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的湖南，是一个典型的以传统自然经济为主的省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远较东南沿海地区迟缓。由于湖南士民思想观念的保守与省署官员才能的平庸等原因，湖南经济近代化的闸门迟迟未能开启。1895年10月，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开明官员陈宝箴受命就任湖南巡抚；为世人所瞩目的湖南新政运动由此拉开序幕。经济领域的近代化是湖南新政运动的重心所在；经济近代化运动又以开矿为重点。陈宝箴上任伊始，即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开采矿产。至1898年8月陈宝箴去职，湖南矿业已迈入近代化的门坎。湘省矿业后来居上，“一战”期间，湖南成为全国最大的矿产出口省份；陈宝箴实居开创之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宝箴对采锑业发展的贡献，益阳板溪锑矿为中国锑业之发祥地，该矿的创始人就是陈宝箴。谭嗣同尝谓陈宝箴曰：“矿务之说，自我公始发其端”，是为确论。本文拟从不同侧面探讨陈宝箴与湖南矿业近代化启动的关系，并由此揭示湖南经济近代化作为典型的后发型区域性近代化所具有的若干特点。

一、陈宝箴与湖南矿业近代化的艰难启动

二、湖南经济近代化首先出现在矿业部门。矿业近代化指矿山企业用机器或其他新的生产方式来取代传统生产方法。湖南矿业近代化之发轫，与陈宝箴励精图治，左右罗掘有密切关系。陈宝箴所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筹设矿务总局

2.湖南山地丘陵面积广大，湘东、湘南为山地，湘中为丘陵。该省的山地丘陵受到地壳内部岩浆的侵入，蕴藏着许多金属矿，其分布大体可分为锡钨、铅锌、锑、锰、金、铜等六带，其中锑、铅、锌诸矿之富，甲于全国。此外，湖南还是长江以南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

湖南重要矿产的发现与开采，起源甚早，但由于历代地方官多实行封禁政策，各矿的开采时兴时辍，至陈宝箴抚湘前，较少有计划、有规模之开采。传统的开采形式，一般都是规模很小，技术装备条件落后，缺乏管理，大多数矿因中途亏折而停办。例如，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早在明万历年间，即有当地人加以开采，但因限于技术，产量极为有限。又平江黄金洞金矿，清乾隆时即为群众发现，但由于地方官的封禁而关闭。再如新化锡矿山锑矿，明代亦早已发现，当时误认为是锡，遂有锡矿山之名，后因无锡可采，遂致废置。故湖南矿藏虽极丰富，但一直未能加以很好地开采利用。

陈宝箴是对湘省矿产资源较有认识的一名官员。1895年10月，陈宝箴下车伊始，即就三湘富强之道问计于湘中名绅邹代钧。邹代钧说：“湖南得公大可为，所患者贫瘠耳，然贫于人而不贫于地，五金百宝所在有之，欲求富强，非开矿不可。”陈宝箴遂依其计，决定以优先发展矿业作为兴湘首要之策。1895年底，陈宝箴奏请设局试行开采矿产，“冀苏民困而浚利源”。他在奏疏中指出：“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重叠奥衍，……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矿产为自然之利，正宜设法经理，如渐有成效，尤可次第推广，以为练兵制械之资，冀辅库藏之所不逮”；他提出设立湖南矿务总局，“先择铜、煤、铅、磺等矿较有把握之处，试行开采”。清廷旋即准其所奏。1896年2月，矿务总局在长沙成立。

3.向矿山挹注资金

4.近代矿业需要雄厚的资金，陈宝箴调动公款，不断对官矿挹注资金。矿务总局成立之初，面向社会公开招股。但招股时，虽定有种种优厚条件，无奈一般士绅矿识不多，惧怕亏折，畏缩不前。陈宝箴不得不转而借贷，借贷的对象为钱庄。当时长沙各殷实钱号，因“矿务经营伊始，成败未定，不肯借贷，故与矿务局往来者，只阜南官局一处。”阜南官钱局是陈宝箴设立的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半新半旧的官办金融机构，陈宝箴延请地方绅士朱昌琳主持其事。朱氏经营官钱局甚属得法。他从自己所拥有的乾益号钱庄，借银3万两划归官钱局账上，作为矿务总局的开办经费。陈宝箴除向朱昌琳的钱庄借银3万两，又向厘金、善后、屯垦、房捐各局借款50万两，使矿局资金得以周转。到陈宝箴去职，一些官矿的资金已颇为雄厚。如，1896年设立的中路久通公司，资本额达20.3万元；1897年设立的锡矿山锑矿，资本额为6.9万元；作为陈宝箴经营重点的黄金洞金矿，资本额更多达41.9万元。此外，还出现了一批资金雄厚的商办矿。例如，湘裕公司资本额达4.2万元，大成公司资本额达7万元,是商办矿中的佼佼者。不难看出，陈宝箴抚湘期间，湖南出现了一批资金雄厚，规模宏大的官办矿和商办矿，这些矿与那些资本菲薄、规模甚小的传统矿井相比，显然已具有近代特色。

