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但今天，如果不是有个儿子陈寅恪以学问人格为读书人追捧，陈三立差不多已被遗忘了。

　　陈氏家族与维新变法

一代史家陈寅恪感怀身世，晚年留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一篇忆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动改革功败垂成的一幕，心头禁不住无限感慨。他说：“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

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中，他说得更清楚，当时参与推动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未可混一论之也”。其一源就是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人。当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他祖父正好在京，目睹火光冲天，拍案而起，痛哭南归。以后又与郭嵩焘相识、结交，极为倾服，随郭论文论学。郭出使西方，因为推崇西方文明，被守旧的士大夫视为汉奸国贼，人人欲杀之而后快。另一源则以康有为为代表，“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挽陈宝箴诗中就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对于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才，盛名几遍天下……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请求降旨康有为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

1898年百日维新转瞬即逝，“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陈氏父子对康有为急躁冒进导致局面不可收拾确实不无异议，他们内心深处不赞同激进变革的思路。

黄遵宪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是个异数，可惜只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

1900年，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试图发起勤王运动，电报密码“人名”类中有“333三立”的字样，这个“三立”是否就是陈三立已不可考。这一年正好是他父亲陈宝箴猝然去世的年头。当1914年夏天，陈三立与康有为在上海重逢时，清王朝已崩溃，回首往事，当年所有的分歧都已不再重要。他们都曾是“先帝旧臣”，又同为戊戌维新党人，新生的民国对他们而言是那么陌生和格格不入。

　　“戊戌”时的新潮人成了民国时的老古董

1922年冬天梁启超到东南大学讲学，陈三立和他在南京重逢。陈在“散原精舍”“开五十年陈酒”，盛情款待梁启超，梁开怀“相与痛饮”，“大醉而归”。追怀当年往事，二人禁不住“嘘烯长叹”，伤心不已。

梁启超北还，陈以“性情肝胆中人”作诗赠别，有“旧游莫问长埋骨”、“著书岁月托孤呻”等句子。陈、梁晚年天各一方，互相思念，1926年梁启超给爱女的信中还提到“陈伯严老伯也患便血病，但他很痛苦，比我差多了，年纪太大(七十二了)，怕不容易好”。此前三年(1923年)，陈师曾(陈三立之子陈衡恪)盛年病故，梁启超在追悼会上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大地震之损失不过物质，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溢然长逝，陈三立与张元济、陈叔通等在上海发起公祭。他们晚年的交往，凸显出内心深刻的无奈和时代的沧桑感。

陈三立曾致力于革新，而最后落花流水都成空，等来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时代。在他送给梁启超的诗中，最有意思的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两句。戊戌政变的失败击碎了他所有变革求新的梦想，他从此以“神州袖手人”自称，其中的痛苦难以言表，在漫长的后半生，他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神州袖手人”。1904年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为营造和谐气氛，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戊戌党人，并多次有意起用陈三立，都被拒绝了。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改朝易代，陈三立一再哀叹“我辈今为亡国人”、“负手视劫运”、“负手对残棋”，始终不认同新生的民国。但是在日寇入境，大好河山即将沦陷之时，他又表现出了一种浩然之气。

清朝垮台以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陈三立是个旧诗人，虽然声誉很高，但终究有着浓厚的“遗老”气，像个古董，已然属于过去的人物。可是，在戊戌变法前后，他却是个新人物，浑身上下散发着新气息，他与谭嗣同等同为当时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他的嘲讽，也在某个侧面见证了他当年追求的事业和梦想。

　　回望新政：“父与子”的齐心合作

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义宁陈家”绵延几代，为世人尊敬。与陈寅恪交情很深的吴宓有一番中肯之言：“又先生一家三世，亦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模范人家……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

陈三立生于1853年，他一生的主要功业是在湖南新政运动中辅佐他的父亲陈宝箴。从1895年到1898年，陈三立在湖南有过一番作为，他是1889年的进士，曾担任过吏部主事，但很快就辞职南下了，先在两湖书院执教，受到张之洞的赏识。1895年，他父亲于花甲之年出任湖南巡抚，他协助父亲出谋划策，网罗人才，并参与一些具体事务。当时矿务总局是很重要的，陈三立虽不在其中任职，但“矿务一切为其主持”。有人甚至说，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于三立之手。

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最后请了梁。事实证明，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对湖南影响很深。无论请先生还是选学生，都显示了陈三立的见识。1922年，他和梁启超在南京重逢，谈及蔡锷，他告诉梁，当年蔡锷来考时务学堂，只有十四岁，文章不通，已经被排除在录取名单外了，是他看蔡锷年少特别录取的，后来果然有大成。

湖南新政因应时势而成，陈宝箴是中心人物，陈三立也不可或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陈三立是新政运动的幕后主持人。陈和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梁启超等人聚在湖南，这是新政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他们的倡导下，“南学会”出现了，保卫局出现了，时务学堂出现了，《湘报》、《湘学新报》出现了，加上开矿、办厂、交通等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开全国风气之先，电灯公司、火柴厂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推动政治参与，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在“南学会”的示范、带动下，湖南各种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在新政推行的过程中，阻力一直存在，比如1898年春天，左都御史、长沙人徐树铭就在保守派的怂恿下，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徐仁铸等，要求责令撤换梁启超，另外请人主持时务学堂。6月22日，杨深秀上折(康有为代草)请求褒扬陈宝箴，当天光绪称许陈“锐意整顿”。7月29日，杨深秀再上《请奖陈宝箴折》(康有为代草)，同日光绪帝的上谕要求陈“务必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

