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家国同构，家的组合管理方式与国的组合与管理方式基本统一，都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都是按照纲常等级秩序来组合和运作，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几乎就是一个放大的家庭，而家庭又似一个缩小的国家，此即为“家国同构”。但实际上家的“血”的浓度还是要比“国”的血的浓度要浓得多，因为除了血缘的纽带之外，国还是一个放大了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家和国之间或许又存在着矛盾，而在伦理上，尊敬亲长之孝与尊敬“官长”之忠也就会出现冲突。曾国藩对此也是有所洞察的，所以他提出了“先于孝而后于忠”的思想。

一、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忠孝观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忠孝是两个重要的范畴，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统一性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也往往是人们用功阐发的重点。

１．家国同构，移孝作忠

家和国是社会的两种基本结构单位，它们相互依存，有着共生共存的关系，即家庭的兴旺发达依赖于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国家的稳定依靠绝大多数家庭的和睦安宁，然而，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又是确实存在的，这就需要一种调和二者关系的手段和观念，于是传统伦理思想中移孝作忠的思想便应运而生。

孝是对家长的敬从，忠是对国君的遵从，它们的相同之处都是下对上的服从。移孝作忠的观念一方面反映了孝亲与忠君的统一性，即忠与孝是同质的道德操守，忠孝之间可以相通不二，此也即“忠臣出于孝门”所蕴含之意。另一方面，这一命题也反映了家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即要求社会成员在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家庭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以“家统与君统合”为基础，孝的外延扩充到了社会。

具体来说，移孝作忠即要求人们以对待亲长的态度对待统治者，这是其基本精神。“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宫。’”由于家国一体，忠孝在需要恭敬、顺从的对象都是上一辈级，故孝可移作忠。《孝经》对此作了明确的阐释：“资于事父以事君者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即事父、事君是一样的，按照处理亲子关系的孝来处理君臣关系便就是忠，这样移孝作忠，忠孝统一便得以实现。

也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不遗余力地提倡孝道，十分强调孝的社会功能。所谓“共为人也孝弟，共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成为了犯不犯上、作不作乱的衡量标准，具有了社会政治意义，同时衍生出了“孝慈则忠”的结论，在家是孝子，于国必定是忠臣，孝、忠就这样统一到了一起。另一方面，忠原本又是孝的固定内容之一，所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即事君、事亲、立身都是孝的内容。这种由家国一体产生的忠孝一体的思想，使人们把君臣、父子看作类似的关系，在行为规范上提出同样的要求。

２．忠孝矛盾，难以两全

如前所述，忠孝在家国一体的条件下，有相同的行为规范要求，有共同的利益取向，因此，孝包含忠，也可移孝作忠，实现忠孝的统一。然而，在实践层面上，往往又发生了忠与孝的尖锐冲突和矛盾，出现忠孝难于两全的情形，即尽忠就难以尽孝，尽孝又无法尽忠；亦或是尽忠却违逆孝道，尽孝又有悖于君臣之理，此即谓忠孝实难两全。

在现实生活中，再困难的选择也终究是要作出的，忠孝之间的抉择无非要么尽忠弃孝，要么尽孝弃忠，而前者有一个“移孝为忠”的理念来保护，对选择主体会加上一层荣光，至少不会被人们斥之为“不孝子”，但后者对选择主体来说，是要冒些风险的，甚至招致杀身之祸，当然这里也有许多可以圆通的理由，因为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孝文化已是根深蒂固的，在统治者看来，处置一个尽孝弃忠的人实难收拾人心，也往往与统治思想相违，倒不如紧握“孝”之鞭，驱其“忠”之车，把尽孝弃忠变成尽孝尽忠，因其孝而励其忠，实现另一梯次的移孝为忠。这样，在忠孝矛盾时，统治者便用两种手段来处理，一是大力倡导移孝作忠，将忠孝最大程度上统一起来，二是鼓励尽孝而后尽忠，谅解为尽孝而暂时弃忠的行为，达到尽孝是为了更好地尽忠的目的，实现尽孝和尽忠的又一次统一，将忠孝难两全演化为忠孝能两全。

总体上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矛盾是暂时的，忠孝统一是长期的；忠孝矛盾具有局部性、个别性、可转变性，忠孝统一具有整体性、延续性，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忠和孝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具有趋同性和一致性。