3．延揽矿务人才

陈宝箴开发矿藏，面临着人才缺乏的问题。他千方百计延揽一批精通矿学的人才主持矿务。

廖树蘅，宁乡人，是当时难得的经营管理人才，1896年，陈宝箴委派他到水口山主持开矿事宜。廖树蘅在办矿之初，与陈宝箴约定：“既经信委，请饬官局勿荐人，勿掣肘，勿以意度经临之事谕办，有效幸也，无效自行投劾，不烦举措”。陈宝箴欣然表示同意。廖树蘅到任后，以“明窿法”代替传统的暗坑法采矿。他呈报“明窿法”后，省城官绅大哗，以为此法为古今中外所未有，为之必无成果。陈宝箴不为省城舆论所动，拨专款支持廖树蘅，使“明窿法”得以在水口山矿推行。该法的推行，一扫过去阻碍开采的隐患，提高了生产效率，为以后的大规模开采创造了条件。

梁焕奎，湘潭人，在日本学得锑矿冶炼技术。回国后，陈宝箴委派其承办官办的久通公司。梁焕奎随后创设华昌炼锑公司，将久通公司全部作股并入，改为华昌之分厂。华昌公司采用了当时国际先进的开采技术，洞内有轻便铁道，用压缩空气钻孔机钻孔。

此外，陈宝箴还邀请了时务人才谭嗣同、欧阳中鹄、熊世池等入湘办矿。

4．倡导新法开矿

以机器代替人工，以原动力代替人力，是近代工业的主要特征。湘省矿业兴办之初，因缺乏资金，且缺少经验，大多为土法开采，不能预知矿脉走向，仅只开采露头矿，所得有限，再加上受技术限制，不能大量挖掘。陈宝箴奏设矿务总局时，就认识到“纯用土法，工巨利微”，打算用机器采矿。但苦于资金缺乏，不得不向湖北铁政局借用机器,“暂为通融”。待资金稍微充裕，陈宝箴又自行购买了部分机器。在他的过问下，一些矿相继使用机器采矿。1897年陈宝箴聘用粤东技师温秉仁，购置美国汽油发动机、采矿机及法国舂砂机开采黄金洞金矿。1898年，陈宝箴又致函出使俄德大臣工部左侍郎许景澄，委托其“就近代购湖南开采金矿合用机器”。陈宝箴还委任熊世池，“添用西法抽水等机器”，开办宁乡煤矿。另外，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板溪锑矿等矿山，也在陈宝箴的支持下，相继使用机器开矿，实现了由传统矿井向近代矿山的转变。三湘大地第一次出现了用机器进行生产的新式矿山，这标志着近代化的生产方式在湖南终于开始逐渐取代千百年来沿袭未变的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这是时代的进步。

矿砂提炼技术的改进，是新法开矿的一个重要方面。冶炼技术的提高是关系到湖南矿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对锑矿来说更是如此。湖南锑矿储量丰富，但锑矿发现得较晚。陈宝箴在疏请开发湘省矿产时只说:“先择铜、煤、铅、磺等确有把握之处试行开采”，并没有提到锑。1896年春，陈宝箴的姻亲刘鹤龄从益阳板溪带回一种矿石到矿务局请教辨别，人皆不能辨，经汉口英国洋行化验，始知为“安第摩尼”，即锑矿。益阳发现锑矿后，陈宝箴如获至宝，他立即于益阳板溪设中路久通公司试行开采。板溪锑矿矿区面积约有三千亩，该矿矿产虽丰，但矿质较劣，锑砂生于石英脉内，成分不纯，约含辉锑30%。冶炼技术问题是发展锑业的关键。板溪矿先是以土法冶炼锑砂，后来陈宝箴将其交由梁焕奎承办，用西法冶炼锑砂，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此外，大成公司的炼锑技术，锡矿山的炼铅技术，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5.完善矿务体系，改善运销系统

