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悠久的历史，有清一代更是鸿儒迭出，硕果累累。曾国藩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湖湘文化的鼎力继承，择长而用，终成一代儒宗。虽然在他的一生中，除家书、奏章、日记以外，几乎无学术著作传世，但其文化思想却富含在其政治、军事和办洋务的实践活动中。曾国藩治学的最大特点和成功之处在于学以致用，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重大政治问题。在治学、镇压太平天国和办洋务方面，他力图建立“三不朽”事业，以致后人的评价毁誉掺半。他背负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铸造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偶像；他又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了学习西方的窗口，成为洋务运动的奠基人。他作为一个集传统文化之大成者，何以又成为引进西方文化的先行者呢?从客观上说，西方的“船坚炮利”，引起了他的思考，何况他一贯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从主观上说，与他在学术上执着追求、勇于进取的精神分不开。
曾国藩是岳麓书院著名生徒、道光进士，历任礼、兵、工、刑、吏部侍郎，官至两江和直隶总督、大学士一等毅勇侯。他从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对传统文化不分学术门派，皆兼蓄并包。在问学唐鉴之前，他已倾心于桐城派大师姚鼐，对诗词作文下过一番苦功；同时受古文经学派刘传莹的影响，对考据学也有深厚造诣。在他一生的61年中，除其中19年主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围剿捻军以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读经治学。他为学甚勤，不仅在京宦期间严于律己，刻苦钻研，即于其后的行军、作战、政务繁忙之中，亦未尝废学。在文学上，他提出了汉宋相容、骈散并兼、道文皆俱的主张，由此登上“桐城—湘乡派”盟主的宝座，为咸丰、同治两朝文人所景仰。
曾国藩思想的核心是理学，理学的精神在于极端地强调内心修养，以达到封建纲常秩序所要求的人格。理学过分强调个人修养而倾向于空谈，但并非所有理学家都如此。南宋湖湘学派之集大成者张，就一方面讲义理，同时又强调事功。清代以来，考据学派极盛，但湖南士人则仍讲求义理和经济之学，“而湖湘尤以先王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看，恒戒以逐末遗本”，颇有张遗风。湖湘文化提倡经世致用的风气，对曾国藩有很深的影响，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已经形成风气，治今文而倡经世的如龚自珍、魏源，理学与经世并兼者如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继起者即为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中以湖南人士最多。对清代学者，曾国藩最为推重的是“开六经生面而集诸家大成”的王夫之和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
曾国藩先治理学，再治汉学，对古文嗜好最深、探索最苦，后来才转到“经世济用”上来。由于提倡经世致用，他治理学又绝不仅限于理学，也不像正统理学家那样排斥其他派别，而是与湖湘学派的其他学者那样，对传统学问兼收并蓄。他对此体会很深，说：“为学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缺一不可；四科的地位不是平行的，以“义理之学最大”。他为四科学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以经济之学花费了他较多的工夫，也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并开洋务运动的先河。
经世派都注重考察实际。曾国藩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礼、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中间大都是与实际从政密切相关的学问。在担任京官的12年间，他对这些事务下过相当多的工夫去考究，对后来经邦治国、用兵打仗大有收益。在曾国藩身上，体现了湖湘文化兼蓄并包、博采百家、经世致用、革新图治的特点，也因此成为近代湖湘学派的著名代表。
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支脉，是湖南各族民众具有特色的民风、民俗、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在近代中国，湖南这个地处内地的落后省份，每次政治变革都走在前列。究其原因，可以从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那里找到某种继承关系。从王夫之到陶澍、贺长龄，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到谭嗣同、唐才常，到黄兴、蔡锷、宋教仁，再到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其中，曾国藩是近代湖湘文化传承链上的重要一环。曾国藩不但培养了一个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湘军集团，而且大量刊刻和传播了王夫之的“船山之学”。《船山遗书》的刊刻工作，始于攻克安庆之后不久，刻成于攻陷南京的第二年冬。除了由曾氏兄弟(包括曾国荃)出资，曾国藩还对所刻的320卷书校阅了117卷。这正是在他戎马倥偬的时期，他一面指挥打仗，一面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等书。当《船山遗书》刊刻出来后，曾氏兄弟又立即分赠亲友，其中多为湘军将领和幕僚。从此，船山之学开始成为风行全国的显学，使湖湘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二
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学，在中国近代虽然走到了尽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封建的人生哲学观，在曾国藩身上仍然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信”、忍辱退让、与世无争、明哲保身、立志成名、“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无不散见于他的著作、言论和行动中，无不渗透于当时社会各个精神领域，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他的手下之所以能聚集众多人才，他的军队之所以服膺其指挥，至死为他效劳，他的亲朋戚友、子弟师长之所以对他信任和颂扬，都由于他的人生哲学适合这一部分人的心理和口味。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军阀的首创者，以文人统军，扑灭太平天国起义，被清朝尊为“中兴名臣”。其建军和治军思想主要有：兵员自募，权归主将；军饷自筹，官职私授；以礼治军，诚字为本；勤恕廉明，修己治人。四宗归一，军为私家军，将为私家将，近代军阀制度由此形成。
他自幼习儒，为晚清理学大家，因而本能地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舍礼无所谓政事”，因而立下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并以此作为他治军的核心思想。他认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于无形无声之中做到：不加恩而令弁勇知恩，不立威而令弁勇知威。他重视思想训导，对下属“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每次出征，他都要告示部下“勤王忠君”。打出捍卫“纲常名教”的旗号，自然要高人一筹，“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
以礼治军显示了湘军的性质和本质，但“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呢?他把“诚”落实到忠于封建君主和捍卫纲常名教这一总的政治目的上，因而符合以礼治军的原则。他的一生，也严格按照“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奋斗不息。在出山之始，他信誓旦旦地称：“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他非常重视“诚”的作用，把它作为处理部属关系的准则。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以忠诚为天下倡”，这对聚集整个地主阶级力量，尤其对网罗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起了很大作用。他注重精神教化，即“训作人之道”，其方法有二：一是亲自教谕，“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二是编写歌谣，他亲自编写的有《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等，令弁勇诵习。这些做法，把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相融合，把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相结合，使弁勇易于甚至乐于服从。可以说，以礼治军是湘军演化为军阀武装的重要导因。
