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家训史上，曾国藩是以著家书而闻名，他一生写了几百封具有家训性质的家书，使我国的家训第一次摆脱了自《颜氏家训》以来处于专著附庸地位的局面而走向独立，其影响不可低估。不过，由于曾氏的家训是以家书而非专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故其思想相当零散，难作比较全面的概括。因此，当今学界对曾氏家训的研究尚有许多欠缺，有鉴于此，笔者近来专门对曾国藩家书进行了研究，拟对其中比较重要且对当今家庭教育颇具借鉴价值的读书、做人、理家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试作探究，以期有补于万一。
一、关于读书
曾国藩一生对读书、作文十分讲究，故其在家书中经常叮嘱子弟们读书。纵观曾氏家书中有关读书的教诫，千言万语，大抵不离为什么要读书即读书的目的和怎样读即读书的方法这么两个问题。故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来探讨曾氏关于读书的思想。
（一）读书的目的
在我国古代的家训中，自颜之推明确提出“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的命题之后，关于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即成为古人讨论的焦点。其中虽不乏如韩愈的《符读书城南》、元稹的《诲侄等书》劝诫子侄读书以求宦达的例子，但绝大多数家训认为读书“全为明道理，做好人”，尤以曾国藩家书中的这种思想最集中、最鲜明。
曾国藩在教诫子弟们读书时曾明确地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他认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因为“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进，则家私日起”。基于上述认识，故曾氏在家书中始终告诫子弟们读书应一意于“进德”、“修业”二事，其中尤强调“进德”之事。他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不得意便怨天尤人，自叹“数奇”，曾国藩便批评他道：“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忧之不大也。”接着曾氏进一步指出：“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很显然，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读书是为了学习圣贤道理从而做有才有德之人。他的这种思想在那些劝诫子弟们不要专意于应付科举考试的言论中表现得更真切、充分。
在古代，既然读书，则不可能不参加科举考试，就像今人读书要参加高考一样，此实时势之必然，无可厚非。因此，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也很现实，他说：“世家子弟既为秀才，断无不应科场之理”，但同时他又强调：“既入科场，恐诗文为同人内外帘所笑，断不可不切实用功。”可见，曾国藩之于举业，是强调真才实学的，这显然与其读书在于“进德”、“修业”的思想一脉相承。正因如此，曾氏极力反对那种读书只在意功名富贵而于德业一切不讲的举业观，这从另一角度凸现了曾国藩在读书的动机认识上高于常人。他对那些“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的举子深为惋惜，因此告诫子弟们“此中误人终身多矣”，只要德高、业精，“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即使终不入泮，尚不至于饥饿，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因此，当得知儿子纪泽无意于功名时，他不但不生气，反而鼓励道：“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吟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同时劝功名心极强的六弟“万不可徒看墨卷，汩没性灵”。他时时告诫子弟，人生在世应有德有业，“不在科名之有无”，因此，读书“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他十分鄙弃那种读书仅为当官发财的读书人，因此告诫儿子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对澄、沅二弟也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
曾国藩认为读书人应从事于《礼记·大学》的三纲领，做有才有志有德的君子，否则，“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乎?”朝廷即使“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他劝子弟们：“修身齐家之道，无过陈文恭公《五种遗规》一书，诸弟与儿侄们皆宜常常阅看”，“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作为读书人，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告诫诸弟：读书时倘“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则“愈不能记；若全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作诗时“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怀，则诗意高矣；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则意浅矣。”
从上可知，曾国藩理解的读书的目的是始终一贯的，即读书是为了“进德”、“修业”，是为了做德才兼备的君子，而不是为了应付举业，当官发财。
（二）读书方法
作为读书人，作为一名在“清代学术特别是在湘学中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学者，曾国藩对读书颇有心得，其在家书中教子弟们的那一套读书方法很值得我们认真体味、研究。
