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诗人陈锐，是著名的湘西“三才子”之一，与易顺鼎、王以慜齐名。八十多年前，陈三立曾有诗说：“湘西并世三才子，吹泪西风易哭庵。◇碧不知何处去，古伤遗稿落天南”，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对◇碧其人其集仍知之甚少，因此，有必要作一考论，以使后人能更多地了解这位幽兰芳芷般的常德诗人。

　　一、碧其人与其集

陈锐，字伯弢，亦作伯韬或伯涛，号◇碧，并以此名斋，而后又以斋名集，可见诗人对这个名号的钟爱。◇碧即抱碧，意谓怀抱碧玉，喻自己有美好的品质与理想，但也由此让人想到春秋时代那位楚国同里抱璞而被刖足的和氏，因而今“抱碧”还具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怨愤隐含其中。

陈锐咸丰九年(1859)出生于湖南常德，今之鼎城区石公桥镇北极村(旧名老倌坡)。其时家中虽有“薄田数顷”，但在“距家十里许，犹隔一河”的唐家嘴，耕种不便。尤其是一遇水涨，不仅田亩被淹，连湖边的住屋也因低洼而“鱼虾入室，神主漂浮，水深过膝”，常常只能靠其父春坞先生在外教书养家糊口。祖父九十一岁去世之后，三个伯父相继分家，所得农田只能由陈锐母亲谭氏一人打理，更加“岁岁艰难”，常需“典衣贷粟”。后来陈锐在外求学，也常常要人接济。他在《与宋芸子书》中说：“仆偶倦游，亦少家居”，“严君微禄，不足赡家，顷易五主……巡抚陈丈有四十万钱之馈，谊不容辞。”这些捉襟现肘、颠沛流离的生活，无疑会对陈锐“善感易怨”的性格与诧傺忧伤的诗风产生深刻影响。

陈锐兄弟姐妹共九人，他排行居长。大弟陈镜曾做到六品官，在湖北任过巡检。陈锐从小聪明，又是长子，深得其父宠爱，经常被带在身边，借授馆受业。春坞先生曾对得意门生谭延闿说：“吾诗不如吾儿，汝可与为讲习。”足见陈锐少时，诗词已有相当功力。后来，其父又让陈锐师从当时以识拔人才闻名天下的湘潭王闿运。1885年，陈锐和46岁的父亲分别以拔贡和优贡的身份，同时被考选入京。当时拔贡要十二年、优贡要三年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一次，每次每省优贡不过数名，拔贡每府学才两名。因此，陈锐父子二人同时中选，极为难得，一时传为佳话。不久，陈锐先后出任湘潭县训导，桂阳州学正，又应聘充湖北学使赵尚辅、浙江学使李荫銮的学幕，游江西，渡奥海，管琼州关。1893年，他参加癸巳科乡试中举，第二年在拣选知县中加同知衔，试用于江宁(今南京)，充两江营务处提调，分管吏馆外交。1902年任江南乡试同考官，次年任受卷官。1908年任江苏靖江县知县，人称陈靖江。辛亥革命之后，旧官被废，他回常德，任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常德市一中前身)国文教员。1915年受谭延闿之聘，出任湖南省长公署政治顾问官。1916年春再回常德担任常桃汉沅四县联合公立中学校长，同年秋，出任湖南全省通志局分纂。1919年再任政治顾问官兼湖南全省教育会会长。1920年归里，修建藏书楼，续编所著诗文。1922年病故，享年63岁。

陈锐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反映在《◇碧斋集》中。据湖南地方文献资料载录，《◇碧斋集》至少有七种版本，分别刊刻于1886年、1895年、1905年、1924年和1930年，其名则称◇碧斋诗、◇碧斋诗集、◇碧斋诗词、◇碧斋诗文集等，有的则只称“◇碧斋集”。在笔者寓目的五种版本中，现存最早的是丙戌(1886)四月京师初刻本《◇碧斋诗集》附词一卷。而较完备的本子则是1930年由谭延闿、谭泽闿兄弟、夏呋庵、李拔可等辑刻的八卷本《◇碧斋集》，其中诗五卷、词一卷、文一卷、诗话词话一卷。前有陈三立、夏敬观之序文，后有谭延闿之跋语。此外宣统三年他还刊出过《◇碧斋箧中书》四卷。另外据陈氏族谱载，陈锐尚著有《说文解字校勘记》、《读经史札记》、《梦鹤庵诗集》、《秋虫吟词稿》等，未能刊行(初刻本中所附一卷，多为秋虫吟中词，但有删减)。

