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曾国藩的功过是非，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的《自序》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概括的论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就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之后，冯氏在该书第64、65章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初步看来，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驶了。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是工业化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却要把中国中世纪化、宗教化。”“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中世纪，使中国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

这些论述涉及到许多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集中在如下方面：

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渊源何在？它来自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乃至西方的宗教吗？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神权政治是不是西方宗教、至少是不是西方中世纪宗教的特殊产物？

冯友兰显然把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廷等同于神权政治了。其实，罗马天主教廷只在梵蒂冈教皇国内实行教皇执政，而在辽阔的西欧仍存在教权与政权的分别，教权是处理宗教事务的，政权是处理世俗事务的，只是教权高于政权，政权在重大问题上要服从教权。真正神权政治的典型代表并不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廷，而是中国殷商王权和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地方政权。

西方还有一个典型的神权政治实体：由宗教改革中新教加尔文教派在瑞士建立的共和国。冯先生说：“西方的近代化是在和中世纪的神权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而这个奉行神权政治的瑞士共和国就是反对中世纪、使西方近代化的一个实例。基督教新教的名称是Protestant，新教是Protes—tantism，是从词根protest即“抗议”发展而成的。抗议什么？抗议罗马天主教廷！所以有些书籍将新教译为“抗议宗”、“抗罗宗”。仅据洪秀全崇拜上帝，就说洪秀全学习西方中世纪神权政治，实在是冯先生的误解。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仔细论证过：加尔文教派具有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恩格斯也认为：“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

太平天国吸收了西方基督教的部分教义，也实行了一定形态的神权政治。但这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要具体分析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渊源。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经过改造的。众所周知，洪秀全最初接触基督教义是阅读梁发(中国人中第一个新教传教士)所著的《劝世良言》，并以此为根据，撰写出其著名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要了解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最主要的根据就是以上文献。

仔细阅读梁发的《劝世良言》，就可以知道其中虽有服从统治者的劝戒，但并无宣传“君权神授”、“政教合一”之类的成份。加尔文教派虽实行了一段时期神权政治，但具有过渡的性质。台湾学者卢瑞钟撰写的《太平天国的神权思想》一书，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论证。他说：“随着人民主权思想的发达，君权神授思想已逐渐式微，迄十九世纪的西方似乎已绝响，学者已久不弹此调。是以东来传教的基督教士，当无甚可能故意传布此种中国原本已有之思想。”虽然《旧约》中有“君权神授”思想，但“太平文献中，目前尚未发现有直接间接引用经文以阐明王权天授之证据，倒是传统中国的天命思想真命天子思想则处处可见。”

殷商时代，中国即以“天命”为政治权力的依据。“天”即等同于具人格神的“上帝”。洪秀全反复强调他崇拜的上帝就是中国古代的上帝。至于表现得更为粗陋的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肖朝贵代天兄传言，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广西“降僮”这种民间巫术的运用。

可见，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渊源是多方面的，虽然形式上有西方宗教的因素，实质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上层社会的“天命”思想和下层社会的巫术迷信。冯先生仅因洪秀全使用了“上帝”这个名词就以为是学习西方而来，实在是没有具体分析，而采取了以一概全的简单化的错误方法。

太平天国学习西方的宗教就是违反历史趋势、使中国倒退到中世纪吗？

冯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认为宗教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接受基督教义、就是学习人家的缺点，必然把中国拉回到中世纪。

洪秀全接受基督教义创立拜上帝教，对太平天国既产生了积极作用(正面功能)，也产生了消极作用(负面功能)。

最明显的正面功能是：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建立严格的军事组织和纪律。从而推动太平天国取得前期的巨大胜利。

更深层的正面功能是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平等观念。《原道救世歌》中宣称：“开辟真神惟上帝，不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这是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国上层文化也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下层民众也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没有真正的“平等”观念。而西方基督教提倡“普天之下皆兄弟，”根源深植于“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的宗教观，其根基是极为深沉的，由此而引伸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这样全新的观念。这种新型“平等”观应是进步的，而不是落后倒退的。

由于篇幅关系，对极其复杂的洪秀全宗教思想中确实存在的落后成份及其负面功能，陈旭麓教授的《太平天国的悲喜剧》，（载于《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已有很好的分析。本文就不详述了。

现在再讨论一下冯先生所谓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要“把中国中世纪化”，“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的判断。我们知道，所谓“中世纪”、“近代化”，指的不是历史年代，而是社会形态。“中世纪”即封建社会，“近代”即工业化社会。那么，太平天国起义时的中国，难道已经走出中世纪了？严肃的学者肯定不会同意这个论点。太平天国失败了，它没有使中国近代化。洪秀全能否使中国近代化，也大可争论。但洪秀全的族弟和最早的追随者之一的洪仁，提出了《资政新篇》这个系统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洪秀全的大体赞同和批准颁行。《资政新篇》之目的、方针，是在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已成公认的结论。冯先生也承认他是“了解近代化”的人。虽然太平天国在事实上是失败了，《资政新篇》没有收到实践的效果，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是不应以成败论是非的。从而，冯先生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

