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官僚，陈范曾任江西铅山县令，官位七品，不致令他声名鹊起；作为文人，陈范富有才华，一生著述颇丰，存世知名者却不多；作为报人，陈范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却因“苏报案”而永载史册。

在晚清革命营垒众多的报人中，陈范是个特例。他虽为激进《苏报》之馆主，却非地道的革命派。对满清政治的失望、企盼革新的冲动、文人与生俱来的“入世”精神和论政意识，加之忠厚甚至有些迂腐的个性，种种复杂的情绪交织，使他卷入了风雷激荡的时代浪潮。大凡研究“苏报案”，就无法绕开陈范这个人物，陈范作为晚清时期少有的不依附官府、亦不趋求外人的民间报人，极具典型意义。但迄今为止，学界对他的专门研究却几近空白，仅在论及“苏报案”的著述中，有少许轻描淡写的文字。基于此，本文运用有限的资料，对陈范的办报动机、办报特征作深入剖析，力图准确评价其报业才智与报业贡献，求教于方家。

　　一、接办《苏报》，显现报业识见

关于陈范购办《苏报》的动机，学界多袭用“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之说，仿佛政治企图是陈氏此举的要义，实则不然。对此，“苏报案”当事人之一的章士钊，曾一语中的：“陈范梦坡以江西退职州县官求息壤于上海，因买收此报，继续营业。”确实，陈范远没有那么激进，以兄长被囚、自己被革职的经历，还不至于使他萌生“倾覆满清之志”，进而用身家性命去成就“遒人木铎之坚决意志”。而凭着“宦囊有几个钱”，购置掌控一爿小报，既可寄望于报纸兴旺的不菲收入，又可充实壮年落职后的寂寥，未尝不是其初衷。

接办《苏报》，虽不意味着陈范在政治上有多么先进，却恰恰显现了他的报业识见。世纪之交的上海，办报早已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外国商人美查便缘报发家，在这一领域树立了成功的样板。1872年，《申报》创刊时的资产投入为1600两，其中美查仅投入400两。1889年10月间，美查将以《申报》为主体的各企业改组为“美查股份有限公司”，收回股本十万两回国。抛开别家不论，单从上海越来越迅猛的发展势头来看，就可预见这里所潜藏着的报业商机。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四十年的发展，上海凭藉优势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条件，飞速赶超广州，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大都会。城市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在增加商业报刊赖以运营的广告源泉的同时，也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大批移民蜂拥而至——市民阶层形成、抛弃科举末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荟萃，使商业报刊必备的读者群与作者队伍日益壮大。与此同时，晚清大变局所导致的剧烈社会动荡，有力地刺激着社会的信息需求，这一切都为商业报刊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此前，虽已有“三株台柱”——《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鼎立，但诺大的上海报业市场还远未被占满。后起之秀《时报》的成功，就足以说明问题。1904年6月，该报作为保皇派的重要喉舌首现沪上，虽也遵循康梁之意，倡言保皇立宪一段时日，但主持人狄葆贤却另怀“鸿鹄之志”，即“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因而厉行业务改革，率先开辟“时评”专栏，并首创报纸的现代型版式，震动了沿袭旧俗之报界，“不久就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宠儿”。不难想象，此前几年的上海报界，正是海阔天空，只待有识之士去遨游驰骋。但识见归识见，欲有所作为，却需仰仗独到的经营之方。陈范于此，亦表现不俗。

