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逐步摸索慢慢地确立了“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外交方针，为确保这一方针的实施，即怎样才能力保和局，进而维护国家权益，就必须讲究外交策略。当时国际上盛行的外交策略种类繁多，有均势主义、同盟外交、国际孤立、泛民族主义、门罗主义等等。曾、李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主要采取了“诚信待夷”和“以夷制夷”两外交策略。

一、诚信待夷

诚信待夷即诚信外交，它既是曾李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们对外交涉的一种手段。随着对洋人交住的增多，曾、李认为既不能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抗夷，“失之过刚”，应该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所以曾、李二人将传统的儒家学说应用于近代外交，主张待洋人以“诚”、“忠”、“信”。“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同时认为“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所以诚信待夷就是主张以诚信待洋人，不能存有丝毫的欺诈之心，欺诈之言，乃至欺诈之行为，“凡中外交涉之事，总以必诚必信为主”。

曾国藩诚信待夷思想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因：

其一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曾国藩毕生信守儒学，是中国近代集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就是儒家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准则，强调对人要以“诚”、“信”为本。“诚、信”就是要“言忠信，行笃敬”，以“忠贞不贰”之心“至诚相感”，甚而“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亦消；若勾心斗角，相迎相拒，则报复无己时耳”。后来他在与洋人交涉时，把这一准则用于中外交涉。

其二是认为列强强大，不可与之轻启战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对西方文明感到恐惧。他认为方今中国内乱不断，只好与洋人相安无事，不能轻启衅端，因为以“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不然兵端一开，“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所以对洋人只能示以诚信，力保和局。

其三是认为洋人也“素重仁义”，可以诚相待。曾国藩在对西方列强感到恐惧的同时，对其某些举动亦颇有好感。他认为“洋人（咸丰）十年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两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还有“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近七十馀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同时他还认为“洋人最爱财利”，没有觊觎我国土地之心，所以对洋人“忠信笃敬”，“至诚相与”能够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认为“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从而达到“以信义自处，一时尚可相安”的目的。

曾国藩的这一“诚信”原则深深地影响了李鸿章。1859年1月，李鸿章辗转来到曾国藩幕下，在曾幕府期间，得到曾的精心训导。李鸿章在开始时对曾国藩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特别是每日黎明一起吃早饭。一天，李鸿章以头痛为辞，卧床不起，曾国藩非常恼火，连续派差弁催他，最后鸿章只好披衣踉跄而往，席间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后“舍箸正色”对李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鸿章从中受益不浅，他后来说：“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校，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1861年，在曾国藩的保荐下，李鸿章率淮军到达上海，出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入沪后，曾国藩以鸿章常与外国人发生交际，因于致鸿章的信函中，“时抒其对于外交之见解”，要李以诚信待洋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又说，“与洋人交际，孔子忠敬以行蛮貊，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并要李鸿章“待洋人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切不可露傲惰之象。

李鸿章完全继承了诚信外交思想，并把它运用于对外交涉中，只是稍有点圆滑。后来李鸿章在与洋人的交往中，“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他自己亦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用一个诚字”待洋人，成了李鸿章一辈子办理外交的法宝。

曾、李诚信待夷主要体现于两方面。

首先，与洋人交际要坦诚、谦抑、礼让。曾国藩认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字。信者不伪不夸之谓也”。并要“彻始彻终”讲究信，来不得半点欺瞒，“稍涉欺饰，为其所窥，则以后虽千言之实，不能挽回一次之虚”。另外与洋人相处要谦逊。曾国藩主张“谦怀抑抑以待洋人”，认为“处处谦逊”，则“自无后患”。李鸿章也认为“谦抑二字先从自家身心做起”。再就是对洋人要礼让。曾国藩强调要用“人礼”待洋人，“夷酋日内尚未来会，若会晤时当以人礼待之，不以鬼礼待之”，在此基础上与洋人交际时讲究礼让，“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李鸿章也认为对洋人要“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那怕是洋人有刁难之处，也应“婉言慰藉”。

其次，与洋人交涉时要信守条约、循理等。他们认为，凡事应“依约而行，接之以信，驭之以诚，断之以理”，从而能较好地处理中外交涉，“亦不至大有龃龄”。他们希望以此策略来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在这一和平环境下着手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正如他们所说的，“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其主观愿望是不错的。但是“诚信”等道德原则与志在扩张、掠夺、奴役中国的西方列强交往，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其结果必将是列强借势要挟，从中国攫取大量的权益。

二、以夷制夷

在确定了一定的目标之后，外交策略的运用，则在于“发现国际间之罅隙而有以图之”。曾李认为给中国带来灾难并构成极大威胁的西方列强，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内部有利益冲突，存在着矛盾，中国这样的弱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矛盾，与列强进行周旋，从而达到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目的。这就是“以夷制夷”外交策略。

“以夷制夷”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提出的要数东汉班超，他在平定西域时主张利用一些已臣服的小国去攻打未平定的地方，“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中国古代以夷制夷取得很大的成功，所以乐于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夷”不再是以前的“四夷”，主要是强大的西方列强。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思想，这是一种天朝大国式的“以夷制夷”，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只不过是为了通商，而清朝是物产丰富的天朝大国，故可以用和甲国通商而拒绝同乙国通商的办法，从而激化他们的矛盾，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曾、李所主张的“以夷制夷”策略，包括区别对待各国，以及利用各国矛盾以相牵制等方面。

