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就如下几个问题对这十余年来曾国藩研究的问题作些叙述和评论。

（一）关于曾国藩的总体评价问题

有关曾国藩总体评价问题，仍然是近十余年来学术界争议颇大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为基本否定论。董蔡时仍坚持原有观点：曾国藩一生干了几件事，“绞杀太平天国与捻军有大罪；晚年办理天津教案，恐洋媚外，草菅人命，有罪；倡导洋务……有功。功罪不能相抵，但可以相比。比较下来，曾国藩罪大于功，铁案铸成，他是历史的罪人”。李傲雪、李霄霄指出：“说文治，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卖国贼。”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外国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天津时，“正血腥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拒不调兵，一力主张对侵略者投降，甚至奴才般地乞求侵略者帮他镇压太平军”；二是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查办过程中，曾国藩在侵略者面前 “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王汉新认为：“曾国藩的言行，表明他实质上是一个信奉唯心主义理学，充当帝国主义、清王朝的走狗，极端残酷地屠杀人民的人。”方志钦则强调：“曾国藩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杀人狂。”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曾国藩为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形成所谓同治“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二是曾国藩在全力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残民以逞，杀人盈野”；三是在镇压人民、维护清朝统治的过程中“杀华人，媚洋人。”姜铎在对原有观点作了部分调整之后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过大于功或功过参半的人物，因而不宜大张旗鼓地过于渲染。”

第二种意见为基本肯定论。徐泰来坚持认为：“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孙映球指出：由于曾国藩办洋务，在客观上起了历史作用，即“他所做的一切构成了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章”，从而，“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以笔者之管见，应予肯定”。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第一种观点则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政治要求的角度，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苛求于前人。这是因为，此观点在研究历史人物的理论上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用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历史人物的同时，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很少去探讨造成曾国藩等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根源所在。研究历史是为了避免重复前人的错误，如果知其错而不能知其所以错在哪里，对今人是没有多大借鉴启发价值的。

（二）关于曾国藩对外交涉思想和活动的评价问题

近十余年来，学界就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和活动的评价这个以往争议颇大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对曾的对外交涉活动的评价之上。

作为否定论者的代表人物，如董蔡时、方志钦等人，对曾国藩等洋务派对外交涉的基本方针及其具体主张作了全面否定，其具体内容牵涉到曾国藩对外“主和”的总体思想、对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国藩是否出兵 “勤王”、曾国藩对借洋兵助剿太平军的态度、对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基本方针等问题的评价之上。董蔡时指出：“早期洋务派的特点是崇洋媚外，对内坚决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甚至不惜‘引鬼入门’，‘借夷兵助剿’，购买洋枪、洋炮来屠杀中国人民，而曾国藩正是这号人物。”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却捞到了 ‘勇于御外’的好名声”，其实，他是一个“怯于御侮的人物，是一个善于演假戏的丑角”。王汉新认为：“在与太平军战争中，曾国藩请洋兵‘助剿’，并得到洋枪洋炮等武器的供应。……这是曾国藩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 ‘明天理，灭人欲’的罪恶。”此外，方志钦、尤文远等人也基本持这种观点。

与上述观点相对立的论文和著作在近十余年中数量不下20篇部，有的专论曾国藩对外交涉的思想和活动，有的则在总论洋务思想和活动中集中论及曾国藩对外交涉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问题。在总体肯定其具有合理性的同时，重点探寻形成曾氏对外交涉功过是非深层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和文化的、曾氏所处时代环境和自身基本素养等主观和客观等诸多因素所在，其结论显然比以往持妥协与抗争并存的观点深入了一步。关于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迟迟不派兵勤王的问题，唐浩明重点分析了咸丰皇帝谕令曾国藩等派兵北上勤王的错谬有三点：一是英法联军已迫近北京，与正在逃亡的一群帝王后妃不过两三百里之距，“此时要调兵勤王，只能就近调，怎么能从数千里之外的江南战场上调人呢？”二是咸丰皇帝等人过分看轻了洋人的力量，不作任何准备就“以中国士兵血肉之躯冲破洋人枪炮子弹的射击网，去跟洋人作肉搏之斗，这是何等残酷的设想！”三是“种族歧视”相当明显，蒙古和八旗兵丁不调遣，偏偏要汉人去送死，“去做炮灰”。从而，曾国藩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按兵请旨”待机而动，实则巧妙应付了朝廷的指令。笔者认为，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否定论者对当时客观实际不作任何分析，就匆忙断定曾国藩是一个“怯于御侮”、“善于演假戏的丑角”，结论很难令人信服。

