
毕永年不知道康有为将怎样用他，心里打起鼓来。
光绪皇帝精简机构，罢斥六个部长级大臣。受到慈禧太后严厉批评后，密诏杨锐等迅速筹商既变法又不触犯太后的两全之计
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维新后，在一段时期里颇有干劲，下令改革的诏书不断。
七月十四日(8月30日)，光绪皇帝下令精简机构，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汰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及若干不办实事的官员。京外其他应裁、应并各缺，由有关衙门、官员“分别详议，切实办理”。
光绪皇帝的这些改革举措受到守旧大臣的强烈反对，新政很难推动。在此情况下，光绪皇帝就想惩处几个守旧派大臣，借以立威。正巧，发生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大臣阻挠主事王照上书事件。
按清制，低级官员没有直接给皇帝上书的权利。为此，光绪皇帝特别下诏，准许部院司员及士民上书言事，不得阻拦。当年六月，王照写了一道奏章，提出请皇帝、皇太后巡幸中外等几条意见，要求礼部代为呈递，遭到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人的拒绝。王照不肯罢休，写了呈文，亲自到礼部衙门抗议，声称如不递，我当亲往都察院递送。怀塔布无法，只好应允代奏。但是，许应骙却奏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事件为光绪皇帝得知后，便于七月十九日(9月4日)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的六个堂官(部长级)革职，同时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示激励。第二天，又乘余威，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至此，光绪皇帝才算抖了抖威风，有了点当皇帝的感觉。
然而，光绪皇帝的这个娄子捅大了。
怀塔布和慈禧太后同属叶赫那拉一族，满洲正蓝旗人，靠亲贵的地位发迹。他的老婆经常出入颐和园，陪慈禧太后吃饭、玩耍、解闷儿，是个直接通天的人物。怀塔布被革职后，立即赶赴天津，与荣禄密谋。他的老婆则到颐和园向“老佛爷”哭诉，造谣说：皇帝“且尽除满人”!
慈禧太后本来就反对变法，皇帝的许多举措她都不赞成。当时，康有为建议开懋勤殿，选拔英才，延聘外洋顾问，讨论各项制度，扩大议政人员范围。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提出这一建议，慈禧不悦，怒形于色，吓得光绪一句也不敢再说。这次请安中，慈禧太后特别批评光绪皇帝对怀塔布等人处罚过重，乱了家法。第二天，光绪皇帝即召见杨锐，交给他一道密谕，内称：“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密谕自述为难之处道：“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皇帝要杨锐与诸同志妥速筹商，找出“良策”，既能罢免守旧大臣，选用新进，变法图强，而又能不触犯太后，“有拂圣意”。他表示：“十分焦急翘盼之至!”
这道密诏，传出了慈禧反对变法，皇帝力量薄弱，“朕位且不能保”等信息，令杨锐既震惊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直到八月初二，才交给林旭。
光绪召见袁世凯，想利用他的兵力保驾
康有为和毕永年初次密谈的时候，袁世凯已经奉召到了北京。
袁世凯是淮军将领袁甲三的侄孙，曾随吴长庆督兵驻扎朝鲜。光绪二十一年签订马关条约之后，袁世凯在北京请人译撰兵书十二卷，提倡用西洋办法治军，因此被委任为新建陆军督办，负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袁世凯捐过五百元钱，此后康有为就将袁世凯看作维新人士。
康有为在一道道向光绪皇帝呈递变法奏章时，逐渐感到旧党势力强大，皇帝只是光杆一个，处境十分危险。他当然懂得，要保护变法，保护皇帝，必须靠军队。军中有谁堪当此任呢?他想到过淮军将领聂士成，想利用聂的把兄弟王照去动员他，但王照不认为慈禧太后有废皇帝之心，拒绝了。康有为觉得，此外就非袁世凯莫属。当年六月，他派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到袁世凯幕中，和袁厮混，借机对袁进行政治考察，同时离间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袁知道徐的背景，便当面称赞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袁世凯的这些话听得康有为心花怒放，便命徐仁禄继续用话激他：“康有为屡次和梁启超、宋伯鲁、谭嗣同向皇上保荐阁下，皇上说荣禄说过，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我公为何与荣不和?”