　　二、经营有方，展露报业才智

首先，办报方针独具一格。如前所述，上海为商业报纸所提供的条件是大大发展了，但同时也宣告了报纸间激烈竞争时代的开始。陈范接办《苏报》时，上海已有几家外商报纸雄踞地方，它们均拥有雄厚的实力和稳定的社会影响。其中，创刊于19世纪70年代的《申报》早已发展成拥有众多文化产业的近代化大报，影响甚广，乃至“江南穷乡僻壤，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身处如此报业环境之中，不另辟蹊径，断难发展。报业敏感使陈范深切体察到，在当时“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动荡时期，时政动态将是报纸出奇制胜的法宝。上述几家大报尽管各有侧重、特色鲜明，但着意的却是牟利，因而多专注于经济信息与社会新闻，漠视政治，对正在涌动的社会思潮更没有格外留意。难怪有人感慨：“足能感人文明于脑筋者，惟数学报耳，其各日报不过纪载时事。”陈范接办《苏报》后，确定关注时事政治的方针，追随时代浪潮，力主保皇立宪。此后，报纸的政治立场虽随时更张，但关注时政动态的方针却始终未变，使该报很快便跻身于上海声誉比较好的五家日报之一，恰如《中国各报存佚表•序言》所称：“后之兴者《苏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皆日报佼佼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飙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良好的声誉为《苏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坚守报纸的思想个性，不断与时俱进。报人作为社会公器的主持者，有如社会的敏感神经，比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更应把准时代的脉搏，反映最新的社会动态。正像《苏报》载文所言：“报为新旧之机轴，进步之证券。一言以为天下先，非报不能。”能否取得读者的支持，关键在此。较《苏报》先期创办的《中外日报》，就以它起伏跌宕的命运证明了这一道理。该报于1898年5月创刊时，自称“以提倡变法为主旨”；但其政治态度却因时因事，先后不一，销量也随其进步与否而涨落不定。对此，《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记载颇详：“《时务日报》(后改名《中外日报》)发刊时，销数不过3000份。1898年6月，上海发生法人强夺四明公所义案，市民激愤，群起抗争，该报大力支持，销数骤增近万。戊戌政变后，拥护慈禧训政，降至数千份。1900年宣传义和团运动，销数又增至万份以上。1905年反对抵制美货爱国运动后，销数又大减。”可见，人心向背与报纸之立场竟如此的唇齿相连。《苏报》在这方面，则表现出色。尽管“规模最小，资本最弱，发行量较少，后盾最不足恃”，却始终站在浪峰之巅，独立无畏地弹奏出时代的主旋律。陈氏刚刚接办《苏报》时，社会上正倡行立宪，《苏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社会洪流之中，乃至时人多以康党的喉舌目之。随着保皇立宪论日薄西山，革命排满之说深入人心，许多追随康梁的保皇派、立宪派报刊渐成时代的落伍者；《苏报》却迎风而动，敏锐地将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这一崭新的社会现象作为剖视社会思潮的切入点，锐意开辟《学界风潮》，刊出大量揭露官办、私办及教会学堂的专制腐败，颂扬进步师生反抗精神的文章，由此扬名。得人心者，得天下，《苏报》以顺应世道人心的言论赢得了读者的爱戴。《苏报》总发行量已无数字可考，但据该报1903年5月30日所载《来函述江西报界发达之现状》说，“惟今年上海之《苏报》改章，专注意于学界，其价值亦与各学报并立，销数亦为之骤增。”可见其销量迅猛飙升的趋势。另有数字表明，同年该报仅在南昌即发行200份，比上年增加四分之三。与此同时，曾纵横披靡、振动海内外的《新民丛报》在南昌的销量也不过250份，仅较去年增加三分之一，增长趋势显然落后于《苏报》，恐怕与该报倾向之逆转不无关系。南昌乃偏处内地的城市，其销量尚有如此涨势，就更不用说东南沿海风气早开、新思想活跃的地区了。而《苏报》除上海本埠外，还在全国22个城镇设有32个分售处。

《苏报》能够独持思想个性，采取进步的政治主张，并日益前进，与馆主陈范思想的开放是分不开的。陈范性格中最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他的趋新。不固守陈规，总能随时而动，使他站在时代的前沿。早在交谊爱国学社前，上海新党所开展的历次活动中，包括1900年初经元善发起1231人联名通电请光绪帝“力疾临政”，1900年夏唐才常发起正气会，以及1901年春在愚园发动的拒俄密约事件，都可以看到陈范的身影。随后，从积极参加“张园”演说会，到列名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女学，无不反映一个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趋新若渴的精神动态。陈范思想之新，尤其表现在对子女的开放式教育上。在女界仍普遍未脱离封建藩篱的清末，陈范就能抛却种种封建伦理的束缚，让女儿(陈撷芬)抛头露面，参加爱国女学并主办《女学报》，从而成就为晚清时期中国最杰出的女报人，确实难能可贵。陈范的年龄(1860年生)，与康有为(1858年生)、汪康年(1860年生)相仿，求学经历也比较接近，既未曾留学，也没上过新学堂，接受的是封建教育，而且还中过举，作过清廷的官员。在如此老套的人生经历中，能达到保皇立宪的思想境界，已实属不易，而陈范却攀升得更高，与日后康汪的固滞落伍两相对照，不愧为时代的先进者。

此外，放手用人，任人唯贤。最能体现陈范大胆用人的，莫过于礼聘章士钊作主笔。其时章氏虽在文坛“略有声誉”，却只有22岁，对于已过而立之年的陈范来说，他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愣头小伙子。可陈范却能抛弃世俗成见，对章“肯款迫切，殆无其比”，并给与充分的信任，当《苏报》生死攸关之际，毅然决定“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求才若渴之情令人感佩。在晚清那样一个报业的“政论时代”，主笔的才力名气决定着报纸的社会影响，名报需要名人办。《苏报》终能成为这一时期引人瞩目的报纸，显然与陈范的赏人用人是分不开的。

　　三、“以清议救天下”，展现文人办报本色

《苏报》为小本民营报纸，却标榜说：“本报之宗旨，诚不敢自信，诚不能自匿，而于趋俗之劣手段，蝇狗之诡策，则固避之如遗，而与该报大相径庭者也。”并自命“发表舆论者”，主动担当“清议”匡国之重责。所为者何?“苏报案”后，章士钊无比骄傲地宣告：“查清末革命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此既属前此所无，后此亦不能再有。”而馆主陈范当初，可未见得有如此自取覆亡的豪气。以惊世骇俗之论吸引眼球、促进销量，为理所当然之想，却不至于让他用《苏报》去飞蛾扑火。

