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陈三立的夫人俞明诗病故，接着，他的儿子、以绘画知名于世的陈衡恪(师曾)也一病不起，撒手而去。接连的丧妻丧子之痛，使七十老翁不堪忧伤，三个女儿很为他担心，送他杭州西湖边休养。1925年，他为夫人、儿子在杭州西湖畔的九溪十八涧、牌坊山下选定了墓址，而且准备自己将来也葬在西湖。他献给亡妻的挽联：

“一生一死，天使残年枯涕泪；何聚何散，誓将同穴保湖山。”

1937年，当七七事变发生时，拖着衰迈病体的陈三立正在北平，亡国的忧虑笼罩了他生命的终点，他日日关心战况，幻想着奇迹发生，捷报传来。最后在无望中，他拒绝进食五天，却一直支撑到9月14日，临终之际，他还发出这样悲愤的疑问——中国人岂能猪狗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割耶?”物伤其类，1937年10月14日，远在上海的张元济写下《挽诗》七绝二首，题跋：“光绪戊戌政变，六君子以身殉国，余亦去国，先后罹党祸者二十余人。匆匆四十年，沦丧几尽，今秋伯岩(陈三立)逝世，存者仅秉三(熊希龄)及余二人而已。……追思往迹，为之泫然。”

山河破碎，直到1948年陈三立才得以了却归葬西湖的心愿。从此，牌坊山下成为陈家永远的托梦之地。

1924年春天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杭州登门拜访，王统照在《晨报》1924年4月23日发表的《致报社社友书》记下了这次盛会：“(四月)十四(泰戈尔)赴杭，十六在杭讲演一次，十七号快车返沪。……在杭时，有人介绍陈三立与之相晤，合拍一照。对语时，由(徐志摩)口译，但所谈有限。陈氏七十余岁，与六十余岁之泰氏相较，其康健非泰氏可比，当泰氏索其诗册，陈甚谦逊，连言不可相比，终未相送。”两个语言不通的诗人在西湖边相逢，身后少年诗人侧立，被传为文坛佳话。第二年10月10日，上海《申报》推出“国庆纪念增刊”，还刊登了两人合影，题为“今代亚洲二诗人合影”。

陈三立先后在杭州租房住了几年，他的诗集中，有很多与西湖有关的诗。如今我们能找到他在杭州的痕迹，大约只有上面提到的老报纸，以及那些旧诗和牌坊山下一片茶园中的墓，寂寞地守望着日起日落。

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义宁陈家”如今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中国近代以来，显赫一时的家族也多矣，但多昙花一现，能绵延几代，为世人尊敬的，实在少之又少。与陈寅恪交情很深的吴宓有一番中肯的评价：“又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模范人家。……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名者也。”

一代史家陈寅恪感怀家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头，晚年留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有《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一篇，忆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动改革、功败垂成的一幕，心头禁不住有无限的感慨。他说：“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中，他说得更清楚，当时参与推动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未可混一论之也”。其中一源，就是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人，当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他祖父正好在京，目睹火光冲天，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以后与郭嵩焘相识、结交，极为倾服，随郭论文论学，郭出使西方，因为推崇西方文明，被守旧的士大夫视为汉奸国贼，人人欲杀之而后快。另一源则是康有为为代表，“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以陈寅恪史家的眼光看来，这和“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日法者，本自不同”。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挽陈宝箴诗中就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于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才，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降旨给康有为，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在附片中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

1898年百日维新转瞬即逝，“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躁冒进，最终导致局面的不可收拾确实不无异议。陈家父子所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他们当时耿耿于心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被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而夭折，他们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陈氏父子也不会不认同类似谭嗣同冲决网罗的思想，他们不想以“宗教家心力的超度”，来代替“政治家现实的变革”，所以他们内心深处不赞同激进变革的思路。他们和康有为等人的思想本来就有很大差异。

黄遵宪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班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一班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是个异数，只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

1900年，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试图发起勤王运动，电报密码“人名”类中有“333三立”的字样，这个“三立”不知是否就是陈三立，已不可考。据说陈三立与组织自立会、计划在长江起事的唐才常也有联系。这一年正好是他父亲陈宝箴猝然去世的年头。物换星移，当1914年夏天，陈三立与康有为在上海重逢时，清王朝已崩溃，回首往事，当年所有的分歧都已不再重要，在阅尽沧桑之后，把酒换盏，他们都曾是“先帝旧臣”，毕竟同是戊戌维新党人，新生的民国对他们而言是那么陌生和格格不入。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上海辛园、杭州丁家山都留下了他们叙旧的声音、徜徉湖山园林之间的身影。陈三立有诗《过康更生生园寓所庐》：“重逢历十九年余”、“为世杀身宁有补”。几年后（1971年）康有为６０寿辰他送去贺联，康有为７０岁时他又作寿诗。

