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外交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尤其象中国这样的封建落后的古老帝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时候，更需要建立自己巩固的基础。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确立外交的实力基础（军事和经济）、体制基础、人才基础三个方面作了较大的努力。本文仅简述其培植国力的实力外交思想。

外交之道，神秘莫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凭借外交家们的机敏才智，在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与各国巧妙周旋，就能取得较大成效。其实这是很难的。外交必须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正所谓“外交之为用，形变之术，固在乎外交家之智敏手腕，而万事成之基本关键，未有不以其国力如何以为断者”。这里的国力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曾国藩的实力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培植军事实力，通过创办军事工业和建设海军，以达自强，为对外交涉打下基础。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利用其军事上的优势来挟制中国让步，以满足其攫取权益的要求。故扩充军力以达自强，抵抗列强的军事侵略，就能为外交创立条件。他认为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若中国无备则势焰张，若其有备，和议或稍易定，”故要“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

曾国藩的自强思想很早就有了。早在1860年就认为，“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认识到外国侵略对我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面对内忧外患，唯有自强，“外攘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自强之法在于向西方学习，“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购买之后，接着进行仿造，这样就“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曾国藩身体力行，于1862年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及轮船。后来，在李鸿章等人的协助下，还创建了当时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之际，组建过湘军水师。后来他又数次上奏朝廷，酌议建立近代海军，提出了建立外海、内洋、里河三支水师的设想，“外而御侮，内而诘奸，三支水师，均不可少”。曾国藩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曾国藩在世之际，中国海军因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发展，海军近代化之路还很漫长。但曾国藩之后，李鸿章等人加强海防建设的举措，特别是建立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近代化海军，“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框架（曾国藩所确立）走下去的”。

李鸿章基本上继承了曾国藩扩充军力的思想，并有所发展。

曾国藩曾反复向李鸿章论及这一思想主张，如要他购买西洋船炮，说“洋人目下虽幸无事，一旦兵端或开，则办船办炮必责成吾辈海疆大吏。不如趁此闲暇之时，稍成三年之艾，免致临谒掘井，购买物，又为外人所挟制”。后来李鸿章“购买、仿造”颇有成效，曾国藩更是大力鼓励李鸿章办理自强事业，“中国讲求炮械，创造机器，阁下实为开山祖师。仆欲恢振其绪，造船绘图，翻译文字，次第兴办，量移此路，不能兼顾，仍望阁下宏此远谟”。到曾国藩晚年，更是把这付担子全部推给了李鸿章，“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鄙人则年老气衰，自问不堪为世用矣”。李鸿章也同样具有这一思想，而且还有更大的发展，他的自强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被郭嵩焘誉为“能见其大”的人物。

李鸿章到上海之初，就对英、法军队“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留有深刻印象，“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于是萌发了“资取洋人长技”以求“自强”、“自立”的思想。随着对洋人交往的增多，他对时局的看法越来越明晰，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大变局之中，“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应付这一变局，必须变法自强，所谓“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也不可久也”。并认为“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众所周知，李鸿章创办了不少军工企业，除协同曾国藩创办江南制造局外，还创办了其它一些军工企业，如上海洋炮局、天津机器局等。李鸿章还发展了曾国藩建立近代海军的思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针对沿海的严峻时局，李鸿章提出了他精心筹划多年的海防思想。希望建立一支以防御为主的比较强大的海军，以此来遏制外国的势力，从而能守住疆土，实现和局。李鸿章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和营建了远东规模最大的海防体系。所以说李鸿章不仅把曾国藩建立近代海军的设想付诸实施，还在实际操作当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确立了近代化的海防思想。

由于这一思想主张的推行，中国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从而为对外交涉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成效不大。如李鸿章精心筹建的北洋海军，由于实行消极防御战略，以及听任慈禧太后挪用大量的海军经费用于万寿山工程，结果在甲午战争中几乎全军覆灭。

曾国藩的实力外交思想，主要是通过增强军事实力以达自强的目的。李鸿章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创办民用企业以增强经济实力的思想。李鸿章认为今后中国同西方的较量将是实力的较量，中国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实力，才能保护自己。而这一实力不仅是指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他认为“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富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欲自强，必先裕饷；欲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李鸿章在创办军事工业之余，还一再呼吁朝廷，设立民用企业，以扩充中国的经济实力，并致力于民用企业的创办，其创办的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形成了“富强相因”的思想。为中国富国强兵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曾李希望通过创办军用、民用企业以培植国力，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从而为外交提供坚实后盾，力保国权不失。其主观愿望是不错的，所谓“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为中国的自强事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中俄伊犁交涉，中国实力的增强无疑是交涉成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再如中法镇南关大捷，中日黄海海战这些壮丽的战斗场面，证明了中国军力的增强。虽然这并未改变最后的结局—签订不平等条约，但忽多忽少增加了谈判的筹码。但由于受传统观念、旧的体制、个人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思想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中国的国力增长缓慢，特别是甲午惨败之后，国力更加脆弱。在对外交涉中步步退让，大量国权沦丧，这是曾李实力外交思想的悲剧所在。尽管如此，曾李的实力外交思想开启了中国富国强兵之路，为尔后中国的维新与革命提供了诸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