　　二、碧斋的诗

陈锐是著名的晚清诗人。同时诸子于其诗与人品评价甚高。陈三立说他“深湛好思，奇芬洁旨，抗古探微”。夏敬观则称他“尔雅深厚，才伟志亢，英辞懿铄”，“魁冠侪辈”。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把他比作水浒一百零八将里的地退星翻江蜃童猛。石遗老人陈衍在与钱钟书先生谈论近代诗人时，则肯定了钱钟书“◇碧斋之精湛……智过其师，青出于蓝”的议评，认为陈锐的诗歌成就或许高出有一代宗师之称的乃师王闿运。这里除了陈、王诗歌主张不同的因素之外，也足可以说明陈锐诗歌的享誉当时。

根据笔者所见五种集子的粗略统计，陈锐的存诗约为323题440首，词79题96首，文赋13篇，诗话25则(36条)、词话42则。他的创作大致上可分为三个时期。22岁以前，是他的学习准备时期。23至50岁是他诗词创作的成熟旺盛时期。50岁之后，则是他诗词创作的衰退整理时期。他自己曾说：“余年甫丱，即喜为诗，然所存绝少。五十以后作亦不多。”陈锐从小即“嗜性于吟哦”，在岳麓山校经堂读书时，已“才锋隽出，歌吟烂漫压湖外”。谭延闿也说：“伯弢之才，自少壮时已为名德巨儒所奖许……湖外学诗者，莫能上之。”可惜到编集时，早年诗已几乎无存了。现在集中的第一卷仅起自辛巳(1881年)，此前的诗只能从友人的诗集(如何璞元的《通隐堂集》)和他自己的诗话中偶见一、二首联句。如“熇深尚厌宫纱重，露下谁禁促织忙，经堂客子多秋思，愁对荷枝袅金繐”、“白公堤上攀杨柳，玄武湖西弄藕丝。夕阳总向湖西去，桂桨兰桡好轻渡”等。陈锐早年喜欢模拟初唐体。今读其集中的《题张坤生学博猨柯老屋图即送其归沅陵》、《和十六夜月》、《芙蓉曲》、《春词》等，尤觉音调流转，灿漫天真，流光溢彩，风华掩映，正是年少多才的口吻。1880年，武冈的邓辅纶到长沙，引陈锐为忘年交，“过从谈咏无虚夕”。邓还仿效陈锐的初唐体作过一首《中秋步月天心阁》诗。这说明早年时，陈锐的诗虽也拟古，但更多地接近初唐，流丽婉转，自然晓畅。

陈锐诗成熟期的风格明显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前一阶段主要是规模湘绮(王闿运)，追摹汉魏。1880年，他从湘水校经堂肄业后，即投身湘潭王闿运门下。王闿运是同光间的著名经学家，“湖湘派”的代表，晚清拟古诗派的泰斗，尤以善于识拔人才为时所推重。所以陈锐是很以列名王氏门生为荣的，他曾说，“平生得啗朱砂饭(人谓湘绮楼的饭颗颗如朱砂)，不遇何曾憾才蹇”。从此他“从湘绮翁游，益矜格调……渐已出入湘绮，自名其体矣”。王闿运也很赞赏他。1882年(壬午)三月，王闿运读过他的诗后即品题道：“从义山入手，振采齐宋之间，一洗俗氛，独标古艳，心细神清，迥非时手所及。”所谓“从义山入手”，当主要就陈锐前期诗的内容而言。这一时期陈锐多写身边生活细事和诗人的主观感慨。如《叙琴》、《城南秋思》、《和咏十六夜月》、《东亭石阑题意》、《浣纱曲》、《芙蓉曲》、《春词》、《兰》、《镜》等，皆是借事托物，表达自己敏锐善思的情怀感慨。“振采齐宋”、“独标古艳”、“心细神清”则是对陈锐初期诗风的评价。如《怀杜俞》云：“良辰独远别，远别事如何。悠悠二千里，杖剑赴黄河。河北对大梁，慷慨风云多。太行据雄卫，渭流扬浊波。晨光倏诡怪，夕气郁嵯峨。怀哉壮士节，绿鬓及春华……哀哀行路难，悁悁生死遐。忧患相遭迫，谁其勿叹嗟?时艰望转殷，分远道日磋。临岐尚努力，曰归毋蹉跎。”格调高古而富有词采，正是齐宋的风格。这表明，诗人追慕汉魏的古朴自然，犹有距离。所以壬秋先生虽主张汉魏之诗，但却只以“齐宋古艳”送给他的学生。此后20年间，陈锐不断有诗请教，王闿运也不时有评点指导。直到1904年(庚辰)，王还两次读记陈诗说：“诗格老成，渐入苏杜。”“诗才气已溢，正进功时也。”据此，我们知道，陈锐在35岁以前的诗主要受王闿运的影响，“专攻五言，魁冠侪辈”，沉潜于对汉魏高古诗风的追求中。

