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是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国内第一份肆意鼓吹革命的报纸，它对反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章炳麟、邹容等人也因“《苏报》案”声名鹊起，誉满海内外，为后人所熟知，而身为《苏报》馆主的陈范却不为人知，殊为可惜。因此，本文对陈范生平及事功作一述论，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陈范，原名彝范，字叔柔，或作叔畴，号梦坡，原籍湖南衡山，自曾祖辈起迁居江苏常州白云渡，其父陈怀庭曾人浙抚杨昌浚幕，并先后任浙江富阳等地县令30余年。常州是苏东坡、赵翼等历史名士前贤故居及太平天国护王府所在地，受此影响，陈范从小笃志好学，1889年中举，但未得仕进。1891年，捐纳江西铅山知县。其时，旗人德馨任江西巡抚，全省政事腐败，铅山尤甚：地棍讼师与官府勾结，包揽诉讼，敲诈勒索，诬陷好人，时称“打油火”；不少人恃洋教为靠山，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称“靠十字”；科举场中内外通气作弊，称“打联手”。陈范对这些社会弊病次第整顿，深孚民望，却遭地方恶势力忌恨，他们上书德馨，诬告陈范。德馨贪赃枉法，妄指陈范处理教案不当有碍外交，于1895年将其革职。陈范本想为民除害兴利，不意遭此打击，心中郁愤不平，慨叹道：“笑我登场成底事，于今无复梦凌烟”，决心不再求仕进。

1896年6月26日，胡璋以其日籍妻子生驹悦名义向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创办《苏报》，作为“黑龙会人之侵略工具”。该报虽有来头，但声誉不佳。胡璋往往利用报纸肆意吹捧或攻击某人某事，然后又向当事人要挟勒索；还经常报道桃色案件以博取卖点，以至声名狼藉，销路日蹙，连年折本。到了1898年，胡璋就亟谋将其出脱。其时，陈范正避居上海，其兄陈鼎因戊戌政变牵连“被判永久监禁”，陈范痛愤满清暴政，逐渐萌发“倾覆满洲之志”。他常与妹婿汪文溥(字兰皋，常州人)商议，准备创办报纸主持清议。当他获悉《苏报》要转让的消息后，立即出资将其购进，请汪文溥任主笔。其长女陈撷芬不仅参与馆务，还在1902年另外创办《女报》，次年易名为《女学报》，与《苏报》相呼应，“思以清议救天下”。

1900年前后，革命派在上海的组织活动日益增多，受此影响，原先主张维新变法的陈范在思想上也开始有了转变，认识到“保皇之非计，改革之必要”。他曾自述其心路历程：“自光绪甲午中东战后，始知国势之不支，大患之日迫。……燃薪已炽，随众惊呼，且犹不审中外强弱所由，谓自奋之道，在坚甲利兵，一战胜齐耳。越数年，橐笔海上，渐有一二知能，而犹不能尽脱故见也。始则愤戊戌政变钝自强之机，继则恫庚子拳乱增国势之处，如狂如醉，思极而变。则以为当举各行省会党、教民而和合之，改良其不善之宗旨，广兴农工，俾生计各足，行普遍教育，俾人格日进，然后立社会政府，以与朝家相对待，相维持，渐由立宪以应于共和。有主专制、败大局者，则以文明之暴动挟之。此意既萌，与性乃合，几自执谓圣人不复起不易吾言也。”1901年9月，列强迫使满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全国人民强烈不满，各地革命风潮迭起。康有为仍极力鼓吹立宪保皇，抨击革命“排满”之说。陈范愤然对汪文溥道：“中国现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他于是挥笔作文，先后发表了《商君传》、《铁血宰相俾斯麦传》、《辛丑岁暮杂感》等十数篇文章，广征博引，借古喻今，鼓吹改革。随着陈范思想的变化，《苏报》的政治态度亦由变法而保皇，由保皇而转向激进，对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报道则成了《苏报》转向“革命排满”的开始。

1902年11月，陈范外甥沈联等南洋公学学生因“墨水瓶事件”组织大规模退学风潮。陈范在《苏报》上专辟“学界风潮”栏目，大量报道各地学潮，大力支持、鼓动学生及各界人士奋起斗争，激烈批评清政府反动兴学方针和各种守旧势力。自此，《苏报》声名大振，成为当时“革命言论之枢纽”。

