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中华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客家人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俭朴持家、爱国爱民，秉赋着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民族精神和优良品质。

l9世纪中期后，客家人开始成为历史的主潮，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到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客家人在中国的革命中往往扮演着主要角色。可以说，在太平天国之后，客家历史人物的“群落”开始形成，其间，丁日昌、何如璋、黄遵宪、丘逢甲、温仲和……等，不仅是客家中的名人，而且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出类拔萃的伟人。

这一历史群落，便开始在华夏古国的土地上成了气候，有了理性的自觉。从此，也有了国际上众多学者如日本学者山下清海对客家人的推崇：“客家人是中国最优秀的汉民族，有自信自傲的气质，爱国心很强，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当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几乎参加的将领大部分是客家人；其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满清革命，除了孙中山先生本人是客家人外，其他主要助手，亦有不少客家人……”

一、l9世纪下叶到20世纪初旅日客家人活动背景及概况

二、鸦片战争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孙中山称这种半殖民地为“次殖民地”，其地位可以说比殖民地更次之。而日本经过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依靠大量吸收西方近代文化和对外侵略战争迅速发展起来，从而成功地修改了与列强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东亚惟一的近代化独立国家，并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日本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使东亚各国志士仰慕，均欲学习日本，走日本式的富强道路。于是。他们中有许多人选择到日本求学、考察，还希望利用日本和欧美列强间在东亚的矛盾、对立来争取日本的支持，对日本寄予很大期望。日本在东亚的国际地位所具有的多重性是中国革命和客家群体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的重要原因。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朝政权也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辛亥革命阵营中的主要成员，留日、旅日青年占据绝对多数，成为革命最重要的骨干力量。他们通过日本学习欧美近代文明，吸收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并极力引回国内。日本在客观上给留日学生吸收近代文明和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条件和空间。留日革命学生与日本的关系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日本接受上万名中国留学生是为其对华政策服务的，但在客观上则加速了孙中山革命运动，“支援”了中国革命。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的华侨中，客家人是其中的主要成分，于是，客家人在其中担当了主要角色。

三、明治维新后孙中山与旅日客家群体

四、孙中山(1866—1925)，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名文，字德明，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

孙中山为广东南雄珠玑巷移民后裔，而南雄珠玑巷则为客家在广东的集散地。《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收有孙中山先生祖祠所在地左埗头雍正初年所作的《孙氏祖谱序》，云：“予郡乐安，望出太原，自苏门而传映雪，不知曾几何时，而衍于南雄府珠玑巷聚祖而居，讵料咸淳年间因胡妃之难，各姓夜窜潜处，我祖常德不得已越东莞而往沙头。”

光绪五年(1879)，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当时他的长兄孙眉为该地华侨资本家，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激起了孙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他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1895年2月，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O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期间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莫定了三民主义思想基础。1897年，孙中山由英国经加拿大转赴日本，开始结交宫崎滔天、犬养毅、头山满等一批日本朝野人士。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客家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又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盟会是留日学生运动与孙中山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孙中山革命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能忽视，众多的留日学生成为革命组织中的骨干，部分人成为革命的重要成员，这是后来革命运动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他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自己也向华侨宣传和募集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各次起义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于12月下旬回国，即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中国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出亡日本，并于次年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

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1923年，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3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孙中山自1895(明治二十八)年赴日以后，十余次出入日本，滞留日本达十余年，其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日本度过的。孙中山将日本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据地，并对日本寄予很大期望。

追随孙中山左右有众多的客家志士，正如当代思维科学所称，形成了一种“群体激发效应”，一位革命家脱颖而出，马上便是一茬茬地冒出来。1905年，孙中山于东京联合各方面进步力量成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时，不少客家人便从八面汇来响应，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成为其中的骨干。客籍留日学生谢逸桥、谢良牧、何天炯、何天翰等23人加入同盟会，不少人还担任重要职务。在同盟大会上，除孙中山任总理外，其整个领导核心成员中，客家人就占了46％。他们在宣传革命、组织武装起义、发动募捐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著名者如谢逸桥、谢良牧兄弟，同盟会成立之初，经费缺乏，“谢逸桥、谢良牧慷慨捐赠”。他们先后在梅县松口镇创立师范传习所及体育传习所、松口体育会。并创办同盟会机关报《中华新报》，积极鼓吹革命。谢家当时是华侨巨富，据谢崇基、谢康基等说，“谢家为了支持孙中山，最后倾家荡产”。孙中山在海外建立革命政党，发展组织，筹措资金进行革命，很大程度上首先是在客家华侨华人中进行的，其中，有外务部长廖仲恺(惠州客家人)，会计部长谢良牧(梅州客家人)，评议部议员胡汉民(江西吉安客家人)、梁慕光(惠州客家人)等。客家华侨华人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支持最坚决、最有力。后来，孙中山回到国内领导革命，每次发动起义，都有客家华侨华人在前面冲锋陷阵，直至献出生命。尤其是广州黄花岗之役中，不少学员英勇捐躯，如周增、林修明、饶辅廷、张学龄等。所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此，发自内心地说：“华侨是革命之母。”