“当年翁同龢想增加我的兵员，荣禄声称汉人不能任掌兵大权。翁说，曾国藩、左宗棠也是汉人，何尝不能领大兵，但荣禄仍然不肯为我增兵。”袁世凯仿佛恍然大悟，找到了他与荣不和的原因。
康有为从徐仁禄那里得知袁世凯的态度后，便决心荐袁。他先替徐致靖草折，要求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加官奖励；接着，又命谭嗣同上密折，要求光绪皇帝收抚袁世凯以备不测。处于孤立状态的光绪皇帝也觉得是个办法，便于七月二十六(9月１１日)命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袁世凯遵命进京。八月初一(9月16日)清晨，打过四鼓，袁便梳洗整齐，匆匆赶到颐和园门口等候。黎明时，光绪皇帝在毓兰堂召见。据袁世凯日记记载，皇帝关心的是“军事”，问得很详细，他一一据实奏明。少顷，他见皇帝没有新问题了，便奏说：“九月有巡幸阅兵大典，荣禄命臣督率修理操场，先期演习阵图，亟须回津料理。陛下倘无垂询事件，臣就要请训回津了。”光绪却要袁再住几天，四天后请训，说那样也不会有“大耽搁”。
袁世凯回到寓所不久，军机处值勤人员忽然来报：皇帝命袁世凯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于初五日(20日)请训。袁世凯原来的职务是直隶按察使，属于副省级，提拔为侍郎，就是副部级了。幕僚们得知后，迅速前来祝贺。袁世凯却狐疑满腹，说自己没有一寸功劳，受如此重赏，绝不是福，有何可贺!他表示要上疏力辞，幕僚们不赞成，于是，他便命人拜折谢恩。
当日下午，袁世凯在京城先后拜见军机大臣刚毅、户部尚书王文韶、礼部尚书裕禄等人。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康有为，送去了一封表示感谢的帖子。但是，袁世凯的心中，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此心怦怦”。
初二日(9月17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谢恩，自称无尺寸之功，却受到破格之赏，惭悚万状。光绪笑了笑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荣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他的部下，理应受其节制，然而，皇帝却要他和荣禄“各办各事”。退朝后，袁世凯反复琢磨着皇帝这句话的含义。
袁世凯老于政坛，熟知当时形势。他很快就悟得：光绪皇帝的不次之赏，是将他放到火炉上了。
康有为定计，让毕永年打入袁世凯的部队，在包围颐和园时逮捕慈禧太后
八月初一(9月16日)，毕永年知道康有为计划已定，便和谭嗣同商量。谭称：“此事甚不可，但康先生一定要这样做，而且想让皇上面谕袁世凯，我亦无可奈何!兄能在此帮助我，极好，但不知康先生准备怎样用您?”二人议论到下午一点，没有结果。这一段时候谭嗣同身体不好，毕永年不愿打扰过久，就告辞而出。
当晚8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正在用晚餐，忽然传来上谕：袁世凯以侍郎候补。康有为高兴得拍桌大叫说：“天子真圣明!如此做法，就比我等所献之计更加隆重，袁世凯必定喜而图报了!”说毕就放下筷子，命毕永年跟他进房，询问下一步如何做法。
“事已如此，无可奈何，定计而行就是了。不过，我始终觉得袁世凯不可用。”毕永年说。
“袁极可用。我已经得到他应允的证据了。”康有为见毕永年仍在犹疑，便从桌子上拿起袁世凯送来的帖子，内称蒙康荐引提拔，不胜感激，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云云。康有为颇为得意地问毕永年：“你看，袁有如此语，还不能用吗?”