陈范在铅山县整顿弊俗受挫的教训使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挽回岂伊一人能，扶持还藉群英偶”。因此，他在主办《苏报》后，非常注意团结进步力量共同奋斗。1902年冬至1903年春，蔡元培、黄宗仰、叶浩吾等人在上海创设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表面上以改良教育为目标，实质上“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团体”，陈范积极参与该组织活动，并担任教育会评议员。与此同时，陈范还邀集蒋观云、蔡元培、林獬、黄宗仰等发起成立爱国女学，倡开办女学风气之先。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每周在张园举行演说会，组织民众开展抗法拒俄运动。陈范经常登台演说，直抒己见；并及时择选演说稿揭诸《苏报》“每日论说”，以扩大影响。仓猝成立的爱国学社经费不足，陈范遂约定蔡元培、章太炎、章士钊等7人轮流为《苏报》撰写社论，报馆则每月资助爱国学社百元经费。由此，《苏报》不仅成了“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也仿佛成了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的机关报。随着陈范与这 些进步团体合作的日益密切，《苏报》革命主张愈益鲜明，声誉日著，受其抨击的王之春等满清官员对《苏报》的忌恨也愈益加深。王之春曾两次唆使吕海寰函告江苏巡抚恩寿照会各国驻沪领事捉拿陈范等革命党人，只因租界工部局反对而未能得逞。

1903年，邹容从日本回到上海，与章太炎、章士钊、张继四人同住于爱国学社，因志同道合，而义结金兰。邹容所著《革命军》虽已广为秘密流传，尚无一报刊公开为之张目。为此，邹容曾对章士钊说：“此秘密小册子也，力终捍格难达，而革命非公开倡言不为功，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为哉!”其实，陈范对这本秘密小册子早已关注，他对《革命军》所鼓吹“扫除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之强国，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的主张，无不倾心赞同。他明白发表该文必有风险，甚至有杀身之祸；如不发表，又觉得未尽为社会主持清议之责。考虑再三，他毅然决定在《苏报》上公开鼓吹《革命军》。其时，《苏报》因经费拮据，主笔汪文溥前往湖南筹款，陈范则聘章士钊代理主笔之职。1903年5月27日章士钊正式上任。当天，他就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一文。陈范虽然在开始时尚有畏惧之意，但随即态度变得坚定，对章士钊大加鼓励，恳切地对他说：“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籍。”章太炎、章士钊、邹容等本来苦无“恣意挥发”的阵地，现在陈范居然愿将《苏报》“恣君为之”，无不喜出望外。此后，《苏报》“以鼓吹革命为己任”，发论激烈，一切在所不顾，连日发表了署名“爱读《革命军》者”写的《读<革命军>》等文。新书介绍栏也刊登了有关《革命军》广告，说“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6月10日，刊登了章太炎《序<革命军>》。6月12、13日，刊登了柳亚子、章太炎、蔡元培、蔡治民、邹容等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痛斥《中外日报》散布的“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反动论调。从5月27日至6月29日的32天中，《苏报》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哀者无国之民》，《呜呼保皇党》、《客民篇》等十数篇重要文章，从不同侧面揭露腐败的清政府是“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的大仇敌”，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号召民众“杀皇帝”，“倒政府”，“撞自由钟”，“树独立旗”，“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而失全国人之希望”，痛斥光绪为“载湉小丑”。《苏报》的革命宜传如此大胆，令人惊讶。一位读者来信说：“近读贵报，惊心动魄。窃叹上海无报，而不谓贵报乃放出异常光彩，程度之涨进何其速也!”其实，陈范、章士钊等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发表反清言论，是考虑到“若言论长此奄奄无生气，将见人心无从振发”，因此“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纵指示之传达机械，并为爆炸性之一击”。此时的《苏报》“尽情挥洒”，论锋益锐，“斥君扶民，一切无所挠屈”，社会为之“轰动”，官僚为之惶恐，他们对《苏报》“随时恫吓”。面对如此严峻情势，陈范毫不畏惧。章士钊对陈范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予以高度评价：“陈氏父女丝毫无动于衷，自安其素，并无片言商取进止。查清末革命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此既属前此所无，后此亦不能再有。”“盖梦坡者乃潮流中之长厚君子也，彼以对朋友之温情，偶掌革命之旗鼓，準情酌势，于职实不相称。然以当时之决定态度，推让事迹而论，应视与唐守睢阳之许远相一。”“且其领资扶助革命之精神，始终如一”。