二、曾国藩的忠孝思想

曾国藩是晚清柱臣，理当为朝廷尽忠，同时，他又是一个孝子，又理当为家庭尽孝。那么，曾国藩是如何措置尽忠与尽孝呢？面对尽忠和尽孝的矛盾时，他又是如何处理忠孝关系呢？

１．直言显忠

曾国藩是凭一篇《顺性命之理论》的科举答卷，被道光皇帝从一等三名圈定为一等二名，顺利进入仕林。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授职翰林院检讨，正式步入官场，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和尽忠历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国藩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官级骤升到二品。一年多之后，便授礼部右侍郎职，以后几年中，更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可谓一帆风顺，位高权重。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频仍，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而朝廷却浑浑噩噩，昏溃无能。曾国藩看到这一切，心急如焚，胸中生发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要“挽大厦之将倾”的豪气，他曾仗义执言，以显忠心，以此来劝谏清廷励精图治，以振动朝纲，扶危纾困。

曾国藩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次上疏，陈言用人之道，到咸丰元年（1851年）又五次上疏，议汰兵、防流弊、陈疾苦、平银价，针砭时弊，贡献良策，但很多奏疏均被束之高阁，效果是“或下所司核议”，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署，若风马牛不相与”。这大大剌伤了曾国藩的为国忠心，报国无门的心绪萦绕在他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弃之无法，他又是一个倔性子，不达目的不罢休。既然朝廷对用人之道、民间疾苦、平抑银价、精兵简政漠不关心，那么，曾国藩便将矛头直指当朝皇帝，冒死直谏，彰显忠义。因此，有了《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和《敬陈皇上预防流弊疏》的震撼和峥嵘。

在《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曾国藩直接指称咸丰帝，“敬慎”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批评咸丰帝“鲜察言之实意，徒师纳谏之虚文”，指出“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土风气专尚浮华”，必须“崇实而黜浮”、“敦崇实效，不尚虚文”；“广大”而“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批评咸丰帝“一念骄矜”，“直言日觉可憎，安谀日觉可亲”，并明确提出“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曾国藩劝谏咸丰，不可琐碎、不可虚浮、不可骄矜，并警告“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

此疏一呈，朝野震惊，褒贬之词，忐忑之情，倾盆满溢。咸丰皇帝是没等把折子看完，便怒发冲冠，将折子摔在地上，欲治曾国藩渎上之罪，好在许多权臣为其求情，咸丰乘势而下，由愤怒转为有限嘉许：“曾国藩条陈一折，联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虽然如此，咸丰还是有所触动，“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为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而此时的曾国藩则更是诚惶诚恐，坐卧不安，他感到一时激忿，直言诤谏，虽无私心，却给自己带来莫明的恐慌和忧惧，他说：“于昨四月廿六日，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学道未深，过伤激直”，“恐犯不测之威”。

曾国藩尽管受了惊吓，但他仍然言人之不敢言，谏人之不敢谏，忠心不违。他说：“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禀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福祸置之度外矣。”

曾国藩上疏，意在去骄矜存直实，履行一个重臣之直言尽忠的职责和一个人臣的责任，实现其权位的为公价值。当“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得奉优旨，实称盛事”的时候，曾国藩坚定了尽忠报国的信心，当然也对激烈直白的上疏方式作了检审。他说：“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然此后折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折不慎，或以赣直干天威为虑也。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吾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直言显忠，不念家私，再谈国事，方式平和，这是曾国藩所体认的“尽忠”的最基本的表现方式。

２．报国尽忠

曾国藩认为，为臣者敢于直谏，虽然是忠诚的体现，但这只是最基本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为国纾难，报国尽忠。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晚清政府的肱股之臣，绝非通过能言善辩所能达到，而主要靠的是实功，所以尽管他强调臣民应当思忠甚至激直显忠，但是他更强调的是戮力效忠和维忠。

江苏巡抚何王景在《江苏巡抚查明事迹疏》中写道：“曾国藩由翰林起家，以大考受宣宗成皇帝特达之知，洊身卿贰。道光三十年，在礼部待郎任内应诏陈言。屡摅谠议，忠忱悱恻，仰邀嘉奖。咸丰二年，典试江西，丁优回籍。旋……奉旨饬办团练。数年之间，迭奉援鄂、援皖、援江西、援浙、援蜀之命，无日在不兵间。文宗显皇帝朱批奖谕，鉴其孤忠，十年四月遂以兵部右侍郎简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其秉性之忠、学术之正，悉在圣明洞鉴之中，……其生平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觏，即方之古贤臣，盖亦未遑多让。”