陈范自有其非“清议”不可的直接动因：首先，经“纳粟为令”的陈范，本想有一番作为。面对铅山的弊政陋俗，决心整治，却不想因此得罪了地方恶势力，最终落得一个被革职的下场。短暂的宦途生涯让他对晚清政治之腐败有了清醒的认识，“入仕”救国的幻梦彻底破产。其次，戊戌政变后，清廷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具有革新意识的知识分子大失所望；更何况陈范又有切肤之痛，其兄陈鼎因同情维新派，被判终生监禁。故此，借助报纸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对社会的不满，对陈范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然而，支撑陈范坚持《苏报》激进立场的原始动力，却不限于此。陈范曾自述其心路历程：“自光绪甲午中东战后，始知国势之不支，大患之日迫。……燃馨已炽，随众惊呼，且犹不审中外强弱所由，谓自奋之道，在坚甲利兵，一战胜齐耳。越数年，橐笔海上，渐有一二知能，而犹不能尽脱故见也。始则愤戊戌政变钝自强之机，继则恫拳乱增国势之蹙，如狂如醉，思极而变。则以为当举各行省会党、教民而和合之，改良其不善之宗旨，广兴农工，俾生计各足，行普遍教育，俾人格日进，然后立社会政府，以与朝家相对待，相维持，渐由立宪以应于共和。有主专制、败大局者，则以文明之暴动挟之。此意既萌，与性乃合，几自执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也。”一介爱国文人的积极入世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感，尽在言中。与大多置身报业的晚清民间报人不同，陈范并非因科举不顺而委身报业，因而其精神世界断不会夹杂着一种对入仕之途藕断丝连的情结；恰恰相反，曾经踏入仕途的陈范，在矫世变俗的努力失败后，彻底意识到“入仕”救国的惘然，进而格外珍惜自由报人的权利。正可谓：“报国有心，回天无计，寄希望于白纸黑字，把内心告诉大家，其内心是还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尽管在《苏报》步趋激进的过程中，陈范也有所顾虑，但襟怀天下、以道自任的文人本性终使他迸发出不惧强权的豪情。从思想激烈的“康党”，到慨然任革命党“恣意所为”，是文人陈范骨子里责任和抱负的不自觉的流淌。也正是缘于此，“苏报案”后，陈范虽“过着亡命生活，妻离妾嫁，子夭孙殇，抑郁成病，且时常有断炊之虞”，却始终无怨无悔。蔡元培、吴敬恒念陈范对革命有功，多次呈请政府发还他被清政府没收的家产，抚恤其在常州的寡媳孤孙，但终未见允。陈范对此颇不以为然，慨然道：“……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力。”高风亮节，感人肺腑。

不容否认，陈范接办《苏报》的动因是复杂的。赋闲在野，欲有所为毕竟是其主要心曲；而“所为”之中，以报为业，扩大资本，却恐怕不是主要的了。陈范毕竟不是彻头彻尾的商人，他首先是个文人。是文人，心灵所系，就离不开儒家精神的薪传。所以，面对国业与家业的抉择，而断然抛舍后者，是其不自觉的行为。其实，陈范何尝不代表着晚清时期本土报人的主流心态——主商报。而不专注于商业，热衷以文人论政方式抒发政治情怀，70、80在晚清报史上并不鲜见，如《大公报》的英华、《京话日报》的彭翼仲，以及更早的还可追溯到19世纪70、80年代就开始办报的容闳、邝其照、《述报》馆主。无论是亦官亦商者，还是亦绅亦商者，抑或是弃官不就的民间志士，时代的苦难、亡国的焦灼，使这些身份不同的国人心灵相通，自觉担当起拯救国家的重任，利用话语之柄，大声疾呼，为国献策，为民请命。

陈范的报刊经营理念和报业理想是不错的，只可惜他生不逢时，封建与侵略势力的双重压制，没有给报人提供一方大展宏图、显露才华的天地。陈范过于轻信租界的庇护，“苏报案”发前，胜似“康党”的“清议”，以及新党志士放言的激烈，都未曾招致祸患，这无疑给陈范吃了一颗定心丸。而“苏报案”的前无镜鉴，也使陈范放松了警惕。有胡道静所言为证：“苏报诸人以言论而招祸，是上海自有新闻纸以来第一次遭到的重大压迫，也是清廷决心对新闻纸摧残的表现”。蔡元培的话，则更道出了包括陈氏在内的所有当事人的心境：“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故苏报案未出以前，无一人能料租界之裁判所忽助政府以仇民党者。”乃至一小瓶“氯气”，竟让也曾“声容惨阻”的陈范处之泰然。陈范初介报业的经历，在“苏报案”的尾声中落下帷幕。只待到辛亥革命后，报人陈范才重回报界，欲展“文人论政”的风姿，却为时已晚；凄惨的境遇、颠沛流离的生活，使陈范于1913年过早离世，时年仅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