同盟会派人回国内活动，其重点亦是客家人聚居或有较多客家人的地方。如1895年的广州起义，有不少客家人参加；1900年，更是在客家人所在的惠州发动起义；1906年的湘赣边界起义，当是客家人的地盘，历时两个月之久；而1907至1908年由孙中山策动与直接领导下的六次武装起义，也大都是客家人所在的地方……这些，均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振奋了全国的革命志士，为日后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武昌起义成功，胡汉民为广东军政府都督，尚在国外的平远客家人姚雨平兼程赶回，与他商议并组织北伐军，从潮州北上，到上海与孙中山会合，又再挥师北上，于固镇、宿州、徐州等地大破清军，在迫使清帝退位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辛亥革命之后十数年间，革命几经曲折，但孙中山身边，始终有着一批意志坚定、迭创奇勋的客籍革命家与将领。例如，著名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孙中山的左右臂廖仲恺、胡汉民、邹鲁、大将军姚雨萍、被誉为“平民将军”的邓铿，后来，北伐的主要将领，包括蒋介石、邓演达、李济深、蔡廷锴、张发奎、李章达、叶挺等，皆出自他门下，且大都是客家人。为孙中山所称道的“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的张民达与邓演达也都是客家人。张民达是梅县人，邓演达则是惠阳人，两人均是东征中的名将，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张民达不幸于1925年溺水身亡，邓演达则一直到北伐任总政治部主任，成为当时武汉革命政府的中坚，后不幸为蒋介石所谋杀。

五、明治维新后其他旅日客家群体代表人物

六、明治维新后，形成了旅日客家群体。除了孙中山等前面已论述的外，其他代表人物主要有：廖仲恺、黄遵宪、胡汉民、邓仲元、何如璋、郭沫若、陈锐等。

廖仲恺，原名思熙，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县)客家人。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一个华侨家庭。光绪二十年(1894)，爆发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遭到惨重失败。之后，以学习西方寻求救国方法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在国内广泛展开，他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7年10月底，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1902年在何香凝变卖妆奁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在东京留学期间，结识黎仲实、未执信、苏曼殊、胡汉民等革命青年(其中大多数为客家人)，受其影响，萌发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9月，在东京结识孙中山。此后，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从事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晚清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优秀的思想家、变法维新者。1848年生于嘉应州(今梅城东区下市角)，卒于1905年。1877年10月(光绪三年)黄遵宪应邀任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他认真地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开始起草《日本国志》一书。继而又写成《日本杂事诗》等。黄遵宪游历日本等国，亲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他站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高度，理性地把握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国情，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仍矢志不渝，坚信“滔滔江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的革新之道。其远见卓识令人肃然起敬。

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原籍为江西吉安。原名衍鹳，字展堂。1899年中举，曾两度留学日本。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为广东军政府都督。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总统府总参议兼秘书长、政治部部长、广东省长兼大本营总参议、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邓仲元(1886—1922)，又名邓铿，1886年出生于广东梅县。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和革命军，曾任起义军东江第一军参谋长、革命军新编第一师师长、粤军总部参谋长等职，是孙中山的得力军事将领。1905年，邓仲元考入清新军所办的广州将弁学堂，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和1919年3月黄花岗起义。邓仲元一生追随中山先生，服膺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以其在粤军中的威信和地位，贯彻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功勋卓著。1922年3月21日，遭歹徒暗杀。孙中山追授邓仲元为陆军上将，并将其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旁，还亲自为其书墓碑文。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大埔县人。31岁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编修、侍讲。1876年12月，被委任为第一任驻日公使，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以正式国书缔交的使节。何如璋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外扩张采取了强硬态度，但对日本人民却表现得极为友好，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作为清廷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在硫球问题上维护国家尊严，不辱使命。他的《使东述略》等书，在中日关系史上也应占一席之地。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人家塾读书。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等诗篇。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

陈锐(1884—1977年)，字秉忠，别号纯芳，赣州市人。1901年，陈锐东渡日本，先后考入日本成城、振武陆军中学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0年，于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入同盟会，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历任总统府参赞，护国讨袁军旅长、师长，广州大总统府少将参议，孙中山奉安委员会委员兼接待处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等职。

在动荡的20世纪初叶，旅日客家这一群体发挥客家人独立自主和历史的主动精神，在日本学习到西方先进文明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更学习到日本“学习他人的方法”，产生了影响中国革命进程和未来命运的风云人物。这使得日本许多学者惊叹“客家是优秀民族，是可断言的”，“特别是在民国后的跃进和抬头，值得惊赞”。“客家非日本明治初年间的‘萨派’、‘长阀’，拥有强固的地盘，而是其先天、后天的坚忍不拔的独立自主精神，多年被压迫和被郁积的情感，自觉地、诱致成为强固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