“这样看来，袁也许可用。先生想让仆做什么事呢?”毕永年问。
“我想让你到袁世凯的幕中去当参谋，监督他，如何?”康有为一步步地吐露他的计划，同时试探毕永年的反应。
“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袁如果有异志，仆一人也制不了他。”毕永年仍然顾虑重重。
“我交给你一百人，由你统率。等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你带这一百人奉诏将太后抓起来，将她废掉就可以了。”显然，康有为成竹在胸，所有的细节都想过了。
“那么，仆何日见袁?”毕永年有点心动了。
“再商量吧!”
康、毕二人正谈到紧要处，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和梁启超突然推门而入。坐定后，梁启超对毕永年说：“此事兄不必再疑，务请大力担当。”梁见毕永年没有回答，便追问了一句：“兄敢做此事吗?”
“有什么不敢!但仆要熟思审处，好好想想。而且，仆还没有见过袁世凯，他是什么人，仆还不知道呢!”
“袁这个人，大可用!然则兄能答应此事吗?”梁启超急于要毕永年有一个既坚决又慷慨的允诺，然而，毕永年就是不吭声。康广仁不高兴，愤然于面了。
“此事我终不敢独力担任，是否赶紧催佛尘进京商量?”毕永年不能不表态了。他想起了好友唐才常，那是一条有勇有谋，能当大事的汉子。
“太好了，太好了!但我们想在几天内就发动，如待唐君，又多需时日，奈何!”康有为、梁启超见毕永年终于有了答应的意思，很高兴，但形势瞬息万变，他们担心等待唐才常会误事。踌躇了一会儿，决定找谭嗣同商量。这几天，谭嗣同也住在南海会馆，几个人很快就到了谭的房间。谭嗣同听明白双方的争论后，表态说：“稍缓时日不妨。如能催得佛尘来，更完善。”
“毕君沉毅，唐君深鸷，可称两雄。”梁启超表示极为赞成谭嗣同的意见。
“事已定计。汝等加紧调兵遣将吧!”康有为作出决定。
于是，两封快电相继飞向湖南，要唐才常火速进京。
情况不妙，光绪皇帝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
自从光绪皇帝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可以专折奏事后，康就成了守旧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各种弹劾、攻击纷至沓来。五月二十日(7月８日)，文悌上疏攻击维新派，康有为是头一名。为了让康有为躲过风头，光绪皇帝于六月初八(7月26日)下令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命康有为前去督办。但康有为并未动身，仍在北京指挥维新运动。八月初二(9月17日)，光绪皇帝见风头更紧，便发布明诏，命康有为迅速离京，“毋得迁延观望”。同日召见林旭，命林带给康有为一道密诏，解释命他迅速离京的用意。内称：“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慑，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林旭于当晚访问康有为，适值康有为在御史宋伯鲁家吃晚饭，林旭便将明诏留在康寓，同时留书嘱康第二日勿出，有要事相告。
康有为很晚才回来，毕永年已经等他很久了。
这一天，毕永年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承诺康有为交下的任务。他想：还不知道康有为怎样让我见袁世凯。时间这样紧迫，仓猝之间，彼此交浅，如何深言，何能行事?八月初二日，他去跟康广仁商量，不想康广仁大怒道：“汝等尽是书生气，平日议论纵横，及至做事，却又拖泥带水!”
“不是拖泥带水。康先生想用我，必须说清办法。我一命虽微，但不能糊涂而死。凡事责深谋熟虑。康先生既然令我同谋，何以不能让我置一词!而且，康先生命我领百人行事，尤不能冒昧。我是南方人，初至北军，率领彼此互不相识之兵，十数天中，我何能将他们收为心腹，又何能得其死力?我八岁即随父叔辈来往军中，深知军中弊端。我不过是一个有母丧在身的拔贡生，统带此兵，不独兵不服，同军各将，也会奇怪。”
听了毕永年的解释，康广仁更加不高兴，冷笑着走出了房间。
当晚7时，毕永年得知光绪皇帝命康有为迅速离京的消息，觉得情况不妙，待康有为归来后就找到他说：“皇上命你出京，事情必定要失败了，但不知袁世凯处消息如何?”
