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中国发生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在这场运动中，湖南成了当时全国思想最活跃、最富有朝气的一个省。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作为一名维新派，参加了这场运动，从而使湖南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唯一能发挥其作用的省区。

　　（一）

陈宝箴1895年就任湖南巡抚，正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不久。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成长起来，它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中国人民要求抵抗外来侵略，拯救国家危亡，已成为任何人都不可回避的历史要求。这场战争使得陈宝箴更清楚地认识到清政权的腐 败，“非扫弊政，兴起人材，兴天下更始，无以图存”（陈三立:《先府君行状》，见（《散原精舍文集》卷五。以下简称《行状》）。为寻求拯救国家民族危亡之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共同在湖南开展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

在湖南变法维新，陈宝箴认为:“其要者在董吏治、辟利原；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行状》）。并以此为纲领主持了湖南的各项新政。

推行新政，非得“沉毅有谋、更历事变者”方可胜任。在长期的官宦生活中，他对当时吏制的腐败十分熟悉。对那种在民族危亡之际，“群工之泄沓依然”，尤其深恶痛绝。所以陈宝箴主持新政的头一件事，就是“察劾府县以下昏墨不职一二十余人”（《行状》），其中有的还是“显僚豪最幕有气势者”（《行状》）。并对其贪暴横行者严加惩处，“而代以干良者”，使得“群吏懔然，遂改观”（《行状》）。陈宝箴还邀请了谭嗣同、梁启超等来湖南举办新政，为变法活动的切实开展奠定了基础。

在新政举办过程中，陈宝箴很注意发挥湖南的地区优势。他看到湖南荒山荒地很多，便饬令各府县:“木果杂粮，都可种植，松杉竹柏，桐茶棕漆，白蜡木油，皆为用场。布种一山，获利千百，桃桑桔柚，梅柿枣粟或鲜或干，少本多息”，要求在湖南山区农村广种树木和杂粮，这对于开发林业生产，以及照顾当地贫苦农民的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陈宝箴还仔细考察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之路。他认为“泰西富强之基，原于商务。目前所可仿行者，莫如铁路矿务两事”。所以他极力主张兴办实业，企图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这显然代表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富商的利益。

为增加省库收入，繁荣地方经济，陈宝箴决定设立矿务总局。他在奏请清政府立案时指出:“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惟五金之矿多出其中”，“当此时局艰难，度支日绌，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所能及。……矿产为自然之利，正宜设法经理”；“如渐有成效，尤可次第推广，以为练兵制械之资，冀辅库藏之所不逮”。湖南矿务总局的开办，得到了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矿务总局设立之初，缺乏经费，招股也很困难。湖南早期的民族资本家朱昌琳，在自己所开的乾益号借银一万两，解决了矿务总局的困难，使湖南的采矿业逐渐发展起来。

为发展民族工商业，陈宝箴等维新派除转让一部分矿业给商人开采，以发展“官督商办”的企业外，还多方鼓励私人创办其它企业。如对绅士梁肇荣等创立的湖南水利公司加以扶植，准其专利十年。他还支持民间集股修造粤汉铁路，支持湖南绅商和湖北合作，创办了小轮公司。陈宝箴还饬令长沙宝善成公司试制电灯，成功后即令推广。“由是长沙一城，自学堂、报馆以逮通衢之商肆，咸入夕炳炳矣”。

在维新派的大力扶植下，湖南的一批近代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较著名的，除以上所举之外，还有张本奎设立的湖南化学制造公司，张祖同等创办的和丰火柴公司，黄自元等创办的宝善成公司等。这些民族企业在维新运动中，排除万难，站稳脚跟，逐步发展起来了。陈宝箴等维新派为促进湖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避免其利权为列强所攫取，以及鼓励地主、富商向资本主义转化作出了贡献。

为了保证湖南的工商业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发展，陈宝箴还支持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仿照西方警察局形式创设新式治安机构:保卫局和迁善所。其基本宗旨虽在于镇压人民，但对于保护工商业者和一般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改造社会风气等方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新政实施过程中，维新派急需培养和团聚起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勇于改革的有用之才。所以，推广教育、培养人才的问题显得特别重要。陈宝箴指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材；人材之消长，存乎学校”。在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上，陈宝箴倾注了自己很大的心血。

1897年10月，陈宝箴会同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等人创办了时务学堂。陈宝箴亲自拟就的《时务学堂招考示》指出:“中日议和以来，内外臣工，仰体时艰，深维图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万堂为急务”。又说：湖南地居上游，人文极盛，海疆互市，内地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实导其先”。惟省内“从前各书院，均为成材而设，其于学业始基之士，无由另辟径途。若于龆龀之年，豫储远大之器，必使兼通中外，勿坏厥基，方足以期振兴，而求精进”。为切实办好时务学堂，陈宝箴任命了熊希龄、梁启超等一大批维新派主持学堂事务，从而把时务学堂办成了维新派宣传改良主义，培养变法人材的场所。