关于 “借洋兵助剿”太平军的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详尽分析考察，重在对曾国藩就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前后发展态度的评判。李国俊指出：说曾国藩赞同或力主“借洋兵助剿”太平军，“是缺乏事实根据、违背历史事实和不够实事求是的。”他分析曾氏 “坚决反对 ‘借洋兵助剿’的根本原因”就是 “内心深处封建纲常名教观和对清王朝的‘忠信’”。徐泰来在分析中指出：“借夷兵助剿”的“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他在奏折中不仅不赞同此议，而且表示坚决反对。正因为曾氏等人的坚决反对，清中央朝廷“最后只得作罢”，整个咸丰朝未能将“借洋兵助剿”之议付诸于实践。“史实明摆着，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成晓军认为，与曾国藩在整个对外交涉过程中坚持妥协与抗争兼而有之的原则相适应，他对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明确表示“会防不会剿”，虽最终不得不服从朝廷的旨意而主张既已借助，就应“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不可猜疑”，但在内心深处，曾国藩对于借助洋兵会剿“终不谓然”。此外，李国俊、李宪英、李传斌、邱展雄、李凤君等人从不同角度，运用大量史实分析曾国藩在“借洋兵助剿”太平军的问题上并非如否定论者所说的是首议者、力主借助者，尽管曾国藩在反对借洋兵助剿的问题上出于多种考虑，但其民族自主意识是明显的，匆忙把投降、卖国、怯弱、媚外的政治帽子扣在他的头上，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关于曾国藩查办 “天津教案”的问题，近十余年来讨论比较活跃。董蔡时、方志钦等否定论者一口咬定曾国藩从一开始就投降媚外，“天津教案”的屈辱结局完全是由曾国藩一手造成的。针对这种观点，徐泰来指出：曾国藩一接手天津教案的处理就处于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须向侵略者妥协，做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经过权衡，曾国藩面对当时形势，不得不在保持和局的前提下，尽力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对此，我们不能苛求于曾国藩”。“权衡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处理上的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功大于过”。池子华指出：“尽管曾国藩有许多失策的地方，但津案所以办成屈辱性的外交，曾国藩也不该负主要责任，要怪只能怪腐朽透顶的清政府，怪中国的国力太虚弱了。”成晓军具体分析了曾国藩处理 “天津教案”的前后态度，尤其是所处国际环境和清中央朝廷在此案结案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曾国藩并未一味对外妥协投降，而是具有 “抵制、抗争的一面”。胡铁民、黎映桃则据现代法理原则对曾国藩查办天津教案的结局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评析。就天津教案具体案情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天津百姓因怀疑法国传教士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劣迹，“而围攻教堂、骚扰传教士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仅凭怀疑不能作为“判断定性的依据”；二是法国人丰大业开枪击毙人命固然有罪，但“他的责任自然有清廷与法国交涉而被予以追究，村民无权自治其罪”。进而，由于曾国藩作为传统士大夫在其身上具有的传统操守和法律观念，在查办天津教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即讲究公正、注重调查、警惕会党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津案的处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曾国藩在当时环境条件下只能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通过对“华洋会剿”、“天津教案”等重点案例的分析，肯定论者或基本肯定论者就曾国藩 “主和”外交观产生形成和在实践中的合理性给予了客观的评判。吉晓华指出：曾国藩的 “主和”外交理论及其实践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应予肯定。“在理性观念的支配之下，曾国藩处理外交事件向来不被浮躁的社会舆论所左右，而是从大局出发，权衡各种利弊，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和牺牲，宁可暂时向敌人作出让步，也决不意气用事”。这就是说，与顽固守旧派不同，曾国藩做到了理智战胜情感，而不是用情感代替理智。李传斌认为：曾国藩通过对中外情势的对比，在提出“和戎与自强的外交战略”的同时，提出了讲求诚信、谨守和约、注重实力等外交策略。这种策略就是为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争取时间自立自强。“总而言之，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介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对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变迁起了一定的作用”。李丹、张海鹏指出：早在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就积极主张“师夷长技”以徐图自强，随着视野的开拓和对中西方势力的对比加深，他越来越感到中西差距太大。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不可能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是导致中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源所在，“唯有希望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来使中国得到发展，进而缩小中西差距。”这既“决定了他在70年代采取‘力保和局’的思想”，也是他的“主和”外交观产生合理性的重要依据所在。此外，汪林茂从儒家伦理观念的角度对曾国藩对外交涉思想进行了很有学术见地分析评判，摈弃了否定论者对曾氏外交理论和实践作简单批判的弊端，注重从思想文化这个深层次评析造成曾国藩对外交涉功过是非的因素所在。笔者认为，曾国藩的 “主和”外交观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特定环境条件规约下的产物，具有其时代的合理性，不应全面否定，而应基本肯定。否定论者的缺陷在于，不顾客观形势，过分强调情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少顾及理智用事的一面。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和抵抗外国侵略、民主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历史演变过程是双重进行的，能否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近代中国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否定论者抛开这个特定因素去评价曾国藩对外交涉理论与实践，其主观随意性也就相当突出，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三）关于曾国藩幕府的评价问题