陈宝箴任内，湘省矿业已形成官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矿务体系。湖南矿务兴办之初，以官办为主。由于官矿的示范和先导作用，一些绅商开始对投资矿业感兴趣；陈宝箴因势利导，鼓励绅商入股官矿，许多官矿有了商股的渗入。接着他又“晓谕绅商，广开各矿”。谭嗣同进而建议陈宝箴开放矿禁：“煤、铁、硝、磺，宜任商民自行开采，至金、锑之类，则宜商采官收”；陈宝箴“深韪其言”。在二十余处官矿中，他选留了几个，其余均归于商办。在陈宝箴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湘绅具禀请开矿者甚多”，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商办矿业热潮。据《湘报》25号《湖南商办矿务表》统计，从1896年到1898年5月，禀请开办铜、铅等稀有金属矿共20家，其中17家系在1897年—1898年商办矿务热潮中开办。由上可知，湘省矿业由清一色的官办制发展为多种形式；由此向矿业近代化又迈进了一大步。

陈宝箴对矿产品的销售也很重视。1897年，他在汉口设驻鄂湘矿转运局，负责矿砂运销；“自矿产日旺，源源转运，销路颇宽”。湘省矿砂一部分由转运局在汉口售予英商，另一部分则由转运局会同各矿务分局在汉口、上海设栈自行销售，由此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运销体系。转运局和矿务分局还尝试借助近代媒体促销。《湘报》、《时务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多次登载湘矿看样订货广告。

由上可见，陈宝箴抚湘任内，湖南矿业近代化开始起步；陈宝箴的领导与开创之功，诚不可没。

三、湖南经济近代化的模式：以矿业为先导，靠政治强力启动

四、湖南经济近代化是以矿业为先导，凭借政权的力量，依靠实权人物自上而下推动起来的。自1895年陈宝箴试办矿务总局开始，就逐渐形成湖南近代以矿冶业为主体的近代企业体系，围绕矿冶业的发展，尔后形成了以维修、加工修造为主的机械工业。当然，要开发地下资源，必须以交通与之配合，必须建立工厂，必须建立运销的商业系统；这些活动项目，就整体而言，可称为一个经济近代化运动。

湖南的经济近代化属于典型的后发型近代化，其进程与原生型近代化有明显的不同。原生型经济近代化大体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其变革往往是自下而上发生的，近代化的推进力量主要来自民间。后发型经济近代化则往往是在面临外部近代性积累的情况下强行启动的，连从民间获得足够支持也是困难的。例如，陈宝箴筹设湖南矿务总局之时，本想以官商合办为主，他号召绅商踊跃集股，但由于开矿投资大，资金回收周期长，不少绅商望而生畏。在民间积累力量不够的情况下，只有由官方出面，由政府大员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自上而下地启动近代化。矿业是投资巨大、收效相对迟缓的产业部门，尤其需要官方的扶植。

湖南经济近代化之发轫，首先出现在矿业部门，与陈宝箴的近代化意识有密切关系。经济近代化运动是资本主义化的运动，推行经济近代化的主导力量按理应是资产阶级。然而，官本位的政治格局，“农本商末”的传统文化影响，削弱了中国资产阶级在近代化运动中的主导作用，给手握地方实权又较开明的封建官吏在早期近代化事业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湖南的经济近代化之所以在湖南新政运动时期得以启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任湘抚的陈宝箴对近代化持开明与远识态度。特别是陈宝箴处巡抚一省之领导者地位，较易开启风气。他启牖湖南绅民观念颇深，“首鼓革新之运气”，“一意振兴西学”，与学政江标等一道，“交资提挈，煦翼湘人”；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湖南新政运动由此发端。陈宝箴意识到，开发矿产是发展湖南民族工业的一条重要道路。他对湘省矿产资源早就有所认识。光绪初年，他在湖南任中级官员。在巡视湖南中南部时，发现那里矿藏丰富，但由于保守观念作祟，以致货弃于地，老百姓“坐在宝山上挨饿”。陈宝箴尝谓：他日如能主政湘省，定将开矿兴利。十几年后，他果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受命抚湘后，陈宝箴进一步认识到：“开矿种植两端于湖南大利所在”。因此，在讲求改良农业的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开发矿产。

陈宝箴就任湘抚后不久即奏设矿务总局，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开采矿产。后来矿务总公司之成立，公私企业组织锐意经营各矿的开采与冶炼，都是因以矿业为先导的经济近代化运动而发轫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南能有全国最大的矿产出口量，矿务总局的设立是一个起点。陈宝箴为湖南矿业立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湘省矿业后来居上，在全国占重要的一席之地，陈宝箴实居领导与开创之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益阳板溪是中国锑业发展最早之区，该矿系由陈宝箴创办。