“袁处有幕友徐世昌，与我极交好，我将命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成败在此一举!”康有为显得既有信心，也有决心。
毕永年见康有为仍然固执，便将日间对康广仁所说再陈述一遍。康有为也不高兴，生气地说：“你以拔贡生领兵，也很体面么，有何不可!此事尚未定，你不用先多虑。”
毕永年也不便再说什么了。
康有为不仅要逮捕慈接太后，而且要乘机将她杀掉，梁启超奉命试探毕永年的态度
初三(9月18日)一早，林旭来到南海会馆，将光绪皇帝要康有为尽快离京的密诏交给他，康有为便起草密折谢恩，表示誓死救皇上，同时奏报于初四日启程出京，命林旭持还缴命。林旭同时带来的还有光绪皇帝七月三十日交给杨锐的密诏，康有为找来谭嗣同，共同跪读密诏，又召来梁启超、康广仁等共商营救光绪皇帝的计划。这时，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也来了。康有为等便故意动情地大声恸哭，企图以此来感动徐世昌。果然，徐也哭将起来。于是，南海会馆里顿时一片哭声。
午饭时，钱惟骥对毕永年说：“康先生要谋弑太后，怎么办?”
“兄如何得知?”
“刚才卓如对我说，康先生的意思是，奏知皇上时，只说废掉太后，待包围颐和园时，将她抓起来杀掉。卓如不知道您肯否担当此事，要我向您打探。此事很明显了，怎么办?”
“我早知道了，他们是想让我当成济。您先等着吧!”三国时，魏帝曹髦与司马昭集团对峙，太子舍人成济一刀从曹髦的正胸穿到背后。毕永年对康有为要自己扮演的角色很清楚。
当晚，毕永年发现谭嗣同彻夜未归。
谭用同夜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密谋，袁世凯托词推宕
谭嗣同何以彻夜未归呢?他是受康有为之命去找袁世凯了。
初三(9月18日)晚，袁世凯正在执笔拟折，忽然门房持名片来称：“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袁世凯正准备说“请”时，谭嗣同已经到了客堂。袁知道谭是“新贵近臣”，不敢怠慢，便停笔出迎，请入内室，互道寒暄。
“初次见面，不想公如此相貌堂堂，有大将格局!”谭嗣同恭维袁世凯说，随后问道：“公是否初五请训?”
“现有英国兵船巡行海上，准备具折明日请训后就回津了。”袁世凯答。
“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是内患。”
“为何?”
“公受皇帝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有大难，非公不能救!”
听了谭嗣同此言，袁世凯作出大惊失色的样子说：“我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答，何况己身又受到不次提拔，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
“荣某近日献策，将废君弑君，公知此事否?”
听了谭嗣同的话，袁世凯表示荣有“忠义之心”，此说不可信。谭嗣同称：荣禄“此人极为狡诈”。他将六月里徐仁禄对袁世凯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并称：“仆也曾几次在皇上面前力保我公，但均为荣某所阻。皇上常说，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此次超升，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皇上，我有一策。”说到这里，谭嗣同拿出一份拟就的奏折草稿，内容大意是：
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看来，这是康有为、谭嗣同准备在光绪皇帝面前死谏的一道奏章，也是他们清除后党的详细计划。袁世凯读了之后，“魂飞天外”，反问谭嗣同说：“围颐和园欲何为?”
