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变法运动中，陈宝箴是非维新党中人而又积极推行新政的高级官员之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以湘俗固塞守旧，遏绝西法，更以外患侵逼，思以一省致富强为天下倡，故一到任，便“迭与湘省绅士，互商提倡振兴之法”，积极推行湖南新政，倡办电信、内河小轮船、矿务局、湘粤铁路等实业，设保卫局以维持治安，又创办南学会、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以变士习开民智。“次第而毕行，行之两年，湖南风气盛开，吏治亦称最”。本文将就陈宝箴在湖南办新学，特别就其创办时务学堂一段历史，进行讨论。

　　一、办学渊源

本节讨论两点：创办时务学堂之前陈宝箴改造旧学创办新学的思想，时务学堂创办前的湖南新学。

《上沈中丞书》议书院一节，是我们所见到的陈宝箴表达自己对办学看法的最早材料。在这封信中他指出：“国家造制科以遴才，意非不善，然教官之权太轻，又不知所以为教，而科制之弊，则务为帖括剿袭，以赀弋猎，虽日读四子五经，满纸道德经济，其实于已无与也。……其可以就成法之中，富化栽之意者，莫如书院一事。”

沈中丞即沈宝桢。是书作于同治三年(1869)，沈宝桢任江西巡抚，擒洪福瑱、洪仁玕等于赣。太平天国覆灭，沈氏始能整顿地方政治，时陈宝箴在席宝田军幕中，上书沈氏提出自己对整治地方之见解，议书院即其中一条。此时，陈宝箴已尽知科举旧制与官办学校之弊，其彰扬书院之教育，以书院的传统，较为注意自身体会与知行一致。至于书院教学之内容，书中尚未论及。

光绪六年(1880)，陈宝箴任河北道台。任上，陈氏创办致用精舍，并亲定《河北精舍学规》。他以为，清代书院之设，始于阮元。但阮氏办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考据辞章之士，多出其中，而能以道德经纶世变者渺焉”。而苏鄂川陕诸省精舍“俱不出学海堂之制”。故他在致用精舍中，多置经济实用诸书，并在《学规》中指出，“读书总期明体达用”，要求“诸生诵书经史而外，或旁及诗文、天文、算学，各从所好，期于不荒正课而止。至盐、漕，地舆，水利，农田，兵法，河工，屯、牧，船、炮，尤用世之士所宜急讲。所置诸项书籍，宜以次恣览。”

从这个材料看，陈宝箴所强调的书院教学的内容，虽比学海堂一类书院更注重培养实用人才，也有了一些西学的因素(如船炮之类)，但步子还不及洋务派倡办“洋学局”迈得大。

在倡西学的洋务派人士中，湘人为数不少，如曾国藩、左宗棠、曾纪泽、郭蒿焘等，皆能开创风气，为当时所推重。但整个湖南民风犟顽，对西法新学鄙夷不屑，甚至悉力拒之，“不愿师他人之长，与异族为伍”。不过，到陈宝箴莅任之时，新学风气已渐开，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湖南学政江标批准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并在当年湖南乡试中，“搜取试卷中之言时务者，拨为前列，以为之招”。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万国公报》第90卷有“三湘喜报”新闻，谓其时因湖南督学使者江标“命题课士，博古之外，兼取通今，三湘人士，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原注：去年所译之《泰西新史揽要》，总百年来欧美诸国振兴之大成，今年所著之《中东战纪本末》，示天下万国安危成败之明准，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一倡百和，寝成风气。”湖南时务学堂兴办之先，湘省士子以应举试之需而读新学之书，然风气也自是变易，江标改变士习之功，不可谓不巨。

陈宝箴在赴任途中，经湖北，听说江标改书院为算学馆一事，深加赞许，兴办时务学堂的想法，或即于此时萌发。唐才常在当时给唐才中的信里提到：“陈佑民(宝箴)中丞到鄂时，即闻浏阳有改书院之举，深以为然，且云省中亦当照办。”陈氏莅湘后，即命将谭嗣同《兴算学议》印一千本，遍发全省各书院，表明自己对兴新学的态度。