曾国藩首先从一般规律出发，提出读书若想有成，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并进而阐明此三者之于读书的必要性：“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并强调“此三者缺一不可”。由于“有识”须学问达到一定程度后方可具备，非一日之功所能得，非言传所能明，故曾氏较少提及，只劝诸子弟须时时属意于“有志”、“有恒”两点，为此，他还专门写了“立志箴”、“有恒箴”赠给子弟们。他认为要想读书有成，则要立真志，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能安心苦读，因此批评四弟非外馆不能读书的观点：“且苟能发奋自立，则无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刍，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有了读书成才的志向固然好，但如果一曝十寒，则所立之志断不能实现，故曾国藩告诫子弟们决不可无恒，他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因此劝诸子弟“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而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
读书仅有志有恒还不行，因为中国的古书汗牛充栋，不可能尽看，故曾国藩叮嘱儿子纪泽读书时当有所选择，他说：“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接着便举古今读书有成诸贤的例子来说明择书的必要性：“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本朝善读古书者，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曾为尔屡言之矣。……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满三十种也。”阐明此中道理后，他便建议儿子“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按，指《史记》、《汉书》、《庄子》、韩文、《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及曾氏自选的《十八家诗书》）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确定了读书的目标后，还面临着怎么读的问题。对此，曾氏从切身经验出发，提出了颇为精辟的“专”字诀。他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为了透彻地阐明这个道理，他还打了个形象的比喻：“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基于上述考虑，他叮嘱诸弟：“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实际上，“专”即是读书要“精”要“熟”。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精熟”呢?他以读经为例阐明了其中的奥秘：“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但曾国藩对“精熟”的处理还是很科学的，即须视人视事而定，并不一味强求：记性不好不宜求熟，理解即可；看生书宜快不宜熟，温旧书宜熟不宜快。这些都是极符合学习规律及人的生理特点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曾氏之于“精熟”，并非死记硬背之谓，他认为“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只有理解记忆才能“精熟”。为此，他提出了“涵泳”体察的读书方法，他说：“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于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结合曾氏家书中“涵泳”一词多次出现的语境可知，他所谓的“涵泳”，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贪多、不求强记，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在欣赏中达到记忆目的的读书方法。
然而，人们读书并非每书都能精熟、都得精熟，须有精读有泛读，否则，知识面便会流于碍陋。作为一名饱读诗书的学者，曾国藩深谙此中道理，为避免子弟们昧于一途，他提出了读书有“看”和“读”之别的观点，他说：“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很显然，这里所谓的“看”即是指泛读，所谓的“读”即是指精读。由此可见，曾国藩读书是相当重视精读与泛读相济为用的。
以上是泛论读书的一般方法。实际上读书是一门复杂而深奥的学问，不同种类的书各有其特殊的读法，甚至同种类中不同的书其读法也不尽相同，这一思想在曾氏家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曾国藩认为，读经、史、子、集应各有方法：读经，则须“必专一经，不可泛骛”，且要“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史，则须“但记一人”，“不必人人皆能记”，“但记一事”，“不必事事皆能记”；读子、集，则“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更为有价值的是，曾氏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到了一些必备国学书的具体读法。如读《汉书》之法，读《文选》之法，读《经义述闻》之法，通小学之法，等等，不可尽举。这些具体的读书心得，对今人读古籍、做学问是十分有借鉴意义的。但由于它们过于学术化，似仅适用于科研工作者而并不太适用于一般的读书人，故此略而不论。
二、关于做人
曾国藩十分重视读书做人，反对那种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的读书观，这一点从上述其反对一意于功名富贵的举业观中已见端倪，下面就从其家书中的其他方面来展开论述这个问题。
曾国藩认为，人的一生“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那么何谓“进德”、“修业”呢?“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并且“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
