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业社会的逐步形成和进一步发展，小说创作所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文化消费的多元化和人们追求的物质化倾向使得文学人口大量流失。但是这一令人忧虑的现象在小说家族中的历史小说却是个例外：不说文坛繁盛的80年代，就是文化大转型的90年代，历史小说以文坛幸运儿的身姿受到广泛的青睐。

究其原因何在 ？历史小说的走俏，既与大众读者对历史故事的偏爱密切相关，也与身处变革时代的人们在潜意识中对于从历史沿革中寻求可知当下文化建构参照的历史经验的渴求相关联，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历史小说除了提供历史故事和历史经验外，作为以人为表现中心的文学作品，它还提供了种种文学化了的异彩纷呈的历史图景和众多个性化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那些置身于特定历史图景中的历史人物所显现出的与现代人相同或相异的人性形态，是最令现代读者感兴趣的。虽然曲折历史故事有莫大的美学魅力，但这种魅力离不开故事中活生生的人物行为。事实上，正是人的丰富复杂的心理、情感活动所支配的人的行为的集合，才构成了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因而，历史小说的美学魅力的核心还在于人性，正是这种人性形态的展示，才构成了历史小说的特殊魅力。

90年代的文坛，历史小说众彩纷呈、成绩颇丰。尤以唐浩明“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态度最为可贵。唐浩明的《曾国藩》由于摒弃了泛政治时代对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的即成看法，而依凭诸多史料绘写出曾国藩的真实的历史面貌，虽然也有因居于历史史料未能充分发挥的人物内涵，但曾国藩所处的晚清风云社会和时代氛围，必然形成他复杂微妙、深邃难测的心灵世界，这就为人性描写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在文学作品中，人性描写事实上就是对特定环境中具有个性特征的人的欲望、心理和灵魂的逼近和把握。就历史小说这一特殊的小说门类而言，其人性描写通常要求作家首先进入所书写时代的历史情景（先锋小说不在其列），然后再进入这一历史情景中人物的心灵世界，实现这两个层次的进入是历史小说能否具有成功的人性描写的重要条件。除此之外，当然还需要作家拥有不囿历史成见和艺术传统的独到的观照人物、洞悉心灵的角度。只有这样，历史小说才能产生具有深厚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

唐浩明的《曾国藩》由于摒弃了泛政治意识时代对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的既成看法，而依凭诸多史料绘写出曾国藩的真实的历史面貌，这其中使然也有因对史实史料的拘泥而未能更加充分地发掘这一人物的人性内涵，但曾国藩所处的晚清社会风云际会‘矛盾重重的历史时代和文化氛围，必然形成他极为复杂微妙’深邃难测的心灵世界，这就为人性描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任何一个文学形象，其人性蕴含的丰富与否，通常与人物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如能力、气质、性格）的突出程度以及个性意识倾向（如需要、理想、信念、价值观等）的强烈与执著程度有着直接关联。人的诸多心理和行为表现事实上是个性心理和个性意识倾向的外在现实表现，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越鲜明突出，个性意识倾向越强烈，在其面对现实世界时，越时可能演绎出莫测难辨、繁复多姿的人性形态来，从而表现出丰富的人性内容。

在《曾国藩》中，唐浩明抓住了曾国藩这一历史人物的最主要的特征作为其人性表现的切入点，通过他着力绘写出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绘写出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人物范型。要展现这一人物的复杂性显然离不开对这一人物独特的极富个性特点的思维方式、情感特征、价值理念、精神世界的深入细致的摹写。唐浩明正是从这一点上，绘状出体现于人物身上的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人性形态。

出生于地位卑微的农民家庭的曾国藩，其童年生活环境的贫寒使他对自身地位的低下有明确的认识，天资聪颖的他自然不会甘于这样的现实，出人头地的欲望之幼就深藏于胸。随着学识才能的增长，政治野心和人生视野的扩展，其在仕途上向上岗攀援的欲望就日趋强烈，逐渐成为其的人生追求的内在动力。同时由于曾国藩自幼便受到儒家学说的浸染，儒家的入世思想正好强化了它改变现状、建功立业的人生欲望。他博学多才，广为吸纳各家学说，曾拜一代名师唐鉴攻理学，对儒释道各家也不生疏。使他不但成为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成为传统文化的实践者、承传者和捍卫者。于是，曾国藩早年所萌发的单纯的人生欲望与其后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意识便实现了一种内在的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可能是密切无间的——自我的人生欲望不可能与传统儒家文化所有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即便是儒家文化本身也充满着内在的矛盾性。由此我们衣能看出曾国藩在人格结构和人性形态上的基本轮廓，而这一人物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丰富的人性内容，都是源于这一基本的人性形态的，其人性表现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是由于基本的人性形态在面对变幻莫测的人生际遇和冷酷险恶的官场权变时的一种心态调整与灵魂搏斗的表现。

在作家笔下，曾国藩的人性构成中，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奋斗意志所构成的价值理想与对谦恭和蔼、仁爱诚信的人格境界的自觉追求所构成的道德理想是同时共存的。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我们不难看到，在曾国藩身上价值理想是高于道德理想的。但二者相一致时，他可以把道德表现得非常完美；当二者相冲突时，便会毅然舍弃道德理想，以确保价值理想不受损害。这种矛盾性最明显地他对太平天国的无情剿杀和冷酷凶狠上。在他严立太平天国被视为儒家正统思想的草寇流民，他们作乱起义行为是大逆不道的。因而，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一改他平日的儒雅风度和仁义情怀，不经使尽渴毒奸险的新机诡计，而且手段凶残酷毒，毫无怜悯之心，与他儒雅的一面形成极大的反差和强烈的对照，几乎判若两人。着两种有着极大反差的性格表现，事实上仍是曾国藩内在道德性与价值理性激烈冲突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冲突才构成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2001年唐浩明撰写的《张之洞》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作者称为“封笔”之作。3个月内，首印8万套已全部售完加印3万套。然而，与当年人人争阅“洛阳纸贵”的《曾国藩》相比，《张之洞》似乎并未达到人们预期的高度。批评家们认为，《张之洞》暴露了受史料束缚、艺术上宏观把握不够、细节上有硬伤等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共同问题。上海大学人文学院葛红兵副教授认为，唐浩明是典型的学者型作家，作者在史料上化了巨大的心血、下了极大的功夫，也恰恰造成了小说过于拘泥材料而缺少生动细节的后果，象“教科书”一样，使人“看不到生活化的张之洞”。唐浩明早已意识到所面临的问题，并发出了“要把史的东西变成美的——真是太难”的感慨。

从《曾国藩》到《张之洞》总的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以怎样的方式来把握历史，怎样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美学内涵和人性内涵。《曾国藩》比《张之洞》畅销的主要原因就是迎合了大众读者的口味，即表现了历史小说的美学魅力——人性，使读者不仅看到了不同于现实的社会人文风貌而且渴望在历史人物身上寻觅某种精神和情感的共鸣点。这也正是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在人性表现上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