不过，从刘成禺笔记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袁世凯称帝时，日本企图拥宣统复辟，集中在青岛的皇室旧人（包括康有为在内）一致赞同，而上海以遗老自居的陈三立等人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置宣统于积薪上也”。张勋复辟，他们也认为“此事宜大大谨慎，否则皇室待遇，必出奇变。段祺瑞自命开国元勋，北洋兵权尚有把握，安保无事”。所以对整个复辟“未多参与机密”。

自从戊戌政变之后，直到1922年冬天梁启超到东南大学讲学，陈三立和他才在南京重逢。陈在“散原精舍”设下酒宴特别“开五十年陈酒”，盛情款待梁启超，梁启超大开酒戒，开怀“相与痛饮”，“大醉而归”，追怀当年往事，禁不住“嘘稀长叹”，伤心不已。当年时务学堂学生蔡锷的早逝引起了他们无限的伤感。梁启超北还，陈以“性情肝胆中人”作诗赠别，还有“旧游莫问长埋骨”、“著书岁月托孤呻”等句子。陈、梁晚年天各一方，互相思念对方，1926年梁启超给爱女的信中还提到“陈伯严老伯也患便血病，但他很痛苦，比我差多了，年纪太大(七十二了)，怕不容易好。十年以来，亲友们死亡疾病的消息，常常络绎不绝，(伯严的病由酒得来，我病后把酒根本戒绝，总是最好的事。)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此前三年，1923年，陈师曾盛年病故，梁启超在追悼会上演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大地震之损失，不过物质，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溘然长逝，陈三立与张元济、陈叔通等在上海发起公祭。当兴亡阅尽之后，陈三立超越了对康、梁的恩怨，毕竟都是维新梦中人。他们晚年的交往，凸显出内心深刻的无奈，和时代的沧桑感。

陈三立最终是个诗人，是前清的守墓人，他曾致力于革新，而最后落花流水都成空，等来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时代。在他送给梁启超的诗中，最有意思的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两句。戊戌政变击碎了他所有变革求新的梦想，他从此以“神州袖手人”自居，其中的痛苦难以言表，在漫长的后半生，他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神州袖手人”。19以年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为营造和谐气氛，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戊戌党人，并多次有意起用陈三立，都被拒绝了。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改朝易代，陈三立一而再地哀叹“我辈今为亡国人”，“负手了今昔”、“负手视劫运”、“负手对残棋”，始终不认同新生的民国。但是在日寇入境，大好河山即将沦陷之时，他身上又显示出了一种浩然之气。

在清朝垮台以后，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陈三立是个旧诗人，虽然声誉很高，但终究有着浓厚的“遗老”气息，仿佛像个古董，属于过去的人物。可是，在戊戌变法时代，他却是个新人物，浑身上下散发着新气息的新人，他与谭嗣同等同为当时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他的嘲讽，也在某个侧面见证了他当年的事业和梦想。

陈三立生于1853年，他一生的主要功业是在湖南新政运动中辅佐他的父亲陈宝篇，书写了湖南新政这有声有色的一笔。从1895年到1898年，陈三立在湖南有过一番作为，他是1889年中的进士，曾担任过吏部主事，马上就辞职南下了，先在两湖书院执教，受到张之洞的赏识。1895年，他父亲以花甲之年，才有机会出任湖南巡抚，他没有职位，但在整个湖南新政中，他的功劳很大，他协助他父亲，出谋划策，网罗人才，并参与一些具体事务。当时矿务总局是很重要的，陈三立虽不在其中任职，但“矿务一切为其主持”。“改革发原(源)湘，散源(原)实主之”，这是欧阳竞无的说法。有人甚至说，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于三立之手。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最后请了梁。事实证明，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对湖南影响很深。无论是请先生，还是选学生，都显示了陈三立的见识，1922年，他和梁启超在南京重逢，谈及蔡锷，他告诉梁，当年蔡锷来考时务学堂，只有十四岁，文章不通，己经被排除在录取名单外了，是他看蔡锷年少特别录取的。果然后来有大成。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湖南新政因时势而成，是几个人物因缘际会造成的，其中陈宝箴当然是中心人物，陈三立也是不可或缺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他是新政运动的幕后主持人不是凭空想象的。他和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梁启超等人聚在湖南，这是新政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他们的倡导下，“南学会”出现了，保卫局出现了，时务学堂出现了，《湘报》、《湘学新报》出现了，这一切新生事物，加上开矿、办厂、交通等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开全国风气之先。电灯公司、火柴厂等都是这个时候出现的。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推动政治参与，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在“南学会”的示范、带动下，湖南各地各种学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南学会”的分会，还有舆地学会、算术学会、公法学会、化学会等等。很多年后，史学家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评价湖南新政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