有关曾国藩幕府问题的研究，尽管在以往有所涉及，但对其进行全面深入考察则是近十年来的事情。

关于曾国藩幕府盛况空前的原因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虽有差异，但根本对立的问题不存在。朱谐汉认为：原因主要表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就客观原因而言，首先是曾国藩办湘军需延聘幕僚为其办事；其次是仕途黑暗，读书当官的机会不多，显扬功名的机会更少，出任幕僚建功立业可以做到短平快。就主观原因而言，首先是曾国藩对幕僚能做到悉心培育扶植；其次是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为曾国藩举荐幕僚功名提供了条件。李志茗从四个方面论述曾国藩幕府空前兴盛的原因：一是曾氏不仅爱才如命，而且善于识别和任用各种人才；二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为曾国藩幕府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契机；三是各种人士的涌现，为曾国藩广泛征士创造了条件；四是曾国藩经常荐举有功幕僚，从而吸引更多人才投奔其幕府。刘建强认为：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兴起为曾国藩幕府的兴起和形成提供了客观环境；曾氏地位高、权力大、辖地广、统兵多，加之道德学问好，功名事功显赫等因素，“对各类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曾国藩独特的育人用人理论和实践使其幕府聚集了一大批能人才杰”。成晓军重点强调曾国藩的独特而又有实效的人才理论和实践起了作用。

上述分析可以说是有关曾国藩幕府研究问题上首次系统全面的观点，尽管各家观点不尽一致，但大同小异，均涉及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关于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的影响问题，旧中国已有较多学者作了评述，但其观点值得商榷之处较多。近十余年来，学界就这个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朱谐汉在《曾国藩的幕府及其“功业”》一文中认为，曾幕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二是在向上层社会流动后影响到晚清政局。李志茗在《晚清四大幕府》一书中指出：维系清王朝统治；造成督抚专政局面和满汉权力格局的再分配；促成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点；为晚清造就一大批各式各样人才。这是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产生影响最突出之处。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但尚有继续深入分析的必要。如曾国藩幕府是如何行使地方政府职能的？曾幕幕僚的举荐和提拔与晚清官吏制度之间存在着什么深层联系？曾幕幕僚在后来的从政活动中对于晚清政局产生过什么影响？等等。则有研究的必要。

关于曾国藩幕府的特点问题，近十余年来有关学者通过对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重要幕府的比较研究，认为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曾国藩幕府的地位和声望远比李鸿章幕府、张之洞幕府和袁世凯幕府大得多。李、张二幕府虽然在办洋务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对于晚清政局的影响不是很大，其影响主要是在经济层面。袁世凯幕府虽然在加速晚清覆亡过程中起了作用，但与袁世凯的政治投机相适应，其幕府仅仅起的是促进作用，并且只是暂时的。二是曾国藩幕府人员的出身和构成与李幕、张幕、袁幕不一样。曾幕读书人较多，并且戎幕占主导地位；李鸿章幕府在剿捻时主要为戎幕，剿捻后主要为文幕；张之洞幕府和袁世凯幕府则全是文幕。三是曾国藩幕府人员出幕后的地位之高与影响之大，是李幕、张幕、袁幕所无法比拟的。曾幕幕僚官至督抚者26人，李幕幕僚官至督抚者16人，张之洞举荐过的幕僚约 50人，官至巡抚者仅一人。学者们还就曾国藩幕府对李鸿章幕府和张之洞幕府的影响问题做了总结梳理，认为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一是李、张二幕延续了曾国藩奏调官员入幕的延揽方式；二是李、张二幕继承了曾幕上下级即幕主与幕僚的关系模式；三是李、张二幕沿用了曾幕实行主宾经济关系分离的原则。至于曾国藩与幕僚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也有学者做过详细考察，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观点。

此外，近十余年来有关曾国藩理（礼）学经世思想、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曾国藩的中西文化观、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曾国藩文学艺术思想以及曾国藩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曾国藩为何不称帝等问题，都较以往有了深入研究，因其争论不大，在此不作专题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