时务学堂，便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兴办起来的。

　　二、时务学堂始末

如上节所述，陈宝箴入湘前，已有兴办新学的主张与行动。即抚湘省，时务学堂之创建，也便在陈氏筹虑之中。光绪二十二年(1896)底，此事先由省绅王先谦提出。陈氏向湘省人士披布，谓自奉命抚湘，“惟念大雅之士无待转移，后起之贤有资造就。从前各书院均为成材而设，其于学业基始之士，无由别辟径途。若无龆龀之年，预储远大之器，必使兼备通中外，勿坏厥基，方足以期振兴而求精进。事繁费重，创造为艰。上年十二月间，正在筹摅之际，适据前国子监酒王绅先谦等呈请设立时务学堂前来，当经本院批准先行立案。”

从这段极得体的文字中可看出，原先湘省各书院，惟讲旧学，陈氏不满足于此种状况，故欲创办兼通中外的新学堂。然顾及湘省守旧势力之强大，而办新学之经费筹措，又非得到本省绅衿支持不能充足，故思虑再三。适好旧派领袖王先谦提出建议，便立即将此事委熊希龄总理执行。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每年常款已集有二万余金，规模可以大开，现已分门聘请明师，并广购仪器图籍”。学堂教师“聘新会梁卓如(启超)任总教习，吴县李择琴(维格)教西学。分教则有浏阳唐绂丞(才常)，石棣杨葵园(自超)，番禺韩树生(文举)，归善欧云樵(榘甲)，东莞叶仲远(觉迈)”。八月，各府士人以乡试萃集省城，陈宝箴出《时务学堂招生示》。湘中反应热烈，学堂拟招学生120名，而投考者多至4000余人。招考结果，取录学生仅40人。冬十月，梁启超至长沙，学堂开讲。

时务学堂开设课程，据陈氏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奏折讲，“讲授经史掌故，公法有格致测算等实学”。而实际上，课程设置内容全由总教习梁启超拟定，熊希龄《上陈右铭中丞书》云，“学规课程应读何书，应习何学，卓如初到湘时，即定有条目，送交各官各绅，互相传观，群以为可行，卓如仍照此教法”。于是梁启超用《公羊》、《孟子》做教材，开列康有为《长兴学记》等书供学生阅读，宣扬其师康有为之维新革命思想。并教学生以札记形式，写下听讲阅读心得，以祈有自身体会。此后数月，梁氏以全付心血投向学堂教习之务，“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

陈宝箴虽未预学堂教务，然陈氏既视学堂为培育人材之要区，对其兴办情况，也极关心。观其为时务学堂筹措经费事，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与二十四年闰三月，两次上奏，要求在本省藩库、粮库、厘金局三处公款及盐厘加价银中，拨出款项，作为办学经费，使时务学堂得顺利开办，即可知其一斑。

在此期间，湖南新旧两派在办学问题上的冲突日渐激烈。梁启超入湘月余，便上书陈宝箴论湖南应办之事，首论举新学以启民智，其建议有两项：先使全省书院官课师课，皆改课时务，一新学生耳目。次则使时务学堂广设外课，各州县咸调人来学。此项学生除习古经子史外，又授以东西史志，内外公法，使其知维新有功，公理可贵。半年或一年为期遣回乡，有学成者，择为各县小学堂教习。待风气稍成，则饬令州县，改书院为学堂，使新学深入人心。此两项动议，对当时把持书院教育权的旧派，显然有较大的触动。再加上梁启超等人在学生课艺、日记上的批语，颇多倡民权反君统、甚至反满之言论，引起旧派激烈的对抗。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正月，梁启超因患疟病不出，二月，病愈离湘。两派对抗愈演愈烈。五月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上书山长王先谦，诬时务学堂之作为，欲以成就无父无君之乱党，祈请王氏致函陈宝箴，整顿学堂，辞退梁启超等人。七月，时务学堂学生具呈控告宾风阳等将此信以揭贴形式张贴于衢路，学使徐仁铸因此传讯宾凤阳等，严加斥责，而王先谦则为宾等辩护。此期间，湘省两派绅衿都上公禀于陈宝箴。以王先谦为首的旧派，直訾梁启超等为“康门谬种”要求学堂另聘教习；以熊希龄为首的新派则针锋相对，指责通省书院山长多守旧不通时务之人，多种积弊甚深，要求严加整顿。在此种情势下，陈宝箴顾及湖南新政其它方面，为维护大局的稳定，在时务学堂的管理人事上，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他让原来总理学堂的熊希龄送学生赴日留学，委任革新派的黄遵宪为学堂总理官，汪诒书为总理绅，以缓和双方矛盾。

