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亦称“癸卯大狱”，曾惊天动地，影响深远。作为清末革命史上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迄今为止研讨性论著仍显较少，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在“苏报案”发生之前，蔡元培等与《苏报》主人陈范关系如何?陈范何以不避斧钺而力主传播反清革命?就案件经过而言，它起于何时又结束何处?“苏报案”对后来的时局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点看法，并请史学同仁斧正。

一

20世纪初年的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集中之地。在这里，各种爱国运动蓬勃兴起，新式文化教育也相应发展，于是出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他们中间一些人从“百日维新”的惨败，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辛丑条约》祸国殃民等种种严酷现实中清醒起来，对于清廷政治改革咸抱绝望。沙俄要求改订东三省撤兵条件之事起，日本东京留学生和国内学界尤纷起抗争，组织拒俄义勇队，“举国若狂”。各地学生因倡言革命而激起风潮者，尤层出不穷。革命团体渐次创立，革命书刊相继问世。举凡种种都预告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即将到来。

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与叶浩吾(叶瀚)、蒋观云(蒋智由)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该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同年末，蔡元培等人又兴办了“爱国女学校”。蔡元培后来说，他当时“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在组建“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女学校”期间，他又因陋就简地创办了“爱国学社”。该社“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学科，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创办“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校”的目的，都是为了培育人才，通过一批立志的革命青年学生的成长来推革命之波，助革命之澜。

当时，“爱国学社”经费拮据，不得不靠教职员自谋生计，其中与《苏报》馆的密切联系就是一条生路。双方约订：《苏报》月赠学社百元，资助办学；学社由蔡元培、吴敬恒等人轮流撰稿，以应报馆之需。双方互受其利，《苏报》馆遂成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苏报》馆之所以成为“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尚须探究蔡元培与报馆主人陈范过往甚密的人际关系。

陈范生于1860年，没于1913年，湖南衡山人。原名彝范，字梦坡。光绪二十五年(1899)中举人，出任江西铅山知县。在任期间，曾因主张改除旧俗流弊横遭江西巡抚斥责，后因教案牵连而被革职，仕宦生涯的坎坷遭遇，使他不满清廷政吏的腐败，怀有倾覆满清之志。其兄陈鼎以戊戌党事获罪，被判永久监禁。陈范落职移居上海后，于1900年与妹夫汪文溥购办《苏报》馆，宣传革新时政，清除社会弊端，成为一家“思以清议救天下”的进步报馆。《苏报》原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6月26日在上海创刊，由胡璋(铁梅)主办．由其妻日本人生驹悦出面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馆址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20号，主笔房、排字房、机器房，均在其内。主笔邹弢，行营业性质之小报。所载内容多是市井琐事，消息平平，讨论泛泛，时人颇感无聊。《苏报》人才亦少，经营不善，亏损连年，恰逢陈范愿意购办，所以很快转手出让。1900年至1902年期间，《苏报》虽以一种“追赶新潮流”的面貌出现，但稿源与销量仍显困难，致使陈范常常到处奔波。

蔡元培同陈范相识于1901年6月6日，正值蔡元培由浙江绍兴到上海之际，蔡少于陈八岁，陈慕蔡名，而蔡又知陈的为人，常以叔侄相称，可见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是年12月16日，陈范通过报馆为蔡订购《最新俄国东方经营部面全图》，两人过从渐深。

1902年，是《苏报》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校”、“爱国学社”相互支援，共同张扬反清革命的一年，也是陈范举家跻身于鼓吹民主革命行列的一年。

同年4月初，陈范偕同夫人蔡青缃、女儿陈撷芬参加了蔡元培等人兴办女学的协商会。陈范在会上讲演，旋即列为“爱国女学校”的发起人之一。据蔡元培《杂记》手稿载：四月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五月四日，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和陈撷芬频繁商谈女学事宜，并且聚餐三次。俟“中国教育会”建立，陈范已是会员，后被选为评议员。据载：

学生谈善新寄住之事，因彦复明日挚眷往金陵，今已与《苏报》馆商妥。馆主人陈梦坡先生，亦教育会会员，而兼为爱国女学校之经理人。其夫人蔡青缃女士，即女学校学生；其爱女撷芬女士，工绘事及文词，即女报主笔，今年为爱国女学特别科学生，明年亦拟来学，皆谈女士同学也。请属其至《苏报》馆拜会蔡、陈女士并看定住屋，然后订立何日移寓。