同治皇帝在其死后，谕赐祭文，文称曾国藩“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

这些给曾国藩盖棺定论之词，虽带有过分誉扬之词情，但还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曾国藩作为一个封建权臣的面目。

报国尽忠，是千百年来封建士大夫们追求的理想目标，报国尽忠的人物也往往成为百世楷模，这也是中国千百年来伦理文化浸染倡导的一种境界和俗成之约定。曾国藩“习儒家思想最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观念超越一切，故其所为不能超越此范围。”因此，曾国藩毕其一生以实现其报国尽忠的理想，为大清王朝尽忠尽责。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凡办大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为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这个时候曾国藩刚刚踏入官场不久，就得出了要把国家之公事当作自己家的事一样来办的想法，尽心尽力。随着曾国藩地位、影响的不断提高，他报国尽忠的观念愈来愈强烈，愈来愈深刻。他不仅要求自己履行“忠君敬上”的责任，而且要求兄弟子侄家庭成员及其周围的人都这样做。在其写给兄弟子侄的家书中，他反复强调为国尽忠之重要性，要求他们无论在家还是外出远游，无论在朝做官还是在野为民，都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关心国家大事，以此遵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传统伦理道德。为此，他专撰一联：“入孝出忠，光大门弟；亲师取友，教育后昆。”

在曾国藩看来，报国尽应是“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祸难，屡濒九死，而爱君忧国之志不可夺”。强调“以忠诚报国”，他认为“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天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也就是说，在曾国藩眼里，忠，就是要舍生取义、舍身报国，即他自己所表白的“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

因此，他反复要求，不能“空怀忠君之心，”，必须“切实做去”，他说：“吾兄弟报国之道，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从此三句切实切实做去。”“断不可怀事外安逸之福，不可存问舍求田之谋。吾两家门弟太盛，人忌鬼瞰，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亦别无保家之法。”“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报国尽忠思想是极为稳固的，是深刻于心的，是要切实躬行的。

曾国藩一生尽忠报国，克己省身，战功显赫，正应了那一句话：“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同清朝的兴衰紧紧粘连在一起，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私奉献给清王朝，维护清王朝的没落统治便成了曾国藩报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用“报国尽忠”的理念匡济朋党，推行以忠为上的信条，宣扬“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宣称“吾辈所以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在他的忠义思想的影响下，左宗棠、李鸿章、鲍超、江忠源等人都成了清王朝的忠义之士，为挽救清王朝的覆灭，延长清王朝的寿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好友，曾国藩为邀请他一起攻打太平军，亲自修书，希望郭嵩焘能够出来。他说：“逆匪崇天主教，弃孔子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也；但知有天，无所谓父也，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希望郭嵩焘能勇敢地担当起恢复纲常名教的重任。希望他忠君尽孝、敦序人伦，劝他不要把自己出山当作个人的恩义，而应当看作为国家尽忠的一种形式。郭嵩焘因此来到了曾国藩的湘军大营，帮助曾国藩攻打太平军。

当然，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忠君行为也是有所反省的，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有“愚忠”之嫌。在曾国葆病死军营后，曾国藩写有挽联一副：“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皆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这副挽联一方面表明了曾国藩一家人为维护清朝统治做出的功勋，另一方面也点明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面对“君可以不仁，但臣不可以不忠”的局面的无奈。

曾国藩打败太平军，戮力效忠清王朝的想法得以实现了，个人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事业达到了巅峰。也就在此时，有不少朋友和幕僚劝他趁机推翻清廷称帝。胡林翼、郭嵩焘等人都向曾国藩试探：“鼎之轻重，似可问矣”、“东南半壁江山，老师岂有意乎？”但遭到了曾国藩的明确拒绝。这也反映了曾国藩价值中忠于君主、效忠朝廷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忠君思想钳制着他，不用说在行动上即使在思想上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３．先孝后忠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先贤为士大夫们设计的一条人生路线，所谓“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的几个“而后”，将几者间的先后层次关系述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许多封建士大夫就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经营其人生的。