冯先生之所以作出这些论断，正是由于他没有遵守对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的正确方法论原则，而笼统地从他贬低宗教的总倾向出发去作推论（参见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二·哲学·第六章：四十年代》）。我们不能在此对宗教问题展开全面的论述，只能指出一点：历史上封建社会里爆发的大型农民起义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帜的。因为封建社会的农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崇拜权威的心理，只有打着宗教的旗帜，才能打破帝王的威权，才能使农民有可信赖的出路方向，由此激发出巨大的奋斗力量。因而，太平天国的宗教旗帜，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是反对宗教、维护人权，阻止中国倒退吗？

对此，笔者分三个层次加以辨析：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宗教的吗？

世界任何民族在原始文化时期，都有浓厚的宗教成份，中国亦不例外，问题在于自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后，是不是成为非宗教、乃至反宗教的了？笔者以为并非如此。

儒家思想的伦理色彩重于宗教色彩，固是事实。但许多学者都认为儒家既是一种学派，也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据专家考证，中国官方宗教仪式就是儒教的宗教仪式，因为它的渊源就是儒家经典《三礼》。甚至有人以为“儒”的原始意义就是一种掌握宗教仪式的掌礼人。孔子以后的儒家流派，虽然逐步从以宗教性为主要成份演变为以伦理性为主要成份的学派，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中仍含有宗教性的一面。现代新儒家四位大师在他们的理论纲领（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郑重地写了一节：《中国文化中之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反复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即儒家学说)中含有宗教的成份，纠正以为中国儒家文化是非宗教文化的偏见。孔汉思教授认为孔子的宗教是一种以圣贤为中心形象的“哲人型”宗教。当然，儒家对纯宗教性的问题持存而不论的态度，而致力于现实人生伦理政治问题，讲求“修齐治平”，追求“内圣外王”，使它成为理性化程度极高，迷信色彩很少的中国主流文化，对中国的发展作出光辉的贡献。然而，人们，特别是下层群众对宗教的需要不完全能由儒家的伦理哲学思想来满足。因而中国(主要是汉族)出现了独特的宗教现象：一方面，上层统治者奉行一种官方宗教，而大多数知识精英重现实、重伦理，宗教色彩比较淡漠;另一方面，广大下层民众缺乏严格的宗教生活，而又时时处处笼罩在宗教氛围之中。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因素的全貌。

二、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是反宗教吗？

说明这个问题最有力的根据是曾国藩反太平天国的纲领《讨粤匪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不是反对宗教，而是用中国传统宗教（包括上层儒教和下层民间宗教）来反对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他要维护历世圣人所扶持的“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名教”秩序，来反对太平天国“人人皆兄弟”的平等观念;他要用鬼神崇拜反对太平天国的破除偶像;他甚至认为鬼神也会服从他的指挥，“咸听吾管，”而使用了类似民间巫士念咒降妖时用的咒语：“急急如律令”式的语言：“檄到如律令”作为全文的结尾。

事实说明：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的斗争，并非反对宗教，而是用中国宗教反对太平天国，而且他不仅运用上层精英的儒教因素，同时也运用了下层群众的民间迷信，来从事这场两种文化力量、两种政治力量的斗争。

三、曾国藩反太平天国是阻止中国倒退吗？

既然曾国藩并不是反对宗教，而是用中国传统宗教反对“拜上帝教”，那末，要说曾国藩反太平天国阻止了中国倒退，就必须证明中国传统宗教是推动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实现近代化的动力，而太平天国学习西方基督教是使中国倒退到中世纪。但，冯先生没有拿出事实和理论来证明他的结论。

中西宗教比较是个大题目，不是一篇短文能完成的。笔者在此不拟进行全面的研究，更无意对二者作“优劣”、“高低”的价值判断，只是在和冯先生的论点商榷的范围内作些探讨：

西方基督教是一神教，排斥多神教信仰，因此和中国民间宗教是不相容的。这点无须赘述。问题在于：它和儒教学派，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肯定不完全等同，但是否完全排斥或是有异有同，可以互补呢？对此问题，中外学者多有不同见解。本文只探讨洪秀全及其启蒙者梁发的态度。

认真阅读《劝世良言》，可以看出梁发对儒教是有批判、也有肯定的。他所批判的是儒教的偶像崇拜，把人分为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观、中国文化尽善尽美排斥外国文化的天朝心态。而对儒教的道德学说，乃至人性本善说，都加以肯定，给予很高评价，并在《劝世良言》中加以引用的。

洪秀全接受了梁发的思想，既批判把孔子作为神的偶像崇拜，批判“三纲五常”，批判排外心态，又承认孔子学说有其合理成分，出版经审查删定的儒家经书。因此，洪秀全与曾国藩的斗争并不是宗教与反宗教的斗争，也不能笼统地说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而是含有崭新的“平等观”与“三纲五常”之间的冲突，开放心态与僵化排外心理之间的冲突。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并非阻止中国倒退到中世纪，而是顽固保持中国当时的中世纪状态。

19世纪末，维新救国思潮汹涌澎湃，当时严复在《原强》中指出，“新民德”，是自强三策中“之最难”者。而西方宗教比东方宗教在“新民德”方面更为优胜。“今微论西洋教宗如何，然而七日来复，必有人焉，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而其所以为教之术，则临之以帝天之严，重之以永生之福。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视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平等义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尚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之多也。”严复本人并不信教，因而不能认为他有偏见。拿严复和曾国藩的见解对比，所谓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是阻止中国倒退的说法之为谬误，可以洞若观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