后一阶段则可从他到江苏任上的1894年算起。他谒见了南皮的张文襄(之洞)，又与陈三立等经常唱和往来，诗体风格逐渐有些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深湛高古，英辞懿铄。张文襄是抑薄王闿运、主张诗宗盛唐的，而陈三立则是力主学宋、以奇崛见称的，他们与陈锐所追随的王闿运之自然古朴的魏晋风格自然大相径庭。王闿运曾在写给陈锐的信中告诫说：“陈伯严(三立)、易硕甫(顺鼎)不可与倡和，如鸦片烟也。”但作为诗歌艺术，它们又自有相通相契的地方。也许正是看到了不同风格的特点与优长，陈锐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而是放弃了门户之见，博取众家之长，熔铸提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体式上看，陈锐这一时期的五言诗意境深邃，风骨苍健；七言诗则隽永浑脱，横放生姿。其五古或简奥老成，或古朴平易，总能因事赋言，不拘一格。前者如《广雅尚书七十寿言》、《八月十五夜对月悲感》等，后者如《拟古三首》、《嘉禾赠王知县》之类。如果说他的五古诗风是于古朴中见深婉，力追魏晋的话，那么其七言古诗则横放中见才华，往往情韵谐婉，词采华艳。如《步月篇》、《秦淮即事作》之类。这些作品与他的五古长诗比没有了拗峭艰涩的感觉，用字平易，音调流利，大有初唐四杰的韵味。近人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评论陈锐说：“少壮为诗，神理内含。光彩外焕，迹其得力处，选学为深。中岁以后，名满天下，而诗境益拓，思深旨远，风骨泠泠然有秋气矣。”

陈锐本是不大爱作七言律诗的，但38首“门存诗”，仍可视为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门存诗”是1901年秋作者试令江宁时与人唱和的一组七律作品。当时他住在乌衣巷。一天傍晚，陈三立来访，闲谈中，陈锐拿出一些朋友的信件共同玩赏，其中多有三立过去的熟人。二人“伤今触往”，引发了很多感叹。三立去后，陈锐写了一首以“门”韵开头，以“存”韵收尾的七律诗，从此拉开了两人间频繁的酬唱。没有想到的是，由此引得文人雅士竞相唱和，遍及海内，蔚为大观。陈锐将这些诗作辑为一集，分四卷刊行，名曰《门存集》。当时未刊刻的大约还有200首之多，而一时未能收集到的还不知有多少。据他自己在乙巳(1905)年估计，“殆千百首不止”。更有甚者，倡和门存诗的远不止诗客骚人，闺秀、释子亦不免染指其间，《诗话》中即存有刘太夫人和郭太夫人的和作。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锐诗作的影响之大。可惜的是《门存集》现已散佚，无法窥其全貌了。门存诗之所以能引起许多人的唱和，除了原作吊古伤今、悯时怀旧的情感内容容易引发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共鸣之外，在押韵技巧上运用“该死十三元”与“十二文”通押，显示了用韵上的一定难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陈锐本以古体和五言诗见长，他曾说：“余不工七言律诗，偶作辄弃去。”但他自己编集时独不割舍“门存诗”，且保留了38首之多，可见作者对这些七律诗的看重。至少，他会认为这是对那“一时之盛”的唱和的纪念。同时也可以看出，诗人在后期“老来渐于诗律细”的创作倾向。难怪王闿运说他“诗格老成，渐入苏杜”了。