1870年，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采用了区别对待策略。曾国藩抵天津后，了解到天津教案的主要对手是法国，但还误杀俄商三人，误毁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法国于是联合俄、英、美三国，向清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致使中外局势非常严峻。曾国藩决定先与俄、英、美三国妥为商办，“拟先将俄国受伤之人，英、美被焚之堂速为了解。他为此作了多方努力。此举得到清廷首肯，“曾国藩拟将误毙俄国人命及误毁英美两国讲堂先行设法议结，不与法国牵混，所见甚是”。曾国藩区别对待各国列强一方面可分化列强侵略中国的联合阵营；另一方面，这几个分化出来的国家，不希望法国从中国独自攫取大量的权益，从而有可能对法国产生一些制约，使其嚣张气焰有所收敛，这将减少交涉中的阻力。故区别对待各国也是以夷制夷的一种形式。后因清政府的催促，曾国藩不得不匆匆结案，误杀俄商的四名凶犯被判死刑，使曾国藩的以夷制夷策略未能较好地发挥效用。李鸿章接办天津教案后，基本上是按照曾国藩所拟定的方案处理的，尤其是把分别对待俄、英、美三国作为处理津案的主要努力方向。他认为，“俄商有三人遇害，英美讲堂焚毁，分别议抵赔修，似不致合伙兴戎”。把俄、英、美与法国区别开来，从而专门对付法国。经过李鸿章的力争，终于实现了曾国藩的夙愿，除赔修英、美讲堂外，误杀俄商的四名凶犯也终于缓办。

同年，日本政府派柳原前光来华请求订立商约，此事为他俩实施“以夷制夷”策略提供了机会。当时柳原前光特意拜访了李鸿章和曾国藩，建议中日同心协力对付西方列强。李鸿章当即致函总署，“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认为只要与日本订约通商，就能联合日本形成东方防线，以抵御西方的侵略；李鸿章同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曾国藩，得到首肯。曾国藩随即上疏清廷，“若我拒之太甚，无论彼或转求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势难终却”。在曾、李等人的坚持下，清政府决定派李鸿章去与日本代表谈判立约。

曾国藩一生中极少使用以夷制夷策略，真正意义上的利用此策略于对外交涉仅见于津案交涉，至于在中日立约期间只是有这种想法。所以对李鸿章的影响不是很大，只能说李鸿章从曾国藩那儿受到了一些启发。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在其外交事务中多次采用“以夷制夷”策略，并使之有所发展。

1875年，“马嘉理事件”发生后，李鸿章特意宴请各国公使，结果迫使英国公使威妥玛在某些条款上作了让步，从而使谈判顺利进行。后来当日本势力大举倾注朝鲜，大有吞并之势时，李鸿章要朝鲜当局“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利用各国势力的制衡，来避免朝鲜的灭亡，这一招按李鸿章的话说是“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从而使“以夷制夷”策略发展到利用匀势原则。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开始想到联俄制日，后来与俄订立了《中俄密约》。李鸿章异常兴奋，以为找到了一个对付日本的强大盟友，这也可以看出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策略带有了结盟的性质。三国干涉还辽，更坚定了李鸿章以前就有的联俄制日设想。1896年3月，李鸿章出使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希望通过满足“俄国在我东北修路”的要求，与之签订“共同防日”协定，达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目的。后来与俄订立了《中俄密约》，李鸿章大喜，以为中国从此“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然而《中俄密约》签订不到一年，俄国就侵占旅顺、大连，后来把它们作为租借地，并进而把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东北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由此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一个中国几乎被帝国主义瓜分殆尽，以至于爱国志士悲愤地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呼号。这一结局乃李鸿章所未料及，他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究其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沙俄的本质认识不够，从而被沙俄玩弄于股掌之间。

以夷制夷是利用“夷”之间的相互冲突来以毒攻毒，从而使自己在这一夹缝中求得生存（即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一种外交策略。这一利用矛盾的外交策略在世界各国外交中通用，应该具有可行性。但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使用者自己必须拥有一定的实力，有较为强大的力量作后盾。中国当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没有一定的实力。而李鸿章无视这一现实，一味地迷信以夷制夷，缺乏必要的战备。如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不是积极备战，而是寄希望于俄、英、德诸国的调停，结果调停不成，反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由于无实力作筹码，只好以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交易，企望以小换大。列强正好抓住这一弱点，从中国掠取更多的权益。所以此时“而言联某国”，“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正说明李鸿章以国家权益为代价施行以夷制夷策略是不可取的，联俄制日之恶果就是一明证。曾、李的以夷制夷策略虽然在有些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与其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总之，这一策略是制夷不成反被夷制。

诚信是待夷的根本出发点，面对气势汹汹的西方列强，诚信待夷是力保和局的一种策略。但对于列强来说，唯有强权才是真理，它们往往对诚信嗤之以鼻，此时就需运用其它策略与之周旋。以夷制夷策略则是运用远交近攻的合纵连横之术，使强敌相互对立和相互牵制，从而使自己在夹缝中获得一些成效。因中国没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在运用以夷制夷这一策略时就必须以诚信为基础，否则更难取得成效。

无论是诚信待夷，还是以夷制夷，要想取得较大的成效，都必须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正所谓弱国无外交。曾、李在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运用外交策略与列强周旋之际，注重于国力的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