但是，由于此时梁启超已在京被任命大学堂译书局事务，粤籍叶、韩两中文教习也愤然辞职，学堂的维新派色彩也减去了许多。

湘中旧党之反时新政，并未因陈宝箴采取折衷立场而有所收敛。他们一方面联名函告京中湖南同乡官，谓陈宝箴、黄遵宪“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情事，不能不先事豫防”，于是湖南京官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弹劾；另一方面又在本省滋事，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对陈宝箴和新党施加压力。结果，陈宝箴只好让时务学堂暂放假日，至七月中旬方续聘教习，再次复学。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政变后，黄均隆又就时务学堂等事参劾陈宝箴。是日陈宝箴父子即被革职。时务学堂《学约》等书的版片印本也一律销毁。之后，时务学堂“改名求是书院，复课旧学，而文明日新之学尽废，旧生徒悉去”。至此，陈宝箴所创办的时务学堂，名实俱亡了。

　　三、陈宝箴与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三数月即遽去。其间与陈宝箴关系如何?值得单独探讨。

梁启超之来任学堂总教习，王森然谓是“谭嗣同言于湖南巡抚陈宝箴，徐仁铸乃聘之主长沙时务学堂”，胡思敬则谓熊希龄“初与梁启超交，即引之入湖南，推为时务学堂教习”，皆非。梁氏之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实由黄遵宪推荐，而得湖南官绅有力者(包括旧派之王先谦张祖同)赞成而后受聘，熊希龄述其事云：“去年初立学堂，延聘梁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观察，江建霞、邹沅帆及龄与伯岩皆赞成之，继则张雨珊、王益吾师亦称美焉。”陈宝箴则因其子三立说动而同意，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说，黄遵宪原荐康有为，陈三立认为梁氏“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陈宝箴以为然，因而聘梁到长沙。给梁启超发出邀请信的是陈三立与熊希龄联名，故梁启超有给二氏之复函。

至梁启招之去职离湘，胡思敬以为因其与陈宝箴意见不合而辞去，其《戊戌履霜录》云：“(梁启超)上书巡抚陈宝箴，请保境独立，如窦融河西故事，宝箴大骇，梁鼎芬至诋为会匪，乃辞归。”另一处又提及此事，则云：“梁启超初来主讲，著讲一千余言，请宝箴自立，如窦融河西故事，谓‘不幸乘舆播迁，而六飞有驻足之地，大统沦陷，而种类有倚恃之时’。宝箴初以才辩器重启超，至是始觉其奸，稍稍疏之。”细读梁氏此书，并无劝陈“保境独立”之语，其言“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与盛赞窦融经营河西，“卒能捍卫一隅，佐复汉室”，只是忧虑中国之将为列强蚕食瓜分至尽，故劝陈宝箴以湖南之地自立自强，“以存中国”。此种思想，与陈氏之思以一省致富强为天下倡，大抵无异，陈氏必不致于大骇，不致于以梁氏为奸。可见胡思敬所提出的梁氏去职离湘之理由，并不充分。

另一说谓梁氏离湘，是因为光绪二十四年春正月，“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此事梁氏《三十自述》已有明言，杨复礼、梁启勋也作如是说，本来应无可疑。但据皮锡瑞《师伏堂日记》说：“戊戌二月初十日，闻右帅(陈宝箴)已具奏，请殿试朝考概用糊名易书之法，梁卓如之策也。卓如将往粤，为乃翁五十祝寿，病已愈矣。”“十四日，梁卓如已往沪。乃翁在沪，待彼入都。秉三(熊希龄)云，恐其父迫之北上，请右帅打电报，告以保举特科，以安其心。可云爱才矣。”则梁氏是年正月病疟，至二月初十日已愈。离湘之原因，，一是为其父五十祝寿，一是在其父催促下赴京应春闱之试。结果，梁氏赴京而春闱下第。《三十自述》之说，恐是自讳。

如上所说，陈宝箴与任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在办新学行新政使湘省自强，以为天下倡，以存中国的思想方向上，大致是相同的。但在如何办好时务学堂，即办学的目标与具体手段方面，两人在思想上确实存在差异，兹略辨之。