清政府早就想对《苏报》下手了，无奈该报办于租界，还曾有日本背景，一直未敢轻举妄动。而此时《苏报》“排满兴汉之议论，高唱人云”，清政府再也不能置之不顾了。1903年6月21日，外务部致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电曰：“查有上海创立爱国学社，招集一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下令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6月23日，兼署湖广总督端方致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急电云：“上海苏报系衡山陈编修陈鼎胞兄所开，悍谬横肆，为患非小，能设法收回自开至妙。否则，我办一事，彼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此馆初办时挂日本牌，沪道询小田，不认，即无外人保护，所以可封也”。于是在6月29日，清政府派上海道台袁树勋、南京候补道台俞明震正式向租界当局指控《苏报》，并向租界当局开列通缉名单，其中既有陈范又有陈梦坡，可见清政府“购之甚急”。警察与巡捕至《苏报》馆与陈范撞个正着，陈范见来者不善，借辞逃脱，并马上通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迅速躲避。于是蔡元培避走青岛，黄宗仰避居哈同花园。陈范在外甥沈联和何梅士的帮助下，从吴淞口登海轮避往日本。陈范儿子陈仲彝及章太炎、钱宝仁、程吉甫等人被捕，邹容、龙积之亦投案入狱。从7月15日开始，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先后7次开庭审理，最后判处章太炎3年监禁，邹容2年监禁，《苏报》“永远停刊”。清政府本想通过制造“苏报案”凌迟处死章、邹等人来镇压革命风潮，结果适得其反，“苏报案”因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清政府腐朽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广大民众更懂得了中国除革命外别无他途的道理。

《苏报》案发后，陈范之续妻某氏被迫改嫁，随陈范流亡东京的二妾“顾家室已毁，贫困几无以自给，不久亦改适他人。”陈范次子仲彝，与章太炎、邹容等一起入狱，半年后才得以保释，但清政府一直催逼他追寻其父投案。陈范长子陈嶷亦出走，不知所终。《苏报》、《女苏报》被封，陈范家产全部没收。这场，“《苏报》案”害得陈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尽管如此，陈范“和平改革之持议，未以颠沛而亡”，他一如既往地为革命四方奔走。他在日本横滨结识孙中山，两人交往甚密。受其影响，1904年冬，陈范率领妾和女儿在横滨加入冯自由、梁慕光、胡毅生等人组织的洪门三点会。1905年春，陈范赴香港访《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同年夏只身潜回上海，不幸为清吏端方侦探所获，被捕入狱。陈范在狱中备受折磨，直到第二年秋经友人多方营救才得以保释。

陈范出狱后，初隐居浙江温州，因困苦难以自给，又投奔时任醴陵知县的汪文溥。他平时言行谨慎，先后用过蜕庵、蜕安、退僧、退翁、退安、蜕存、蜕公、蜕翁、蜕僧、瑶天、忆云、息庵、陈蜕、老蜕等化名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5月，同盟会发动黄冈之役，汪文溥欲在湖南兴兵响应，陈范积极参与其事，并竭力向汪举荐新军将领刘玉堂。因不慎走漏风声，汪文溥被捕入狱。陈范与史良等多方营救，使其幸免于难。武昌起义爆发后，陈范力主湖南都督焦达峰与新军协统刘玉堂早日出兵援鄂。不久，焦不幸殉难，刘玉堂也在武昌中炮阵亡，陈范闻此噩耗，痛心疾首，撰《祭刘协统文》以纪念。不久，他又投笔从戎参加湘桂联军，在沈秉堃部任书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陈范欣喜万分，赞道：“流水不复西，疾风卷尘去。复见水与尘，一步一新故。”嗣后，年过半百的陈范与其亲属活跃于上海报界。其妹陈幼瑗主办《女子参政报》，妹婿汪文溥主编《中华实业丛报》和《民声日报》，长女陈撷芬则与上海女界共和协济社同仁上书孙中山，为女子参政积极奔走。而他自己则编《太平洋报》和《民主报》，以饱满的爱国热忱写了《论女子参政权》、《女子参政之裨益》、《驳民立报女子参政权译论》、《本记者蒞席之宣言》、《议员负旷古未有之重任》等政论文章，为振兴中华畅抒己见，而对自己早年主办《苏报》、倡言革命的光荣历史和惨痛遭遇避而不谈，亦不谋官求职。

陈范晚年凄凉，孤身一人病寓于沪西宝安里，以卖文为生，起居费用亦不敷支。蔡元培、章士钊等人念其革命功勋，多次呈请民国政府按赏恤章程规定，补偿陈范因清廷查封《苏报》、《女学报》所造成的损失，并抚恤其寡媳孤孙。陈范对此并不在意，曾语诸汪文溥曰：“请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力。”1913年1月16日，陈范病逝，仗亲友捐助才得以入殓。汪文溥收集其遗稿，编为《陈蜕庵先生文集》、《蜕翁诗词刊存》及《蜕翁诗词文续存》三种，由柳亚子、史良、高天梅、傅屯良等人集资刊印。

陈范在19世纪末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革除社会弊俗；在20世纪初年不惜毁家办报倡言排满革命，以至酿成“苏报案”，落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境地。但他不屈不挠，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斗争，终于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他这种不断追求进步的革命生涯体现其不畏牺牲的精神以及功成不居的高贵品质，尤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舆论宜传上更是功不可没。盖棺定论，陈范不愧为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