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这个地主阶级的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倡导洋务运动而闻名，对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章炳麟曾说过：“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无凶。”清末革命志士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曾国藩延长满清王朝的寿命而持批评态度。后来的人们往往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对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也极为不满。然而，另有一些人则称曾国藩为世界之完人，其人格之伟大无与伦比。这些使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更加扑朔迷离。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都在他的思想上得以体现，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均能找到其思想继承的根据。所以，我们对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应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和评价。

一

曾国藩起家于镇压农民革命运动。当满清的八旗兵与绿营兵腐败而不堪一击的时候，他组建精锐的湘军，血腥地镇压了太平军，使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渡过了“内乱”的难关，苟延喘息地又延长了六十余年的寿命，从而使曾国藩获得“中兴名臣”之美称。对于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之事，是评价曾国藩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难点。过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往往都是这样的，即从“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这一原理出发，凡是镇压农民起义者，就认为是反动的或反革命的人物，其作用是开历史的倒车。其实这种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困境，不能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判。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剖析历史人物的最好方法，我们只有从具体的历史入手，剖析历史人物的功绩和所处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才能够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纵观历史，凡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无不对农民起义抱有极端仇视的态度，在行动上则拼力镇压。如南宋时期的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就曾残酷地镇压了钟相、杨幺起义。但是这个今日视为历史污点的行动，并不构成对岳飞一生评价的障碍，岳飞仍然是众所公认的民族英雄。又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对农民起义也是极端敌视，攻击农民起义为“盗”、“贼”，诬蔑农民为“小人”，甚至咒骂劳动人民为“禽兽”。当农民革命军张献忠的部队过湘时，曾邀请王夫之参加农民军，王夫之把农民军视为洪水猛兽，自伤了面容和肢体，拒绝了农民军的邀请。如上所述，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这些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之所为，就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二点：一是他们对农民阶级革命的态度，正是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是天生的对立阶级，二者不可调和，我们不能用今日之标准去要求这些人物不去镇压农民起义。二是应用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

曾国藩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对满清王朝自鸦片战争后的腐朽情况，忧心忡忡，多次上疏皇帝。曾国藩第二次进谏时，语词激烈，矛头直指咸丰皇帝。他批评咸丰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当时咸丰皇帝览奏之后大怒，幸亏季昌芝等人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幸免于罪。曾国藩自然感激咸丰皇帝的优容，进而“尽忠图报”。曾国藩这种冒死犯颜直谏的行为是当时士大夫中所罕见的。

曾国藩作为地主阶级杰出人物的特征之一是他看得较远，他能看到当朝的时弊。曾国藩上了一个《备陈民间疾苦疏》，举出三大时弊：“一曰银价大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贼大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大众民气难伸也”。在这里，曾国藩确实举出了当时的实情——民不聊生。这说明曾国藩在积极思维，为清王朝“诊脉下药”，以求维持其统治。当然，曾国藩由于其阶级的局限，只看到了现象，而不能看到实质。例如曾国藩看到了社会上两极分化的现象，他说：“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钦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曾国藩想消除两极分化的药方却开错了，他认为必须从消除懒惰入手，充分认识“勤则寿，逸则夭”的道理，以大禹和墨翟为榜样，困知勉行，操心危虑。故能“习劳而神钦”，使富人勤于劳作，消除两极分化。曾国藩这个办法远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即两极分化是由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也正是由于其阶级认识的局限，当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曾国藩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认为是盗贼作乱，而挺身镇压之。

综如上述，曾国藩身处清朝的衰落时期，看到较远，能振作精神做出一番事业来。其客观效果是延长了清王朝的寿命，实堪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人物。其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罪行，是不容抹杀的污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其阶级本性所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不可能做出超阶级局限的事情来。

二

曾国藩思想体系的主干是儒家传统学说，影响曾国藩思想最大的儒家人物就是孔子。

孔子思想归根到底，即为“仁”和“礼”。曾国藩思想也是以“仁”和“礼”为中心的。曾国藩说：“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所谓敬恕，即“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曾国藩在多年的战火生涯中，把“仁”与“礼”相结合，用于带兵之道。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太平天国起义后，封建秩序大乱，曾国藩尤其强调“礼”的重要性。他说：“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学礼焉而己。”曾国藩的一生，是为“礼”而奔忙的一生。曾国藩在知行方面，以格致诚意，而践履朱熹的理论。曾国藩还说：“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他就是这样，用困知勉行的功夫，严格要求自己，修炼人品，以达到他“匡时救世”之目的。