“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袁世凯表示：要除掉皇太后，部下不会听命。
“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只请您做两件事：诛荣某，围颐和园。公如不应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谭嗣同把什么都和盘托出了，要袁世凯立即决定。
“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决定。您今晚杀了我，也不能决定；而且，您今晚进宫请旨，皇上也未必允准。”袁世凯想知道光绪皇帝的态度。
“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明日皇上定有朱谕一道，当面交给您。”
袁世凯知道谭嗣同是光绪皇帝的近臣，如果皇帝真的有朱谕交下来呢?但他仍觉得此事难度太大，便说：“北洋宋庆、董福成、聂士成各军，有四五万人，淮练各军有七十多营，京内有旗兵数万，本军不过七千人，能够动用的不过六千人，如何能办此事?恐怕外面军队一动，京内立刻设防，皇上的处境就危险了。”袁世凯开始对双方实力进行估算。
“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嘛!待动兵时，将皇帝的朱谕分发各军，同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谭嗣同知道双方实力悬殊，但认为不足虑。
“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袁世凯毕竟带过兵打过仗，考虑问题更细致一些。
“可以请皇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待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涉及到军事细节问题，谭嗣同不得不退让。
“我万不敢惜死，担心的是万一泄漏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袁世凯知道，这是一个紧要关头。他说“不惜死”是假的，真实的思想是要好好盘算盘算，看看将宝压在哪一方面才万无一失。
谭嗣同自然等不得，他说：“皇上很着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于是，他拿出皇帝交给杨锐的要他们找出“良策”的密诏来给袁世凯看。
袁发现是用墨笔写的，立即诘问说：“此非朱谕，且并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
“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三天前发交的。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给我，几误大事。谕内所称‘良策’，即有二事在内。”
“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连累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
袁世凯打定主意，既不答应，也不拒绝，而谭嗣同却一再催促，声色俱厉，要袁立即决定，以便入宫面奏。袁世凯觉得谭嗣同衣襟高耸，似乎藏有凶器，便转变语气说：“九月皇上即将巡幸天津，到时军队汇集，只要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等不到九月，他们就要废弑皇上了，形势危险得很!
“既有皇上巡幸之命，必然不会有意外，必须到下月方可安全。”
“如果九月不出巡，怎么办?”
“现在已经预备妥当，花了数十万两银子了。我可请荣相力求太后，必定出巡，不会停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报皇上之恩，救皇上之难，建立奇功大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
说到这里，谭嗣同用手拍了拍脖子：“如您到颐和园告变，杀我，害及皇上，可以得富贵。”谭嗣同觉得该摊牌了，以激烈的语气将两条路摆得分分明明，要求袁世凯决断。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说着，袁世凯慷慨激昂起来，“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嗣同似乎相信了。他从座位上起立，连连向袁世凯作揖，称他为“奇男子”。
两人还谈到“两宫何以不和”等问题。最后谭嗣同表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除去，才能办事!”
夜已经很深了。袁世凯托词还要赶办奏折，谭嗣同这才离开袁世凯的法华寺寓所。袁世凯没有答应马上行动，他觉得很失望；但是，袁世凯也没有坚决拒绝，这使他对未来仍然抱有希望。他当然不知道，旧党方面的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引荐，当日到了颐和园，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章。这道奏章改变了维新派的命运，使近代中国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大曲折。
杨崇伊到颐和园上奏章，慈禧太后突然回宫，维新派的一切努力都为时已晚
八月初四(9月19日)早餐后，毕永年发现谭嗣同回到寓所，就急不可待地向他打听消息。谭嗣同正在梳头，有气无力地说：“袁世凯还没有答应，但也未坚决推辞，想慢慢地办。”
“袁究竟可用与否?”毕永年再问。
“此事我与康先生争过数次，先生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谭不无牢骚地说。
“昨夜是否将密谋全部告诉袁啦?”