由此可见，曾氏的人生观就是一心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而其所谓的的“有道德”，则完全是儒家思想中的“孝悌仁义”。基于这种认识，故其在家书中不遗余力地谆谆教导子弟们要立志高远，努力成圣成贤，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还认为：“凡人无不可为圣贤，绝不系读书之多寡”，因此劝诸弟们“诚有志于此，须熟读《小学》及《五种遗规》二书。此外各书能读固佳，不读亦初无所损”，因为“可以为天地之完人，可以为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读书而后有所加于毫末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已不难感受到曾氏盼子弟们成圣成贤的迫切心情。
众所周知，孝悌思想乃儒家思想的核心，一个人要想成为儒家理想中的圣贤，则必须力行孝悌之道。作为一代儒宗，曾国藩深谙此中道理，故其在盼子弟们成圣成贤时，首先劝诫他们在家族中要力行孝悌。他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因此劝诫诸弟们“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只要能按“《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便是“真大学问”。在听说季洪弟“愿尽孝道，惟亲命是听”时，他十分欣喜地说：“此尤足补我之缺憾。我在京十余年，定省有阙，色笑远违，寸心之疚，无刻或释。若弟在家能婉愉孝养，视无形，听无声，则余能尽忠，弟能尽孝，岂非一门之祥瑞哉？愿诸弟坚持此志，日日勿忘”。
曾国藩不但要求子弟们在家族生活中能做一个孝悌之人，而且要求他们在日常与他人相处时能做一个谦谦君子，言行举止高雅、品德高尚。为达此目的，他首先教导子弟们在日常行为上要有一副庄敬之貌，要“于《论语》之‘九思’，《玉藻》之‘九容’”上痛下功夫，“勉强行之”，这样“习惯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基于这种考虑，故其十分注重子弟们的日常生活言行，他要求子弟们平时走路不可太快，要斯文、持重；说话时不可不加考虑，率尔而言，要深思熟虑、慢条斯理。其家书中像“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常常记忆否”、“说话迟钝、行路厚重否?宜时时省记也”之类的话随处可见。
只有庄敬的外表还不能说明很多问题，一个人要想真正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还得在内心谨存敬恕，善以待人。因此，曾国藩常常教导子弟们心当常存“敬恕”，他说：“至于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敬恕”呢?他结合古代圣贤的言行，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立则见参于前也，在车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其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其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他还强调这些都是立德之基，不可不谨慎行之。
与此相反，他十分反对子弟们因身处官宦之家而有骄矜之气，反复告诫他们不要“骄惰”，不可“傲气”凌人。他说：“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论人长短，即是极骄极傲耳。……望弟常常孟省，并戒子侄也”，“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书》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佚，宠禄过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
曾国藩不但教导子弟们要懂得“敬恕”，要懂得不可“骄傲”凌人，而且要求他们切实行之。他常常叮嘱子弟们不要招摇过市，恃势干预地方事务，不要和衙门的人勾结往来，要盛时常作衰时想，要有畏祸之心，时时自概。他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乃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不但如此，他还拟定了一套“自概”的方法，建议诸弟共同遵行，其中就有一条告诫诸弟要谦虚，不可骄傲。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子弟要“敬恕”，要戒“骄”戒“傲”，都是发自内心、源于家庭实际的。
曾国藩除教导子弟们在日常举止上要“敬恕”、要戒“骄”戒“傲”外，还告诫他们在与人相处时要善以待人。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他要求子弟们真诚地待人，不要用任何诈巧，他说：“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当得知沅浦弟为人处世逐渐与以前不同时，他说：“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含浑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也。”他的这种与人为善的思想，实际上与其“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的处世观是一脉相承的。很显然，曾国藩的这种处世观不但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在今天同样值得我们称道、仿效。
嫉贤妒能、贪名贪利是为人处世的大忌，对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具有极大的损害作用，为此，曾国藩特地告诫子弟们要革除此弊，要“不忮不求”。他说：“余平生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总之，曾国藩在教导子弟们做人时，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他们能成圣成贤，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三、关于理家
曾国藩家书中关于理家的思想相当丰富，涉及到家庭管理的方方面面，因篇幅所限，这里仅论其大要。