曾国藩的思想渊源虽以儒学为主干，但其涉猎的范围几乎可以追及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源头。如曾国藩的思想有老庄清静无为、陶情养性的影响；有墨家以苦为极、摩顶放踵、利天下的痕迹；有对佛学警世之功之赞扬，真可谓全面继承。正是如此，在他死后100多年来，各派人物都对他的思想交口称赞。如李鸿章、梁启超、章太炎、袁世凯、胡适、蒋介石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等。青年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青年毛泽东甚至将曾国藩看成是中国历史上“探求大本大源”的第一人。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之所在的结果。细论曾国藩在治军、治学、教育、文学等诸方面的成就，确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回味的地方，对其思想不能简单地否定。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以文化为由，他向太平天国运动反击。从《讨粤匪檄文》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在为传统文化而战。檄文中虽然有不少诬蔑太平天国的话语，但总体来讲确为中西文化相撞震荡。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生排斥力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唯恐基督西来文化破坏中国固有的“王道治明，神道治幽”的封建秩序。而太平天国革命之伟大处，正是敢于向几千年的封建人伦道德秩序开战。汉族士大夫们对明亡以来的耻辱并非忘记，但如果以动摇封建制度的根基来换以“攘夷”，他们是绝对不会干的。《讨粤匪檄》中，列举了李自成和张献忠之例，说李、张还祭礼、尊孔，而太平天国与之不同，藐视一切中国神袛。

曾国藩举的这些例子，反过来说明太平天国在战略决策上确有其不周到之处，奉耶和华为独一真神，将中国传统文化一扫而尽。尽管其革命性彻底，但不利于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有操之过急之嫌。后观戊戌变法，康有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转圈子，以《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尚且还不能为地主阶级所接受，而使变法悲惨地失败了。由此可见，旧时代封建传统文化的排斥力有多大，曾国藩只不过是不自觉地充当了这种排斥力的马前卒而已。

　　　　　　　　　　　　　　　　　　　　　　　　　三

曾国藩、左宗棠等一群清朝后期的人才，是在满族地主阶级日见衰落之际，汉族地主阶级中崛起的优秀群体。他们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封建社会末期自身免疫力的最后抗击。这个汉族地主阶级的人才群体，一方面想竭力将封建制度维持下去，不惜倾其才智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处理好与满族地主阶级的关系。曾国藩在摧毁太平天国以后，自动遣散湘军，以免功高震主，引起满族皇帝的猜忌。这个人才群体由于其才能卓秀，到清末时，终成地方实力派，造成了地方绅权势力的壮大。

正是汉族地主阶级的这股力量，在列强紧逼的形势下，以曾国藩为首，倡导洋务运动。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比那些封建顽固派聪明一筹，曾国藩等敏锐地看到中国落后的现状，为赶上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先进水平，极力倡导洋务。“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炼制出近代中国第一磅火药和第一炉钢水，造就出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首次翻译出版西方近代科技等方面的书籍数百种，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首次奏请清廷选拔幼童赴美留学，开了中国向国外派留学生的先河，产生了像詹天佑这样伟大的铁路工程师。”

评价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看他的历史作用如何，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这是历史的发展方面。顺着这方面发展的人和事都应该肯定。曾国藩首倡近代化的运动，为发展落后的中国生产力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以笔者之见，应予肯定。

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在阶级社会则表现为阶级斗争。当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生产关系的桎梏时，生产力要冲破这种桎梏，于是爆发了生产力的主体——农民的起义。斗争的结果是生产力付出了巨大的损伤，使生产关系被迫做些改变，以重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并未导致新的生产关系的诞生。只是生产力在农民大起义的动荡里，受到巨大的损伤后，才缓慢地推动社会前进。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场旧式农民战争，它也是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与之适应的一场矛盾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与以往的农民战争又有所不同，它对新生产力有过筹划，如《资政新篇》所述。但新生产力的蓝图还远远未来得及实施，就令人惋惜地夭亡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伤。这时，外国列强对中国又步步紧逼，曾国藩之流能看清形势，因势利导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向西方学习，发展新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曾国藩等认为，做到了“中学为体”之后，就能使封建制度与文化万古不变。实际葬送封建制度与文化的，正是曾国藩等倡导发展的新生产力。这是曾国藩等不曾预料的，所以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客观作用，已远远地超过了他的主观动机，他所做的一切构成了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