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随着英国侵略者对华鸦片走私的变本加厉，一股股走私鸦片的毒流波涛汹涌地冲进了中国。同时，英国侵略者的兵船也在广州海域不断地进行武装挑衅。此外，它们还唆使张格尔在新疆发动武装叛乱，祖国的西北边陲告急。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严重地冲击着清朝的统治。于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侵略者同中华民族的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清王朝到了一个空前的动荡时代。于是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惊醒了，他们把“定国安邦”“安内驭夷”作为己任。曾国藩便是这样。他运用求贤用能术，为清廷延揽了一大批贤能，使本来垂死的清朝有了回光反照的一瞬——同治中兴。

所谓贤能，指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亦即人才。人才是国强民富的重要支柱，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所以，曾国藩说：“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复左季高）可见只有得人才者，才能得国家之富强。那么人才怎样求得呢？人才又如何培养使用呢？曾国藩回答道：“得人不外四事，日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求阙斋日记　类钞·治道）；“所谓培养者，约有四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 （应诏陈言疏）此外还有礼尊，赤待，褒奖，轻罚，揽过，委功，考绩，问病吊恤，借才夷域与夷域培才等。

１．广收。即广泛地收揽贤能。为此必须做到：第一，诚求与礼尊。对贤能与人才真诚相求，并待之以礼。这是曾国藩十分重视的。他信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教条，时时强调要以十分的诚意去追求贤能，而且待人要始终真诚，不能虚情假意。只有这样，必定会人人响应，归于门下。人才进门后，要以礼待之。他常常说，无论修身，齐家，还是接物待人，都要“一秉乎礼”，并且“舍礼无所谓道德。” （笔记十二篇·礼）足见待人有礼貌是个道德问题。当他看到没有人去尊重人才，把他们丢弃在“草泽饥寒贱隶之中”的惨象后，就大声疾呼：若有人礼之，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诚腹之用”（剿捻告示四条），而且本部堂求贤若渴，凡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 （致九弟）第二，求贤不拘一格。曾国藩求贤用能一方面偏重老乡、同僚、朋辈及门生等。就这点，他在湖南官署里自豪地吟颂：“招邀贤俊，同话乡关。” （题金陵湖南会馆）另一方面，他主张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如果他们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允许来营呈明，以便“察酌录用”。而且还不以资历取人。在办洋务时，唯洋务人才是用，唯洋务人才是举，且重视聘请洋人为己所用。因此，曾国藩总结说：“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 （复庄卫生）第三，求贤要有恒心，要像战国时周人白圭做生意一样，一旦看准机会，就立即下手，快如凶鹰猎食一般，一次又一次，“不得不休。” （复胡宫保）第四，求贤用能要重视以一带十的效果。贤能就象青蛙和野鸡，若用青蛙的母或子，则可以招来其一家族；若用家鸡引诱野鸡，便可得到更多的野鸡，这样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复李黼堂）

２．慎用。即谨慎恰当地使用人才。曾国藩强调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有‘用人’二字上”。怎样慎用呢？首先要对所用之人有所了解。办事不外乎用人，用人必先要知人，要注意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紧接着要做到用人为善，曾国藩说过，虽然有贤才，但是得不到任用，则不及庸庸之辈。良药不符合病情，则不如下等食品。牛不能用来捕鼠，好马不能老圈养在小巷里。现在不愁没有人才，而是“患用人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笔记二十篇·才用）因此要知人晓事，恰当使用人才。最后要按才能的大小任用人才。曾国藩的僚友方子伯想推荐其弟武举张君到曾的帐下听用，曾得知后就说：“请束装来，敝营量才位置。” （复方子伯）曾还告诫弟子李鸿章“如有来者，请阁下优加礼貌，先发薪水，徐察其才大小而位置之”。曾又要求弟弟们，对推荐来的人才，要将其长处、短处一一告知，以便量才录用。