从诗歌的内容看，陈锐诗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诗人一生正处中国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他始终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表现着自己的忧愤与壮怀。尽管他只是个“芝麻”县官，但许多政治大事都流注在他的笔端，如《八月十五夜对月悲感》写庚子之变，《书事》写军阀混战等。而更多的则是在写景抒怀、送别怀人中侧面反映着那个“岂惟外御难，内忧亦云烈”的“乱世”，如“江上芙蓉晚作花，城中白骨乱如麻”(《长沙迟谭瓶斋》)。“死生骨肉知何所，扰攘兵戈那暂停”(《得陈伯严见怀诗怆然有作》)、“秦川楚水流呜咽，都作呼爷唤女声。万灶无烟兵气死，一宵有月别愁生”(《花朝再寄陈伯严》)等。面对国家的危亡，百姓的苦难，诗人也常常激发起勇赴国难的豪情。他说“着我远游冠，挟我乌号弓。耸剑观四海，秣马陵九峻……奋身拯宇宙，戮志一华戎。誓回崦嵫景，再曜榑桑东……生既如蜉蝣，为鬼亦不雄”(《拟古诗》之二)，“及兹身未老，早晚荷戈行”(《痛哭》)，“矧我危若人，负望固已多。宁无忼慨节，言从燕赵歌”(《北行杂诗》)。但是，当他看到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只知道寻乐狎妓、豪赌酣饮的时候，他的心流血了，他的悲情凝滞了。他想到：“自从江左遘丧乱，富庶那逮乾与嘉。汝曹龌龊食天禄，岂有隐念忧国家。且如今春旱不雨，菜麦枯槁邱无麻。东南偿款尽未了，酒捐盐税纷搜爬。盛筵一举何足道，秦淮父老生叹嗟。便知官多取民足，官亦饿死如虫沙。我今折腰为五斗，何日洞庭眠钓楂。”(《春淮即事作》)这些诗里都表现出诗人痛恨腐败的心情与关心民瘼的境界，充分表现了诗人的正直、善良与嫉恶如仇。有些时候这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发展到了极至，就难免把一切都看成魊黑，一切都被他骂倒。“世间万物皆凉血，独汝光明心自煎”就是诗人夜晚对烛的体味与感慨。

二是在他的诗作中，题留赠答的送别之作居多。他一生喜欢交友，而且喜欢用诗来代替书简，尤其是诗友之间。如与陈三立、谭延闿、夏剑丞、郑文焯等人，唱和赠答近百首。正如谭延闿所说，诗人“仕宦虽不达，而得尽交海内贤豪。意气相许”。因此，通过他的作品，我们今天可以研究一批光宣诗人的交游与文学成就。所以即使仅从史料价值论，《◇碧斋集》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是他晚年的诗作，多写常德本土。这个阶段的诗虽不很多，但对研究本地的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如他与当时先任湖南都督、后任湖南省长、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的谭延闿有半个师徒关系(陈锐父是谭家兄弟的老师，谭曾向陈锐学诗)，晚年他和本地的易顺鼎、王以慜并称为湘西三士、三才子，交往密切，唱和颇多，而且和王以慜是表亲。又因为师从过王闿运，与湖南当时的著名政治、文化人物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晚年的作品内容又多与常德人事环境相关联。如《桃源县作》中描写的因饥荒而盗贼蜂起，以致影响至邻县，使之“诛殛不尽”的史实等，都能成为我们今天细绎常德历史，研究湖湘文化的难得资料。

　　三、碧斋的词与词话

陈锐在晚清词坛上的地位，比他在诗坛的地位更高。钱仲联的《光宣词坛点将录》把他比为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天究星没遮拦穆弘，排列在第二十位。陈三立说他在江南时“独盛为词，见推朱(孝臧)、郑(文焯)”，夏敬观(呋庵)在给叶恭绰的《广箧中词》作序时，把陈锐和王鹏运(幼遐)、朱孝臧(彊村)、郑文焯(叔问)并推为一代词宗。