为在帝国主义尚未瓜分中国之前，迅速地实现改良，以“思保湖南之独立”，维派派于1898年1月成立了湖南南学会。陈宝箴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首先登台讲话。他具体地提出了南学会的奋斗目标，并首举“有耻立志”四个字，指出: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丧师辱国”，正日趋衰弱，实为国人之“大耻”，号召大家积极地图谋自强。为此，他抨击了与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不相适应的旧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告诫大家要彻底清除康乾以来士大夫那种“不务为实学，以虚美相高”和困于“八比试律小楷卷摺”而不暇关心国家社会，以及空谈道学，矜夸欺世等等积弊。指出必须要奋发自励，切实研习，“以求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之要道”。在维新派的努力下，南学会在当时成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不仅如此，陈宝箴还支持维新派兴办了湖南课吏馆、武备学堂等，支持谭嗣同等人创办《湘报》和《湘学报》，通饬各州县订购，并劝绅富自行购买分送，使阅者“皆得通晓当世之务，以为他日建树之资”。

一系列新政的举办，使湖南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梁启超曾说:“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大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材，遍地皆是。”（《戊戍政变记》）

维新派在湖南开展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一时“楚咻大作”。1898年5月，湖南岳麓书院守旧学生宾凤阳等上书院长王先谦，攻击改良派的民权平等说“是率天下而乱也”。湖南顽固派首领王先谦、叶德辉之流接到信后，即联络了顽固绅士向抚院呈递了所谓“湘绅公呈”，打着“纲常实千古不易”的守旧旗号，大肆污篾维新派“语言悖乱，有如中狂”，“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要求陈宝箴“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宝箴不为动”。王先谦便唆使宾凤阳等将书函添加下流语句，“刊刷揭帖，四处张帖分送”。对顽固派的极其卑劣的毁谤，陈宝箴十分气愤，在其批语中严责宾凤阳等“丑抵诬蔑，直是市井下流声口”，“其意专欲谣散学堂，阻挠新政，既显悖朝廷兴学育才之至意，又大为人心风俗之害”。乃饬令彻底根究。但顽固派并未甘心，王先谦公开出面袒护宾凤阳，并以辞馆相要挟。同时，他们看到了要推翻新政，必须搞垮支持新政的巡抚。于是，“先谦等嗾使湖南京官”屡次“交章弹劾，其诬词不可所闻”。只因当时军机处章京杨深秀“抗疏为剖辨”，加上光绪帝也正锐意变法，所以反而“降谕奖励陈宝箴，而严责湘绅”，才使得“湖南浮言稍息，陈乃得复行其志”。

当时的大洋务派张之洞，也对湖南的新政横加干涉。《戊戍政变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湖南巡抚陈宝箴拟在湖南内河行小轮船，湖广总督张之洞不许曰:‘中国十八省惟湖南无外国人之足迹，今一行小轮船，则外人将接踵而至矣’。陈诘张曰:‘我虽不行小轮，宁能禁外人之不来乎’?”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即有一二号称通达时务之人，如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亦谓西法之当讲者，仅在兵而巳，仅在外交而已，……而彼辈病根之所在，由于不以民为重，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制其民，故不肯注意于内治。盖因欲兴内治，不能不稍伸民权也。观于湖南之事，乃知陈宝箴黄遵宪等之见识，远过李鸿章张之洞万万矣。”（《戊戍政变记》）

　　（二）

陈宝箴的维新变法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早在甲午战争前，陈宝箴就对中国不断遭受外来侵略非常忧虑。他曾告诫清政府:“窃见英夷自顷年以来，要求渐广，猖狂益肆”，“其挟制之情，日觉其逼”。要求朝廷不要“大计不定，而求苟安”。他对现实政治的黑暗极度不满，对广大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有所察觉。他曾痛心地描述自己在乡间“目击田庐榛莽，墟落萧条，雀无罗之可张，草掘根而亦尽”的凄惨景象，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给予了一定的同情。他对“地方劣绅捏执户口，冒领浮销”赈灾粮款，“又复从中侵渔”感到“实堪痛恨”。尤其对官吏们那种贪污腐化，阿谀拍马和顽固守旧的腐败风气非常厌恶，认为“风尚既成，积重难返”。为此，他经常“扼腕附心，长太息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陈宝箴产生了要求变革的愿望。他主张：“方今之事，必得深知治体，洞悉时变”。甚至说:“夫法久则变，变则通，变通之权，非任封圻者所能自便”。不过在这个时期，陈宝箴基本上还是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社会的，但为他后来投入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中去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使陈宝箴从封建旧官僚中分化出来，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根本转折点，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