心云老伯鉴　　侄元培顿首。

这是1902年冬天，蔡元培写给“心云老伯”即陶濬宣的信中所言一位绍兴女学生来沪入爱国女学，蔡求《苏报》馆允她寄宿之事。信中提及的彦复，即爱国女学校倡办人之一的吴彦复，信中不仅道出了《苏报》馆与爱国女学的密切关系，而且言明了陈范一家通晓世事和希冀革命的活动。当然，蔡元培早年热心于爱国拯民的教育事业也跃然于纸上。

综上可知，《苏报》和“爱国学社”等组织之间的相互支持是有渊源的。通过蔡元培的关系，陈范加入“中国教育会”，两人交谊的基础是反满革命，使他们振兴中华的志向得以舒展。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上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两者之间的互相配合越发紧密，《苏报》实居“爱国学社”喉舌之司而任传播之责，确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此后，《苏报》依靠“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新人力作，发挥着宣传革命的先锋作用，迅速在上海报界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

二

1903年，上海、东京的中国知识分子创办政治性刊物已近20种，大都以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为中心，面对民主革命思想的迅速传播，革命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苏报》馆的发展也跨入一个新阶段。

首先，《苏报》正式成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同年2月15日起始，“中国教育会”教员吴敬恒等每周在张园举行演说，内容是奋起自救，畅言革命。“苏报作为机关，即鼓吹罢学与夹带革命，双方并进。”对3月25日第二次张园演说会，次日《苏报》及时详载：二十五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五时三十分的演说会，听众由三百余人增至七百多，不因天雨路滑而却步，听讲、演说尤为踊跃。登坛演说的有吴敬恒，主讲演说会的宗旨；继之，蒋维乔等演说军国民的宗趣；徐宝嘉等演说自立，亟望驱除外祸；马君武演说欧洲革命；蔡元培演说教育会主义。《苏报》接连刊登慷慨激昂的演说词，时人多瞠目拜读。

其次，《苏报》特辟《学界风潮》栏，专门刊载南洋公学等校退学事件的消息，鼓励学生除旧布新，由此身价大起。

针对4月3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压制民主，禁止学生追求新知，激起31名学生退学事件，《苏报》报导如下： (摘要)

吾同学与爱国诸君，其目的既同注于一点。尤必自爱爱他，通力合作，结成一坚固不拔之团体，以鏖战于狂涛骇浪之中。

针对浙江大学堂监督劳乃宣等人无理开除6名学生以及广西巡抚王之春拟借法国兵镇压哥老会陆亚发等人的反动行径。《苏报》特撰《敬告浙江同志》一文和发表《论王之春借法兵必亡中国》的社论，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痛斥了劳乃宣，并提出“公审王之春”的要求。

声势巨大的拒俄运动发生后，《苏报》挺身而出，积极投入战斗。5月1日，专发《留学生已结义勇队》的消息。5月8日译载英文《字林西报》有关“中国教育会”同仁在张园集会共议拒俄大事的稿件，并借机宣扬：“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始。尚愿具此心者好自为之，以成真国民。”

更应论及5月27日，陈范请章行严(士钊)就任《苏报》主笔，他上任第一日，首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以耸动当世观听”。他还改革了报馆的编排工作，决定从6月1日始，“凡涉及革命、排满及精譬的字句，均用较大字体印出，借以增强挑战性。”6月6日发表张继的文章《祝北京大学堂学生》，号召学生“撞自由钟”、“树独立旗”、“杀皇帝”、“倒政府”。并指出：“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

6月9日所登章行严《读〈革命军〉》语云：“吾国乡曲之间，妇孺之口，莫不有‘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谚。而见满人者，无不呼为‘鞑子’，与呼西洋人为‘鬼子’者同。是仇满之见，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复一切压制之策者乎?”

又，同日登载《介绍革命军》篇，其云：“革命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约二万言。章炳麟为之序，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文中指出，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竖。文中最后强调：“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6月29日，登载《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篇，按即选录章炳麟驳康书，句曰：“盖自己末以后……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又云：“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命哉?”

