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戍变法期间，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其子陈三立和同僚黄遵宪、熊希龄、徐仁铸、江标、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的支持、佐助之下，积极响应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努力擘划改革，极力推行新政，鼎力振兴湖南；试图以湖南为基地“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因而使得素称守旧的湖南“风气盛开”、“日新月异”，“湖南新政时为全国各省之冠”。当时，不少国际人士亲临湖南观光，引日本萨摩，长州诸藩以相比，赞誉“湖南之治称天下”。陈宝箴治理湖南“实有其业绩”，是全国各行省督抚中“推行新政最力之一员”，被誉为全国“疆臣之冠”，受到光绪帝的“屡诏嘉奖，特为倚用”。然而，这样一个治绩卓著的爱国“疆臣大吏”却遭到了以王先谦(岳麓书院山长)叶德辉(湖南劣绅)为首的湖南顽固派的“嘿语群攻”，湖南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开始愈演愈烈，渐次与朝廷的帝后党争相联系，朝野顽固守旧势力勾结起来“嫉视维新之臣若仇敌”。共同诋诽湖南新政，结果戊戍政变发生后，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西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六君子”惨遭屠戮，陈宝箴因祸株连，因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十七个维新派骨干都是陈宝箴所举荐，西太后颁发上谕，斥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将他“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圈居”于江西西山靖庐。(今江西新建县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陈宝箴突然死去。

关于陈宝箴之死，史学界的专家基本认定是“正常病死”，也有学者认为是“自杀身亡”。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呢?九十年来一直是个谜。陈宝箴既是“封建官僚中难能可贵者”，也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维新派，近代振兴湖南的先行人，他为近代湖南的改革乃至近代中国的改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笔者对于陈宝箴的史迹和结局颇为关注，前不久在研读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时，发现其中《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有一段隐约、微妙的文字，值得推敲：

“府君生平所自得，盖非不孝所能测矣!(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不孝方移家江宁，府君且留崝庐，诫曰：‘秋必往’。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卒前数日，尚有《鹤塚》诗二章。前五日，尚寄谕不孝：‘懃懃以乱未己，深宫起居为极念!’不孝不及侍疾，仅乃及袭敛。通天之罪，锻魂剉骨，莫之能赎。天乎痛哉!……不孝既为天地鬼神所当诛灭，忍死苟活，盖有所待……敢就先府君当官施事追忆其大者略著于篇，不忍溢饰半辞诬吾亲重罪。”

细读斯文，耐人寻味。我曾根据文中疑窦推测，陈宝箴不可能是“正常病死”，也不可能是“自杀身亡”，其理由是：一、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其子陈三立“方移家江宁”(南京)，陈宝箴亦会同住，只是“且留崝庐”，“秋必往”江宁。此时，可见其身心康健，并无异常迹象；二、同年六月二十六日，陈宝箴“忽以微疾卒”。两个月之中，既无疾病怎么会“忽卒”呢?尚且“微疾”是不足以毙命的；三、陈宝箴“卒前数日”尚写有《鹤塚》诗二章，颇具雅兴，似乎宠辱皆忘，更无“忽卒”的因素；四、“卒前五日尚寄谕”其子陈三立，嘱其子兵荒马乱之年，处世极需谨慎。此时陈宝箴仍安然无恙，泰然自若，并无不祥之兆。陈三立奔丧回籍，见先父遗体已“袭敛”。“袭敛”二字便流露了他对先父死因的怀疑。联系陈宝箴死后，陈三立“锻魂剉骨”、悲哀欲绝之状似有难言之隐痛和愤感，只得“忍死苟活，盖有所待”；“所待”什么呢?很可能是期待有朝一日能昭明父死的真相，一洗先父的屈冤。据此可以推论：陈宝箴死得蹊跷，很可能是当朝顽固派所为。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对当时震撼全国的湖南新政疾恶如仇，对湖南新政的主持人陈宝箴更是恨之入骨，仅仅给他“革职”、“圈居”是不足以消仇解恨的，联系到西太后心狠手辣不作不休的秉性，她很可能会置陈宝箴于死地。

最近，偶尔读到当朝绿营兵千总戴闳炯之子戴远传手稿《普之文录》，其中有一段确切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闳炯)率兵弁从江西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这位当朝千总公戴闳炯之子戴远传的手稿终于解开了沉沦九十余年之久的陈宝箴“忽卒”之谜，揭示了陈宝箴蒙冤而死的真相，无怪乎陈三立在为父扫墓时赋诗云：“孤儿犹认啼鹃路，早晚西山万念存”。他矢志不忘先父陈宝箴蒙冤遭屈，催人泪下的“啼鹃路”，时刻思念着为父鸣冤昭雪的心情便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