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对于他一生的“功、言、德”的评价，我国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但对于其本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造诣，特别是他的家庭伦理教育的成功经验，却博取了世人的称誉。曾国藩把子女的教育提高到社会伦理道德的层面，用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优秀美德教育子女，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家庭伦理教育思想。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教育不仅是封建士大夫的楷模，而且也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家庭伦理教育留下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
一
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教育思想是其整个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伦理道德思想虽然具有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某些特点和因素，但在整体上仍然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核心“礼”的继承和发展上。“礼”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人伦秩序与人际关系原则的总体体现和概括，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定经济和政治结构相联系，具有明显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征。作为伦理政治化的“礼”，它强调封建社会严格的尊卑、上下等级秩序，“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五年》）同时，“礼”也是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和制度，“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强化“礼”所包含的伦理政治内容，建立了极为严密的伦理制度和道德秩序，即礼制、礼教。同时“礼”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它又具有作为待人接物方式的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的礼貌；作为人际交往的礼让等多种含义。“礼”的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对于中华民族以“礼仪之邦”屹立于世界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曾国藩的伦理思想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所体现的伦理政治化的特征。它集中浓缩在曾国藩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父正公全集》《杂著》卷一、卷四、《家书》卷七）“礼”包含伦理与政事两个层面。曾国藩所说的“政事”就是伦理政治化的表现。当然，曾国藩“礼学”中所包含的政事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的内容了，它溶入了近代意义上的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新的时代内容，其具体表现为他所开创的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因素，这就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经世礼学”。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专就经世之术说，曾国藩之学可称为礼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78页）但是，曾国藩的“经世礼学”并没有否定传统“礼学”的伦理制度和等级秩序等内容。相反，他认为传统“礼学”所包含的伦理制度和等级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曾国藩《讨粤匪缴》）曾氏一生对清王朝衷心耿耿，把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作为自己的政治和道德职责。这是曾国藩的时代和阶级所致。这是人们对曾氏评价结下的一个解不开的纽结的原因之一。这种影响也保留在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教育之中。“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诰诫大姝、三妹忍耐顺受。”（《曾国藩教子书》第81页）我们说曾国藩家庭伦理教育中保留了传统伦理秩序的影响，这是具有特定的原因和背景的。曾国藩的大女婿、三女婿道德品行不太好，曾国藩从树立家庭伦理的榜样出发，要求自己的女儿恪守妇道，自觉地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秩序。但是，事实上传统的伦理秩序训示在曾氏的家庭伦理教育中不占主导地位。
在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教育中，曾国藩把“做人”的教育看得比做官的教育更为重要。众所周知，读书做官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士大夫的必由之路，曾国藩正是通过读书做官这条道路跻身于封建社会上层，从而实现了身居高位，权倾朝野、名满天下的个人理想。可是，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也不希望子女们去做大官。“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及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曾国藩教子书》第51页）曾国藩不希望子女们作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传统的“读书做官论”的淡化，表现了他与当时一般的封建士大夫不同的思维路向。在他看来，“做人”比做官重要，读书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如何做人，即做明理之君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曾国藩教子书》第4页）在此基础上，曾国藩从家庭伦理教育的层面教育子女要淡化做官的意识，强化做民的意识。“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一切须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曾国藩教子书》第141页）因此，曾国藩对于自己子女参与科举考试的成败并不十分看重。他看重的是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曾国藩教子书》第12页）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并以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祖孙三代的学术成就为榜样激励子女、教育子女。“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三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余自憾学问无成，有愧王文肃公远甚，而望尔辈为怀祖先生（念孙），为伯伸氏，则梦寐之际，未尝须臾忘也。”（《曾国藩教子书》第21页）在家庭伦理教育上，曾国藩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蓝本，要求子女们修身、进德。“颜黄门（之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英）《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曾国藩教子书》第95页）王念孙祖孙三代之文章，颜之推《家训》之精华构成了曾国藩家庭伦理教育的基本思想和重要内容。
二