《苏报》及文约有数点可鉴：其一是紧扣世界大势和国内学潮风云，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抨击封建专制，抵御外辱，拯救中华；其二是力驳反对排满主义，主张唤起民众，号召热血斗士，张扬暴力斗争之大纛，进行种族革命；其三是驳斥康有为之政见，痛诋载湉，进而推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其四是文意高瞻而又警辟，故极为人们所喜读。

不言自明，《苏报》的言论实为“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的革命行动而大喊大叫；声势壮，文意高，反响广，堪列上海报界榜首。由此论断它当是“爱国学社”的机关报。

《苏报》以大量篇幅，最先刊载邹容的《革命军》，盛赞这是全国人民必读的教科书，使读者受到深刻的爱国教育和极大的鼓舞，推动不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苏报》以真挚深情的文字书写着志士仁人开拓前程的脚步声，显现出当时中国人民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从此意推论，说《苏报》起到了为两年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出了理论宣传上的贡献，恐怕也不算过分。梁启超在未和革命派决裂前曾评价《苏报》说：“后之兴者，苏报……皆日报矫矫者，屹立于惊祷骇浪狂飚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

毋庸讳言，《苏报》在宣张种族革命，致力“排满革命”事业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大汉族主义的倾向，用我们习惯用语说，这是“历史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所使然。

三

1903年夏，《苏报》放言革命的影响日见广阔；“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旗帜日益鲜明；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公开刊行，举国上下无不震动。面对如此“大逆不道”的“猖狂悖谬”，清廷恨之入骨，怕之要命。于是，随同帝国主义相勾结，自四、五月始，就张开了残酷迫害上海革命志士的罗网。

《苏报案》发生在6月29日，而不是30日，亦不是7月1日。至于一些论著中说发生在6月末，纯属语焉不详。

据载：“6月29日(闰五月初五日)上午，有警探多人，到苏报馆拘捕，拘票上写有陈范、程吉浦、章炳麟、邹容、钱宝仁、龙炽之等人，一见账房程吉浦，便问：‘你是程吉浦么?’回说：‘是的’，即被扣上带走。下午又有巡捕来问：‘陈范在么?’陈范适在，自己回称‘不在’，巡捕遂扬长自去。第二日章炳麟在爱国学社账房，警探又持拘票指名挨次查问，章炳麟回道：‘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来人随将他带上手拷捉去。”

另据载：陈范之子陈仲彝，及苏报馆办事员钱宝仁被捕，以及陈范携眷出逃日本，邹容投案自首的时间，分别在6月30日和7月1日。

至于“苏报案”迄于何处?这绝不应以报馆被查封之日为期，而应断在1904年5月21日。因为此案几经波折，终因国人舆论谴责清廷，外国公使意见不一，清廷引渡“犯人”，南京审办的阴谋破产等诸原故，上海县于上述日期宣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至此，“苏报案”告一结束。

此案策划人，有清廷大吏端方、江宁巡抚恩寿、广西巡抚王之春、商约大臣吕海寰、上海方面的袁树勋、北京方面的张之洞等多人。先后捕捉革命志士6人，交涉审办长达近一年。在此期间报馆被查封，爱国学社社员星散，著名年轻革命理论家邹容惨遭迫害，陈范一家受祸备至，他携眷出逃日本受尽苦辛，报馆及家产累万均遭上海道没收。尤为甚者是爱子系狱数月，出狱未久，即因挫折损丧，寡妻忍受饥寒，如斯十年。

目击“苏报案”祸恶连连，实属中国新闻史上一件巨案。

此案的发生，暴露了清廷以毒辣又卑劣的手段，多方乞助于帝国主义者。对当时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上海的新闻事业，加以严重的迫害。

此案的发生，标志着当时的革命火焰，已凭着舆论的力量，冲向腐朽的清廷而强烈地喷射。

此案的发生，已证明了维新改良、君主立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此案的发生，还正告了封建统治者，妄图用扼杀言论、残酷镇压革命志士的方式来禁锢人民的头脑，阻止人民的反抗，巩固其万世一系的统治是完全徒劳的。此后的历史进程很快地证明，被历史抛弃的不是别人，而是反动的清政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