同年6月18日，陈宝箴保荐了“名位未显，而志行可称，才识殊众”的17人，其中包括杨锐、刘光弟、陈宝琛等，刘光弟与他素不相识，杨锐则是张之洞的门生。不料这次举荐却为他们父子带来灾难。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陈宝箴还致电荣禄，希望他能“息党祸，维元气”，8月9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刘光弟、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13日“六君子”被杀，14日，徐致靖交刑部永远监禁，其子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张荫桓被发配新疆。12日、21日先后有人上折弹劾并要求罢免远在湖南的陈宝箴，21日的谕旨说：“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永不叙用的还有江标、熊希龄。据说这是荣禄、王文韶苦求的结果，否则有可能发配新疆。

9月17日，陈宝箴移交湖南巡抚印信，20日踏上返乡之路。父子“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陈三立忧国之念虽未泯灭，从此“不再与闻政事，惟以文章行谊，为世推重”。当年陈寅恪9岁。1965年与1966年，离陈寅恪生命终点已近，他写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对乃祖、乃父亲历的维新事业和悲剧命运作了冷静的记述。

往事如烟，世局如棋，不以诗名的陈宝箴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诗句：“乾坤泡幻局如棋，独立苍茫事可悲”。湖南新政的进程不幸因戊戌政变而中断，但陈三立他们的努力已载入了史册。在漫长的后半生中，他总是时时回望橘子洲头，想起那段倾注了他们父子全部心血的历史。

　　寄残生于赋诗

陈三立30岁时就受到有世界眼光的郭嵩焘看重，在日记中称他“年甫及冠，而所诣如此真可畏”。郭嵩焘对他们父子的影响，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到1898年，世人都说守旧的荣禄等还保举陈三立应经济特科。先是这年5月，内阁学士张百熙奏保17人应经济特科，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唐才常、杨锐、汤寿潜、宋育仁等都在名单上。接着除了荣禄，还有江苏学政瞿鸿(几)将陈三立列为《保举经济特科片》首位人选，评语中说他“学有本原，宅心正大，于中国政治、外洋情势均能洞彻，识量宏通”。７年后，时势已变，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总监宋恕《推荐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禀》中推荐的14人中有陈三立，称他“学行之优，世所共信”，名单上的其他人包括蔡元培、汤寿潜、孙诒让、严复、陈黻辰等。第二年，学部保举33人，他也榜上有名。但两次被荐他都拒绝了。严复与熊纯如书中臧否人物，往往不留情面，却多次推许陈三立“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虽“具新学识”，然“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民国初年，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请陈三立前去任职，他坚辞不去。

也许在后人看来，陈三立有着如此学识和名望，却大半生闲斌旧体诗，实在是一种浪费。他的诗是咏叹，是抒怀，是一曲正在逝去的农业文明的挽歌。他曾参与变革，试图把“衰世”中国带出旧日的农业社会，在湖南兴学、办报、开矿、建厂、组织保卫局，可一旦这一切化为乌有，他就有点自暴自弃。他的诗中弥漫着一种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与苍凉。他的思想停留在维新时代，甚至倒退了。但是有两点不能忘记，第一，他曾亲身参与了文明转型的实践，作为举世有名的“维新公子”，他做了一番事业，他的作为融入了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他身上有一种不为利禄所动的人格力量，是古老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一面在转型时期的延续和传承。

自戊戌变法失败，满腹抱负化为流水，陈三立只能以诗酒自娱。在晚清，他是新人物，在守旧派看来不合时宜；在民国，他是遗老，依然不合时宜。他的诗名越显赫，就越显示出他内心的悲凉。

1923年6月29日，陈三立夫人俞明诗病故，8月7日，他们的儿子、以绘画知名于世的陈衡恪(师曾)也一病不起，撤手而去。丧妻丧子之痛，使七十老翁不堪忧伤，三个女儿很为他担心，送他去杭州西湖边休养。1925年，他为夫人、儿子在杭州西湖畔的九溪十八涧、牌坊山下选定了墓址，准备自己将来也葬在西湖。他悼念亡妻的挽联说：“一生一死，天使残年枯涕泪；何聚何散，誓将同穴保湖山”。

1937年，当“七七”事变发生时，拖着衰迈病体的陈三立正在北平，亡国的忧虑笼罩了他生命的终点，他关心战况，幻想着奇迹发生，最后在无望中拒绝进食五天，却一直支撑到9月14日。临终之际，他还发出这样悲愤的疑问——中国人岂能猪狗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割耶?”1937年10月14日，远在上海的张元济写下《挽诗》七绝二首，并题跋：“光绪戊戌政变，六君子以身殉国，余亦去国，先后罹党祸者二十余人。忽忽四十年，沦丧几尽，今秋伯严(陈三立)逝世，存者仅秉三(熊希龄)及余二人而已……追思往迹，为之泫然。”

山河破碎，直到1948年陈三立才得以了却归葬西湖的心愿。

而今天，在杭州美丽的湖山之间，陈三立之墓并不是一个景点，如果不是他有个儿子陈寅恪以学问人格为读书人追捧，陈三立差不多已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