曾国藩是一个传统思想相当浓厚的人，他十分注重父祖辈们对自己的教导，故其理家思想与其父祖辈们一脉相承，有别于一般的官僚士大夫。他将祖父的理家经验概括为八个字，即“书、蔬、鱼、猪、扫、早、考、宝”等，要家中的子弟们时时谨记，刻刻勿忘。这八个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书”，就是教育子弟们要注意刻苦读书；“蔬”，就是教育子弟们要注意种蔬菜；“鱼”，就是要养鱼；“猪”，就是要养猪。至于“扫”、“早”、“考”、“宝”等字的意思则比较难懂，因此他自己特地予以解释：“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待人无价之宝也”。很显然，这八个字完全是农家的家庭管理方式，而不像是高官世家的家庭管理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曾国藩的家庭管理思想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式的管理思想，这就是其有别于一般官僚士大夫的地方所在。曾国藩的理家思想相当丰富，概括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家之人要勤劳
曾国藩时时教导家中的子弟们要勤劳，他说：“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由于自己是官宦之家，他十分害怕自家的子弟染上官家气而习于懒惰，于是他告诫儿子纪鸿道：“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又告诫弟弟沅甫道：“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拗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为此，他时常教导子弟们要早起，不可睡懒觉，他说：“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为了使子弟们能早起，他还列举祖先们早起的例子来教育他们。他曾告诫儿子纪泽说：“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
不但如此，他还叮嘱子弟们不要懒惰，不要摆架子，要习于做各种事。他说：“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此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子侄除读书外，教子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至要至要”。
曾国藩对家中的男子如此时时叮嘱，同时也不忘严格要求妇女，他认为“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因此要求家中的妇女“于酒食、纺绩二事，断不可不常常勤习。”为了考察家中的妇女们是否勤于纺绩，他要求家中的“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线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为了考察家中的妇女们是否勤于酒食，他要求儿妇诸女们必须“亲主中馈”，“纵不能精于烹饪，必须常至厨房”，要求她们“须讲究作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好醋、倒笋之类，常常做些寄与我吃”。
（二）一家之人要节俭
曾国藩不但要求家中的男女老少要勤劳，而且要求他们节俭。他说：“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基于这种考虑，他时常要求家中的子弟们要节俭。弟弟澄侯平时不太节俭，于是曾国藩便对他说：“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由于自己是官宦之家，曾国藩时常怕家中的子弟们染上浪费的习气，于是他便不厌其烦地叮嘱他们要节俭。他对儿子纪鸿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他对弟弟们说：“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买铺帐；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饭。……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
为了使家中的子弟们切实节俭，他还列举了祖先们节俭的事例来感化他们。他说：“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余九十九文还其父，其俭如此。”他吩咐家中诸子弟们在日常用度上要注意分别，不可以奢为尚，漫无节制。他说：“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称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曾国藩十分关心家中用度，家人修旧房用了七千串钱，他便十分惋惜，批评不该如此花费，可见他是多么重视节俭。
（三）一家之人要和睦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要想兴旺，不可不和睦，曾国藩对这一点也十分重视。那么他是如何使家人和睦的昵?概括起来有三条：第一，贵兄弟和睦；第二，贵体孝道；第三，贵亲戚邻里团结。
曾国藩十分重视兄弟和睦，曾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他曾告诫诸弟要讲“悌”道，要真诚相待，以便各得令名，不要暗用机计，独得好名声。他说：“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
一家之人要想做到真正的和气，除了兄弟和睦外，还得儿孙辈对父祖辈尽孝道，否则是办不到的。曾国藩是正统的儒家学者，对此自然十分讲究。他在谈到家中晚辈要讲孝道时，曾相当动情地说：“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父亲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对父母亲如此，对叔父叔母亦应如此。他曾告诫儿子们说：“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曾国藩曾说，宁为孝友之家，不为官宦之家，可见他对“孝”道、“悌”道多么重视。
邻里关系是家和的外部条件，若与邻里关系紧张，家庭势必会受到影响而不和，因此，曾国藩对团结邻里也十分重视。他曾教导子弟们要“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
总之，“孝”道、“悌”道、睦邻里三条，是曾国藩理家的三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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