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于全面认识和准确评价他的理学经世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同其他重要的历史人物一样，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和他所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是和他个人的身世、经历分不开的。回溯曾国藩的人生履历，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

曾国藩从小就受到儒学思想的熏陶，从6岁上学起，便跟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接受严格系统的儒学训练。他“九岁毕五经，十五岁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自20岁起，曾国藩开始到外地进一步求学，先在衡阳唐氏家塾和乡涟滨书院就读，1833年考中秀才，尔后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了大约1年，1834年肄业，并于当年考取湖南乡试举人。

这段时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是“急于科举”、锐意功名，以便光宗耀祖、振兴寒门，尚难说有经国济世的宏愿。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尤其是在当时湖南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求学时，得到了颇有名气号称“弟子三千”的欧阳厚钧亲身教诲，从而打下了牢固的儒学功底，成为他以后治学的基础。

同时，早年的学习生活，使他受到了湖南特有的学术风气的影响，这对他日后产生并形成经世致用思想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有关研究认为，闭塞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民族关系与阶级矛盾，造成了湖南士人保守的文化观念和地主阶级对政治斗争的特殊敏感性。反映在学术上，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二是注重经世致用。理学对湖南的思想学术影响很深。特别是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所以，湖南文士学汉学者很少，而多习理学。曾国藩在求学时就已接触到了重理学、轻汉学的学术氛围。除推崇理学外，湖南学士，又有探讨社会有用之学、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风气。在这方面应首推魏源，他长期究心于经世之学，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对湖南的学风影响很大。黄睿著《花随人圣摭忆》中曰：“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另外，像王义清、罗典、欧阳厚钧、丁善庆、邓显鹤、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有名学者也都很注重经世致用。这种经世之学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可以说是他个人思想的基础。

另外，曾国藩的家境与家教，也是促成他萌生经世思想的一个因素。从经济上看，曾国藩在为官以前，曾家只能算作中小地主，而非史书所说的“大地主”。曾国藩的祖父一生都率妻携子，勤于耕作。从科考上看，曾家世代无人获取功名，是默默无闻的寒族。曾国藩出世时，祖孙三代连一个秀才都没有，可谓寒门冷籍。但曾家几代人，从其曾祖父起，都不甘于寒寂，一方面克勤克俭、吃苦耐劳，使家境逐步好转；另一方面，勉励子孙，刻苦读书。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只进过几天私塾，一则家境维艰；二则天资不丰，没读几天便辍学了。父亲曾麟书，亦天分不高，虽经年苦读，先后参加17次考试，耗其半生光阴，但直到40多岁，才考上个秀才。因此，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都把猎取功名以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的身上，并对他严格督教，穷年磨厉，期有所成。因此，修身以齐家的抱负，在曾国藩早年岁月中，深深地植根于头脑之中，并对他一生的思想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经世之学是儒家修身治平思想具体化的话，那么，早年的曾国藩在严格的家教下，苦读儒经，以求金榜提名、振兴门第的奋斗历程，从逻辑上应视为其经世实践的第一步。而这种早期实践内化到精神层面，对于曾国藩这位善于“内省”的人来说，就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胚胎。

（二）形成阶段

如前所述，曾国藩早年所读的儒家经典，以及湖南的学术风气和寒寂的家境与严格的家教，都构成了他经世致用思想萌生的基础和条件，但是他的经世思想的形成，以至成为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则是在进京为官以后。1838年曾国藩在经历了两次失败后，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考中后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1840年2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由此，他开始了12年的京宦生活。由于他本人勤苦努力，严于律己，在京城士林中颇有声望，加上穆彰阿的援引和扶持，在这当中他“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最后升至正二品的礼部侍郎，官运亨通，居位显赫。这为曾国藩后来施展自己经国治世的抱负，奠定了政治基础。