曾国藩则以他六十二年的人生，实践着修、齐、治、平的价值理念，虽然在实践的道路上遇到过各式各样的困难和矛盾，但曾国藩以他特有的人生哲学规避了这一切。这在曾国藩处理忠孝矛盾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忠孝发生矛盾时，曾国藩认为应“先于孝而后于忠”，即“先孝后忠”。

首先，曾国藩坚决反对守孝期间从事政治军事活动。咸丰元年(1851年)，江忠源在守孝期间从戎，曾国藩听说后，“欲行阻止，而赛公（赛尚阿）已祃成行矣。”曾国藩则又以“爱人以德”为据，动员友人严正基来劝阻江忠源，他说：“岷樵读礼山中，谊当为乡里御寇，然墨纟至从戎，则非所宜。弟比有书，告其不必远出。君子爱人以德，似应如此。阁下以为然焉否也？”甚至曾国藩还直接给江忠源写信说：“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近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之余，不宜轻往。期关大节，计之宜豫。”不久，他再次告诫江忠源：“吾子在忧戚之中，宜托疾以辞，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在曾国藩看来，上策是在家守孝，下策是墨纟至从戎，就是下策，最好去了也只尽力，不当官，不谋利，即所谓“从戎以全忠，辞荣以全孝。”他强调说：“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曾国藩还责备江忠源：“岷樵去年墨纟至从戎，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

曾国藩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这样践行，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在赴江西试差任路上，听到母亲江太夫人逝世，“公大恸，改服奔丧”“抵家哭殡”。此时的曾国藩是公务在身，办理公务即为尽忠，但曾国藩听到母丧消息，江西不去了，试差不干了，取道回湘乡治丧尽孝；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在瑞州收到父丧讣闻，“公大恸，仆地欲绝”，并“驰摺奏报丁忧开缺”，说明“前此母丧未周，墨纟至襄事，今兹父丧，未视含殓。在军营数载，又功寡而过多，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赎之罪。”要求“在籍守制，稍尽人子之心。”曾国藩未等到“赏假三月，回籍治丧”“遂其孝思”的谕旨，只稍作了安排，便匆匆回家了。要知道，此时曾国藩肩负督兵重任，正当军事吃紧之际，他却毅然回籍奔丧，这里边当然有其他客观的原因，但“孝思”也不能不说占有较大比重，在随后恳请终制的时候，曾国藩表达了这一浓重的情感，他说：“所以奏请终制者，实以两次夺情，乃有百世莫改之愆。”“在籍终制，多守数月，尽数月之心；多守一年，尽一年之心。”

曾国藩先孝后忠的思想和行为，在当时也招致了不少非议，左宗棠、罗汝怀等都纷纷予以指责，认为“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遂自私。”当然，曾国藩不是不知这样简单明了的道理，于忠理亏，于孝则他占了上风。

其次，在忠考矛盾无法规避的时候，曾国藩则采取全孝尽忠的方法，通过寻找忠孝矛盾中某一个契合点，以实现孝忠的某种统一。他的具体做法就是：出来为朝廷干事以尽忠，不受皇家官职以全孝。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曾国藩上了一道谢恩摺，说自己丁忧在籍，墨纟至从戎，“常负疚于神明”，“不敢仰邀议叙”，仍“荷温纶宠赐，只渐悚交增”。“嗣后湖南一军或得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接受。”也就是说，在其守制期间，无论有什么功绩，他却不会接受朝廷的赏赐和提拔。

这种想法，曾国藩给诸弟信中写得更加明白，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曾国藩写道：“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并就此进行了剖析，说明自己尽孝的心情，他说：“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面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是稍慰区区之心。”

曾国藩既为官亦为人子，忠孝矛盾自然在他身上会有突出表现。曾国藩为官必须尽忠，为朝廷出力，以实现其苦读出仕的思想；曾国藩亦为人子，必须尽孝，以实现按儒家名教做人的规范，而在二者进退维谷的时候，曾国藩则想到了第三条路：出务而避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别出心裁；另一层面来说，在忠和孝发生矛盾时，孝在曾国藩心中占的比重还要大得多，先孝而后忠，确实是曾国藩忠孝观的一种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