曾国藩家庭伦理教育的核心思想是把子女的教育提到伦理道德的层面，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女。他在家庭教育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对子女的慈爱，不仅仅是一个如何抚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教育的问题。曾国藩认为抚养儿女就好比种树一样，看得愈娇反而难以成材，“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尔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柳子厚《郭橐驼传》所谓旦视而暮抚，爪肤而摇本者，爱之反而害之。彼谓养树通于养民。吾谓养树通于养儿，尔与冢妇宜深晓此意”。（《曾国藩教子书》第158页）他强调对于子女的抚养不宜过于娇贵，应该进行严格的要求，并提出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一致的“八字家风”，“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从伦理道德的层面要求其子女经过“八字家风”的熏陶，从而达到家庭和睦、事业有成的根本目标。
曾国藩“八字家风”的“宝”德相当于中国传统美德中的“恕德”，是他对子女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恕德”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是要求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对别人要宽恕，对自己要严厉，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国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恕德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曾父正公全集》《杂著》卷一、卷四、《家书》卷七）具体表现为“不忮不求”，即“不嫉贤害能，妒功争宠”，“不贪利贪名，怀土怀惠。”“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曾国藩教子书》第164页）做到不居功，不诿过，“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曾国藩教子书》第164页）曾国藩把“恕德”纳入家庭教育的内容，要求子女正确处理好乡邻关系，与邻里和睦相处。“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曾国藩教子书》第139页）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宦之家仗势欺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者比比皆是。曾国藩却用传统的“恕德”教育子女，并在实践中对横行乡里、滥杀无辜的四弟曾国潢实行“锥诫”，（用锥刺其大腿以行训诫），表现了曾氏家庭伦理教育的严厉风格。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曾国藩教育子女用“恕德”对待父辈的个人成见。曾国藩曾与好友左宗棠、沈保祯因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之子福王之死及银钱问题，分别与他们结下了个人成见，但他不希望这种父辈之间的个人成见影响其子女。“余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曾国藩教子书》第147页）此中也体现了其宽恕的胸怀。
中国传统美德——恕德在家庭内部的体现是孝悌的德行。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尽管孝悌体现了封建宗法血缘等级关系，有消极的保守成分。但就其所包含的对父母长辈的敬、对兄弟平辈的爱这些内容来说，确实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对促进家庭和睦、稳家、团结具有积极的意义。曾国藩把孝悌纳入家庭教育的范围，要求子女以孝悌为准则处理家庭关系。对于长辈，他要求子女应有爱敬之心。“于叔祖各叔父母面前尽此爱敬之心，常存休戚一体之念，无怀彼此歧视之见。”（《曾国藩教子书》第20页）特别是在长辈有病时，应做到问寒问暖，服汤侍药。“叔父大人病极沉重，余未在家，尔宜常至白玉堂服侍汤药，勤敬二字断不可忽。若在老宅，而有倦色肆容，则与不去异。”（《曾国藩教子书》第36页）对于平辈的兄弟姊妹，则应存“乐育”和帮助之心。“尔为下辈之长，须常常存个乐育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况兄弟乎？”（《曾国藩教子书》第15页）曾国藩自己以身作则，爱护关心其兄弟姐妹，为子女们作出榜样。“澄叔待兄与嫂极诚极敬，我夫妇宜以诚敬待之，大小事丝毫不可瞒他，自然愈久愈亲。”（《曾国藩教子书》第177页）曾国藩倡导孝悌美德已潜移默化为家庭成员的自觉行为，成为曾氏家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它不仅增强了其家庭的内在凝聚力，同时还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曾国藩“八字”家风的家庭教育体现在家庭成员的个人品德、个体人格的修养和塑造方面，主要包括了勤、俭、廉、谦、诚、恒等内容。勤、俭、廉、谦、诚、恒是中国传统伦理美德的具体条目，它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对于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形成，增进民族的凝聚力、亲和力，促进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曾国藩用这些优秀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女，既体现了他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也是其本人自身道德修养的结晶。在家庭教育上，曾国藩又提出了“八本”、“三致祥。“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曾国藩教子书》第51页）所谓“八本”，是指“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教子书》第51页）从“内圣外王”的角度要求子女。所谓“三致祥”，是指“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曾国藩教子书》第51页）突出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曾国藩特别突出勤、俭二德在国家兴亡、家庭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由。”（《曾国藩教子书》第164页）并指出任何仕宦之家地位的尊贵、财产的丰厚是靠不住的，只有勤俭美德是长久不衰的。“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曾国藩教子书》第159页）曾国藩以勤、俭为家风，“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曾国藩教子书》第179页）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保持这种家风，实现家庭的长盛不衰。“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泽儿习勤有恒，则诸弟七八人皆学样矣。”（《曾国藩教子书》第127页）
在此基础上，曾国藩以耕读和纺织为具体内容对家庭的男女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他要求男子勤于耕读，妇女勤于纺织。“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此后还乡居家，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醯醢小菜换茶之类。尔等亦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曾国藩教子书》第126页）对于男子来说，第一是勤读书。曾国藩常常以自己学问成就不大为耻辱。“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曾国藩教子书》第12页）他告诫儿子勤于学习，在天文算学、文章诗词方面要有所成绩并超过他自己。“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曾国藩教子书》第12页）他的二儿子曾纪鸿在其父勤读书思想熏陶下刻苦攻读，在天文算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成为晚清颇有影响的青年数学家。在诗文创作方面，曾国藩对长子曾纪泽的指导更为具体。“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曾国藩教子书》第26页）创作方法到义理分析逐一给予说明，“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曾国藩教子书》第11页）曾纪泽不负父望，学有所成，并成为清末杰出的外交活动家。