陈锐的词内容广阔，题材宽泛。大凡言政忧国、登临吊古、伤春怀人、祝寿送别、礼佛悼亡、写景抒情，都能入词。《沁园春》词写在1916年前后，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帝国主义乘机加紧对中国的瓜分与侵略，纷纷在我们的国土上划分势力范围。这时诗人虽已从旧官的职位上退出政坛，但他仍然关注着国家关心着人民。在他的血液里，奔涌着民族的爱恨情仇，于是，发出了“苍天已死、黄种云亡”的悲怆呼喊和“归来无泪，独立苍茫”的无尽忧伤。陈锐写到国事政局的词，不止一首，但大多的是以具体的人、事作为背景来表现的，如《花犯》有“玄黄战争太纷纷”，《浣溪沙》有“也知乔木厌谭兵”、“铜仙清泪为谁倾”，《浪淘沙慢》有“对浩荡神州沉陆恨，付与霜雁咽”、“平地羌笳悲风叠”，《谒金门》有“道是欲归不得……眼底旌旗怀故国”，《莺啼序》有“家残国破，窜身来向江干哭，看新蒲，野老都憔悴”等语，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战争与离乱。这类题材的作品，诗人往往写得词雄气健、沉郁苍劲。钱仲联先生曾举他的《题大鹤山人樵风乐府》中的词句“十年雪涕神州，气酣西蹴昆仑倒”为“夫子自道”。

当然，在陈锐的词篇里，更多的内容是怀友送别的酬唱奉和。音律形式也多仿效柳永、周邦彦、吴文英、姜夔等。如《雨霖铃》“用屯田韵”，《秋思耗》“依梦窗韵遥寄朱古微阁学”，《玉烛新》“咏梅用美成韵”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清丽朗润、一片神行。正如清末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所称道的：“沉着冲淡，一洗铅华靡丽之习。无矜炼之迹可寻，却无一字不矜炼。格高律细，允为法乳清真(周邦彦)、抗手西麓(陈允平)。”况周颐是陈锐最亲近的几位词友之一，这段评论公允而贴切。虽然陈锐在词中仍不免袭用芳草美人之旨，兰闺桂棹之喻，但绝不作脂粉铅华之饰，儿女呢喃之语。他写《杨柳枝》十首，可谓是前人写滥了的题材与形式，而于意于词皆能出手翻新。如“尽有风流似昔年，几回恨雨复嚬烟。生来不入灵和殿，恐被君王一晌怜”，同样用人所常用的拟人手法，写野柳“恨雨”“嚬烟”的凄苦与娇娜，但诗人把她与想象中的宫柳比较，说她的幸运正在于没有栽入禁宫；因为禁中的宫柳，即使能得到君王的眷顾，那君王的怜爱也是短暂(一晌)的。这就借此表现出了世俗平民的一种价值观——不追慕高贵与虚荣。从这个角度写柳，确有新人耳目的地方。

除了立意翻新之外，严格持律，精炼字句也是◇碧词的一个突出特点。他通过读周邦彦、柳永、吴文英、姜夔等人的词，把很多词调的韵律都揣摸得十分精细娴熟，他的词话，在这方面也多有发明。如第七则云：“东风第一枝，前人有作入声者，窃讼其不宜。”第十则说：“词中偶句，有双声字必用叠韵字对者，近人均未讲求及此。”他还经常把这些心得用来跟词友们商榷讨论。他曾在读周邦彦西平乐一词时，发现方千里、杨泽民、陈西麓的和词句法长短互不相同。尤其下片十五句只用三韵，疑其失拍，而各种词谱均未能考定。后参读吴文英词，发现周词换头处“道连三楚，天低四野”的“楚”、“野”原是押韵互协的。他把这个想法说给郑文焯等朋友，“皆亟以为知言”。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陈锐在词律的学习上是十分勤苦精细的。更重要的是他把掌握的这些严格的规则都运用至自己的创作中，使其词律度严整、音韵和谐。陈锐的“矜炼”，并不拘限在声律方面。他在持律精审的同时更注重文词意象的美感和新巧。如“相思如水不堪搓”、“帘卷东风又一声，峭寒吹瘦玉楼笙，心心眼眼许多情”都是显例。但不管如何锤打锻炼，他却从不因律害词，因词害意。他的词总是酣畅流利，绝无生涩呆滞的感觉。