陈宝箴在湖南能大有作为，还得益于自咸丰以后督抚权力的不断膨胀。咸丰以后，“主威素重”的权集中央状况渐趋打破，军权、财权、行政权开始下移。陈宝箴到湘后能动用固定资金创办近代企业，正得益于财权的下移。1853年清廷谕令，除京协各饷外的存留库款，地方督抚可以支配。湖南是敷支出而有盈余的省份，“甲午中日之役后，复岁摊赔款数十万两”，但地方财政仍“尚能敷用”。所以，陈宝箴抚湘时有一定财力投资创办近代企业。陈宝箴资金投向的重点是矿业。矿业是一个耗资巨大的产业部门，由政府出面倡办并给予扶持，是这个产业起步的必要条件。湖南矿务总局“官矿资本开办之始，并无固定之款，于厘金、善后、屯垦三局随时提款充用。当时开办19局，动用公款50万两。”由于陈宝箴处巡抚一省之领导地位，能调动较多公款，19个官矿分局方得以设立。

由上所述，陈宝箴的个人作用与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人民群众，任何个人包括伟大人物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不可能脱离群众、阶级、集团或文化共同体。但是，我们也不排除个人特别是某些伟大人物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发展进程起巨大作用。作为遥领一方政务的封疆大吏，的确可以把握契机，洞察动向，在客观现实许可的范围，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某一区域的近代化进程。清末各省区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即深刻打上了地方大员历史活动的印记。湖南处于内地，风气闭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与沿海地区不同的特点。沿海由于得风气之先，近代资本主义起步较早，发展甚快；而湖南则迟至19世纪末，才在得力督抚的推动下，以传统矿井向近代矿山转变为标志，步履蹒跚地迈入近代化的门槛。

不可否认，湖南矿业近代化自陈宝箴筹划始，一直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湖南近代企业的出现基本上不是民族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产物，不是在轻纺工业和手工业基础上产生，而是从采掘业开始。在当时情况下，陈宝箴把优先发展矿业作为兴湘首要之策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后来采矿业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制约着湘省矿业的发展。一是人才问题，许多主持矿务者类非其才。当时湖南精通矿学的人才如凤毛麟角，尽管陈宝箴多方延聘人才，仍不能满足开矿的需要。陈宝箴一方面计划选派留学生去日本学习矿务；另一方面设矿务学堂，培养矿学人才。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专门人才的匮乏，一直是制约湖南矿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二是资本分散。开发矿产需有大量的资本积累，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资金分散则难成就大事。以锡矿山为例，锡矿山一山同时有百余家大小矿从事开采，若能形成规模经营，成就会大得多。三是迷信观念的作祟。尽管陈宝箴到湘后注意广开风气，但几千年来沿袭下来的迷信观念难以尽行破除。陈宝箴开发湘矿，应付之道，必先说明开矿“于民田庐墓一无妨碍”。此外，湘矿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不是供应本地，除一部分供应湖北的钢铁工业原料外，大部分作为初级产品销售给国外作工业原料，矿产品结构也不合理。湖南近代矿冶业不是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而是一种原料采集阶段，它的产品不是最终产品，而大部分为原矿砂；陈宝箴抚湘期间，一些矿已着手自行冶炼矿砂，但冶炼加工能力总的说来还是有限的。

总之，陈宝箴抚湘期间，湖南的矿业近代化仅仅只是起步，还存在不少问题。湖南矿业近代化启动过程中的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湖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除此之外与陈宝箴的个人素质也有关系。陈宝箴本人并非资产阶级化的企业管理者，而只是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其思维方式、知识构成、管理作风，均不能说完全适应近代大工业的基本要求。举一例为证。湖南并非产金区域，陈宝箴以为采金有利可图，在未取得矿师论证的情况下，即决定大规模开发黄金洞金矿，三年累计投资额达40多万元，以致“靡费甚众，所入不敌所出”。

最后应该说明，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指出陈宝箴在经济改革中的局限乃至错误，但绝不可因此抹杀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之功。湖南矿业发展虽然困难重重，但通过陈宝箴等人的大力倡导，毕竟在近代化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湖南矿业虽历经坎坷，但仍然是在不断发展之中。湖南以工矿为主体的民族工业也因此打下了基础，湖南新政运动则由此获得了经济上的一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