“都说了。”
“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样的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吗?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仆不愿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就搬出南海会馆，住到别处去。我劝兄也该自谋，不可与他们同归于尽，无益呀!”毕永年急得差点跳起来。
午后1时，毕永年迁居宁乡会馆，离南海会馆不远，以便及时打听消息。
当日，康有为访问在北京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想请英国驻华公使出面相助，但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想找美国公使，但美国公使到西山去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回宫。这是杨崇伊头天上奏章的结果。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进士出身，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他和李鸿章是姻亲，其活动常有李的背景。康有为和文廷式等组织强学会时，他曾上疏弹劾文廷式，以致强学会一度被封禁。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撤职后，他即赴津与荣禄密谋。初三日(9月18日)，他通过奕劻向慈禧上奏章，声称文廷式创立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又称：今春会试，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奏章激烈地攻击维新运动，说“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奏章特别指出：“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崇伊要求慈禧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密捕大同学会中人，分别严办。在旁哭诉的还有亲王奕劻、端王戴漪。
杨崇伊的这道奏章很有煽动性。它不仅迎合了慈禧的守旧心理，而且也迎合了慈禧对洋人的疑惧感。伊藤博文原是日本的总理大臣，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对手。戊戌年下野后，以从事远东外交自任。他于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来华，二十九日(9月14日)到达北京，先后会见了总署王大臣、康有为、张荫桓等人，定于八月初五晋见光绪皇帝。当时，英人李提摩太已经建议中国政府聘请伊藤为顾问，中国官员中也有聘任伊藤为“客卿”的类似意见，还传说伊藤有可能进入军机处，等等。杨崇伊奏章中所说伊藤“将专政柄”，即指此类传说。慈禧本来就担心变法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现在，这个洋鬼子来了，马上就要和皇帝见面，如果二人结合起来，如何得了!
这就是慈禧为什么突然回宫的原因。
光绪皇帝仍然召见袁世凯和伊藤博文，但已处于慈禧太后的监视之下
初五日(9月20日)，光绪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召见袁世凯。
袁世凯奏说：“古今各国变法都不容易，非有外患，即有内忧，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出而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自从初三日谭嗣同夜访后，袁世凯就“反复筹思，如痴如病”。这时候，袁世凯显然已经决定了自己的政治走向。据袁世凯日记记载，光绪皇帝听了这一段话后，“颇为动容”，但“无答谕”，什么也没说。
光绪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这只能说明他已经受到监视，什么也不能说了。
当日中午，光绪皇帝召见伊藤博文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倒是说话了：
“贵爵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扬。贵爵对于祖国之功业，实无人不佩服。”
“过蒙奖誉，实不敢当。臣不过仰体我天皇陛下之圣谟，聊尽臣子职分。”伊藤很谦虚。
“贵我两国，地势上同在一洲之内，最亲最近。目今我国改革，迫于必要，朕愿闻贵爵意见，请贵爵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
在伊藤表示“敬奉谕旨”后，光绪又说：“常与贵国同心协力，永久继续亲密国交，是朕所最为切望的事。”
这实在是几句套话。但当时慈禧太后就在帘内(一说在屏后)监听，还能说什么呢!