陈氏撰《时务学堂招考示》，强调办学育才的紧要，故云：“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育才的目的，是使国势强大；欲使国势强大，又必须取泰西之所长，辅我之短。故学堂育人，“必使兼通中外，勿坏厥基，方足以期振兴而求精进。……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方习熟，即由本部院考选数十名，支发川资，或咨送京师大学堂练习专门学问，考取文凭；或咨送外洋各国，分住水师、武备、化学、农学、矿学、商学、制造等学堂肆业，俟确有专长，即分别擢用。”陈氏以为，“中国自强之基，诸生自立之道，举莫先于此”。可见，陈氏兴办时务学堂，是为了育人才以振国势。

而梁氏主讲时务学堂，撰《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首倡“立志”，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孔子之志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已推而纳之沟中，伊尹之志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之志也。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范文正之志也。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顾亭林之志也。学者苟无此志，则束身寡过，不过乡鄙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精义逃难之华士。”是欲学生先立以怀抱天下、开启民知为己任的大志。故《学约》又终之以“传道”，云：“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宜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然后孔子垂法万世、范围六合之真乃见。……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

梁氏所谓“孔子太平大同之教”，必指其师康有为私授的《大同书》，而康梁太平大同世之义，则在以民主平等的政体代替君主专制的政体，可见梁氏办学，首先是为了启民智而变政体，故养育人才诸措施，在《学约》中反居次要位置。

陈宝箴与梁启超在办学目的方面的差异，可见于上。因此，梁氏所论湖南兴新学应办之事，书院改课时务一条，陈氏则从之；学堂广设外课一条，则未见陈氏有何种态度与行动表示。因前者欲废帖括无用之学而育通达世务之才，与陈氏思想相合，后者则着眼于开启民智，与陈氏办学初衷不同。

梁启超为达到启民智而变政体的办学目的，在教学具体手段方面，则以《公羊》、《孟子》为教材，课生徒以札记。选用《孟子》，因为《孟子》是经书中宣扬民主民权内容最多的一部，选用《公羊》，则因为《公羊》是康有为推阐《孔子改制考》的依据。梁启超课生徒时大讲民权民主，已可从其在学生课艺、日记上所作批语见得。至于讲“孔子改制”之说，可以从《湘学报》所发文章得到证实。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札令湖北善后局停发《湘学报》，并电致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抗议“近日由长沙寄来《湘学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并点名说“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易鼐是时务学堂学生，而所谓“以公法比《春秋》”，即以西方政体附会“三世”说的改制论。陈宝箴对康氏孔子改制之说，也很不赞成。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康有为将被光绪帝起用，陈氏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对康氏《孔子改制考》激烈批评，请焚此书版本。其中说到：“梁启超经臣上年聘为湖南学堂教习，以尝受学康有为之门，初亦间引师说，经其乡人盐法道黄遵宪规之，谓何奈以康之短自蔽，嗣是仍渐知去取。”可知梁氏确曾以康有为改制之说，传播于学堂而为陈黄所阻止。

也许是存在这种思想上的差异，梁启超在赴京之后，便不再返湘任职了。

　　四、结　语

由于陈宝箴在湖南实行改革，创办时务学堂，影响所及，新学大行。其时梁启超被聘为学堂总教习，南学会第一批新学结社纷纷成立，《湘学报》《湘报》相继创办，湖南成为维新思想传播最迅猛的省份之一。这固然同湖南领导层如黄遵宪、徐仁铸等思想之激进关系极大，而作为一省长官陈宝箴思想之开明，也是极重要的原因。

但陈宝箴始终未完全赞许维新派的思想行为，以为其过于“矫激”。在办学问题上，他强调新学育人才而振国势的作用，折衷新旧两派的对抗，以祈使新学能顺利推行。

总之，从湘省新学的兴办过程，我们看到，陈宝箴的思想没有像当时洋务派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那样僵硬，他允许维新思想在湖南传播；但是，他又没有激进到成为维新派中人，时时对康梁的维新思想严加批评。陈寅恪先生曾自谓“思想在同光之间”，汪荣祖先生认为寅恪先生这句话“表示在思想上与他的父、祖是一致的”。同治与光绪之间，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看，正是维新思想逐步代替洋务思想的阶段。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思想在同光之间”用来评价陈宝箴是十分恰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