３．勤教。即不厌其烦地教诲。曾国藩说：“堂官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言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 （卷45）接下来他认为作督抚之道与师道无异，他们训饬属下，就是与人为善，就是孔子所说的“诲人不倦”。无论办理营中大事，还是教训兵勇的小事，都要“以勤字作主”。凡是成大事者，都要广泛地吸收人才，为自己多选替手，如果满意的人才选不到，那么姑且取次一级的，然后“徐徐教育可也。” （致九弟）有些人才爱偷懒，曾国藩认为“惟勤者可以遏其流”。曾的门生李鸿章做事很爱偷懒，曾就多次地耐心地严加教训，以致李鸿章叫苦连天，“傅相（曾国藩）才气不露，故欲折之（李鸿章）就范也。” （庸庵笔记）所以曾的老部下薛福成评价上司的勤教“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

４．严绳与轻罚。严绳，即严惩，指对不遵纪守法者严加制裁；轻罚，指从轻处置，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渗透。曾国藩强调：“夫惟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固不废左右之言，而昧兼听之聪，亦不尽信左右之言而失独照之明。夫是以刑赏悉归于忠厚，而用舍一本于公明也夫。”（烹阿封即墨论）这就道出惩罚时兼听则明的原则。当他看到官员们一遇到麻烦事，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情面太多，实在难以解决时，就力主惩一儆百。工部捐职郎中余述祖在奉旨回乡办理团练过程中，因并不体察地方情况，就私自雕刻钦差办理本籍团练的关防，招募勇丁。更有甚者，私自动用本县茶厘项下库平银914两，所以曾国藩把这桩违法乱纪的案件上奏给咸丰帝，“请将工部郎中余述祖撤去办团差事，暂行革职。”（奏参余述祖申协煊王片）从而达到重公款儆官邪的目的。严惩是有限度的，必要时还要轻罚。在徽郡战役中，记名总兵唐义训，初次以号令不严，过桥轻进；二次以哨探不远以致机缘不顺，被太平军二三万人击溃。曾国藩认为唐义训难辞其咎，但“姑念平日谨慎，屡著功绩”请求皇帝将其降补（官军进攻徽州未能得手摺），聊示惩儆。皇帝的上谕中同意曾的建议，将唐义训“着以知县降补，以示薄惩。”（附咨文资胡林翼等）

５．赤待与褒奖。赤待，即忠信，指非常真诚地信任和对待贤能；褒奖，即褒扬奖尚人才。曾国藩说过，求贤用能莫大于忠信二字。所谓忠者，“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笔记十二篇·忠勤）；所谓信者，真诚地相信他人为己干心腹之事也。忠信便是诚信，便是赤待。曾国藩因此自谦道：“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内行军之本。”（讨粤匪檄）曾国藩吹嘘说：“君子有三乐，而‘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一乐。”（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在直隶总督任上，颁布了“奖借人才，变易风俗”的条文，对各种人才进行褒奖（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在招募乡勇时，又推出了十三条奖赏办法（晓谕新募乡勇）；在行军打仗过程中，制订了“营制”，对统领、士兵等进行不同程度的奖励。（营制）通过这些措施，贤能、将士们便“感而图功”了。

６．保举与甄别。保举，即推荐有才能的人；甄别，指区分人才的优劣。曾国藩形象地把人才比喻为庄稼，保举好像是灌溉，使庄稼生长旺盛；甄别则能使庄稼里的禾苗与杂草区分开来。欲要推举人，必先要区分人之优劣。为此，曾国藩用考察的办法。通过对人才“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地察考之后，则贤与不肖就一目了然了。这样选出的优秀人才，或以德称，或以艺显。以德称者，品行完全符合封建理学道德之要求也；艺显者，精通六艺、文字、诗赋、经解、策论等中一个或数个的人才也。对于他们，曾国藩要求僚弟们“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同时，自己也常向皇帝推荐身边的出色人等。左宗棠在曾的幕府中干事，因才能突出，起先曾保举左作了三品京堂。到湖南襄办军务。后来，又因左宗棠屡建大功，“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所以，他又保举左宗棠由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咸丰帝的上谕中也同意“……左宗棠，着帮办曾国藩军务。”（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片）当然，曾国藩也反对不加甄别地乱举时人，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中骥同阳，阜得意而贤者掉头去矣。”（复方存之大令）所以，甄别与保举是不可分割的。