第二是勤劳动。曾国藩从伦理道德素质的高度，要求男孩放下官宦子弟的架子，做些收粪锄草之类的农业劳动。“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曾父正公全集》《杂著》卷一、卷四、《家书》卷七）对于家中的女儿、儿媳，曾国藩要求他们勤于纺织、习于烹调，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新妇初来，宜教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勤操作。……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曾国藩教子书》第5页）曾国藩做官在外，却常常要家中女儿、儿媳做些家乡菜寄给他吃，以保持勤劳之家风。“吾家妇女须讲究作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好醋、倒笋之类，常常做些我吃。”（《曾国藩教子书》第128页）据有关史料记载，曾国藩夫人和女儿、儿媳每人都有一架纺车，常常纺棉纱到深夜。俭与勤是互为表里的中华传统美德，曾国藩在要求子女做到“勤”的同时，还要求子女保持节俭的美德，反对奢侈浪费。他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曾国藩教子书》第4页）为了杜绝奢侈浪费的不良恶习，他一方面主张少积金钱，在其“八本”中提出了“居家不要钱”的主张，认为社会动乱之际钱愈少愈好。“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外，别无安身之法。”（《曾国藩教子书》第5页）另一方面，他主张节省家庭开支，规定家中用钱限额。“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返俭难于登天。……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钱若干两，限一成数，别封择出。”（《曾国藩教子书》第164页）要求子女不要做太多、太华丽的衣服。“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曾国藩教子书》第56页）曾国藩虽然没有要求子女艰苦朴素，但却要求子女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骄横跋扈、贪污腐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子弟的通病，特别是在清王朝走向没落之际的满清末年，官宦子弟这种病态更为突出。曾国藩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种腐败现象。“达官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曾国藩：《日记类钞》）并指出其原因在于奢侈、骄傲。“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府拾即是，舆马仆从以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曾国藩教子书》第7页）曾国藩以此为借鉴，告诫子女谦虚谨慎，廉洁自律，杜绝骄奢淫佚之风，以“谦”、“劳”为警钟，做到警钟长鸣。“劳字，谦字，常常记得否？”（《曾国藩教子书》第49页）特别提醒子女注意外在的形象，保持良好的作风。“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曾国藩教子书》第92页）)当时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撰修县志，拟请曾纪泽为纂修。曾国藩得知此事，立刻告诫曾纪泽不宜担当纂修，只宜为协修。“湘乡修县志，举尔纂修。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曾国藩教子书》第125页）至于廉德，曾国藩除了在“八本”中提出“居官以不要钱为本”之外，还多次声明“不积银钱留与儿孙”，认为银钱田产之类东西是助长子孙骄傲、安逸之气的根本，“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曾国藩教子书》第42页）他提出做官不应该有清官之名，而应该有清官之实。“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曾国藩教子书》第143页）
曾国藩从家庭伦理的层面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女，与他自己一生恪守中国传统美德是分不开的。曾国藩在晚清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官场矛盾中能身居高位，除了他镇压太平天国博得清王朝的重用外，同时与他本人的道德修养也是分不开的。曾国藩身居要职、权倾一时，却能时时以中国的传统美德自律，具体表现在谦、廉、俭等方面。他的道德文章在当时堪称上乘，但却自谦有余，“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曾国藩教子书》第1页）就是在自己的子女面前也不改变这种谦虚的态度。“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一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曾国藩教子书》第2页）以此为基础，曾国藩为官谨慎，廉洁自律。“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大丰则吾不敢也。”（《曾国藩教子书》第4页）更不贪财。“我在军中决不肯多寄银回家，改向来之样子。一则因父母在时我未多寄，二则因百姓穷困异常我不忍独丰也。”（《曾国藩教子书》第439页）曾国藩廉洁自律不仅为子女树立了榜样，也是晚清社会封建官吏的佼佼者。
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可见家庭伦理教育是任何社会和时代不可忽视的问题。当然，不同社会和时代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家庭内部夫妇之间的相互尊重，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尊敬和赡养，却是各个社会和时代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家庭伦理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并凝结成优秀的传统美德。这些优秀的传统美德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对维护家庭和谐、促进家庭团结，增进家庭凝聚力和亲和力，乃至对于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强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吸收和利用中华民族的优秀家庭伦理美德，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我们的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服务。以上这些看法已经成了当今人们的共识。但人们对曾国藩的家庭伦理美德教育，特别是曾国藩的社会伦理思想存在不少分歧，始终解不开曾国藩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结纽，往往以其维护清王朝的政治立场来掩盖他在个人道德修养、家庭伦理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合理因素，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重新探讨的问题。
曾国藩处于满清王朝走上腐朽没落的时代。当时社会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伦理道德沦丧。各级官吏不少人营私舞弊，贪脏枉法。从曾国藩本人所处的特殊地位来看，他有可能象有些贪官污吏一样贪污腐化，他的子女们也可能象有些官宦之家的子女一样成为各色各样的“衙内”。但他选择的却是另一条道路，曾国藩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中国传统美德，他按照中国传统美德的要求来修身，来教育家庭子女。他本人不仅在当时的官场中获得好评，而且其子女严格自律、洁身自好，学有所成，成为官宦子弟中的佼佼者。这不仅是曾国藩本人的成功，也是中国传统美德在家庭伦理教育中的成功。诚然，曾国藩的伦理思想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这是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二重性决定的，是中国伦理政治化的本质特征所致。我们今天在吸收中国传统美德进行社会主义家庭伦理教育时也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