这场战争的失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战争失利的消息传来，陈宝箴“不禁附膺痛恨，以为自此之后，水陆战备将不可设，群雄环伺，何以复支”。而空前耻辱的《马关条约》更使得他潸然泪下，泣曰:“殆不国矣”。甲午战争促使中国人民迅速醒觉起来，“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所有爱国者心目中最响亮的口号。怎样才能救亡图存呢?当时站在爱国救亡运动最前列的是代表着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他们所宣传的政治主张给了陈宝箴很大的影响。“救亡图存”的共同目的使他们在思想上联结起来。如康有为认为要“外攘夷狄”就必须“内修政事”，而内修政事就必须变法。陈宝箴也痛切地感到“非扫弊政，兴起人材，兴天下更始，无以图存”。康有为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陈宝箴接受过来，并建议皇上“请日读圣祖御篡周易数则，谓可开益圣学，得变而不失其常之道”（《行状》）。即要求在不触及封建基础的前提下进行某些改良。而“湖南据东南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行状》），是块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理想之地。在湖南变法维新，还可“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它日有所凭恃”（《行状》）。所以，陈宝箴依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湖南开展了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

　　（三）

陈宝箴积极支持戊戌变法，但他并未背离旧的阶级，较之其它的改良派，身上的封建保守色彩更浓厚些。反映在维新运动中，他对于改良派的变法主张是深表赞赏的，认为其理论“识略既多超卓，议论亦颇宏通，于古今治乱之原，中西政教之大类，能苦心探讨阐发详尽”；但对资产阶级民权平等说却持保守态度，甚至批评康有为等“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其实他支持举办的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一系列新政，无一不是资产阶级民权平等的产物，是与封建专制主义根本对立的。他认为“查泰西各学，均有精微”，力图“取彼之长，辅我之短”；却又对“《湘报》、学堂所不合，必遏其所渐，董理更张之”（《行状》）。他向皇上举荐变法人材的同时，又认为“变法之事至重，四章京虽有异才，资望轻而视事易”（《行状》），建议让“厚重大臣如之洞者领之”。对极力破坏维新运动的大洋务派张之洞，也幻想加以利用。

陈宝箴就是以这种复杂的面貌投身于维新运动的。他对湖南的维新运动产生的影响表现在:第一，湖南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较大，但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的成绩却相形见拙。其原因，除维新运动本身的弱点外，还在于陈宝箴对运动中的一些带根本性质的主张持保守态度，致使运动无法向更深的领域发展。第二，这种政治上的保守性，使得他在运动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动摇和妥协。戊戍变法期间，湖南是当时维新和守旧两派斗争最激烈的省份，陈宝箴在这场斗争中，虽然站在维新派一边，但却表现得十分软弱。其结果，使得“湖南旧党之焰益炽，乃至关散南学会，欧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戊戍政变记》）。湖南的维新事业在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面前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政治上的软弱是由思想上保守所致。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在他眼里，不过是“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行状》），从而把维新派和顽固派的本质区别一笔勾销了。更有甚者，“及士民上书之诏下”，他反而“愈惶急，以为求言诚是也，今以无智无学之中国，责之使言，而荡无限度，则且坏纲维，◇乱天下”（《行状》）。他以“有累圣聪”为实，请求皇上“必收成命”（《行状》），那种视人民群众为愚氓的偏见跃然纸上。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陈宝箴虽以爱国热忱投入到维新事业中去，却又对人民群众的反帝正义行动持否定态度，要求大家与其“相安无事，方不愧为中华礼义之邦”。如果对教堂散布“谣言”，实与杀人放火希图抢掠者同一险毒心肠，要“从严惩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任何形式的救亡运动如果不与反帝反封建相结合，不去反映广大人民的愿望，要想取得成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陈宝箴既缺乏反帝的意识，又没有彻底反封建的勇气，还不许人民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就使他在湖南举办新政时，只看到一个皇帝，几个维新派，看不到广大人民的力量。“如果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那怕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无怪乎他在激烈的斗争中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了。

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曾对戊戍变法作了深刻的评价。他说：“许多先进人物，为了救中国，为了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努力去寻找真理。他们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以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他们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和拥护。他们虽然是改良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变法运动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陈宝箴就是当时许多先进人物中的一员。尽管他由于历史的局限，最终未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尽管他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东西，也尽管他在运动中表现出严重的动摇和妥协；但是，诚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陈宝箴作为一名爱国者，他那种为拯救民族危亡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精神，他那种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批判旧传统、支持新事物的勇气，以及在封建势力群起环伺、狂肆破坏之际，犹能布新除旧，甚至不借丢宫弃权的举动，不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吗？诚然，戊戍变法最后不免以失败告终，但是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未因此而消失。它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鼓励人们从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这难道是封建卫道士们费尽心机所能扼杀得了的吗?可以想见，一个民族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觉悟，就再也不会倒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了，只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新志士陈宝箴是应该有其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