７．考绩与超擢。考绩指考察人员的德行、策论、政绩、才具、气质等各方面；超擢，指破格提拔。曾国藩考核人才的办法为询事、考言。他指出，对九卿之贤否，应通过“三年之京察”；对司道之贤否，施以“督抚之考语。”（江西省同治六年文职司道知府密考清单）在总督任上，他对许多人亲自考察，拟出考语。

８．委功与揽过。委功，指把功劳如实地分给他人，不据为己有；揽过，指主动承担责任，不把错误推给别人。曾国藩想：“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书赠仲弟六则·恕）又认为，君子为人处事，不能与人争长论短。他也希望同僚们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当获得了太子少保衔时，认为功劳应属于众人。“上托圣皇鸿福，下赖僚友同心，出谋以胡林翼为先，苦战以多隆阿为最，如臣碌碌，何功可言。” （谢赏加宫保衡恩摺）曾国藩在错误面前，也实事求是。他认为人有错误就象日月有食、星有离次一样，贵在其有过，则其友直谏而纠正之，本人知过而改之。可是，他偏偏借李次青（元度）未请假擅自回乡募勇之事，参劾打击了李元度。他的弟弟认为哥哥做得不对，并写信过去。曾国藩阅信后大声悔恨地说：“吾过矣！吾过矣！”“今弟指出”“李情轻”。“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现在“余益觉大负次青，愧悔无地。” （请将王开化赐恤予谥片）在曾的部将李续宜死后，他写了长幅挽联：“我悲难弟，公哭难兄，旧事说三河，真诚万古伤情地；身病在家，心忧在国，弥留当十月，正是两淮平寇时。”深刻地表达了他的悼念之情。刑部主事柯钺的家属被太平军杀死之后，曾国藩认为“一门节烈，实堪嘉尚。”尤其是柯钺的母亲因辱骂太平军而被诛死，曾国藩就“请旨将柯王氏等尊照新章，建立专坊，以示旌异。” （采访忠义第五案片）这一举措，使柯钺感激涕零，就更加死心塌地地跟着曾国藩屠杀太平军了。

９．借才夷域与夷域培才。借才夷域，指聘用洋教习、洋匠、洋翻译等；夷域培才，指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曾国藩的水师中，就聘用了许多洋教习，每只船三四个人，“令其司舵，司火”，以便水勇们学习。在安庆军械所和上海机器局里，曾国藩认为“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所以当江南制造局设立后，就聘请了懂得制造灵活坚硬船舰的洋匠，“并修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新造轮船折），以便他们安全生产。江南制造局里设立译馆后，因中国翻译人才素质较低，所以就“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传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造之书，详细翻出。”（新造轮船折）这样做，既译出了大量西方的科技书籍，又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在1871年（同治十年）曾国藩根据容闳的建议，奏请清政府挑选聪明的学童赴美留学，学习西方的“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这就拉开了官派留学的序幕，从而为清朝培养出了一大批军事科学技术人才。

曾国藩运用求贤用能术，为清廷延揽了诸如左宗棠、李鸿章、李善兰、华蘅芳等一大批人才，他们虽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却又因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而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曾国藩求贤用能时，实事求是、务实真干，开创了清末吏制的新风，这是经世理学与中华传统精神的完美结合；曾国藩的求贤用能术被洋务官员们继承发展，形成了近代有独立体系的洋务派人才观；曾国藩把求贤用能的眼光放在洋人和外国土地上，这是首创。当然，无论曾国藩如何熬费苦心地求贤用能，都是为了维护反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这是求贤用能术的消极因素。因而，要辩证地对待它，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些新东西便是当时历史的产物，是适应当时历史实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