但这段时间对曾国藩来说，更大的收获还是在学问上的长进。早年的曾国藩由于急于功名，学无专精。进京之初，读书治学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专修理学带有一定的偶然性。1841年夏，他买得朱熹的《朱子全集》，为了研读和弄清治学方法，他请教了当时“潜研性道，崇尚闽洛”，号称理学大师的唐鉴。唐鉴告诉曾国藩，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还说“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尽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唐鉴还对曾国藩进一步强调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他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又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唐鉴的一番话深深地震憾了曾国藩，感到茅塞顿开，耳目一新，“听之昭然，若发蒙也。”从唐鉴那里，曾国藩不仅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懂得了理学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并把《朱子全集》这样理学经典当成教科书来悉心专研，反复细读。稍后，曾国藩又向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请教如何按照理学的要求修身养性。倭仁对他说：“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工夫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己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而且，“心之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他要求曾国藩必须“写日课”，且须“当即写，不可因循。”倭仁所谓“研几”，就是抓住事物发展的苗头加以研究，从而掌握趋向，辨明利害。“研几”中的“克己之法”就是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和相互讨论，将一切不符合封建礼教的私心杂念消灭在萌芽状态，使自己的思想向着圣贤方向发展，将学术、心术、治术贯通一气。在学问长进的同时，伴随着道德水平的提高，并从中逐步领悟治国安邦的道理。倭仁对曾国藩所言的“研几”功夫，实质上就是理学家的修、齐、治、平理论。曾国藩请教倭仁后，每天写修身日记，每天静坐半个时辰，写下自己不合封建礼教的思想言行。他还经常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阅读，交流心得体会。曾国藩还常把自己的日记请倭仁批阅。此后，曾国藩虽未能完全按照唐鉴所谈的治学之道专修程朱理学，也没有完全按倭仁所要求的始终一贯地“静坐思”，但唐鉴和倭仁所言的精神实质，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谈到：“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因此，虽然读书内容和修身方式上有所改变，如不能忘怀于诗文词曲，且在文字训诂上用功不少，但他对理学在儒学中的核心和指导地位的观点始终没有动摇。在他的晚年，谈及治学之道时说：“为学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可见，在京12年的潜心专研和修炼，奠定了他理学经世的思想根基，初步形成了理学经世的思想体系。唐鉴在告诫曾国藩要专心于理学经典的同时，也谈到了经世之学和义理之学的关系，其中就包括了以理学经世的思想。他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经济之学”是经世济用之学的简称，也就是经世致用之学。唐鉴的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他否定经世致用之学，而是说要掌握经世致用之学，必须学好程朱理学，从理学中探求经世安民之道，用理学去拯救国家，匡正纲纪。也正是从唐鉴这里，曾国藩知道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名称，并且开始接受了以理学经世的观念。他在写给其弟的一封信中说：“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这几乎和其师唐鉴所言毫无二致。只是在对“内圣外王”的理解上，曾国藩虽重视“内圣”，注意修身、内省，但他更强调“外王”，更突出理学的经世功能。薛福成曾说：“盖自公始于朝，即侃侃言天下大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钜。”当然，此时的曾国藩还不完全具备以理学经世的政治条件，不过通过潜心研修、拜师结友和初步的政治实践，他的通经致用、匡世救时的理学，经世致用思想却日渐成熟起来。例如，在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曾文正公家书》中，他对家人表示：“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他还为封建统治者献计献策，在咸丰元年三月初四日《请设坛祈雨疏》中说：“窃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曾国藩还在咸丰十二月二十八日《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向清政府列举了三大苦情：“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以上所举，并非曾氏这一时期经世致用思想的全部内容，但从其“一斑”，可推见其经世济国思想的“全豹”已基本形成。