曾国藩治军的高明之处，是运用儒家的伦理道德“修己治人”。“修己”的内容即“勤恕廉明”，“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所谓“勤”，就是使身心无一刻怠情。“治军之道，勤字为先”，平时点名看操、修墙查街，战时勘察地形、查问粮草，都要亲自核实。闲暇时则读书练字，少使脑子休息。这样，才能使军队做到营伍不紊、训练不废、惰气不生、士气不衰。所谓“恕”，就是“仁”。他提出“治军如治家”的方针，把恕道看作维系湘军团结的重要方法。要求在下者尊上，如子弟之事其父兄；在上者用恩威，如父兄之管束子弟；各统领营官之间以“平恕之心”相待，“处处严于责己而薄于责人”。所谓“廉”，就是不与将士争利。他在制度上规定，以各种名目让将官获得厚利，名曰“养廉”，尽可能使将官与弁勇的矛盾降到最低点。所谓“明”，就是办事能力。“明”有两种：一种是“高明”，即远见卓识；一种是“精明”，即窥事精细。但人的才智天分有高低，他认为勤、恕、廉三字皆可勉强做得到，惟明字甚不易学，只有从“勤”字上多下功夫，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才能获得“明”。
他把“勤恕廉明”作为湘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树人之道”，反复灌输。对其作用，他归纳为两点：其一，“勤”与“明”可增强湘军的作战能力。强调“勤”，要求将卒忍受跋涉之累、饥寒之苦；强调“明”，使湘军磨炼出一些有才干的将领。其二，“恕”与“廉”可协调湘军的内部关系，分别从精神、物质方面减少将士之间的利害冲突，做到“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不能轻易将其打散。
从上可知，曾国藩以理学为核心，以湖湘文化为载体，并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重视经世致用，使得他获得了卓越的政治才干和丰富的军事经验。
三
在创办湘军、带兵打仗之后，由于实际的需要，曾国藩的经世、务实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曾不让儿子学八股，认为“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务实的精神可以使人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曾国藩生当封建社会末世，不仅面临着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还遇到西方列强日益猖狂的侵略和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问题。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曾、胡、李、左都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外国人和外国事务，他们也不像魏源那样做过认真的研究，他们用以对付太平天国的，基本上是中国旧有的东西。第二次鸦片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沿长江自西向东发展的湘军遇到了沿长江自东向西渗透的外国势力，使他们已经有了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他们很快明白了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曾经傲立于世界文明之先的中华文化，已落后于欧美国家，“轮船电报之速，瞬间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明白了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之后，必然要筹划应付的办法。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萌发于1860年，当朝廷征集“借夷助剿”的意见时，他上奏：“目前资夷力以助剿”，可解“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则可得“永远之利”。他这样提出问题，是目睹了列强凭借“轮船之速，枪炮之远”而横行无忌。要保全封建制度，仅依靠固有的传统文化还不够，必须突破“夷夏”界限，吸收外国的科学技术。对如何办洋务，他提出“自强之道，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他还认为，作为泱泱大国的清朝屡受“外夷”欺侮，其原因是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不如人。“兵无利器，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尽快掌握外国“长技”，并消化为自己的东西，他进一步提出：购船买炮是“应急之计”，不仅花费了钱财，且受制于人，因而要招募能工巧匠“仿而造之”。
1861年，他开始筹划兴建近代军事工业，最早设立的是安庆内军械所。就这样，从购买到制造，进而派遣留学生、设立西式学校，终于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曾国藩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也从一个经世济用的力行者，成为了开历史先河的实践者。
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力图把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胆设想变为现实。在开展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曾国藩担当起迎战顽固派的重任，力倡“中体西用”，主张既要守住孔孟之道，又要学会西方的科学技术，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对付列强。虽然他口口声声强调要“中学为体”，但实际上已承认有数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进步的洪流中已落后了一大截。而这种承认，出自一个历来夜郎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朝重臣之口，是难能可贵的。由承认落后到以实际行动图强，使中国迈出了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第一步。正是有了这一大胆而艰难的起步，以及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军事的“启蒙”，才有了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旨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也才有了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致力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伟大社会变革。
洋务运动通过将官办军事工业转为官办民用企业，使企业获取了巨大利润，同时也直接刺激了一些有眼光的官僚、地主投资办厂的热情。他们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招集民间资本，发展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生产力这个最革命的因素活跃起来了，并最终提出了改革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这也决定了封建制度已逃脱不了最终灭亡的结局。可以这样说，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巨大社会变革的开端，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进程标志之一，而曾国藩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在保持中国文化体系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有选择地部分引进西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主，以西方文化为辅，用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是曾国藩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留恋传统文化，他是真诚的；接收西方文化，他是被迫的。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虽然在曾国藩身上，革新与守旧同时存在，但他毕竟属于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最后一代出色人物，其一生的得失成败，都与之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从他身上既显示出传统文化的强劲生命力，也暴露了它的致命弱点。因此，多年来，对曾国藩的不同评价和争论，除政治因素外，也同能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不无关系。