陈锐的词话，共有42则，唐圭璋先生全数收入《词话丛编》。词话的整个字数虽不太多，内容却很丰富，涉及源流、定义、体式、风格、派别、传承、格律、音韵、品鉴等词学批评的各个方面。如果说陈锐的诗话侧重于记录本事轶诗，那么他的词话则侧重在记述他读词写词的心得体会。惟其为心得笔记，故常显露出理论思考的光芒。

在词体的源起流变方面，他认为“词源于诗、而流为曲”(十七)，“词固诗之余也”(十三)。从这一观念出发，他在学诗之余才去作词。他在题《秋虫吟词稿》中说：“余学诗既无所得，又学为词……”不过，尽管他持这种“余事”观念，却并没影响在词创作上的突出成绩。正如郑文焯称道的，他“以能诗余力为诗余，如欧苏诸贤，皆恢恢有余”，可见他确是才力过人之士。他于“填词”一语的思考也是新颖独特的。他说：“填词二字不知何始，填之训筑土。孟子曰：‘填然鼓之’。”他从孟子的“填然”一词，听出了筑土的一种声音，因此他认为填词之“填”，也就不仅有安塞进字句的意思，而是有一种别样的声韵包含在里面。他的这种对词与音乐的关系的理解，很是奇特，足以叫人耳目一新。

陈锐词话最鲜明突出特点是对格律音韵辨析与揣摩的精细入微。他不仅在柳永、梦窗、美成、淮海词中拈出隔句协、侧协、连叠等特殊的韵格加以发明，而且指出“词中四声最为着眼”、“用字当知上去入”，并于选韵择调、换头勾勒等作法亦有论及，对某词调失拍、某词谱疏略多有校订。甚至对梦窗《西子妆慢》用“堍”字为韵，字书、韵书未收此字都细加检阅。凡此种种郑文焯、朱孝臧、唐圭璋等都以为是不易之论。

说到词话中对作家作品的鉴赏，虽难免囿于个人的偏好，但也多真知灼见。其中对近代词人的评说简洁洗炼，多中肯綮，足以启发后人。如评王鹏运词“如黄河之水，泥沙俱下，以气胜者”，评郑文焯为“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着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说朱彊村词“墨守一家之言，华实并茂，词场之宿将”，说到两位本土的故乡诗人则云“易实甫(顺鼎)词，才大如海，惟忍俊不禁，犹有少年豪气未除”，“王梦湘(以慜)词，工于赋愁，长于写艳，故亦卓荦偏人”。皆能扬其长，指其短，一分为二，既不谀媚，也不矜苛。陈锐这种实事求是、科学鉴赏的态度，也同样表现在对他深为敬慕的宋代词人姜夔、张炎的评论中。他曾指出姜词《齐天乐•咏蟋蟀》“庾郎愁赋，捏造故典”，“邠诗四字，太觉呆诠”；《扬州慢》“豆蔻词工”三句“语意不贯”。“张玉田之《南浦•咏春水》一首，了不知其佳处”。从这些批评中我们知道，陈锐论词，很有自己的见地，绝不肯人云亦云，随说短长。这一方面表现他尊崇实际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词学研究上的造诣深湛。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柳词价值的发明与推介，可谓独具慧眼。他曾感慨“百年以来……独柳三变，无人能道只字”。于是，与词友们书商面论，大肆讨论柳词，得到不少卓见之士的赞同。郑文焯曾在给陈锐的信中说：“柳三变乃以专诣名家，而当时转述其俳体，大共非訾。至今学者，竟相与咋舌瞠目，不敢复道其一字。独梦华(冯煦)推为北宋巨手，扬波于前，又得君推澜于后，遂使大声发海上，亦足表微千古。”从这段话我们知道，陈锐是文学史上最早认识和推崇柳词的人士之一，充分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鉴赏力。因而寥寥的42则词话，也就充分地表现了诗人深湛的词学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