在新政推行的过程中，阻力一直存在，比如1898年春天，左都御史、长沙人徐树铭就在保守派的怂恿下，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徐仁铸等，要求责令撤换梁启超，另外请人主持时务学堂。6月22日，杨深秀上折(康有为代草)请褒扬陈宝箴，当天光绪称许陈“锐意整顿”。到了7月29日，杨深秀还再次上折(康有为代草)《请奖陈宝箴折》，同日光绪帝的上谕要求陈“务必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

也是在同年6月18日，陈宝箴保荐了“名位未显，而志行可称，才识殊众”的17人，其中包括杨锐、刘光弟、陈宝琛等，刘光弟与他素不相识，杨锐则是张之洞的门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举荐将为他们父子带来灾难。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陈宝箴还致电荣禄，希望他能“息党祸，维元气”，8月9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刘光弟、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13日“六君子”被杀。14日，徐致靖交刑部永远监禁，其子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张荫桓被发配新疆。12日、21日先后有人上折弹劾并要求罢免远在湖南的陈宝箴。21日下达的谕旨说：“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永不叙用的还有江标、熊希龄。据说这是荣禄、王文韶苦求的结果，否则也有可能发配新疆。

9月17日，陈宝箴移交湖南巡抚印信，20日踏上返乡之路。父子“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当年陈寅恪9岁。1965年与1966年，离他生命终点已近，他写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对乃祖、乃父亲历的维新事业和悲剧命运有过冷静的记述。

往事如烟，世局如棋，不以诗名的陈宝咸箴下了意味深长的诗句，“乾坤泡幻局如棋，独立苍茫事可悲”。湖南新政的进程不幸因戊戌政变而中断，但陈三立他们的努力已载入了史册。在漫长的后半生中，他总是时时回望橘子洲头，想起那段倾注了他们父子全部心血的历史。

陈三立30岁时就受到有世界眼光的郭嵩焘看重，在日记中称他“年甫及冠，而所诣如此，真可畏”。郭嵩焘对他们父子的影响，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到1898年，世人都说守旧的荣禄等还保举陈三立应经济特科(三品以上京官和各省督抚、学政都可以保举)，英国人濮兰德与白克浩司的《慈禧外纪》中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荣禄力荐一维新人物于帝，乃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此事言之极有趣味，盖欧人皆谓荣禄始终反对变法也，观于此，则知荣禄初亦非坚持反对者，其后情势所迫，乃成势不两立之势。虽其前日所力荐者，亦不得不反而为仇矣。此非荣禄忽然变其政见，乃当前维新党人，自趋于危险之地，且其所行，太出人意料之外也”。陈寅恪说：“慈禧外纪所言，或非无因”。先是这年5月，内阁学士张百熙奏保17人应经济特科，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唐才常、杨锐、汤寿潜、宋育仁等都在名单上。接着除了荣禄，还有江苏学政瞿鸿(几)将陈三立列为《保举经济特科片》首位人选，评语中说他“学有本原，宅心正大，于中国政治、外洋情势均能洞彻，识量宏通”。7年后，时势已变，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总监的宋恕《推荐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禀》中推荐的14人中有陈三立，称他“学行之优，世所共信”，名单上的其他人包括蔡元培、汤寿潜、孙诒让、严复、陈黻辰等。第二年，学部保举的33人中他也榜上有名。但他都拒绝了。严复与熊纯如书中臧否人物，往往不露情面，却多次推许陈三立“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虽“具新学识”，然“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民国初年，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请陈三立前去任职，他坚辞不去。

也许从后人的眼光来看，以陈三立学识和名望，大半生都没有多少意义的写旧体诗，实在是一种浪费。他的诗是咏叹、是抒怀，是一曲正在逝去的农业文明的挽歌，他曾参与变革，试图把“衰世”中国带出旧日的农业社会，在湖南兴学、办报、开矿、建厂、组织保卫局，都是近代的产物，一旦这一切化为乌有，他实际上有点自暴自弃，他的诗中弥漫着一种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与苍凉。他的思想停留在维新时代，甚至倒退了。但是有两点不能忘记，第一，他曾亲身参与了文明转型的实践，正当年华作为举世有名的“维新公子”做了一番事业，他的作为融入了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他身上有一种不为利禄所动的人格力量，是古老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一面在转型时期的延续和传承。

自戊戌变法失败，惨遭变故以来，他的满腹抱负都化为流水，陈三立只能诗酒自娱。在晚清，他是新人物，在守旧派看来不合时宜。在民国，他是遗老，依然不合时宜。他的诗名越显赫，就越是显示出他内心的悲凉。杭州的湖山之间，陈三立之墓并不是一个景点，如果不是他有个儿子陈寅恪以学问人格为读书人追捧，陈三立差不多也被遗忘了。陈寅恪生前也有归葬西湖父母、兄长之旁的想法，他女儿陈美延证实，一代史家归葬杭州的事，多年来虽屡经申请，迄今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