慈禧太后回宫后，除了监视光绪皇帝外，还立即下令呈缴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个新章京所签各项文件，她要一一审阅、检查……
袁世凯回津告密之际，慈禧太后已经在北京发动政变
袁世凯初五日请训时，见光绪皇帝不说话，便请安退下，奔赴车站，登车回津。
回津后，袁世凯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总督衙门拜见荣禄，“略说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只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正说间，荣的幕僚等人人坐，袁世凯一直坐到二鼓，始终没有说话机会，只好退下，约定第二天早晨再来拜访。
初六日(9月21日)一早，袁世凯本想再次拜见荣禄，不料荣禄却主动来见袁世凯了。这回，袁世凯详细地报告了有关情况。荣禄听到有关天津阅兵时废掉光绪皇帝的计划时，脸色大变，自辨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近来屡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都不及今天所谈详细。”袁世凯也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果累及皇上的位置，我只有饮药自杀了。”据说，“二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
这边荣禄和袁世凯在商量，北京的慈禧太后却已经在当日一早宣布重新临朝“训政”。同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声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捕拿，交刑部治罪。御史宋伯鲁也因参与维新运动，以“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
逮捕康氏兄弟之命既下，崇礼立即出动士兵，查抄南海会馆。不过只抓到了康广仁。康有为在谭嗣同力促下，已遵照光绪指示，于前一天离京，经天津换乘英船南下了。
向慈禧上奏，请慈禧“训政”的是杨崇伊。现在如愿以偿，自然高兴异常。他马上赶到天津，向荣禄报告喜讯。荣禄不愿独享，派人持帖找来袁世凯。荣禄端起一杯茶，笑着递给袁说：“此非毒药，你可以喝!”袁世凯曾被光绪皇帝破格召见，破格提拔，荣禄不能没有戒心；现在证明袁仍然忠于自己，忠于太后，荣禄很满意，开了一句玩笑。
初七日(9月22日)，杨崇伊返回北京。自然，他带回了袁世凯告密的全部信息。
康有为“围园”密谋暴露，谭嗣同等英勇就义
慈禧太后再度“训政”时，还不知道谭嗣同动员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有关情节，所以她的处分对象只限于康有为、康广仁和宋伯鲁。杨崇伊回京后，将上述情节报告奕劻，奕劻报告慈禧，慈禧立即于初八日(9月23日)审讯光绪皇帝，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
康有为走后，梁启超、谭嗣同还在找寻挽救时局的办法。初六这天，梁启超到浏阳会馆访问谭嗣同，二人正在对榻密谈之际，忽然传来步军统领衙门查抄南海会馆的消息，接着又传来慈禧垂帘听政的消息。这两条消息宛如猛然炸响的当头霹雳，二人都为之一震。但是，谭嗣同早就作了为变法流血牺牲的准备，很快就平静下来，从容地对梁说：“此前想救皇上而无可救，现在想救康先生也无可救。我已无事可办，只待死期了。”他建议梁启超到日本驻华使馆，拜会伊藤博文，请伊藤致电驻上海领事，设法救助康有为。梁启超觉得所能做的也仅此了，便依言进入日本使馆。
初七日，谭嗣同到日本使馆会晤梁启超，将所著书及诗文稿本、家书等物交给梁启超，托他保管。谭劝梁启超出走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将生的希望推给了梁，将为变法牺牲、激励国人的责任留给了自己。二人都知道，这是生离，也是死别，谭嗣同与梁启超一抱之后，大踏步地走出了日本公使馆。
自初八日起，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张荫桓、徐致靖等陆续被捕。杨深秀因上疏反对慈禧训政，也同时被捕。接着，清政府又下令拿办杨崇伊奏章中提到的孙文和文廷式。凡是重要的新党新派，慈禧太后一个也不放过。
慈禧回宫后，即将光绪软禁在中南海瀛台。初十日(9月25日)，“上谕”称：皇帝病重，命中外保荐精通医理之人。这件“上谕”，目的在于为有朝一日废掉光绪皇帝作舆论准备。
十一日(9月26日)，清政府宣布：恢复被光绪皇帝精简掉的詹事府、通政司等机构；禁止士民上书言事；停办官报馆，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维新运动的新芽被一一掐死。同日，慈禧太后下令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谭嗣同等人。次日，加派御前大臣会审，但不久又通知“勿用审讯”。十三日(9月28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次日，清朝政府发布“上谕”云：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获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结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
这“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新罪名，显系袁世凯告密的结果。
谭嗣同等牺牲的这一天，北京先是阴霾密布，继而风雨交加。当时，维新运动的思想家、宣传家严复正在北京，他写了一首沉痛的哀诗：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注)，莫遣寸心灰。
诗中，严复对谭嗣同等被害表现了强烈的不平。他勉励自己，不要因此灰心，要为中国的改革和富强继续奋斗!
附记：本文主要依据笔者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的毕永年日记及其他档案、文献所作，所有对话、细节均有依据，幸勿以“纪实文学”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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