（三）发展阶段

10余年的京宦生涯，在学术和交往活动中逐渐形成了曾国藩作为一个理学经世派大师的地位，他在京师学士中赢得了声誉。其门徒黎庶昌在为其作传时称，曾国藩“名称重于京师”，他自己后来也说“昔在京颇著清望”，但博学善思的曾国藩终究没有成为一名学问家，而是成了一名政治家。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把已到不惑之年的曾国藩推上了政治斗争的激流漩涡。在多事之秋的中国近代，曾国藩无论是在处理国内矛盾还是平息由外国侵略者所挑起的冲突方面，都是别人难以替代的角色。曾国藩自我评价时说：“学未成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事实上，曾国藩无论是指挥作战、处理政事，还是对外交往、办理洋务，他都注意时时在理学中汲取营养，找到处世方法与谋略。因此可以说，曾国藩人生最后的20余年，是他在实践中探索如何运用理学思想去救世济时的阶段。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倡导洋务运动是曾国藩一生所做的最大的两件事。在做这两件关系清王朝存亡和未来的大事中，处处可以看到他的理学经世的痕迹。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过程中，总是摆出一副理学家的面孔，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是他出山之始发布的书文，其中声言他不为名利、不惜性命来感召豪杰，面对父君鬼神。文中说：“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他号召忠诚于孔孟之道的封建士人向太平军作斗争。“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约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曾国藩甚至把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成功都归结为理学的指导，归功于罗泽南、李续宾等“忠诚君子”的倡导。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把镇太平军，说成是“忠诚君子”、“仁人志士”的使命。

对于军队的治理，曾国藩力主以礼治军，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可见，他在肯定以仁治军的同时，非常重视礼在治理军队中的作用。这里的礼，即“无众寡、无小大、无散慢，泰而不骄也。”也就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如此，“则人知其威”。曾国藩的所谓以礼治军，就是反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于一体，把军规、军法与家规、家法接合在一起，以父子、兄弟、师生、朋友关系掩饰、调济以至补充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军队内部的磨擦与抵触。

曾国藩主张谨慎用兵。在战术上，他主张以守为攻，力戒攻坚，步步为营，不冒风险。曾国藩在作战时，讲究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要“避其锋锐，击其惰归。”在两军对垒时，他要求下属列队静守，示之以弱，诱敌进攻，待敌方锐气衰减时，再找其破绽，予以反击。

要挽救清王朝即将倾覆的大厦，除了要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外，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还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日益猖獗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问题，要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就必须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曾国藩根据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和清王朝风雨飘摇的状况，制定出一条既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又符合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他与李鸿章等发起了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他虽未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他洋务思想的主旨即为“中体西用”。在辞世前不久，他还叮嘱李鸿章，洋务怎么都好，但一定要抓住一点不放，就是冯桂芬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可看作他关于洋务的政治遗嘱，从中也反映出了他办理洋务的出发点“求强求富”，保国“御侮”，从而巩固大清帝国的一统江山。虽然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及其追随者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所谓“自强之道”，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他们预想的结果，但曾国藩从事洋务的本来目的在于强国制夷是不容怀疑的。

曾国藩主张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所谓“师夷智”。其内容主要是学习西洋人的制炮造船之术，兴办军事工业。之所以限于军事工业，一是和“中体西用”的主旨有关；二是和他当时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有关。曾国藩搞洋务运动是和他创办湘军分不开的。为了增加水师的战斗力，他也十分重视西洋火炮的威力，要求所有的战船上都要配上“夷炮”。终于装备起了当时中国武器最精良的水师，并很快控制了万里长江。随着战事的发展，很快发现水师的船体太轻，不压风浪，只适合航行于内河，而不适于海战。在买船不成后，曾国藩开始筹划自己的军事工业。1861年，他创建了安庆军械所，开了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先河。这个军械所不仅造出了“洋枪洋炮”，而且依外国图纸造成了一支命名为“黄鹄”号的小船。这艘船虽简陋低速，军事上实用价值不大，但毕竟是中国人仿造出的第一艘小船，因此曾国藩十分高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以后安庆军械所又经迁址、合并，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由曾、李共管，主要由曾国藩主政。到1876年先后制造出了7艘小轮船及蒸汽锅炉、机器、熟铁、木工、铸造、洋枪、洋炮等设备和武器。

总之，从1853年受命初办团练起，到1872年悒郁而终止，是曾国藩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期。在这期间，他把理义之学和经世之学有机地融合了起来，为挽救清朝统治危机和自强御侮，做了几乎他所能做的一切。我们暂且不论他的阶级立场和出发点，单就他以“经术”为“治术”，成功地把传统的经世之学与学习西方、举办洋务结合起来而言，亦是值得后人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